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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广泛接受为真的错误观念
思想的解放持续推动着中国和世界的进步,如果我们可以进一步超越错误的观念和思想,我们就可以更加自由更加平等,也就可以更加智慧更加强大。心灵的进步和科技的进步,带来世界的进步。
错误观念1: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
评论:这句话来自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是缺少情商的表现。请问当地的印第安人不是人吗?请问谁先到美洲生活的?如果有西方人这样说,那是因为他的偏见。如果有东方人也跟着这样说,那么就是因为无知。因为弥漫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影响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文化,看不起自己的传统,从而也看不起自己的兄弟。
哥伦布到新大陆,是为了掠夺黄金和资源。他简单来说就是海盗,西方媒体美化海盗是有传统的,贬低中国人也是有传统的。更早一些时间,郑和下西洋,据说也来过美洲,但他是为了商业和文化的交流。谁不文明谁更文明,高下立判。马来西亚首相纳吉说:“葡萄牙舰队,他们的能力不及郑和的舰队,一来就占领马六甲。郑和舰队在马六甲王朝时代与这里的人建立起友谊而非占领,这是证明道德重要性的重要例子。” 所以马来西亚乐于接纳中国文化,比如孔子学院和厦门大学分校。
错误观念2:西方民主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峰。
评论:这句话也是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人这样说还可以说是自豪过头,可悲的是有些东方人也被成功洗脑自卑过头。什么“文明的冲突”,什么“历史的终结”……听得耳朵都起茧了。那些意识形态的官方学者写了一本本厚厚的书,基于错误的前提推演着貌似严谨的论证,抵不上甘地的一句话:“无论是极权主义下疯狂的破坏所造成,还是自由和民主的神圣名义下,所造成的孤儿、无家可归者以及死亡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先看个例子,民主的英国殖民不民主的印度时,少数人怎么控制多数人,一个很阴暗的方法就是思想控制,开动媒体灌输本国人和印度人:西方文明很先进印度文明很落后,所以英国殖民印度有理。甘地的出现,完全打破了这一错误观念。一方面,甘地超越宗教与文化之对立,超越上层阶段与下层百姓之对立,整合起印度最普遍的力量。另一方面,他的智慧他的宽容,感动了印度人民,也感动了英国“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甘地的领导下,印度以非暴力方式赢得了国家的独立。从此理念,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践履非暴力运动,也赢得了国家的独立。香港Beyond乐队致敬曼德拉:“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
按照民主的一般定义:“如果一个国家赋予其人民在普遍的、平等的成人选举权基础上通过定期的、不记名的多党选举来选出他们自己的政府的权利,这个国家就是民主国家”。如果这样来说,强盗团伙要普大喜奔了,只要简单地实行多党选举制就一洗白,成为伟光正的文明人士?自由、民主、文明,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比制度更重要的,是国民的整体心灵素质。如果说制度是工具,那么国民素质就是工具的使用者。工具本身无所谓善恶,善用则善恶用则恶。国民整体是坏人,民主制度下还是坏人。国民整体是好人,不民主制度下也是好人。所以,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法治,法治是从反面来建立国民心灵素质的最低标准,而智慧者的教育则从正面启发着国民心灵去追求更加卓越。所有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由。所有的民主,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平等。不基于心灵的自由与平等,夸大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在耍流氓。其实,自由民主制度的每一次创新、实践、改进,都是立基于心灵自由平等的进步。
民主的背后是平等精神,我们当然也要学习民主制度,毕竟是西方试错这么久实验出来的工具,但更重要的是发展平等的心。一切不平等,来自心的不平等。权力或者金钱导致的不平等,都来自于心的不平等。消除心灵的不平等,才可能到达真正的平等社会。民主制度其外,平等精神其内,内外兼修。
错误观念3:理论主义和制度主义
评论:现有学界有一种倾向:脱离经验来谈理论,脱离心灵来谈制度。其实,其实还是人在使用理论和制度,应用之妙存乎一心。以凯恩斯主义(作为政府干预理论的代表)和哈耶克主义(作为自由市场理论的代表)为例,这两者都是理论,理论是否可以适用于当下经验,还是需要我们理性能力的判断。
不是纠缠在理论里面争论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好,这是理论脱离地面的空转,而是应该就具体的问题来理性分析,回到地面来。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病),然后使用相应的理论来解决(用药来治病)。如果执着于理论(药),那又成了一种新的问题(病):脱离问题争论哪个主义好,造成了国内知识分子的分裂与内耗。
比如以美国为例,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政府的权力过大了,就可能会有权力寻租和信贷盲目扩张等不理性行为,这时候需要简政放权,哈耶克主义就兴起了。哈耶克主义的影响下,市场的权力过大了,也会出现金融垄断和金融过度扩张等不理性行为,这时候需要政府适当干预,新版本的凯恩斯主义又会兴起。这样反复震荡反复接近,最后两种主义的内容其实是越来越接近的。
一方面,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市场主体的假设是经济理性人,但是市场行为不可能一直都是理性的,政府的主体也假设是理性与平等的人,但是政府行为也不可能一直都是理性的。另一方面,市场没有原罪,政府也没有原罪,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有时候也是合乎于理性与平等的。所以,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市场和政府背后那颗心灵。如果心是不理性不平等的,那么不管是透过市场还是透过政府,实施出来的行为也是不理性不平等的。如果心是理性平等的,那么不管是透过市场还是透过政府,实施出来的行为也是理性平等的。
另外,一个理论的应用还要看具体情境,比如中国当前国内与国际的场合是不同的,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同的。以国内而言,政府权力有过度现象,所以要简政放权,这是朝向自由平等的进步。以国际而言,国际自由民主目前是建立于实力之上,没有实力就会被其他国家以各种美丽的名义欺压,中国一百年来基本上是被欺负的对象,所以对外是维权:免于被侵略的自由,免于被掠夺的自由,话语权,平等权。这也是朝向自由平等的进步。
所以,理论都是表面,最重要的是背后的理性精神。基于理性与平等的心,善于看到当前时间地点具体情境下的问题,然后选择合理的解决问题方法。这正是《中庸》所说:“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中”者平等也,“庸”者理性也。这是我对于“中庸”二字的当代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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