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民国县志中的“辛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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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民国县志中的“辛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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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辛亥”

    近代史家金冲及先生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说：“对辛亥革命，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狭义的是指1911年的武昌首义和各省响应。广义的可以包括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那19年间的革命。人们比较多使用的是后一种说法。”正如我们很难将“五四运动”局限于“五月四日那一天”一样，百年来“辛亥革命”的指涉对象显然也早已突破了“1911年的革命”的范围。因此，所谓“辛亥记忆”自然也包含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

    民国《沾化县志》的整理本，由刘荣昌先生主持重印，2000年在山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作为底本的民国版《沾化县志》共八册，则由晚清举人于清泮总纂，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初版，是现存已刊行的三部解放前的《沾化县志》（明万历版、清光绪版、民国版）中体例最完善与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印数达2000套，由济南山东印刷局承印，是当时山东地区编纂印制最精良的县志之一。沾化“虽设治较晚，而明、清两代，人才蔚起，彬彬乎文学之薮也”（于清泮《续修沾化县志序二》），明清两代县志对五百余年间的“地灵”与“人杰”收录已经十分齐备，所以这回续修主要旨在“除保存《旧志》原有掌故外，凡县中数十年来，人物事态之重大演变，乡村社会之各种建设，罔不罗织撮述，穷其原委，俾前后归于一贯”。（梁建章《续修沾化县志序一》）
    “重大演变”与“各种建设”概言之，就是“地理”、“政体”与“物质”三个方面。续修凡例的第一则说的是“本志上续《旧志》，除将《旧志》所载图考各项，变更纲目并稍有增减外，余多仍旧；惟官师改称职官，选举改称登进，列女并入人物，记事改称大事记，并新添党务、政治、教育、建设、财政、宗教、武备各门”，可见“政体”变动是此志有异于旧志的决定性因素，而同时被决定的还有其中自然而然地也会保有一份鲜活而别致的“辛亥记忆”。

    为什么是“辛亥”？追问的其实是当这样一片革命“星火”远未“燎原”的县域在遭遇“辛亥”的时候，这里的“地”与“人”将有何种“有为”与“无为”，又有着怎样的“可能”与“不能”。历史感在细节中生成，历史化在时间中完成——真相对于我们而言，正是某种层面上的“记忆”。

“县志”缘何重要

    胡绳在其经典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称武昌起义后的山东政局为“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最能代表此类情况的省份是江苏、广西与江西，“安徽与山东也属于这一类型，但局势的发展有一些曲折”。很显然，在1911年“革命浪潮中的各省风云”中，山东是比较“后进”的。这里既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也未出现由资产阶级革命派或是立宪派掌握的政权，而是不同政治阵营角力后达成妥协，推举山东巡抚孙宝琦为山东大都督，以各界代表组成的“山东各界联合会”为临时议会，以抚署为临时政府。所谓“一些曲折”指的是孙宝琦在11月13日通电宣布山东独立，但在袁世凯软硬兼施的胁迫下，11月24日就又宣布取消独立了。应该如何看待山东革命形势出现的这种反复，学界向来存在不同观点。但本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承认“山东辛亥革命是全国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革命党人的势力虽较南方地区为弱，但因靠近京城，其活动则影响巨大，成为长江以北规模最大的反清革命”。（刘大可等《辛亥革命在山东的历程》）
     “后进”也好，“反复”也罢，都应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才有可能做出较为合理的解读。在这样的背景下，方志（特别是县志）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方志学”经梁启超首倡，百年来已在中国学界“自立门户”，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及“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时，开列了数十部在他看来的“可称者”，前六部中就有五部是山东方志，分别是康熙《邹平县志》《济阳县志》《德州志》与乾隆《历城县志》《诸城县志》。它们之所以堪作“可称者”，原因是“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因此可以说，山东在方志编修领域有着先进而丰富的经验。到了民国年间，“方志在指导思想、内容、体例等方面逐步摆脱旧志的窠臼向新志转变”。（张革非主编《中国方志学纲要》）自晚清以降，古今中西的文化与学术相互碰撞、自由交流，诸多“新学”得以奠立。毫无疑问，“新志”正是这样一种创获。尤其是1929年“内政部呈奉行政院转奉国民政府令准通行”的《修志事例概要》，是中国方志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概要》的指导下，此后出现了一批质量上乘的方志，《沾化县志》就是其中之一。

    续修《沾化县志》始于1934年秋，历时四月完成，1936年5月刊行。是时，正值国民政府贯彻实施《修志事例概要》之际，后人也多把此事看作是当时主政沾化的县长梁建章的主要政绩之一。梁建章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新式知识分子，与其前任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的徐中晟共同出任这部县志的督修。另外一位协修吴金砺时任沾化县第五科科长，同样接受过新文化的洗礼，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二师范。监修沾化县第三科科长王玉阶同样如此，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值得注意的是，由这样四位“新人”组成的“领导班子”，为续修县志聘请来的却是三位老派的文人。总纂于清泮是光绪壬寅（1902年）并科举人，分纂丁伟堂与陈鸿熙都是宣统己酉（1909年）科拔贡。现在看来，梁建章等人如此组建这支编修队伍，的确出自“别具只眼”的考量。只有这般新旧两代学人通力合作，续修的县志才有望同时秉承与借鉴“山东方志”与“民国方志”的优秀经验，有效地保证质量。可见，当时这片县域的“父母官”对此是深得个中三昧的。

小城故事多

    用《沾化县志》总纂于清泮的话来说，“沾化为古兖州域，处漯水下流，沿渤海岸线，太公赐履之所至，龚遂德化之所及”。“太公赐履”在民间传说已久，我们期待通过考古发现来坐实；汉代“龚遂德化”确是有史可征，据《旧志》云：“沾化为县自金始，然于钦《齐乘》云：‘汉龚遂为渤海太守，海滨之民，复沾圣化，故以沾化为名。’然则沾之为沾化久矣，特书缺有间，前此不可考尔。”也就是说，“复沾圣化立名”是沾化历史的开端，而沾化人将自家历史“追认”至此，反映出的本质问题正为《旧志》所谈及：“沾与邹鲁同风，其民敦庞厚朴，尚行谊，力稼穑，尊吏肃法，而习于俭。”
    通读这部县志，随处可见的是对于“敦庞厚朴”民风的表彰，倘若说明清两代归旨于此并不稀奇的话，那么其中增订的辛亥前后的部分依旧讲述了许多关于民风的“故事”，则值得一提了。在《人物志》部分，仕绩、忠节、清介、孝友、文学、武功、义行、隐逸、方技、耆德、寓贤、贤淑、贞烈、节孝等十四类人物中，只有文学、耆德、节孝三类补充了民国人物，而这三类无疑最为符合“德化”标准，从中也能窥见“革命”前后沾化县民最恒定的精神价值取向。

    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调查，沾化县共有十六万四千三百五十八口人，是座名副其实的“小城”。但即便在这样一座小城里，仍旧流传着不少的“轶事”与“异闻”。这些带有“荒诞不经”色彩的传说，本不在县志的收录范围之列，更何况辛亥革命以后，首要进行的就是社会改革，自民元至续修县志的民国二十四年，成效已经颇为显著，正如凡例所言“值今科学昌明之会”。但在《丛谈》部分，却增补了这样一则不乏“封建”与“迷信”嫌疑的“荒滩雨夜”：
    “邑人张某，于民国二年八月，因事适东洼，日暮抵渡口，风雨大作，欲渡不能，退无所归。正踌躇间，瞥见数十步外似有地屋。急趋至，见一老妪抱草蔽户。问曰：‘客何来？’张以借宿意告，妪允之。张乃絷卫携装，伛偻入屋。见败突外无长物，遂藉草促膝坐。妪曰：‘客饥乎？’张曰：‘有糇粮，但渴甚。’妪即煮水代煮干糇以进。饮食毕，絮絮问姓氏，张已困顿，漫应之而已。时夜已深，户外雨声、水声相闻。忽有步履声，自泥泞中直奔屋来。张探视系一伟男子，乃大骇，汗如注。妪迎出与偶语，不辨何词，男子遂去。妪曰：‘我儿适至，勿恐。’张亦未敢穷诘，但危坐待旦。天拂晓，妪促令早渡。张乃携装牵卫，道谢而去。及抵河东，以所遇告佃友，佥曰：‘是诚有之，但行踪诡秘，莫知其为何如人。’异日，张正拟具礼往谢，抵其地则荒烟乱草中一败堵而已。”
    要不是“民国二年八月”的标识，恐怕看罢这则丛谈的人都有理由相信这是从《聊斋志异》里抄出来的。无论文风、笔法，还是情节、意境，都宛若蒲松龄再造。很显然，这不可能是“新闻”，而只会是“故事”。故事本身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解读，但故事背后的“精神”则不应有太大异义。县志编修者为何要增补这样一则异闻，其实不难想见的是，在“拾遗补缺”以外，更有着通盘考虑。梁建章为这部县志作序时说：“夫一县之志书，所以记一县过去之历史与现在之事实，使县之人览其盛衰得失之故，而生爱乡爱土之观念者也。”“荒滩雨夜”既非“历史”，又不是“事实”，得以收录在内，想必靠的主要就是其中传递出的“精神”有益于培养“爱乡爱土”的情感。
    研究者在为梁建章“盖棺定论”时，大都对其“德政”追怀不已。（耿墉等《民国县长梁建章》）从龚遂到梁建章，治沾经验大略可以概括为“德化”传统，而这部《沾化县志》无疑也是一部“德化”的“标准”与“教材”，“荒滩雨夜”则是其中的“点睛之笔”。渡口老妪当是十六万沾化人的象征，她虽然“无名”，但却“有本”——于清泮应邀来沾续修县志时，曾如是记录其“第一印象”：“其民俗勤俭，士习朴厚，人人以礼仪廉耻为重，则鲁北之特色也。……其风俗文化乃至此，岂非邹鲁之遗教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于清泮的“上任”之路，与“邑人张某”还有些共同的经历，那就是“爰于今春应召赴沾。由济南渡河，路过临邑、商河、阳信、无棣各县，观河、济之合流，考漯川之断续，慨然想见禹迹之远。”对此，将两人比附而做过多的猜测当然不妥，但于清泮对于这则异闻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考虑到他牟平举人的身份，又时任山东省政府参议，也许正应了那一句古话“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从“异闻”中把握“异地”的“精神”，向来不失为上策之选。
    除此之外，这部县志中还讲述了许多民国年间的民风故事，主要集中在《人物志》中增订的部分。与“荒滩雨夜”相比，它们无一不是确有其人与确有其事的。在补充有民国人物的文学、耆德、节孝三类中，“节孝”一门收录辛亥前后的人物最多，仅是标明具体年份的事迹就有：
    贾氏，1911年山东巡抚杨士骧特赐“慈竹贞松”匾额；
    傅氏，1914年县长张士佶题赐“节励冰霜”匾额；
    张氏，1919年县长吕中律题赐匾额；
    李氏，1922年县长刘峙题赐“孝义慈祥”匾额；
    张氏，1922年亲友公送“节孝可风”匾额；
    王氏，1924年县长刘峙题赐“萱德如玉”匾额；
    吴氏，1924年县长单进魁题赐“节孝可风”匾额；
    张氏，1928年公送“贞寿并著”匾额；
    吕氏，1931年旌表；
    王氏，1931年旌表；
    王氏，1927年内务部颁给“节孝兼赅”匾额。
    “异闻”是虚，“节孝”是实，虚实结合，各得其所，但又统归于同一部县志，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沾化县志》其实已经具有了方志叙事学的意义。表彰民风、德化百姓，应当如何“叙事”？这部县志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把话题再回到“辛亥”记忆这里，虽经世变，节孝之妇与文学、耆德之士频仍，这就意味着当“沾化”遭遇“革命”的时候，碰撞出的结果不是简单地造就出一个“民国沾化”，而更像是“沾化”在“民国”的某种延续。

数风流人物

    辛亥革命，从头说起。无论采用何种叙事策略，同盟会都是无法绕开的起点。据《沾化县志》的《党务志》记载：“同盟会时期，沾化只有王炳燇一人加入，运筹计划，颇为孙总理所倚重。民国成立，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各省均设党部，王炳燇为鲁支部副部长。与王成业、李锡峰、王汝淦、王鸿文等，在省奔走党务。王鸿文复奉委到沾，联络各界入党，一时各机关职员，及境内知识分子，类无不在党者。自民国二年，袁政府取缔党人，禁止活动，党籍遂散失不可考。至十五年后，民党复活，几经组织，始有正式党部成立。”经刘荣昌考证，当时加入同盟会的沾化人，不只王炳燇一人，还有吴瑞洪、吴赤云、王鸿文。

    王炳燇是沾化县第一位同盟会会员，1906年就已入会。辛亥革命前，他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鲁北第一所新型学校棣州公学，民元以后改称岱北公学。他与阎容德等人一道，“将棣州公学办成既是学校，又是同盟会在鲁北的地下联络站和造就革命力量的摇篮”。“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全国上下大为振奋。王炳燇先生作为山东代表，出席在南京召开的临时国会会议，参加推选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投票选举。”（吴承志《沾化县第一个同盟会会员王炳燇》）王炳燇此后在中央与省内先后担任多种职务，也几经宦海浮沉。在办学与从政之余，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治黄上，于1922年写成《治黄刍议》一书，受到孙中山先生的特令嘉奖。在“九一八”事变前，曾多次身先士卒，率众治理黄河，还曾一度出任山东河务总局局长。王炳燇的这种治黄情结，源自于他在故乡沾化的水患记忆。有清一代，及至民国初年，沾化徒骇河时有泛滥，梁建章1935年发布的《沾化县政府所属各科暨各机关施政计划》中，赫然在列的就有“挖掘徒骇河，疏浚杨可均沟，以开航运而兴水利”一项。可见，王炳燇在为沾化进行革命做准备的同时，故乡也为他的治水成就奠定了基础。
    辛亥时，在沾化县域内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同盟会员是王鸿文，《人物志·文学》有其传略。“辛亥革命时，与本省徐刘各同志参加山东独立，旋加入国民党，服膺三民主义最笃。”革命前，他“以革新教育为帜志，倡办黄升店小学，募集捐款，筹建校舍”；革命后，他“任山东省立第四中学教员兼附设小学主任，益发挥其教育主张。顺应潮流，积极推行新教育。鲁北青年直接受其熏陶者以千计”。王鸿文与此时的王炳燇一样，都很推崇“教育救国”的主张，而兴办教育，也的确成为了发动革命的最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在清末民初，最主要的启蒙民众的方式除去兴学堂，就是办报刊。沾化人吴瑞洪也是《人物志·文学》的补充人物，他“民国元年因报事，赴沪与孙总理论民生主义，极蒙嘉赏”，历任山东省议会议员、山东工电局局长、山东教养局局长等职。“时政迭变，遂绝意进取，与章太炎、邓秋枚先生创办《国粹学报》，讲演经传，终于济垣寓所。”吴瑞洪在省议会任职时，“不轻发言，言必关大计”，这很显然是“敦庞厚朴”的沾化民风“德化”使然。
    在革命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地区，想要促成社会变革，除却应当具备诸如同盟会这样的“组织”因素，以及学堂与报刊等“舆论”因素之外，通常还必须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实力派”中的“社会贤达”往往在此时能够发挥左右民意的作用。《人物志·耆德》收录的张春照就是此类人物。“清宣统二年，被举为董事会会长，奉公忘私，邑人咸敬重之。”这里的“董事会”指的是清末改革浪潮中的一种地方自治组织。《政治志》中记载：“清宣统二年成立城区议事会暨董事会，……董事会会长为张春照。同年，成立自治研究所。”这种自治风潮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由社会力量主导的自治思潮的确对辛亥革命后的各省独立产生过重要影响。这是“辛亥记忆”中一抹独特的色彩。
    从王炳燇、王鸿文，到吴瑞洪、张春照，这些民国初年的“弄潮儿”如今都已经“俱往矣”，但“桃花依旧笑春风”。他们是“小人物”，有的也许只会在这部县志中留名，然而，他们奉献的事业经过历史的选择，却在“大时代”中熠熠生辉。譬如“自治”，就逐渐成为了民国政制的终极目标，恰如《政治志》的开宗明义：“共和政体，主权在民，观于国民之能否自治，则政权之能否行使可知矣。……善治者因势利导，培养其旧德，启发其新知，树立自治之基础，训练四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之使用，将来人民程度日高，必有完全地方自治实现之日。”这种“小人物”与“大时代”在历史中“相逢”的瞬间，很值得记忆。

风起于青萍之末

    一本民国年间的《小学补充课本·沾化乡土》的“风俗”一节谈到：“本县居民，勤劳俭朴，衣服住室，不尚奢华。婚丧等一切礼节，也很简单。颇合于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因为本县物产丰富，人民都安居乐业所以只有外方人来沾种地，本县人出外谋生的很少。又因向来文风颇盛。全县人民，都知道热心办学，送子弟入学读书。这是很好的风气。”作为小学乡土教材，其承载的“德化”使命毋需讳言，其宗旨与县志也自然有异曲同工之处。将民风培养寄托于教育实行，这就启示我们注意到辛亥前后的沾化教育问题。
    与小学教材中勾勒出的美好愿景不同，县志所载更趋实际。《教育志》说：“沾邑向称‘济北诗书之薮’。明清时代，科名鼎鼎，《旧志》所载，可复按也。乃自废考兴学而后，进步反较他县为迟，计兴学至今垂三十年，除少数志士负笈四方外，境内曾未设一中学，完全小学亦只设三处，此岂文化区域所应有之现象乎？”这里所说的“少数志士”的名录可见《登进志·学历》，内中分为两类：“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者”以及“师范及中学毕业者”。自民元至续修县志的民国二十四年，沾化县域内的学校主要有“师范教育”、“小学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四类。单看门类，颇为齐全，但细究起来，却大都是些临时机构，譬如“短期训练班或讲习会”、“短期小学班”、“通俗讲演所”。导致“门虽设而常关”的原因，有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大形势使然，也有人力、财力匮乏等具体的“导火线”。这里想说的是，这些教育机构无论“常设”还是“临时”，其实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都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它们的成败得失，如今可以去反思，但它们在那个年代的“飞扬”与“落寞”，无不值得尊重。辛亥一役过后，最先“拔地而起”的是单级演成所与实业学堂，这两所学校都建于民国元年，可以说是革命的直接成果。“革命”催生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这倒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

    民元那一年，在两所学校以外，沾化还成立了第一家商会组织。查《建设志·实业》可知：“自民国元年，由城镇商号联合呈县备案，成立商会。其前后工作，在指导商务进行，解决债务纠纷，整理钱业，推销国货等等。”自其工作内容来看，辛亥前后沾化境内的商业活动还是十分活跃的。与社会组织一起出现的，还有民国特色非常明显的政治组织，如议会。截至1935年，选充山东省议员的沾化籍人士共有四位，分别是王炳燇、吴瑞洪、王成业与姜奎杰。同样“新鲜”的事物，或许还可以算上司法改革，据《政治志·司法》载：“民国初元于县署内设承审员一名，协助县知事审理案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典型的“过渡形式”，直到“十八年秋，设县法院，兼有初级及地方两级法院之职权”。
    风起于青萍之末。“辛亥记忆”中的任何点滴，在日后都有可能成为“常规”与“常态”。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瞬间，也会化作“制度”而深植于一片县域的运行模式之中。细节为历史招魂，时间为历史扬鞭。百年来，中华民族走过的不仅是一段道路，也更是一段心路。一部民国县志中的“辛亥记忆”，开启的是我们在“对话”中进入历史的可能性。

（原刊于《文史知识》2010年第10期，发表时删去了“风起于青萍之末”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