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哲学有很多答案，却没有绝对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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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哲学有很多答案，却没有绝对的答案 个欲望本身就很疯狂。尽管最大化过程中的每一次行动或每一个步骤都是看似理性的，但这个总过程却是非理性的、疯狂的。 晶报：从您对“理性”内在悖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您对理性主义的警惕。 赵汀阳：人类对乌托邦的追求往往是受理性主义的影响，经验主义不可能想象出一个乌托邦，因为经验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未来不可知”。 晶报：可是，作为哲学家，您曾经论述“可能生活”，不可避免地谈到一个理想的生活图景。您如何处理经验与理性之间的张力？ 赵汀阳：你说的没有错。所以经验主义哲学相对简单，理性主义哲学的尺度就比较大，常常超出理性的控制能力，也就更容易出现巨大的失误。 哲学没有绝对的答案，你没有必要抱怨哲学最终找到的答案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反过来说，哲学可以有很多种答案，就像多次方程一样，有很多个解。也许，一切都是因为生活本身太复杂了，没有一个方程能够处理如此复杂的生活并给出确定的答案。我们所能得出的答案，在某种情况下都是对的，就看你是针对生活的哪一个面。 中国人所理解的政治比西方人更为高明 晶报：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当代西方哲学出现战后繁荣的第一个时期，萨特、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等思想家的名字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我们为什么如此关心西方思潮？ 赵汀阳：中国人所知道的西方哲学家比西方人自己知道的还多，各种流派的思想从四面八方涌来。这种情况要归因于中国近代以来特别崇拜西方，所以西方思想界稍微有点动静，就马上被介绍过来。把西方当做中心，恰恰是中国人的一个“毛病”。 晶报：您通晓几种外语？您的研究是否受到过语言方面的限制？ 赵汀阳：我只通晓英语，当然我在阅读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德语、拉丁语词汇，我也能看懂，但是那不能叫通晓。 语言虽然是限制，有待研究的空间却已经足够大了，一辈子都做不完。就好像我们说银河系是有限的，没错，可是我们一辈子都飞不出银河系。更何况，我现在的研究更多涉及中国古代经典。 包括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当代哲学方面的书籍，我更多读的是汉译本而不是英译本，因为阅读汉译本的速度更快，比阅读英译本快好几倍。 晶报：我记得您说过：伦理学只有幸福和公正两个基本问题。可是伦理学与哲学的其他分支没有联系吗？比如美学。俄裔美籍作家布罗茨基就认为：美学乃伦理之母。 赵汀阳：不能说伦理学只有这两个问题，只能说幸福和公正是两个最要命的问题。我们对学问进行分门别类，而真正的生活却不是这样的。任何一个生活事实，既是伦理的，也是政治的，同时又是美学的。 晶报：问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文学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经典作家有着比较传统的美学观念，喜欢表现美好的意象；而一些现代作家，诸如波德莱尔、乔伊斯、昆德拉等人，在行文中则表现了大量惊人的意象——包括粪便、尸体、蝙蝠、魔鬼以及无可救药的厌世情绪。在人们的真理观念背后，是否隐藏着美学的根源？ 赵汀阳：当然。你所提及的这些作家的反叛行为，恰恰应该归因于政治，他们实际上是在以美学的方式表达政治的立场。他们为什么要反叛？为什么要表现在一般人看来无比丑恶的意象？因为生活已经被体制化，他们只有通过另辟蹊径或反其道而行之，为生活和文学开辟新的可能性，这并不代表他们真的喜欢粪便、尸体、魔鬼。 晶报：您不认同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说法，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失败”——您为二者划分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可是这条界限存在吗？ 赵汀阳：要看你以什么方式去理解，我一直认为西方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是错误的。西方人总是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设想为一种竞争性的乃至你死我活的关系。当然，从表面上看，谈判桌上不能解决问题，只好诉诸武力——好像战争是战场上的谈判，而政治是谈判桌上的战争。可是，以中国式的智慧看来，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我觉得，中国人所理解的政治比西方人更为高明。如果两方真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则意味着政治手段不再奏效了，何止意味着政治的失败，也是生活各个方面的失败。比如两个人如果还有别的办法和平相处，为什么要拔刀相向？当生活的可能性只剩下“动刀”，难道还不够失败吗？ 民主是技术手段，民心才涉及实质性问题 晶报：据我了解，您的研究涉及政治哲学、伦理学与知识论，而近些年来您所建构的“天下理论”，又明显借用了中国先秦思想中的家、国、天下、民心等思想。您重新挖掘国故中的思想资源是出于何种考虑？ 赵汀阳：我的研究从来不局限于“西方”或“东方”。中国的学科划分没有道理：让一部分人以西方的理论思考，让另一部分人以东方的眼光思考，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事！生活是这样划分的吗？显然不是。我们的生活本来是不中不西、浑然一体的。而我们仍在沿用很久以前的学术制度，与现实早已脱节。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做研究，严格地说，我既不是做“西学”的也不是做“中学”的。 晶报：您曾写道：中国的民心问题比西方的民主问题要深刻得多，而且民心问题才是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可在稍有政治、历史常识的人看来，民主制度毕竟建立在人类的经验基础之上，而民心常常指代一个不确定的虚数。您所理解的民主、民心具体指什么？ 赵汀阳：民主仅仅是一种制度，民心则是“生活世界”（胡塞尔的概念）的一个天然构成部分。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都是一种制度，制度可以改来改去，而民心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换言之，民主是表达公共选择的一种技术性方式，而民心才涉及公共选择的实质性问题。 一个现实的例子是，迄今为止，整个西方世界当选总统者的民意支持率，尚没有一个超过希特勒，希特勒攫取权力也是经过全民投票表决的。由此观之，民主不代表价值，只是表达公共选择的一种政治技术手段，一种技术手段可以被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民主国家在经过国会议员表决后侵略别国。 晶报：您认为有些世界性的问题是当下的国际关系体系所无力解决的，由此构想了一种“天下体系”。全球化与互联网已经前所未有地将所有国家卷入到一个新的游戏中，中国的政治文化可能为将来的全球治理提供可行观念，您的理论不失为一种宏大的方案。可问题是，“天下体系”的实施主体是谁？如何把它推向全世界呢？ 赵汀阳：事实上，生活和未来不是随便可以空想的，我所谓的“天下体系”和乌托邦、“历史的终结”之类的想法没有关系，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在我看来都是胡思乱想，谁能预知未来的事情呢，除了上帝。 我的“天下体系”是一种“全球永久和平理论”。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对于康德式和平或民主和平论者来说，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康德式和平的适用语境为政治制度和文化高度相似的国家联盟，这个条件为欧洲所具备，但对于有着多元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世界来说，也就不再适用。而我所论证的“天下体系”汲取了中国哲学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是一种能够适应全球条件的和平理论。 至于具体采用什么方式，是由一个霸权国家负责全球的治理，还是所有国家共同组成一个“世界政府”，又或者是一个类似于互联网那样的系统？一切只能由未来的人决定。 从目前的趋势看，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覆盖全世界，互联网是全球化的一个典型隐喻，如果说什么东西长得最像全球化，那就是互联网。同时互联网也在挑战人们的传统认知，正在重新定义自由和民主。互联网不啻为一个全球的思想广场，类似希腊的观念广场，公民都可以到广场自由发言，在公共讨论中寻求共识。作为普遍开放的自由交流空间，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自由和平等。 与此同时，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进步也可能带来新的专制。譬如，未来每个人都可能携带一个储存全部个人信息的芯片，以便随时随地接受安全、医疗以及生活各个方面的服务。全方位的服务似乎为人们提供了实现平等与自由的更充分条件，但同时也操纵了个体的生活和思想，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专制。 但我始终相信，民主是一个永远可以反思的概念，是一个开放且不断改进的体系，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可以发明一种更好的民主。 3 上一篇 放大 缩小 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