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何失败? 2015-05-15 来源:澎湃新闻作者:冯象
官僚化的一个特点是,生活在制度下的人们,必须养成一个习惯,来判断包括政治运动在内的事物,其目的是什么,以及在其中如何不得罪人或者获益。从投机的角度来说,参与者一旦明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必须表现积极,党委说他思想有点右,参与者干脆就指出他就
2015年是思想史家冯契先生诞辰百年和逝世二十周年。5月8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冯象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主持了题为《论真诚信仰——从家父的一封思想总结谈起》的讲座,从冯契先生写于建国初的一份思想总结谈起,反思了考验的悖论,进而提出“思想改造如何可能”的问题。讲座引人深思,澎湃新闻其大要,以供讨论,并以此怀念冯契先生。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学术奠基人冯契先生(1915-1995)铜像 “自以为革命有功”:从冯契先生的一份检查谈起
思考的起点是冯契先生写于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份检查。这份运动内部汇编手册由一位年轻学者在拍卖市场上拍得,其中《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情况》一册收入了华东地区高校具有代表意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检查和汇报。复旦大学有周谷城、谭其骧、赵景深等人,华东师大即当时的大夏大学有三人:老校长欧元怀、中文系的许杰,还有一个就是冯契先生。
冯象说,书中大部分思想检查的调子都差不多,比如欧元怀校长,谈自己解放前跟蒋介石的几次会面。欧校长本人是教育家,在民国时期很活跃,蒋介石接见过他,所以要写检查,检讨自己当时没有认清独夫民贼的真面目。许杰先生,虽然是左翼作家和文学家,但也有一些历史上的事情需要交待。
冯象坦承,对其父亲检查书中所说的这段历史没什么研究,但其中所讲的事情他都是熟知的。冯契在其中从清华的学生时代开始交待,再到延安,从延安到昆明西南联大时期。冯契先生的检查,风格较其他人略有不同,非常个人化,像文学作品,而非习见的套话。另外一个特点是,检查的内容跟别人不一样,其中最有意思的那句话——“自以为革命有功”,就直陈了他思想上的最大问题:它既跟“反动派”没什么关系,也非在某个历史关头被抓,更不是学术上的问题,而是觉得自己有功劳。他的这个检查,是要找出思想上的问题。
检查写了这样一段往事,坦陈冯契在延安时期不服从组织的问题。当时抗战开始后,清华大学先是迁到长沙。1937年复学的时候,冯契先生和他的同学到长沙报到。当时长沙联合大学是进步学生的大本营,他们在那里听了从延安来的徐特立动员年轻人投身抗日的讲话,非常受鼓舞。当时在清华大学跟冯契来往密切的几个学生受到感召,都去了延安。冯契也下决心去延安,就像他在回忆文章中说的,当时他向金岳麟告别,金先生说,我要是年轻二十岁,同你们一块儿去,也扛枪打鬼子去。可见当时气氛。
去北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之前在“一·二九”运动中,同冯契一块儿的两位朋友:李昌、于光远,当时都已在山西。在山西,薄一波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当时非常需要人,所以这批学生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山西,去前线参加牺盟会。一行人11月到达山西参加队伍。但过了不久,这个地方已不再是前线,他们随之前往延安。冯契去延安是和两个山东大学的学生同行的,他们自称“三剑客”,路上穿过封锁线,经历了很大的考验,可谓九死一生。到了延安之后,恰逢鲁艺开办文学系第一期。鲁艺从1938年3月开始办音乐、戏剧和美术专业的第一期,到当年6月办文学系第一期。周扬兼任文学系主任,但实际上由作家沙汀负责具体事务,教员有何其芳、卞之琳等,学员二三十人,比音乐戏剧美术稍多。
学习期间,发生了冯契先生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事,即入党。他在山西时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正式入党是在鲁艺,当时由音乐系同学安波作介绍人,安波就是著名秧歌剧《兄妹开荒》的作曲者。
同冯契先生一起入党的还有何其芳先生。入党后不久,贺龙将军从前线回来,给鲁艺师生做了报道,动员大家上前线。当时鲁艺作了决定:这批学员在校学理论三个月,接下来三个月去部队。当时四个系一共去了二十多人,文学系大概去了七八个人,由沙汀和何其芳带队,在前线,贺龙还亲自带他们去和白求恩等人会面。
冯象先生说,检查书中的这些事,他小时候都听父亲讲到过。思想检查中还有个更有趣的事,就是冯契先生到了前线120师之后,就在师部宣传部。当时日军方面经常轰炸,所以白天不能行动,只能睡觉,晚上才行军作战。学生做不了什么事情,觉得很艰苦。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学生们觉得到了三个月就应该回延安了,但是部队不让走,他们就提出要求希望回延安。请愿书是由冯契递上去的,因为他在学生中年纪大一些,又是大学生,其他同学把他看作领头的。请愿递上去之后,发生了冲突,最后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出面解决,关虽然批评他们,但最后还是做了让步,说愿意回的待满六个月再回。最终,1939年夏天,除了少数人,其他学生都回了延安。
在思想检查里,他没有细说此事由来,而冯象先生所了解的具体情况更复杂一些。他认为,1937年10月发生的枪杀女学生的“黄克功案”对此事颇有影响。当时在120师也发生类似的事,干部追求女学生,女学生不肯,鲁艺学生替她说话,要求回延安。当时,甘泗淇(120师政训处副主任)、关向应来调解,最后还是要处理一下领头学生,认为他“对抗组织”,给了一个警告处分,并延长预备期,要求作检查。但冯契非常激烈,不同意组织处理。回了延安以后,就向鲁艺党组织申诉。鲁艺显然不愿意管这个事情,他一怒之下,就离开了延安。
当时是在延安整风之前,整个气氛比较自由。冯契就这样走了。当时看来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从组织的原则来说,毕竟是违纪。半路上他遇到一个清华的同学,两人一块回重庆,再从重庆去昆明。
这都是他检查书上的内容。
思想改造如何可能?
冯象说,对于这样一件检查书,他的兴趣点不是在其历史,而是想以此为契机,探究思想检查本身,以及后来六十年代一系列的运动,为什么很难获得成功。
冯象认为,对于《汇编》里的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思想改造都是真诚的,并接受这种改造过程,虽然用语是套话,但对于老一代知识分子,应该也是新事,正如杨绛先生所说的“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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