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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现代的癸卯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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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3 19:53:0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走向现代的癸卯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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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1月,《东方杂志》为纪念创刊十周年,出版“纪念增刊”,时任主编杜亚泉与商务印书馆同仁合撰《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在“通论”部分中,他指出:
    以今视昔,虽国势之颠危,民情之锢蔽,犹不免为五十步百步之观,未能逾十年小变之常例。而五千年来专制帝王之局,于此十年中为一大结束;今后亿万斯年之中华民国,乃于此时开幕。则非十年以来之小变,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而不可以常例论矣。
    辛亥前十年发生的“五千年以来之大变”,除政治上的“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外,更具体表现在“各论”部分的“外交”、“内务”、“财政”、“军政”、“司法”、“教育”、“实业”与“交通”等方面。其中,“综计十年以来教育情形,首学制沿革。”在“教育篇”的作者凡将(本名待考)看来,1904年开始实施的癸卯学制奠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基础,“故满清时代教育之革新,不啻为革命之导线”,是推动整个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关键。



    戊戌政变后,同情维新运动的张百熙被革职。直到庚子事变后,主张改革的他才复出政坛。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初一日,张百熙兼任管学大臣,一个月后奏办京师大学堂,倡导“仿日本学制”。张之洞在同月致信给他时,也认为“日本学制尤为切用”。
    在张百熙的支持下,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十五日至九月六日赴日考察。吴汝纶此行先后参观了京都东京等地的各级学校,并访问了日本文部省,归国后撰成《东游丛录》,于次年问世。
    但张百熙、吴汝纶与守旧派的龃龉由来已久,吴汝纶赴日,荣禄即派人随行监视。在日期间,吴与驻日公使蔡钧冲突,很快便遭到荣禄与庆亲王奕劻的弹劾。于是,张百熙不得不急召吴汝纶返国回故乡桐城避祸。次年,吴在故乡病逝。
    事实上,感受到政治压力的张百熙,在吴汝纶返国前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奏上了《钦定学堂章程》。因为未能汲取吴的考察成果,这部中国第一部学堂章程在设计上自然留下了不少遗憾。同时,守旧派的反对也使得他的改革处处掣肘,以致《钦定学堂章程》根本没有机会付诸实施。故而所谓的“壬寅学制”(1902年为壬寅年)也就只有教育史上的意义了。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十一日,经御史王祖同奏请,谕令满族大臣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宜”。荣庆出任管学大臣后,与张百熙的冲突在所难免。四月二十日,张之洞进京。不久,荣庆便推荐他参与商订学堂章程。在留京的近七个月里,张之洞参照日本学制,“择其宜者用之,其于中国不相宜者缺之;科目名称之不可解者改之,其有过涉繁重者减之”,七易其稿,最终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奏上《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1903年为癸卯年)。
    这部由张之洞一人独力完成的《奏定学堂章程》,一方面广泛采纳了日本学制的先进范式,另一方面也充分顾及了政坛各派的立场。所以,虽有御史左绍佐驳之,但颁定的阻力已经很小。自光绪三十年(1904)年起,《奏定学堂章程》开始实施,标志着中国现代学制的正式奠立。



    《奏定学堂章程》共二十章,“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五章据《钦定学堂章程》增补,另设十五章:“学务纲要”、“蒙养院及家庭教育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初等农商实业学堂章程”、“译学馆章程”、“进士馆章程”、“各学堂管理通则”、“实业学堂通则”、“任用教员通则”、“学堂考试章程”、“各学堂奖励章程”。与仅有六章的“壬寅学制”(“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校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相比,“癸卯学制”不但在篇幅上大为扩充,内容也更趋于合理。
    “癸卯学制”规定,儿童自七岁入学至二十七岁大学毕业,合计二十一年,由此建立了具有连贯性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堂系统,从而解决了“壬寅学制”中各级实业学堂与师范学堂无法连贯的问题。此外,不同于“壬寅学制”中以京师大学堂兼管全国教育行政的要求,“癸卯学制”实现了学堂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的分离。对于各级学堂的目标、课程、年限、组织、校舍、图书、仪器、入学与学生义务等事项,这一学制更是规定得十分详细。



    以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实施“癸卯学制”为界,中国近代教育史可以分为“学制前”与“学制后”两个阶段。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教育史也可以自此分为两个时期。此前,国家从未颁定如此完善的全国性教育章程;此后,以“癸卯学制”为基础,中国教育进入了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与现代化的发展时期。
    “癸卯学制”的起草只有短暂的数月,而能以如此成熟的面目问世,其实“渊源有自”。“壬寅学制”、《东游丛录》当然是张之洞制定时的重要参照,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议员伊泽修二来华时进呈的《日本学制大纲》,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除此之外,张之洞对于日本学制还有自己的长期关注与独到理解。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四日,罗振玉就受张之洞与刘坤一的委托,启程东渡考察教育。翌年元月十二日归国后,他很快整理出版了考察笔记《扶桑两月记》,并撰写了《日本教育大旨》与《学制私议》两篇文章发表在《教育世界》杂志上。顾家相在《励堂读书记》中评价罗振玉的这两篇文章是“中国议设学堂之始,叔蕴(罗振玉的字——注)就考察所得,抒其所见,自谓排印便于传抄,尚非定本,然后奏定学堂章程”。张之洞曾邀请罗振玉到他主政的湖广总督府开设讲座,介绍日本教育情况。他的教育观念,显然受到过罗振玉及其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上宣传的日本的教育思想与学堂章程的影响。跟随罗振玉一起赴日的陈毅,更在日后直接为张之洞起草了“癸卯学制”的初稿。
    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教育世界》创刊时,罗振玉就曾发表《教育私议》一文,提出振兴教育的十项举措,首要便是“设学部”与“定规则”。1904年,“癸卯学制”开始实施,规则定;1906年,学部设,罗振玉被举荐出任行走。在他看来,在学制与学部的基础上,“若循此而行之,二十年间谓不能与日本争列于亚东者,吾不信也。”



    如果说罗振玉等人介绍的日本经验为“癸卯学制”提供了具体蓝本的话,那么张之洞本人的“体用论”思想则是这一教育改革方案的深层精神。近代以来,面对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国知识分子先后经历了从“道器论”、“本末论”、“主辅论”到“体用论”的思想变迁。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张之洞发表《劝学篇》,系统阐述了“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的理论。在晚清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体西用”观念,便是肇始于此。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的这一通达认识,日后在“癸卯学制”中得到全面贯彻。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一日,学部奏准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弥补了当初在制定“癸卯学制”时没有表明宗旨的不足。宗旨的前两项为中国传统所固有,后三项则是“我国民质之所最缺”,具有典型的时代背景与特征。张之洞调和中西的态度,代表了晚清体制内的开明知识分子追求革新与中兴的立场。不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相比,这种立场无疑又是十分保守的。辛亥以后,其在历史激流中被压抑与湮没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直至民元,“癸卯学制”都在稳健实施与不断修订中。在这七年半的时间里,学部共发出不少于二百零五项说明与补充的文件,以期进一步提高学制的可行性与灵活度。当时关于“癸卯学制”的讨论,大都围绕其在效法日本学制的前提下,如何才能更好地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问题展开。唯有王国维的批评,可谓“别具只眼”。
    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与二月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第一百十八与十九两期上发表了长文《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认为“癸卯学制”中经学、文学两科的设计,存在严重缺陷,“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推测张之洞所以如此,原因有三:“必以哲学为有害之学也”,“必以哲学为无用之学也”,“必以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也”。王国维逐条辩驳后指出:
    尚书所以废哲学科之理由,当不外此三者,此恐不独尚书一人之意见为然,吾国士大夫之大半当无不怀此疑虑者也。而其不足疑虑也,既如上所述,则尚书之废此科虽欲不谓之无理由不可得也。若不改此根本之谬误,则他日此二科中所养成之人才,其优于占毕帖括之学者几何?而我国之经学、文学不至坠于地不已,此余所为不能默尔而息者也。
    王国维此说,并非只是针对张之洞一人,而是面向“吾国士大夫之大半”。不难看出,他的教育观念与在体制内试图调和中西者,已有根本不同。“癸卯学制”开始实施的同年,《教育世界》杂志改版,王国维出任实际主编。杂志前期承担的译介日本学制的任务基本完成,后期以教育为入口,涉及哲学、美学、文学诸多领域,成为了中国现代思想发生的重要策源地。当张之洞及其“癸卯学制”还在传统意识中求索时,王国维已经启用现代视野,开始整合传统资源了。

    作为辛亥前十年中国教育转型的关键,“癸卯学制”的实施既是因应历史趋势的必然举措,也见证了张之洞等人希望通过振兴教育与调和中西,在世界竞争中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的努力。民元以后,中国教育的师法对象从日本转向西方,“癸卯学制”的诸多规定在革故鼎新后已不再适用,但它开启的这条制度化与现代化的教育发展道路,却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一直到今天。

2012年9月11日-13日
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杜亚泉等著《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苏云峰著《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与吕顺长著《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等书,特此说明。
(原刊《南方教育时报》2012年11月30日,发表时有删节,格式亦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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