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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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启蒙”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
发表：2014-01-27
徐琛

    1978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代。其后，关于现代艺术，关于刘海粟，关于林风眠，关于庞熏琴都开始被重视，被关注和被认真对待。

   此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是倡导如陈逸飞的《攻克南京总统府》等进入博物馆系统的革命现实主义题材巨幅创作，而进入20世纪7，80年代，“星星画会”集结了一批正在成长之中的青年，思考现实与未来，思考国家与命运，关注西方现代主义流派和现代风格的艺术作品。如王克平，薄云，李爽等名字是醒目而突出的，原来被视为艺术禁地的中国美术馆，只能高挂讴歌英雄人物的绘画形象等“高，大，全”和“红，光，亮”的作品。但是，“星星画会”之后艺术突破禁区，跨越领域，打破疆界，实现了艺术的民主和艺术的自由。

    从美术馆小花园到艺术登堂入室，艺术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标志，象征着一个新时代新纪元的开始。“现代艺术”成为一面旗帜，成为一种象征，成为一个时代的突破性标志，将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些避讳的饶路而行的禁区打开，人们不再象以往那样讳莫如深，而是兴奋地看待一切新兴的不曾了解的事物，开始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去了解未知的世界。

    1978年之后，诸如《人民日报》登载大幅标语式的带有编者按性质的社论，讨论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的民众民生问题，讨论“小靳庄”的变革，讨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的实质意义，社会开始全面肃清“文化大革命”的遗毒，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为社会讨回公道和真理，学界的松动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争鸣益发活跃，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充溢着人们枯竭的内心，激发起”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光明日报》等配合《人民日报》上带有政治色彩的争鸣文章，又一轮激起知识界与人文界关于“人生走向何方？”大讨论，诸如徐晓，遇罗克的遭遇，其文本引发的争议，引起社会各方面极大的关注。由新闻核心部分散发出来的自由民主意志和争鸣性质的文章，开始从文学，音乐，诗歌和美术领域散发出一种真理的光彩。

    “艺术”，成为一个词汇，一个专用术语，开始积极地参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参与到意识形态的表达，参与到政治干预民众生活的点滴行动之中。艺术，不再是象牙塔中高高在上的先知者，而成为一种指引社会和普罗大众前进，思考和表达内心敏感，冲动和艺术魔力的一种特殊手段。

　　艺术不再是一种魔术棒，而是一种积极介入生活，介入社会核心，敏锐地传递艺术家对现实，对周围社会问题，对周边现实的一种态度的表达媒介和方式，艺术不是简单的一种象征和抽象意义的符号，而在一个政治民主，追求社会自由度的空间里，释放出挽救民众的巨大能量和巨大魔力。艺术，是与20世纪2，30年代一样的自由女神，启迪大众，启迪民众，是激发社会前行动力的内驱马达，来自社会外围的力量，与来自民众内在心理的冲动，集合了内外两种动力的巨大潜在能量，改变着艺术曾经僵化保守的表现面貌，改变着“文革”之后，艺术的走向和表达手法。

　　

　　一，“朦胧诗”与北岛，舒婷，顾城，芒克等

　　

　　如果说“星星画会”启蒙的是一个时代的艺术，那么文学诗歌界的“朦胧诗”则是一代青年将对人生的思考，未来的憧憬，现实的无奈，变革的需要，都写进他们的文字诗歌之中，以一腔热情的抱负和青春的力量，试图传递出一种时代的浪漫情怀，他们的诗歌既区别于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和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传达表现的英雄主义情怀，也区别于欧美文学中诸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深沉和伏尔泰式的博大，莎士比亚式的玄妙激荡，华兹华斯式的抒情浪漫，例如以抒情与叙事为擅长的拜伦，未完成的长篇叙事诗《唐璜》注重对现实的揭露，雪莱的《伊斯兰的起义》，诗剧《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注重对未来的描绘，济慈的《夜莺颂》，《希腊古翁颂》实现诗中有画的境界。

　　浸淫于十九世纪欧美文学情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文学青年，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赋予浪漫主义的情调和欧美文学的风范，如北岛的《回答》，《宣告》，《结局或开始---致遇罗克》，如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死后也还会衰老》，《城市》，如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会唱歌的鸢尾花》，如顾城的《生命幻想曲》《回家》，《弧线》等，甚至诗人食指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将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开始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首诗，通过对“四点零八分”在北京车站与亲人的离别，通过撕心裂肺的场景描写，表达作者对亲人对故乡的留恋之情，更反映了一代知青对未来的迷惘，失落和恐惧的心理。

　　这是1968年12月20日诗人食指记录下的重要的时刻，重要的事件之中的青年人，远离故乡远离亲人即将出发时刻的心情。如果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命运和使命，也改变着中国的未来走向和未来路径，那么“文革”影响下的一代人则在中国命运面临抉择和变革的时候，开始了一次新的进程。

　　“朦胧诗”的出现，将中国经过文革后的残酷现实超越，进行浪漫主义的思考和文字意象的表达，在进行思想领域中的先锋意识传递的同时，酝酿着文学界的诸多变革。

　　如果说，“文革”遗留下的是一地沧桑和无奈，人心的堕落和制度的涣散，那么1978年之后的苏醒，反省，思过，批判和建设，则成为社会的主基调。文化，成为重中之重，需要被重建和被规划，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花园”和哺育社会主义新苗的肥沃土壤。

　　“朦胧诗”起源于“文革”后对那些过往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也来源于中国2,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文学的缘起，例如李金发《夜之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林徽因《秋天，这秋天》；例如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妆台<古意新咏>》，纪弦《幻象》，《狼之独步》等，他们深受欧美熏陶和欧美浪漫主义文学和唯美派诗人影响。

　　徐志摩：《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筕，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树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只长蒿，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1978年之后的“文化新启蒙”，再次将20世纪2,30年代中国文坛普遍流行的欧美风和欧美文学扩大影响至整个文坛，整个艺术领域，将对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传统和文化精神发扬光大，也将颠覆封建主义的腐朽和没落行动，有效地投入到对旧时代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之中。柔美，甜俗和软糯尚未形成一股靡靡之音，但是，健康向上和行之于社会精神建设的新文学，新诗歌，新风尚成为一代青春的讴歌对象，精神与品格的独立，健康清新的风尚，成为一股弥漫于社会之中的主流风潮。

　　

　　舒婷的《致橡树》：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阳光。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

　　                 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此诗歌以绮丽新奇的意向，恰当贴切的比喻，表达了诗人理想的爱情观，诗中的比喻和奇特的意象，代表了当时诗歌的新形式，具有开创性意义；另外，诗歌语言并非晦涩难懂，而是具有口语化倾向，新奇中带有清新的灵气和微妙的暗示，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二，“星星画会”与王克平，黄锐，薄云，李爽等艺术青年

　　

　　

　　“星星画会”是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在北京的一个艺术团体，以追求自由和自我表现的艺术，主张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实验性作品，以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事件与活动而著名。

　　在1979年和1980年分别举办了两届展览，在当时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由此拉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序幕。一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西单出现民主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北岛，芒克，黄锐蹬着三轮车，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他们创办的文学刊物《今天》。关于社会自由，民主和情感表达的讨论开始活跃起来，并演变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同为诗人和画家的黄锐不满足于给《今天》画封面，拉马德升，阿城等人组成：“星星画会”。名字取名为“星星”是强调星星作为独立发光体的存在，相对于只有一个发光体--毛**思想的“文革”是一种进步。9月27日，中国美术馆东侧的栅栏上挂满了雕塑，吸引了大批观众，由“星星画会”成员举办的“星星美展”由此成为美术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星星画会”在1978年不再风声鹤戾的时代，一批青年人在大量阅读前苏联的文学著作，向往俄罗斯的浩瀚森林，博大的自然世界与深厚的文学传统给予的给养，借助1949年之后中国现实不允许涉足的艺术手段，来传递和表达一种跨越中国严酷现实和自然主义的那些情结，也借助现代艺术的超前观念，力图改变中国艺术界借用艺术手段来打压一批人的做法，改变中国现实中那些压抑青年人，诋毁追求精神，追求自我主张的做法。

　　“星星画会”预示着一批人用自己的艺术行动来引领一个时代，一批人用自己“勇于吃螃蟹”的做法来改变中国艺术界的禁区，探索青年人所代表的世界和未来，用来表达青年人追求自由民主和舆论的开放度，诸如王克平雕塑中那只被手掌掩饰着，却极力打开张大说出心声的嘴巴，那种精神和张力，还有李爽作品中那种女性细腻委婉，不同于政治口号的生硬和照搬语录的做法，将现代艺术的自由，独立和张扬传递得自如，薄云的写意水墨，将抽象艺术与中国水墨的淋漓简洁和现代感都市感，结合得舒畅自然。

　　“星星画会”用一种突破禁区的做法，在中国美术馆的馆外小花园里，悬挂起青年们的画作，用一根细细的绳子，用单薄的纸张，画在简易的宣传纸上的类似战争年代的宣传策略，用那时还很少见的油画作品，写生创作，类似战地版画的行动，来集结起关注政治声音的民众，老百姓和自由的知识分子，那些类似戒严时期的违禁行为，以报纸的关注，以舆论的突破，来试探禁区的边界和底线，也以那些别人不可思议的行动，来传递那些不被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意识形态之外的潜流，另类的行动，青年人的大胆妄为，自由意志的表达等，打破了政治格局紧张，意识形态的壁垒和严酷的政治迫害。

　　政治不再是最压迫人的因素，而是积极推动改革推进的要素。民主的追求成为一种自由表达的手段，是开放和政治的解禁，使得中国走出“文革”的阴影，使得中国走出政治的单一与不和谐，也是开放之后的民主追求改变了“文革”中那些晦涩，暗沉和晦涩，是那些明媚的变革，那些朝向未来的光明，那些摆脱政治束缚的行动，大大地强化和推进了现实的迈进步子。

　　

　　不论是以后的“八九学运”追求民主的声音，还是1992年政治制度的变革，都源自那时的“天安门诗抄”，“星星画会”和“八五思潮”，一次次将中国将要“走向哪里”，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逼问，也是中国自“五四”以来的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追求和表达自由的行动。是那时的追问，也是那时的追索，使得中国在变革的时代，使得中国在面临一次次的选择时，有意识地选择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电影界探索的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和贾樟柯等第六代导演

　　

　　电影是影响力极其广泛的一种艺术形式，相比较话剧，小说绘画而言，更多的是视觉影像的冲击力，配合声音效果的冲撞力，形成一种渗透人的内心和情感的一种现代技术和现代艺术形式。电影曾经在一个荒芜的年代以“英雄”和“伟大人物”的形象影响和渗透人们的生活，形成生活的动力，电影中的人物和讴歌的那些岁月也成为一种积极的引导人们前行的一种动力。

　　进入新时期之后，电影冲破一切的政治阻力，以打破禁区的故事内容，深入影响人们灵魂对现实的突破和样式再造，而形成新时期的新银幕形象，如潘虹，如巩俐，如张艺谋，如姜文，如刘晓庆，如斯琴高娃，如张丰毅，如盖克，如沈丹萍等等，将对“文革”的反思，对政治严肃时代的悲喜剧进行再演，进行再创作，进行一种艺术化的反省，将《苦恼人的笑》，《芙蓉镇》，《巴山夜雨》等进行符合人性的艺术创作，将经过“文革”劫难的知识分子对自由，政治开明以及学术自由进行了符合历史逻辑的清理和再创造。

　　

　　新时期电影似乎在反思“文革”，在回顾政治时代，在延伸对问题的思考上有所突破和再现，也在对新样式，新语言，新文体进行尝试和摸索。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如贾平凹的《废都》，《秦腔》和王朔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顽主》，《过把瘾就死》，《动物凶猛》等一起构成新时期写实主义小说和新生代小说的更迭兴衰。而植根于中国本土土壤的新电影，在讴歌新写实主义文学样本的创作之后，出现陈凯歌《黄土地》，《边走边唱》等，张艺谋的《红高粱》，《老井》等，田壮壮的《红象》，《猎场扎撒》，《盗马贼》等，何群的《凤凰琴》等，一批与知青生活相关联的电影记录下战天斗地岁月中的青春，以生命的热情和热烈的荷尔蒙来对反叛年代的日子进行了反思和回顾，一批正处于开拓年代的青年人，用自己的视野和生命，大大地打开了国人的意识天地，大大地解放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手段，将一腔热血和生命洒向他们热爱的视觉世界里。

　　如果说“文革”后期一批翻译片启迪和萌发了许多青年，那么从追逐马列主义，到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电影启发了一代人，到新时期，第五代导演形成的“电影热”则再次唤醒和塑造了新时期青年人的意识和思想。

　　如果说诗歌，文学萌芽了许多青年的心灵，西方哲学，使得青年知识分子滋养了最初的心灵土壤，那么向西方取经，如同唐僧背负着皇朝使命一样，使得一代知识青年获得了一种新生。他们将“文革”前后的家庭遭遇，人生际遇化解成一种融化在血液之中的氧分子，变成一种使得他们寻求各种艺术语言进行表达情感，记忆和人生感悟的种种手段，艺术，在一个新启蒙的时代，变成了一种激发出青年的创造力和再造社会的新动力。

　　一个启蒙的新时代，一个焕发出光芒的时代，一个孕育着新气象的新时代，--------

　　

　　艺术，不再仅仅是口号，宣言，动人心魄的“延安讲话”精神，而是一种渗入人们心灵和灵魂的一种清醒，一种思考，一种人文关怀。

　　艺术已经不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内容加上政治元素的简单加法，而是成为一种积极的融入血肉情感与思想的现代艺术形式。艺术不再是政治时代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表达，不再像《青松岭》，《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游击队》里那些“高，大，全”的人物，也不是《海港》里江水英，《红灯记》里李铁梅，更不是《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不再是“红，光，亮”，不再是简单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口号，而是一种表达现代人情感，现代人意识和人们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和那些细枝末节，成为一种复合人性，自然和表达对世界的中国态度的一种现代艺术形式。

　　

　　电影符合青年人的性格特征，瞬间魔幻地离开现实，不管是美好的现实，还是残酷的现实，短暂地栖身于一个灵魂出窍的时空地点，凭借和依据自己对生活的判断与选择，借助电影表达的超现实的离奇和梦幻，借助电影的蒙太奇手段，借助一种超现实的剪辑和后期加工，获得了一种远远超越现实的满足感，游离感和充盈感。现实，在虚幻的电影面前，在被塑造的影像面前，获得了重生和再造。艺术，成为超越现实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光学镜片和镜头之后，那些经过光影，经过岁月，经过文学加工，经过一种艺术再造的内容，一种文学脚本，成为了一种新的语言样式，一种新的表达手法，一种人生信念和力量。  

　　

　　

　　四，孟京辉《恋爱的犀牛》，田沁鑫的实验话剧和“小剧场”话剧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实验话剧和“小剧场”曾经成为先锋青年热衷的地方，也是他们标榜自己区别于路人甲路人乙的明显标识。

　　如果说实验话剧和“小剧场”里那些瞬间抓取人心的台词说出来一代人的梦想和对现实的态度的话，那么，像孟京辉，像中央戏剧学院小剧场等真的就是一代青年梦想中的“延安”了。虽然“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犹如主席语录一样激荡过一代人，但是，先锋青年与先锋意识犹如一种另类世界的亚麻被种植在一块与世俗隔绝的，与西方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歌德与浮士德根本相区别又更加接近精神的一块试验地。

　　如果说今天的时尚正如今天流行木棉布和香樟树，如同脱俗的少女一样引领时代潮流，那么正如涤纶，合成纤维，进口化纤引领过卡其布之后的时代一样，那时，先锋青年以吸一支烟，带着朋克的标识，梳着异样的发型或留着长发长辫，吹着小流氓一样的口哨，或者纠结一帮青年聚集在中戏的门口，或者集结在必经的胡同口，以叫嚣的声音，玩耍摩托车的另类，动作夸张的举动，异样的不寻常来区别于忙碌在生活中的普通人，以不一样的言行来区别于庸庸碌碌的百姓，那么实验话剧的先锋与“小剧场”聚集另类青年的先导性，带来了那个时代的不一样，不一致和完全异样另类的生活。

　　

　　如果说简单了了的布景，抽象晦涩的台词，不搭界的语言与行动，确实曾经引领过一代人，也确实将他们明显地区别于上一代或者下一代，那么曾经的实验话剧的时代，曾经实验小剧场的时代，无论是调侃的话语，先锋的思想，还是另类的行动，夸张的造型，或者还是那些糅杂着西方戏剧思想且生硬地试图解读中国国情的戏剧剧情，都代表着一代人的先锋思想意识，前卫或者走在时代前列的态度，不论是否都经历了那些生活片段，那些剧情那些故事似乎足以证明一代青年曾经“活着”的状态。

　　像罗兰@巴特一样活着，像法国巴黎“左岸”的艺术青年们一样活着，像布莱希特一样宣扬过自己的戏剧叙事主张，也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百年孤独》，《恋爱的犀牛》一样掀起过中国现代戏剧，中国先锋话剧的新篇章，惊艳，出格，另类，绝色，鬼魅，异化和焦虑，充斥着的话剧舞台，现代人，现代音乐，现代人的心理，现代性的焦虑，充塞着每一场不一样的话剧内容。构建剧场空间，调动一切诗意或者夸张的肢体语言，来表现生老病死，爱恨情仇，表达爱嗔痴怪，表现一切人所要面对的苦痛折磨，采用极端西化的现代舞，将舞蹈架构在人性的表达手段上，用活着的人的呼吸，用活着的人的舞蹈，用心用情去尽力地表达自己，则将一个现代人在现代环境下的语言传递出一种现代人想要表达，想要说出来的，试图去解决的问题，将它们如汩汩泉水一一地投射出来。

　　像“蜂巢剧场”，“木马剧场”，像中央实验话剧院，像青年演员，像田沁鑫一样的实验话剧导演，将一种颠覆和解构的精神一以贯之于现代戏剧中，来演绎或者表达一种不被人们理解的颠覆逻辑，另类现代主张，一种实验精神，或者是将一种话剧革命一以贯之地表达出来。

　　

　　

　　五，实验音乐界的谭盾，刘索拉，崔健和汪峰等

　　

　　崔健的《花房》《一无所有》《新长征的路上》等创建了中国的新摇滚流派，将一种青春的叛逆，一种对旧制度的摧毁，青年的冲动，对前行的义无反顾，表达得明了直白。

    他创作的摇滚乐，反叛性地讽刺政府，讥讽政治的黑暗严酷，政治时代的禁锢，将追求自由的一代人，狂野的热血的不羁的那种精神书写出来。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先锋精神，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制度永远是黑暗的，而青年永远是年轻冲动的叛逆的，更是一个社会前行的强大动力，时代是向前行的，而阻碍总是渺小懦弱的，是政治更为强大，还是自由意志更为有力量，这是每一个年轻人在青春时期都思考过的问题。

　　

　　谭盾从他的民族出发，寻找野生的原始的自然的音乐元素，也在反主流的艺术追求中寻找一种另类的表达，他创立的“埙”，就是从野生状态民间艺术中寻找到的乐器，同时，他也在使用另类的乐器中寻找到了另类的表达方式和音乐呈现方式。他对萧笛的使用，对少数民族乐器的谙熟，对曾经生活过的边远地区的风俗的接纳，宣传和介绍，使得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走向人类的音乐世界。

　　诸如朱哲琴的《黄孩儿》，将一种朴素的音乐变成一种歌咏，一种吟唱，一种低吟浅唱，不是高亢，而是思索性地表达和传递一种情感，缓慢地歌咏，深沉中的释放，高亢是一种纯净地清亮，而不是英雄史诗般的歌颂，摈弃政治化的表达，追求自然原野的传递，素人艺术家的冲动，过滤掉现代乐器的混杂，将一种素，雅，低调中的高调，表达得纯粹自然。

　　而刘索拉，对美国黑人音乐的了解，接纳，对原生态音乐的深入挖掘，自然地创作性表达，将一种黑人土著，美洲原生民族对土地的热爱，祖先的崇拜，神秘世界的追索，一腔热诚地通过那些绝少被了解的音乐调子，乐器演奏手法，还有那些音乐里蕴藏着的民族精神，传递得像模像样，演绎得近乎神似，那些已经被遗忘的历史，那些已经被消失的乐器，还有那些被遗漏的民间音乐人，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精神指向诉诸于音乐元素，诉诸于那些音符和曲谱之中，优秀的音乐人在善于发现，善于比较和挖掘中留存下属于这个世界的音乐遗产，他们不仅以自己的现代音乐表达了他们青春时期的精神世界，而且在追索中发现和留存下更多优秀的人类遗产，将一种人类的文明精神一种属于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展现在世界面前。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崔健

　　

　　流行音乐中的罗大佑，李泰祥，齐豫，齐秦是我们熟知的音乐人，他们带来的校园名谣，那种抒情，缓慢，忧伤和怀旧，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中国在经历了“文革”的严酷斗争，分裂人格和压制后，伴随欧美文学，古典音乐的旋律，电影译制片的引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欧美，南美，都在我们的视线之中展现，中国经历“文革”之后的精神贫瘠和空虚，迅速被外来的文化填补了空白，中国人的贫瘠被种种西来的精神填满了缝隙，是一种精神宗教替代了原来的政治信仰和膜拜，从狂热地崇拜毛**领袖到火热地投入对西方文明的膜拜和热衷里，一种战争革命之后，依靠政治填补精神空白的时代，被另一种宗教迷狂填补，人类的精神区别于动物的唯物至上，但是，在单纯追求精神信仰的时代，又有多少情感血案发生，“情杀”，“复仇”是那个时代最多使用的词语。

　　那些帕瓦罗蒂，那些弗拉明戈，那些西班牙舞曲，那些旋转的身姿，那些明艳的造型，那些妩媚的动人，那些浪漫无暇的情感，那些不平淡的人生，那些偶像那些明星，那些文学青年，那些梦幻旖旎，人类是需要梦想和精神世界的一类，仅仅满足衣食住行。似乎只是解决了生存问题，而精神世界的漫漶和无边，却使得世界变得博大无界，世界是在想象中获得奇迹发生的。

　　那些“罗切斯特先生”与那些“简爱”之间的无阶级差异爱情，那些动人的使人流泪的情感故事，发生得动人旖旎，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道道风景，一个个传说，一幅幅画面。生活的贫瘠单调乏味，变得可以咀嚼，可以调味，可以经得起琢磨。故事和传说，人和事，物与人，都变得充满色彩，由暗淡变得光芒四射，由晦暗变得多姿多彩，由无趣变得生趣盎然，呵呵，世界其实不仅仅是物质世界，而是由丰富的精神世界填塞了许多的空洞和苍白。

　　那个炽热的时代，不是贫乏单调的，也不是苍白的充满孔洞的，而是由一道道风景，一个个画面串起来的，更是由他们演绎出故事和传说的。充满忧郁和哀伤之前的那个时代，照耀了太多的无知青年成长中的梦想，也照耀着太多的故事成为今日的传说，世界不再是苍白的，而是多姿多彩的篇章。

　　

　　艺术青年和成长故事，浪漫情节与哀婉的人物，那个飘逝的时代和“远去的红头巾”，“橡树上的黄丝带”，温暖着的是曾经寒冷冰冻的心，一个严酷政治时代的遗留使得火热成为必然的阶段，一个封闭的时代换来的必然是启蒙和浪漫。时代变换，斗转星移，一切都在风水轮流转。

　　

　　六，美术界的何多苓，艾轩与《地球上的红飘带》

　　

　　

　　一种文本，一种文学可以改变世界和人生，那么一支画笔，一份刊物，或者一本小人书也可以改变一个少年的青春梦。

　　《连环画报》《小说月刊》如果说构筑了一代青年的梦想，那么像这些杂志上那些被刻画的人物，被描述的故事，被记叙的人物都记录了一代人的生命轨迹，那么像何多苓的知青小说插图，程丛林对《枫》中那些血腥场面的刻画形成对最初青春记忆的模糊印象，像贺友直《乡村巨变》，王淑晖的《西厢记》，还有《聊斋志异》中那些狐仙和文人秀才之间的迷离故事，都是最早对新时期新启蒙时代的意向的记忆。

　　如果说“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游行批斗和喊口号，一起结构出了一种文革记忆的话，那么“后文革”时期的对历史追忆和哀思，对被伤害的情感和弥合伤口的那种舔舐。都使得一代人充满了对那个特殊时期的一种伤痕回忆。不管是“伤痕文学”还是其后出现的大量对“伤痕文学”的充分表达，借助绘画和形式语言来传递一种共同的情感和记忆，一种被伤害的情结和被侮辱之后的自爱自怜，如果说“伤痕文学”更多地符合广大民众的阅读习惯，而绘画则更加高雅和含蓄或者直接地表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来自情感深处的那种释放，那么，新时期之后的文学青年，新时期之后的大部分人表现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和集体情感释放。无论是中国美术馆门前聚集的人，还是天安门广场诗抄的围观人群，还是后来“人体艺术大展”释放出来的那种对性压抑，性扭曲和人性的解放的渴望，都极大地表达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一种社会力量。

　　艺术，文学和绘画，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释放了政治时代的种种压力，无论是意识形态的，是阶级意识的，还是家族情感的，或者是一种简单的纯粹的青春萌动，都在那样的时代，显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巨大能量。无论是《光明日报》，或者《人民日报》也不能阻挡一种来自民众底层的，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或者来自青年荷尔蒙的释放，一个社会阶段的被放大，或者一个新启蒙时代的被开启，也证明社会走到了不得不变革，社会制度不得不打破的特殊阶段。“五四运动”之后，那些先驱们被《新青年》，李大钊，鲁迅们激荡起来的启蒙运动，由于战争，由于内乱，由于政治动荡，过早结束了它们的使命。但是，在一块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土地上，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埋下的那些导火索，时时会引爆社会对民主进程的追索。

　　“新启蒙”运动，结束了一个政治压抑，理想被捣毁，新迷信新崇拜被塑造的新封建主义时代，毛**与他提倡的中国现实社会主义，过早地结束了它的封建主义使命，也使得一代代青年开始追逐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新教义，新理想和新哲学，于是，费尔巴哈，黑格尔，康德，弗洛伊德，古典主义经典哲学，现代精神分析理论，逻辑学，心理学，符号学等等成为一代人追逐阅读思考，借以解决心理的困惑，借以解决一代人的迷思，借以扩大陷于抑郁状态的人们的思想前途的蹊径。西方古典哲学的深沉，西方古典艺术的魅力，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启蒙，点燃了试图借助西方哲学和西方宗教来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的心灯。这是一种对知识和真理的追逐，是一种对梦想的点燃和一种对未来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期待，使得那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显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动力和新的希望。

　　沈尧伊的连环画《地球上的红飘带》回顾了过雪山草地的一批青年革命人的足迹，记录了对长征的历史回忆，也期待着社会进入新一轮的社会征途，对真实历史年代中“真理”追求的革命者，“遵义”会议，“八一”南昌起义，过雪山和草地，向往“延安”和宝塔山，那些象征真理的标志，进行了记忆和描绘，在又一次准备开始的中国新长征的征途上，开启了一盏指路的启明灯。

　　

　　

　　

　　结语：

　　

　　

　　

　　“五四运动”，红军“长征”，文化“新启蒙运动”结构出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上的新历史结构，也结构出一种新的思维意识，一种新的社会态度。无论是五四新时期的文化人们，还是长征途中那些青年革命者，或者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人，都是沉重的中国，古老的大地上，追逐光明的人类先驱。正是他们的清醒，他们的介入社会，他们的觉醒和拯救社会，使得古老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进入与世界同步的轨道并行，进入世界经济循环体中，成为世界大版图的一个重要部分。

　　

　　十五世纪荷兰的开拓海洋，十七世纪英国的殖民主义扩张，十九世纪的美洲新大陆的形成，使得近代中国从明清的大国和“帝国”梦中惊醒，中国的郑成功对东南亚的扩张，与十五世纪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先进领先世界的价值标准，与中国只有蒙古时代的成吉思汗的草原扩张形成对峙和极大的差异，也带来民族意识的羸弱和消极抵抗的国家态度，是梦想带来的苦痛，是现实的抵抗遭遇失败之后的砥砺，使得孙中山，黄兴，秋瑾，邹容，徐锡麟，陈天华，推翻满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使得中国走出灾难深重的封建主义时期，进入民主共和时期。

　　而毛**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进程中接续了救国，追寻马列主义---西方哲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依靠自己的力量，民族的信心，走出日本帝国殖民主义时代，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建立，使得黑暗的中国走出旧时代的阴影，骄傲地站立于世界之林。但是，时代的脚步从未停止向前，世界各国一直在积极追逐理想，打造各种各样模式的理想国，然而，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建立自己模式的国家新型制度，建立自己的社会意识形态模式，是无论政党，还是民众，是无论共和还是民主派，都在热议和实践讨论的问题。

　　

　　在新时期的“新启蒙”时代中，青年人又一次扮演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到青年追求真理，纷纷奔赴延安，都证明了时代的重要性，也证明了时代对未来的追索。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盲目的政治热情，上山下乡的社会运动，知识青年的一代命运，都代表着时代的足迹，也不可避免地记录了一个政治时代的阴影，时代的呼唤是社会进步的最佳动力，也是一个时代的不可逾越的记忆。

　　“新启蒙”运动，如同是一场集体记忆的启动，记录下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的历史，一代人的情感。“新启蒙”接过“五四运动”的接力棒，开启了一个新的文明历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