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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徘徊到纠结 2015-05-27 来源:《书城》2015年5月号作者:葛兆光
读《顾颉刚日记》,断断续续用了我一个多月的闲暇时间。看完这十几册日记后,记下的竟然是一些颇为悲观的感受。历史学家能抵抗情势变迁的压力吗?历史学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呢?
——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顾颉刚日记》,刚到手时曾匆匆翻过一遍,二〇〇七年十月在大阪关西大学遇见专程去接受名誉博士称号的余英时先生,他送我一册刚刚出版的《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看过之后,对顾颉刚的这部日记更有了浓厚兴趣。去年夏初,要在芝加哥大学的workshop上讲“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学”,自不免又要涉及这个古史辨领袖,便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借出《顾颉刚日记》来读,既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学术史资料,也作为异域长夜消遣的读物。但日记太多,在美国没看完,八月回到上海后,在酷暑中仍然继续翻阅。
积习难改,虽是消遣却不想一无所获,习惯性地随手做一些摘录,也断断续续记下一些感想。余先生《未尽的才情》已经讲到顾颉刚与傅斯年、胡适的学术关系,讲到顾颉刚与国民党的纠葛,讲到他一九四九年后的心情,也讲到了他对谭慕愚的一生眷念。夫子撰书在前,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议题可以发挥,只是近来关注“中国”的历史,于是一面阅读,一面随手写一些札记,主要摘录和讨论的,都是顾颉刚日记中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见解。
顾颉刚日记手迹 一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九二〇年代顾颉刚推动“古史辨”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对传统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现代性改造,这一点,王汎森兄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已经论述得很清楚。简单地说,就是在科学、客观、中立的现代标准下,有关早期中国历史的古文献,在“有罪推定”的眼光下被重新审查,人们逐渐把传说(或神话)从历史中驱逐出去。以前在古史记中被视为“中国”共同渊源的五帝和“中华民族”历史象征的尧、舜、禹,以及作为中国神圣经典的种种古文献,真实性都遭严厉质疑。
一九二三年,顾颉刚在一封公开信里提出古史辨的纲领,一共包括四点,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因此而被丛涟珠、戴季陶等人惊呼为“动摇国本”。为什么会动摇“国本”?就是因为“民族出于一元”说明中国民族有共同祖先,“地域向来一统”表示中国疆域自古如此,古史传说人物象征着民族伟大系谱,而说古代为黄金时代,则暗示着文化应当回到传统。象征本身即有一种认同和凝聚的力量,对这些象征的任何质疑都是在质疑历史之根,在瓦解“中国”认同的基础。
这里长话短说。对于“中国”一统和“中华民族”同源的质疑,虽然轰动一时,但很快逆转,毕竟形势比人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满洲国”成立、一九三三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加上一九三五年“华北自治运动”的出现,使中国陷入国土割裂的空前危机,中国学界不能不重新调整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论述,特别是从历史、地理和民族上,反驳日本学界对于满蒙回藏的论述,捍卫中国在民族、疆域和历史上的统一性。现实情势改变了中国学界,也暂时改变了顾颉刚的立场。一九三四年,顾颉刚与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正如顾颉刚所说,在升平时代学者不妨“为学问而学问”,但在“国势陵夷,局天脊地”的时代,却只能“所学务求实用”。
在这一绝大背景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一八一号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他强调中国自从春秋战国,“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所以有秦汉统一,“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顾颉刚也一样,原本他并不相信“中国汉族所居的十八省,从古以来就是这样一统的”,他觉得“这实在是误用了秦汉以后的眼光来定秦汉以前的疆域”,所谓“向来一统”只是一个“荒谬的历史见解”,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却把历史论述从说明原本并不是一统的中国,变成了强调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
在《禹贡》半月刊之后,一九三六年,顾颉刚与史念海合作编了《中国疆域沿革史》,在第一章《绪论》中,顾颉刚就说:“在昔皇古之日,汉族群居中原,异类环伺,先民洒尽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经营,始得近日之情况(指现代中国)。”他罕见地用了“皇古”一词,说“疆域之区划,皇古之时似已肇其痕迹,自《禹贡》以下,九州、十二州、大九州之说,各盛于一时,皆可代表先民对于疆域制度之理想”。很显然,这与一九二〇年代的疑古领袖形象已经相当不同,看上去,他好像逐渐放弃了古代中国人种不出于一源、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开始转向论证一个“中国”和一个“(中华)民族”。
在这里说一个小插曲。一九三三年,日本人与内蒙古王公会谈,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而独立。这时,顾颉刚一生仰慕的女性谭慕愚亲身进入内蒙,调查这一事件,并且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底,应顾颉刚之约在燕京大学连续演讲,讲述“百灵庙会议经过及内蒙印象”,揭发内蒙独立与日本阴谋之关系。余先生《未尽的才情》一书已经注意到,顾颉刚在日记中一连好几天记载这件事情,我曾向余先生请教,我们都怀疑,一九三三年谭慕愚女士的调查与演讲,在某种程度上对顾颉刚的史学转向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第二年他与谭其骧合办《禹贡》半月刊。
二
《顾颉刚日记》中留下很多这一观念转变的痕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府南迁,各大学与学者纷纷南下。一九三八年底,顾颉刚去了一趟西北,据日记说,他在途中开始看伯希和的《支那考》及各种有关边疆的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的民族史、疆域研究著作。显然,这种学术兴趣与政局变化有关。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华东师大出版社)引述顾颉刚自传,说他一九三八年在西北考察的时候,曾经偶然看到一幅传教士绘制的The Map of Great Tibet,心情大受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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