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冤案：曲折的平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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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冤案：曲折的平反之路

2015-05-21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4月下作者:盛平

他们查了约半年，本以为那么大的帽子、那么多的帽子,证据应该很硬，不好推翻，结果发现所谓的“证据”全都是子虚乌有，基本上都是伪证、逼供的产物，还有诸如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更是莫须有。

　　刘少奇冤案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错判的案件多达22053件，涉及2.8万多人。刘案案情复杂，直接关系到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正确与否，关系到对“文革”的评价，关系到毛泽东的一系列论断和决策正确与否。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在大局未稳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作为反面人物，继续受到批判。
　　1977年8月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对刘少奇问题的提法仍然与九大、十大一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清楚地表明，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这样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的确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我们党相继打倒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要失败的，我们党不愧是久经考验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

　　三中全会没有为刘少奇平反
　　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并非一帆风顺。以思想解放著称的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的三中全会，会议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外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会议的底线。中央工作会议上各个分组提出了很多应当平反的冤假错案，但因为刘少奇案件太大，牵扯面太多，涉及许多重大政治问题，许多人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在会上极少有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
　　于光远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一书中写道：
　　在11月25日开(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大会前夕，各组提了许多重大案件要求中央处理，对许多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也要求解决。在中央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邓小平说：“大家提的问题要解决。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杨尚昆、陶铸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提出的问题不能全部解决。”与会者心中有数。比如刘少奇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肯定历次路线斗争时就包括第九次路线斗争——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而这种说法是写进了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估计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乃至会后举行的三中全会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各组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讲话中，都没有谈到刘少奇的问题。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仍然任重道远。
　　从秦城接回王光美
　　1978年12月22日，中央组织部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做出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
　　据王光美回忆：“那时，我没有家可回。出狱那天，我被有关方面直接送到了厂桥的中办招待所。孩子们马上赶来厂桥见我。他们告诉我，这里是‘两个凡是’那几个人掌管的地盘，可住不得啊，应该住到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分管的地方，这样才安全。经过耀邦同志的过问，我便搬到翠明庄的中组部招待所去了。那时，我一身是病。耀邦同志十分关心，又送我到医院去治病。”(高建国：《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新华文摘》1998年第11期)
　　造化弄人，1946年翠明庄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是王光美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
　　1979年1月27日是农历大年三十，中组部派人接王光美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联欢。在刘源和万里的儿子万伯翱、万仲翔搀扶下，王光美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是时隔多年以后，王光美第一次公开亮相。1月28日春节，《人民日报》报道了王光美出席春节联欢会的情况。
　　3月，中央组织部经过审查，对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做出结论：“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对王光美的审查。
　　6月5日，在胡耀邦的安排下，王光美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政协委员。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光美与其兄王光英在政协会议上的照片。这是她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露面之后，首次参加重要的政治活动，更加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11月，王光美任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
　　赞许《人民日报》造势
　　王光美出狱后急于为屈死的丈夫刘少奇申诉平反。胡绩伟和《人民日报》编发了王光美在翠明庄写的申诉材料，经胡耀邦批转给中央领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经常向胡耀邦请教、联系工作，两人来往甚多。“二胡”为他人仗义执言，在老同志中间是出了名的，他们推动了一批老同志冤案的平反,例如陶铸和陆定一。
　　在中央为刘少奇正式平反之前，《人民日报》在胡绩伟和秦川的组织下，影印出版了几千册延安时期党中央编印的《整风文献》。为了找到延安原版《整风文献》，秦川千辛万苦，最后在中宣部图书馆寻到1949年新华书店重印本。书中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该文在“文革”中被批为“黑修养”，在全国家喻户晓。
　　《人民日报》的这个举动得到胡耀邦的赞许支持。胡绩伟后来回忆:
　　记得当我把报社重印的《整风文献》送给他时，我说：“我们买了一台影印的机器，为了试一试这个机器的效能，我特别选了《整风文献》，印出来的效果很好，比延安时期的老版本漂亮多了。”他看了看目录，把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了一翻。对于应该很快为少奇同志平反，我们都心照不宣，他高兴地说：“你真鬼!”这三个字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当时，有的权威人物批判我“胆大妄为”，我也满不在乎了。(胡绩伟《胡耀邦与人民日报》)
　　领导复查组
　　1979年2月5日，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致信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孙大光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复查刘少奇冤案，因为有华国锋的态度在前，当时没有得到正面回应。现在胡耀邦已是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这封信经胡耀邦决定，正式转报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批阅。华国锋圈阅了孙大光来信，但并未表示有态度的意见。(《纵横》2006年第3期，张曙《陈云与刘少奇冤案的平反》)。
在此期间，邓小平曾指示中央纪委研究处理刘少奇冤案。2月22日，中央纪委召开书记办公会议。据会议纪要记载：“中纪委办公会议决议：刘少奇问题，群众来信要求予以平反，小平同志要中央纪委研究。这两个人的问题(另一人指瞿秋白)如何研究，另定。”　　邓小平的指示没有得到落实。为什么会这样?胡耀邦在一个内部谈话说：“党中央明明白白知道，现在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应该做，可是现在不能做。刘少奇这个问题，如果匆匆忙忙地，今年上半年拿出个稿子来，也可以，但不好。现在全党是否意识到刘少奇这个问题过头了。我觉得是过头了，‘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小平同志，脑子里没有谱吗?有谱，可是，现在解决不了。一部分人的思想跟不上，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我们的步子迈得相当的快啊!我们自己的领导跟不上。历史局限性不仅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还包括主观的可能性。”
　　2月23日，陈云在孙大光来信上做出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邓小平和陈云要求中组部复查刘少奇问题的批示，这一次终于在胡耀邦的组织领导下开始落实。
　　3月27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刘少奇的问题，经鹤寿同志与任重同志商量，按陈云同志的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共同处理。”
　　王任重和王鹤寿二同志能够参与中纪委的工作，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出一把力，是与胡耀邦分不开的。胡耀邦曾为他两人的冤案复查，与中央专案组有过激烈冲突。
　　1979年4月18日，刘少奇案件复查组正式成立。在胡耀邦领导下，由曾负责复查“六十一人案”和从1978年11月即开始调查起草刘少奇案报告的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担任组长。复查小组由8人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
　　当时刘少奇案有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一些案卷，总共570卷档案。复查组在4月至5月中旬集中看材料，5月至6月搞调查，7月至8月做补充调查，写复查报告。他们查了约半年，本以为那么大的帽子、那么多的帽子,证据应该很硬，不好推翻，结果发现所谓的“证据”全都是子虚乌有，基本上都是伪证、逼供的产物，还有诸如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更是莫须有。
　　11月，复查组向中央正式做出《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情况报告》。
　　胡耀邦几次与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的干部进行研究，精心指导，强调要把这个报告写得缜密确凿，经得起历史检验。胡耀邦审阅了调查报告，认为这个调查报告对所谓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所谓1927年在武汉和庐山进行“内奸活动”问题、所谓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所谓“其他反革命罪行”问题、所谓“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的调查核实，都是详尽确切的，证明完全是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是错误的。(《胡耀邦传》(征求意见稿)第二卷)
　　华国锋转向
　　后人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往往讲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邓小平、胡耀邦、陈云、邓颖超等人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领导人明确反对给刘少奇平反，他们认为平反了刘少奇，那毛泽东怎么摆?“文化大革命”怎么评价?党的基本路线和继续革命理论怎么看?
　　为了克服最后的阻力，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做了各种准备工作。1979年冬季的一天，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集体听取了复查小组的汇报。(宋晓明主编：《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胡耀邦、徐向前等人出席了会议。邓小平、胡耀邦、徐向前先后发言，肯定了复查工作。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与华国锋、汪东兴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邓小平等人对不理解和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阻挠为刘少奇平反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上华国锋明确表态，同意为刘少奇平反，对十一届五中全会将要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也表示赞同。华国锋的转向，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李万青、叶健君编著：《邓小平大决策》)包括专案组组长汪东兴在内也说(刘少奇案)是冤案。
　　12月，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等审阅复查报告表示同意。邓小平并提议，可考虑将这一报告作为中央对刘少奇案件的平反决定。
　　与此同时，胡耀邦主持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特别强调：“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这条规定即是胡耀邦提出的著名的平反冤假错案的“两个不管”原则。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胡耀邦在全会上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胡耀邦成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全会在对刘少奇案的复查进行讨论时，有的同志提出，如果要为刘少奇平反，就要公开承认党和毛泽东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可能会引起社会思想的混乱。胡耀邦指出：我们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我们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必须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为刘少奇平反，以及为一系列冤假错案一一平反，正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使这类错误永远不致重演。(《胡耀邦传》(征求意见稿)第二卷)
　　经过讨论，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一)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和相应的文件，恢复刘少奇的名誉;(二)适时举行追悼会;(三)对因刘少奇受株连的人和事，进行复查，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2月29日晚，王光美和全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当五中全会公报和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向全国播出时，王光美全家百感交集。
　　指挥舆论战
　　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刚刚传达下去，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人反对平反，认为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有人认为平反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公开为刘少奇平反，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做好冤案昭雪的宣传工作。
　1980年3月12日，胡耀邦出席中宣部部长交接会。这是他最后一次以中宣部部长的身份作讲话。他特别嘱咐宣传系统在刘少奇平反昭雪宣传上要注意的问题。　　据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高级记者、少将刘回年同志在其回忆录《重大事件亲历》一书中回忆：
　　胡耀邦同志早就给新华社打过招呼，要求抓紧准备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报道。中央要求写一组推翻强加在刘少奇同志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的重头文章，在刘少奇追悼大会前发出。总社决定由我牵头，和几位政治记者一起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在中央组织部翻阅了所有重新调查取证的材料，抓紧时间，写出了《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三篇长篇通讯。这三篇稿子送审后，于3月12日、16日、21日先后播发，全国各大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用，《人民日报》还在每篇稿件前加了很长的按语。这些按语，据说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加的。
　　3月23日，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协“二大”的全体代表之前，胡耀邦在休息大厅里问华国锋：关于少奇同志那三篇文章怎么样?华国锋连说三个“好”，胡耀邦便说：“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大权，批了少奇同志整整十多年，发表了数百万、上千万篇文章，我们只用三篇文章就把他们的彻底推倒了。”(章百家主编，孙大力本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图画读本》第八册：改革篇 (中册))
　　3月，刘少奇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中共中央并决定编辑出版《刘少奇文选》。5月21日，《刘少奇同志纪念展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开放。胡德平时任博物馆负责人。
　　根据五中全会精神，《人民日报》要写一篇为刘少奇平反的社论，这是一篇难做的文章。社论要涉及毛泽东，涉及他在刘少奇冤案问题上的错误，同时还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
　　《人民日报》以评论部主任范荣康为主的写作班子，前后花了70天，修改11次，最初送审稿标题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平反的重要意义》。1980年4月3日，代表中央主管宣传的胡乔木找《人民日报》负责评论工作的同志谈话，将社论原题目改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重大意义》，就社论主题思想，文章框架谈了他的意见。
　　第二节最后一段有重要删改。这段开始的原文是：
　　其次，要不要公开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简单。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牵涉到毛泽东同志本人。虽然把刘少奇定成叛徒、内奸、 工贼，并加以迫害致死是出于林彪、“四人帮”一伙之手，但是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却直接是毛泽东同志的责任。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刘少奇同志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曾经针对刘少奇同志写过《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央在考虑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时，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
　　发表时，将在“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后一大段重要的句子都删掉了。删去这些段落和句子，《人民日报》的同志和很多读者认为，社论的说服力、真实性和分量被大大削弱了。
　　社论最后经胡乔木审改后报送胡耀邦。1980年5月16日，在 “五一六通知”通过14周年之际，《人民日报》为刘少奇平反发表社论，公开承认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
　　反思刘少奇冤案
　　在1980年4月初召开的一次常委会上，邓小平干脆地说道：“一切按国家元首逝世后的待遇搞，地点选在人民大会堂。我们既然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要拿出真正的大气势来嘛!”
　　1980年5月14日，刘少奇骨灰被迎回北京。笔者当时年轻，在北京西郊机场自发参加了骨灰迎接仪式，并拍有照片。
　　5月17日下午，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正式宣布：“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5月16日是“文革”开始的日子，“文革”最大的“成果”之一是打倒了刘少奇。刘少奇追悼大会选在5月17日举行，具有强烈地否定“文革”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