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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台散仙:五十年前初中生活杂忆
解放后,他的几位好友(他一直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写信邀他回国,他便带了妻子女儿万里迢迢回到祖国,在一家报社负责副刊版。一九五五年卷入“胡风案”,入狱后便疯了,直至如今。
当时只道是寻常----五十年前初中生活杂忆
客寄沪上,离群索居,心如古井。闲时翻翻旧书,日子虽过得平静,倒也有几分惬意。不料近日,忽然接到几个初中同学的电话,说到今年是初中毕业50周年,同学们准备聚聚,隆重庆贺一番,这无疑在我心底投下一石,五十年前的初中生活回忆,即刻涟漪一般,在我心中微微泛起。
我的初中三年是在武汉市第38中学度过的。这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诞生于上世纪狂躁的1958年间。学校地处长江以南【1】,城山以北,武昌积玉桥地段,在武汉著名的城中湖沙湖西岸。学校规模很小,仅区区两栋楼而已。面对正门,是一幢坐南朝北,主楼居中,副楼两翼展开的四层红砖苏式楼房。这是教学楼,别看它不怎么起眼,据说当年还是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穿过教学楼,在其正中,伸出一突弧平台,那是学校领导训话,学生表演,体育老师带操的小型舞台。平台前面,一片开阔处,是大操场,左边的足球场和右边的篮球场,连成一片。教学楼对面是一条长长的两层楼房,一字摆开,那是低年级教室,我们刚入校时,所在的初一(2)班教室,就安置在那两层楼最东头的一楼下面。
在足球场东边,一道围墙将学校与沙湖隔离开来。每到初夏,沙湖的荷叶,仿佛一夜之间,从湖水中纷纷冒出,婷婷袅袅,傲然挺立,放眼望去,大片新绿,看不到尽头。一旦东风吹起,那荷叶清香,夹杂几分鱼虾腥味,还有湖底淤泥的泥土气,越过院墙,向教室袭来,让我们这些打小在长江边沙湖边长大的男孩子们,心旌摇曳。那时刻,只盼下课铃声早早响起,快步奔向沙湖,爬树,划船,游泳、摸虾,无拘无束,各得其所,尽享少儿时代无忧无虑快乐自由的生活。
38中,在我们进校前,还曾有过高中。可能是自建立高中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个中之故,当然不是学校所有的毕业考生高考成绩全都差强人意,它有那个时代人所共知的特殊原因。从我们进校起,学校就取消了高中。记得当时的校长,彭先生的办学方针,是全力以赴,想将学校办成武昌区有名的初中学校。为此,他网罗一部分优秀老师来校,尽可能招进一些好学生,同时,从我们进校起,他将这个年级成绩相对好的同学主要集中在一个班,就是我所在的初一(2)班,作为重点班培养。
我们初一(2)班同学,主要来自两所小学。一所是长江江畔的大堤口小学。一所是城山南麓的昙花林小学。这两所小学,历史悠久,都是当时武昌地区的小学名校。分配到初一(2)班的学生,很多都是这两所学校的优秀学生,不少同学更是大队或班级干部。
除此之外,其他同学则来自沙湖咀小学车辆厂小学六棉子弟学校等等。但他们好像是第三世界,其势,尚不能与前二个学校的同学成三足鼎立。
刚进校那会,郭同学被任命为第一任班长。他来自昙花林小学,绰号“驼子”。这个绰号,不知是哪位同学起的,名不副实。在我看来,郭同学一点也不驼,那只是他思考问题的一种身体表达方式。你看他放学回家,低着头,躬着背,一步一趋,侧面看去,那移动的身影,活脱脱地一串正弦波。他从不仰望星空,那是文艺少年的青春浪漫,即便走路,仍在低头苦思,回味课堂上老师讲述的内容。郭的成绩非常好,在昙花林小学时,就很有名。进入初中,他的代数、几何、物理尤其了得,在整个学校老师同学们中享得盛名。
班上的学习委员则是由我们大堤口小学的沈同学担任。沈同学是属于各科学习成绩均衡发展,老师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
尔后,这两位同学,在我们班,乃至全校,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各自事业有成,那是后话了。
同学们进校不久,纷纷亮相,各自特长,在老师同学们面前,一览无余。体育文娱尖子,大多来自昙花林和大堤口两所学校,像昙花林的彭同学(尼姑)、刘同学、余同学、邱同学等等,大堤口的汪同学(大马)、李同学(猪)等等。但来自“第三世界”的张同学(莲子),异军突起,体育文娱都十分了得,其中篮球,更是和尼姑、大马一起,与初一(6)班的大脑壳汤同学,初一(5)班的疤子张同学等,打进校起,就被学校篮球队的老师招之麾下,进入校队级行列。
不久,进校时那种按学生来源划分的团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按体育文娱的兴趣爱好,或学生间的“江湖庙堂”来划分。
进校那会,我个子小,身高仅1米33,同学们叫我“矮子”,是班上个子最矮的学生之一。与我比肩并列的是另一位张同学,也是1米33,我给他起的诨名是“巨人”。尔后几年,我和巨人,你追我赶,不经意间,身高竟相互进入第二世界行列,那也是后话了。
那时,我虽个小,但打小爱好运动,自然归属莲子、尼姑、大马,乃至邻班“大脑壳”“疤子”等体育爱好者一帮,属于“江湖”行列。同时,因初中课目中,也还喜爱代数、几何和物理,和郭同学沈同学这些成绩特别好的同学走得也很近,常常就数学物理中课外习题的不同解法,频频交流,不必赘述。
我们初一(2)班的班主任叫何步齐,她是迎接我们进入初中的第一位老师,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她是上海人,白白胖胖,个子不高,在学校青年教师中担任共青团干部要职,属于进步青年。她从早到晚,一脸严肃,与她的白白胖胖形象不太协调。但她是班主任,操升级留级“生杀大权”,惹她不起,因此我们给她起了一个诨名,叫“喝不起。”这个诨名虽是谐音,也还寓意,同时明显带有时代的烙印。1962年间,我们进初中那会,人们刚刚从三年灾害时期踹过气来,吃喝都是大事,一般民众,吃不起,喝不起,再正常不过了。
何老师喜欢循规蹈矩成绩好的男生。记得她就特别喜欢来自我们大堤口的,绰号叫猪的李同学,李同学那时也是白白胖胖,成绩又好,站在老师家长角度,这样的孩子,谁又不喜欢呢?自然,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野孩子,难入她的法眼。
我们的语文老师,姓张,来自湖南农村,据说出身贫苦,也是组织培养对象。记得他上课时常着西装革履,满口湖南乡音,在学校老师中显得特别突出。张老师喜欢跳舞,那时工人文化宫里经常举行舞会,他时时赶场,白天教学心不在焉,经常上课铃响,他才匆匆赶到教室,这一切,同学们都看在眼里,一点也不怕他,更谈不上师道尊严。也不知道学校里为什么要培养他,是因为出身贫农吗?我们幼小的心灵,当时完全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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