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作品》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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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作品》编后记

林贤治

《盗火者》编后记

  

人类的英雄崇拜大约起源于神祗膜拜，经过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神的领地中解放出来，随后的启蒙运动，又赋予了平凡的人以英雄主义的气质，英雄人物就在这中间产生。近代英雄不同于古代英雄，是因为他们不但具有无私、忠诚、勇敢等优异的品质，而且是现代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正义的体现者。他们不是依靠原始观念和本能行事，他们的事业建立在理性之上，而又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所以，现代英雄可以是卡莱尔式的伟人，也可以是没有特殊身份的平凡的人：战士、医生、工人，他们不一定是孔武有力者，更多的可能是真理的探索者和传播者，共同信念的践行者。堪称英雄的人物自觉负有一种使命，一种责任；他们坚守自己一如守卫众人，为了众人，必要时可以放弃个人的一切。

现代英雄观的确立，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

三十年前，舆论界开始出现一种非英雄化的倾向。当个人崇拜的时代余炎未退时，打出“躲避崇高”一类旗子，或者不无积极的意义；但是，它又完全有可能成为犬儒主义、流氓主义、虚无主义的掩体，构成对公共价值的消解，乃至个人信仰的摒弃。即使个人主义者，也并非必然地否定伟大、崇高的事物的。

对于那些敢于反抗权势，为了大众的事业而呐喊奋斗，甘愿坐牢、流亡、牺牲自己的人，我由来充满敬意。作为一个怯弱者，在默默求生的道路上，便不时地感受到来自他们的精神援助，慰藉和鼓舞。多年以来，我怀着感激，断续记下他们留给我的影像。我视这些曾经影响过我的人物为英雄。

当我把这些人物素描——凑成一个集子时，突然想起俄国作家柯罗连柯的一篇著名短文《火光》，想起其中描写的那条为悬崖的阴影所笼罩的河流，和那一星灯火：“驱散黑暗，闪闪发光，近在眼前，令人神往……”

鲁迅很早就介绍过柯罗连柯这个启蒙思想者，还曾把青年时起便决意为之献身的文艺比作“国民精神的灯火”。在黑暗的夜里，我想再没有什么比火光更激动人心的了；而这，便成了集子名目的来由。

2014年5月1日

《她们》编后记

  

所写关于著名女性的文字，积存下来居然可以凑成一个集子，这是始料未及的。好像是歌德说的，“女性带领人类飞升”；我虽然未至确信，但想以女性天性的柔弱，而具有乃至超越男性的胆魄、智慧、意志力，实在是很可赞美的。

这里的女性，大多来自西方国家，而且都生活在近现代。其中有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她们以不同的方式同权力与自由相联系，在历史多幕剧中完成了各自担当的角色。惟有一位女性，在个人情感的纠缠中挣扎，犹如背景音乐中一个悄然脱落的音符。

女革命家特别令我敬佩。在旧制度面前，她们的反抗明确、激烈而彻底。秋瑾和米雪尔与其说是危难时刻考验了她们，毋宁说是她们给自己制造了危难时刻。卢森堡将近有一半时间在牢狱中度过。她的著作内涵丰富，有一种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显然同她身为女性有关。

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拙于理性思考，其实是不确的。就说薇依和阿伦特，论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都远出于许多伟大的男性著作家之上。不妨拿同出巴黎高师的薇依和萨特相比，萨特的存在哲学，一样蕴藏在薇依带点神学意味的著作中，而薇依的丰饶的诗性是萨特所没有的。两人对哲学的履践一样令人起敬，惟薇依的人生实践，严格到近于自虐；萨特的实践则是通向外部，通向集体活动和社会运动，更着意于时代的风向，乃至一度走到斯大林主义者的边缘。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关于革命与共和等等的论述，明显地融入了她的人生经验和内心体验，是一般学者所没有的。

爱与死，据说是现代艺术的基本主题，到了珂勒惠支手里，却成了藉以保护穷人、妇女和儿童的武器。另一位德国女性不同，里芬施塔尔拿艺术同魔鬼做交易，建立起一种“法西斯美学”，至今一些意识形态国家的宣传仍然有她的遗响。这里的反差是极大的。

同为俄罗斯妇女，对于身处逆境的态度，茨维塔耶娃同曼德施塔姆夫人很不相同。一个因绝望而自杀，一个则说是没有希望仍然希望，坚持活下来，终至于见证一个反自由反人民的庞大政体的沦亡。赫塔·米勒是一只孤鸟，在黑暗和沉默里飞行，即使远离祖国，依然不改变原来的文学方向：反抗专制和追求自由。

我没有过多地关注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就因为她们太局限于争取妇女自身的权利的斗争。我始终觉得，女权问题是同人权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何况，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人权状况依旧严峻。于是这个问题，连同形象，也就在我的笔下经意和不经意地滑过去了。

2014年5月2日

  

《远去的人》编后记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时间有如逝水一去无迹，所以，过往的记忆总是令人珍惜。正如普希金诗里所写，哪怕日子充满苦痛，在记忆之中，也将变成亲切的怀恋。

记忆有两种：集体记忆和私人记忆。前者指社会事件，社会生活，构成为个体生存的外部环境，后者关于个人的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的内容。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记忆是亲近的、细密的、深入的，往往刻骨铭心。社会上的事情要为个人所铭记，大抵与个人命运相关联，故能唤起切身的感受，从而使生动的细节得以保留。

这个集子，所选多是对已故人物的回忆，其中又多是自己的亲人和师友。母亲故去已逾十年，至今未曾为她写下一点记念的文字，是我最感愧疚的事。对于记忆深长的部分，本意等候一段安静的日子到来之后慢慢地写 ，然而累月经年，一直生活在芜杂和焦躁之中，结果只好延宕着不曾着笔。

集子中多出两位“公众人物”：王实味和遇罗克。一个是前革命时代的人，一个是同龄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都同样以文字罹难，仿佛是历史峡谷中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呼应似的。他们于我，并不像其他的人那样有着实际生活中的联系；所谓“文字缘同骨肉深”，阅读他们的文字，却使我切实地有着一种亲缘的感觉，而不曾间断精神上的往来。

远别的小屋，油灯，松鼠，也都是我所怀念的。在此，我不由得想起庄子的“齐物论”。在个人的情感世界里，无所谓伟大与平凡的绝对限界；最卑微的事物也可以成为圣物，一样有着恒久的炫目的光辉。

2014年5月3日

  

《世纪流向》编后记

  

“历史的记忆已经死去。”霍布斯鮑姆在他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写道，“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的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以说是20世纪末期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

对于刚刚逝去的世纪，我们剩下的记忆是什么呢？应当如何定义这个世纪？

霍布斯鲍姆一口气列举了12位文学界和学术界人士对20世纪的不同看法。人们或者着眼于屠杀、战争、恐怖和死亡，或者着眼于科技的进步，或者着眼于第四阶级的兴起，政治革命及其他社会运动的开展，或者着眼于经济全球化，或者着眼于自由、平等、正义等等理想价值观念在各国的地位和表现；由于着眼点不同，评判的结果往往南辕而北辙。另有论者把诸多矛盾合并起来，不褒不贬，亦褒亦贬，以为这就是20世纪的本来面貌。英国音乐家梅纽因的总结很有代表性，他说：“20世纪为人类激发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部现代化史。回顾过去，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像20世纪这样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变得如此紧密。从这时候开始，中国社会任何重大的变动，已经不可能完全离开活跃的国际因素。历史是一条大河，它有主流，有支流，它固然汹涌向前，但也有迂回、停滞以至倒退的时候。20世纪仅是其间的一个河段，因为位处下游，看起来会更开阔也更清楚。

本集子选入两篇长文，关系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两个大事件：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可以说，一篇写的是政治史，另一篇涉及精神史或思想史。评述五四并不限于一时，而是一直延至九十年代，在时间上算是有一定的完整性，只是太集中于知识分子问题。

此外，还选用了一篇转述苏联解体前后情况的文章。一者所谓“苏东事件”是国际间的大事件，二者事件恰好发生在世纪末，借以结束全书，对20世纪来说似乎就有了一种段落感，虽然在体例上，与上述中国的内容有点不太相干。

2014年5月4日

  

《文学与自由》编后记

  

文学始终与自由连在一起。

在这里，自由可分外部自由与内部自由。所谓内部自由，指作家精神的自由，心态的自由，保持人格的独立，行使“自我”而毫无窒碍；外部自由指构成作家生存与写作的环境条件，免于匮乏，免于恐怖，免于各种操控和束缚。一般而言，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对作家的影响是带决定性的。但是，在作家内部，由思想和人格所构成的自生长力量，也可以反作用于外部环境，即抵御和批判社会。关于文学与自由的关系，苏俄文学是最切近的观察点。从沙皇时代开始，自由一直遭到压制，何以还能从中产生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从曼德施塔姆到索尔仁尼琴等大批作家，就因为他们自身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然而据此并不能否定专制的政治环境对文学的严重损害，事实上，苏联后期至今的文学质量已经明显下降。这种情形，或者可以印证写出《1984》的奥威尔的说法：在极权社会，只要维持两代人以上，任何优秀的文学都有可能完结。

自由首先赋予作家以政治立场，道德感和历史感，然后才是艺术想象力和形式感。美国批评家威尔逊表白说，他只为那些在伟大的作品中表现出道德意义的作家写评论，他认为，人类永远置于历史的批判之下；不是探讨人类的命运和价值，文化将不成其为文化。

在有关文学的阅读中，我强烈地意识到自由精神的作用。真正的文学不可能离开自由而生存；自由是文学的灵魂，它统领并深入文学的肌质。在探讨文学的本质和价值，给文学以定义的时候，我都把作家的自由感置于首要和核心的位置。基于这样的文学观，正如书中所写，我强调“精神气候”对中国作家群的影响；指出作家“精神还乡”，以及由此获得“在路上”的文学感觉的重要性；根据对自由的感受力并由此展开的艺术创造力，给诗人和作家划出不同的层级；结合不同时段的文学现象和事件，重新绘制文学史地图。我觉得没有什么正统的、权威的结论可以倚仗，惟忠实于对自由和文学的原始理解，独立地面对文本；借助国外的一些理论专著，也算是一种参照。

优秀的文学必定是自由的文学。要制造自由的文学，必须使作家获得自由。对作家来说，所谓外部自由和内部自由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联系的，互动的；就是说，现实中的自由境遇必须转化为作家的自由感，而不是设法规避。逃避现实也就是逃避自由。鲁迅说“直面”，说“正视”，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

2014年5月5日

  

《书的身世》编后记

  

几十年来读书，编书，写书，对于书的构成，成书过程，以及书的流布，自忖有几分了解。近些年来，科技发展神速，电子书代替纸质书，网络书店代替实体书店，这样的趋势已然变得无可阻挡，令许多文化人甚至时尚媒体人也不由得慨然兴叹。我不谙电脑，自然读的纸质书，但也并不太在意于如此颠覆性的局面。在我看来，前者毕竟是后者的延长，不过作形式上的变化而已；少说再过百年，还得有书，有书的买卖。因此，其间重要的是书自身命运的变化，就是说，要看书是封闭的，残缺的，单一的，还是开放的，完整的，多样的；由书带动的两端，即作者与读者，他们被置于怎样的一种空间之内。

阅读出版史，我较为关注的是图书审查制度。从弥尔顿到马克思，都留下了抨击这一制度的广为人知的檄文，就因为它是禁锢思想，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极具破坏性的力量。但因此，也就有了地下出版物。从《圣经》到《百科全书》，都有大量盗版和违法运送的行为发生，直到上世纪末苏联东欧的“萨米亚特”。这里选入先前写就的几篇文章，以见出版史上的一点故实。千百年来，图书业的发展未曾到权力为止，自由应当是最终的。

我断续地写过一些书评，介绍的大抵是翻译书，欧美方面的书。其中，属政治历史社会的居多，文学的少。我觉得，对中国读者来说，观念重于辞章。从鲁迅到董乐山，他们的翻译工作，就标示了一个清晰的路向。而本书所选，大部分是批判纳粹德国及苏联东欧极权主义的论著和文学作品。在20世纪，极权主义极具影响力，它以现代性的形式，集中揭示权力与自由的冲突。在反抗极权主义的著作家中，英国的奥威尔最可敬佩。他声明“为政治写作”，斗争是自觉的，坚韧的；作品充满预见性，有深度，有一种雷电般的撕裂的力量。

最后选入为几本书做的序文。其中，我想说的也无非是：启蒙是重要的，记忆是重要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为自己的时代作证，如此一类常识性的话而已。

坊间关于书的书，所见大多轻巧，悠闲，有趣。相比起来，我的这本小书未免过于笨重了一些，不太符合“书话”的轨范。但也没有法，倘若还有一点写的热情的话，还是这么写下去罢。

2014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