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生活半径400米最舒适

jssh365

为什么说生活半径400米最舒适

陈诗悦

        “400米，也就是约1/4英里，是最为舒适的步行距离。”这个数值由美国著名的规划师克莱伦斯·佩里于1929年提出，并由此规定以400米为半径的圈为一个邻里单位。在今天，这个理论依然值得借鉴。4月25日，同济大学副教授汤惟杰、编剧唐颖、建筑评论人谭峥和规划师徐伟在“阅读·城市”论坛上，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城市规划进行了解读。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汤惟杰（右一）、小说家与编剧唐颖（右二）、建筑评论人谭峥（右三）和一线的城市规划师、HIC翰创设计的设计总监徐伟（左一）从各自专业角度“阅读”城市。

       上个世纪70年代前苏联导演埃利达尔·梁赞诺夫曾执导一部名为《命运的捉弄》的电影，主人公在醉酒后搭飞机来到列宁格勒，尚未酒醒的他，迷迷糊糊地向司机报了自己家的地址，岂料，在列宁格勒也存在着一个和他家地址一模一样的地点，相似的建筑让主人公压根没有分辨出来，更好笑的是，他还用自家的钥匙打开了“家门”。

       这一幕在40多年前的荧幕上显得荒诞，但放到今天却颇具现实讽刺意义。相似的住宅区、相似的商业圈、相似的城市，如果某天你在不知名的地方醒来，会不会觉得似曾相识又倍感陌生？4月25日下午，作为长宁区读书节的主论坛，由长宁区图书馆和《城市中国》杂志共同主办的“阅读·城市”论坛邀请到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汤惟杰担任主持，小说家、编剧唐颖，建筑评论人谭峥，和一线的城市规划师、HIC翰创设计的设计总监徐伟，从各自的专业角度“阅读”城市。

上海苏河湾新老建筑并存。 李坤 澎湃资料

发展：让本地人成为了异乡人

       唐颖1994年创作的小说《糜烂》中，女主人公自国外归来探亲，可是因为马路拆迁、街道改造、朋友四散，原本熟悉的地方成为了一片废墟，她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仿佛成为了异乡人。“故乡并不是抽象的，居住的街道、弄堂、邻居们，这些构成了我从小到大的社会。如何在这种失落感和城市发展之间找到人性化的联系，是我当时提出的问题。”唐颖说。

       作为第三代上海人的唐颖，就曾亲眼目睹许多平民百姓为这个城市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她回忆道，三十年前，很多搬迁户要先住到城市边缘狭小的过渡房，原本家中整套的红木家具只能卖掉或者寄放到别人家里。住在现今上海商城区域的一位朋友曾告诉她，1990年代搬迁时，各家扔掉的、不要的东西堆满了半条弄堂，旧摇篮、家具都还颇值钱，不过人们都顾不上了。

       “上海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全心全意地活着，只能半心半意。”唐颖举例说，她向朋友推荐某条路上的一家餐厅，过了几天朋友说那家餐厅已经不在了。这个例子，得到了在场很多人的赞同。

       年轻一点的上海人可能不会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高端洋气的淮海路为了向现代化主干道看齐，曾一度将沿街的梧桐树全部移走。当时，光秃秃的淮海路，成了上海人夏天的梦魇。“从前我们走在淮海路上，大雨将至的时候，我们总是先听到雨滴打落在树叶上的声音，过了几十秒雨才落到身上。我妈妈告诉我，上海的夏天非常炎热，但每天下班走到这条路，便一下子凉快起来。”

       这一细节被写进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话剧《美国来的妻子》，演出得到热烈反响的同时，树木也被重新移植回了淮海路。“一栋大楼的建造要多久，可一棵树长成参天大树需要的时间恐怕更长吧。当年我们急急忙忙奔向现代化的时候，是不是把我们传统中充满人文情怀的东西给丢了。”唐颖坦言，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她会更倾向于关注个体的人在城市发展中的失落感，所以可能会排斥高楼、排斥发展，但是如何在现代化和人与人的尺度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她希望能从建筑师和规划师那里得到解答。

上海淮海路的夏天因为树木的遮挡而显得凉快了。

400米：人的尺度，最舒适的步行距离

       谭峥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筑学的博士，刚归国的他也有着同样的困惑。他举例说，自己前一天在上海开车从梅陇去往闵行交大，路两边是绵延不断的雷同的商品房，若非路牌标识，根本不知道自己开到了哪里，这就是这座城市现有的状态，这个状态也绝非中国独有。他介绍说，曾有一个数据说，上海30%以上的人都居住在中环到外环以外的区域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商品房内。

       “这个阶段是城市超尺度增长的阶段，也是我们的身体和城市失联的阶段。”谭峥说。从维特努威（古罗马工程师、建筑师）到勒·柯布西耶（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旗手”），建筑师自古就习惯用自己的身体来丈量城市，而这一方式在现代建筑学中亦有体现。谭峥介绍了现在美国城市规划中常用的数值——400米，也就是约1/4英里，是最为舒适的步行距离。（谭老师吐槽说，这样看来中国人的忍耐能力非常强，从家到地铁站走个半小时也不算什么。）

       这个数值由美国著名的规划师克莱伦斯·佩里于1929年提出，并由此规定以400米为半径的圈为一个邻里（neighborhood）单位。佩里认为，一个邻里，以学校为中心向外辐射最远点不可超过400米，在这个区域中，主干道辐射开来，中间是一些仅供步行的小路。

400米或四分之一英里是最舒适的步行距离。图为建筑师克莱伦斯·佩里在1929年为纽约及近郊设计的社区规划图（中文翻译由编者所加）。圆圈的半径即为400米。

       同时代的建筑师也提出了许多规划理论，诸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四联宅，在美国的传统街区（block）中分为八个四联宅，每个四联宅又由四栋建筑构成，可是为什么这些规划理论都没有存活到今天？“因为他们仍然是用大批量的复制手段去规划城市，没有解决场所的辨识度问题。你是住在这个街角还是那个街角，斜的路边还是平的路边，大花园边上还是次级花园边上，这些不同产生了价值。好的规划应该像一张脸，空间的价值应该是通过差异性来体现的。”谭峥说。

       不过，当欧美的城市规划理论移植到中国时，又会出现尺度上的困境，但谭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用这个400米的理论看看自己周围的社区有没有实现邻里单位，在本地解决各种生活功能。在他看来，古北新城做得较好，城市与街道间有相互的穿透性，鼓励本地交流行为的发生。而反面例子则是张江新城，在临近公共交通处，轨交房的密度竟然小于非轨交房。

城市动力学：其实每个城市本质不同

       HIC翰创设计的设计总监徐伟，长期从事一线的规划和设计工作，他自己统计了一下，过去一年他飞行了220多次，去过中国一百多个城市，不过他却抛出了一个和多数人不太一样的观点：虽然城市看上去越来越一样，但是本质上每个城市都不同。他所关注的是每个城市的内在逻辑和形成的动力机制。

美国的输油管线密度布局图。

       这种城市动力逻辑，从美国的输油管线密度布局图中可见一斑。南部休斯顿所在的德克萨斯州是美国最大的原材料和原油出采加工地，输出密度最高的是北面的芝加哥，因为那里包括底特律在内的五大湖西片区是美国传统的制造业中心。东部的纽约是全美的金融中心，这个城市的人轻资产（将产品制造和零售分销业务外包），但掌握着全球命脉。而以洛杉矶和旧金山为代表的西海岸的产业类型是以IT、研发、科技为主体。

       “这四个城市的排名在全美一直是1-4位，因为他们对自己城市有所谓定位，所以能够在互动的状态下体现不同领域的话语权。”徐伟说，“每个城市的逻辑不同，这张图就很好地体现了美国在自己两三百年的历史中城市发展的清晰化思路。”

       在徐伟看来，现在的城市发展正在慢慢从资源导向转变为市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这样的城市才能发展得更好。为此，徐伟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总结了城市的驱动型。

       他认为，首先，本质上应该将各国首都排除在外，因为其政治推动在发展中起到难以言说的作用。在所有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中，宏观驱动分为三种，即资本驱动、企业驱动和品牌驱动。后两者比如博彩业之于澳门、世界组织之于日内瓦、建筑之于毕尔巴鄂（Bilbao，西班牙城市）、波音之于西雅图、通用之于底特律等等。

       这三种类型为什么能够带动起一个城市，徐伟认为，核心还是人。“未来城市的竞争，本质上都是人的竞争，如果一个城市聚集人才的强度和密度足够高，那么这个城市未来发展的机会就足够强。”

       微观的驱动则在于建设驱动和行业聚集了。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前提，建设行为的直接带动性是不可忽视的。在纯住宅开发并不受欢迎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开始想方设法通过别的方式获取土地，比如万达的商业广场、华侨城的欢乐谷和绿地的地标建筑，都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增加运营。另一方面，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大量群体化、集群化和平台化的行业聚集，包括有七个主题乐园的奥兰多和类似的中国常州。后者以产品的方式填补了长三角地区缺乏亲子娱乐主题公园的空白，占领了行业的龙头。

       无论是写作者伤感回忆里的城市掠影、学者笔下的理想模型还是设计师眼中发展的驱动力，尽管视角各不相同，但诚如谭峥所总结的：空间究竟是住所还是商品，这种两面性是无法割裂的。也许我们以后再理解城市的发展时，能够吸纳过去被忽视的因素，重新阅读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