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怪陆离的名人日记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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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怪陆离的名人日记知多少？盛名之下，好一派奇情怪状 　　如果想了解一个人，普通的方式当然是阅读其作品或传记，许多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进入一个作家或者一位学者的世界；比这种途径更直接的方式，或许是自传与回忆录；但最为真实而可靠的进入，还要属书信与日记这两种“隐私”文类。写给亲人和友人的书信文字本来就是“窃窃私语”，因不用担心泄密，尽可以议论时事、裁量人物；而日记更是夜深人静时的“自言自语”与内心独白，无疑比书信更接近其“灵魂的真实”。

醇酒妇人花天酒地 　　蒋介石日记多暴露自己好色的喜好。“今晚出去探花”是日常句，每次探花回来，都后悔，发誓不去，可是呢，第二天又觉得花花世界很好，又去，回来又后悔，接着再去，再后悔……一次从福建路过香港到上海，“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结果，当天晚上他还是上了妓院，并在日记上写说：“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 　　 胡适在上海求学的时候，那一段流连妓院的堕落人生，在他的日记中多有展露。上海的这段时间胡适与妓女交往的具体情况大致如下：旧历1909年12月14日，胡适授课结束。“过桂梁家，桂梁令书赠妓联，以不□（案：疑为“善”）书辞焉。”（日记1卷，第4页）。两天后，即12月16日，胡适与众友在雅叙园吃茶，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诸人乃怂恿仲实令以所叫伎曰赵春阁者转荐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日记1卷，第5-6页）再两天后，即12月18日，胡适又同桂梁逛伎家了。“是日君墨，仲实皆外出，桂梁来邀至伎家，食所谓私□（案：疑为“家”）菜者。”（日记1卷，第6-7页）。 爆粗口、撒泼、打警察 　　青年季羡林因厌恶考试，将一腔郁闷倾吐在日记中，对老师更是恶语相向。《清华园日记》有如下记载：“今天才更深切地感到考试的无聊。一些放屁胡诌的讲义硬要我们记! ”； “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 　　被蒋介石称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的胡适先生，青年时期也曾多次逛过窖子，并在自己的日记中多有记载。1910年3月某夜，大雨滂沱。胡适和一帮朋友在妓院喝酒，大醉后雇一辆人力车回家。遇巡捕盘问，胡博士乘着酒劲，光着脚板，用皮鞋醉打巡捕，此后被罚款五元。车夫乘他酒醉，顺手牵羊，剥了他的衣裳，偷了他的钱包，把他扔在雨里了事。 痔疮、梦遗、虐恋、性变态…… 　　吴宓有名，是因为他离婚后而狂追毛彦文（1898—1999）。即使后来毛彦文与熊希龄结婚，以及熊希龄病逝以后，他还是不能忘情。吴宓在日记里记载了友人给他献策霸王硬上弓：“先在港制西服，自饰为美观年少。秘密到沪，晤面后，即可拥抱，甚至殴打撕闹，利诱威逼。强彦即刻与宓结婚。”帮他设计这个霸王硬上弓计划的，是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回来，后在北大任教的吴仲贤。吴宓表示：“仲贤之策甚善，然不合于宓之性情才力，恐宓不能实行。” 　　吴宓日记所显露的，不但是他对女人的情痴，而且是他对女体的偏执。比如说，他疯他的学生“K”[即高棣华]。 在1936年到1937年间的日记里，他每次都详细地记录“K”来宿舍找他时所穿的衣服。他写“K”“丰腴”、“丰艳”、“润腴”；更记下她来的时候偶尔“不袜”、“裸足”、“裸胫”、“裸腿”；或者偶尔“K”来的时候，他自己正沐浴完毕，或正披着浴衣。 　　胡适的留学日记出版之际，他删了十条左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删去梦遗那一条。1911年2月20日的日记写着：“连日似太忙碌，昨夜遗精，颇以为患。今日访Dr. Wright，询之，医云无害也。余因请其遍察脏腑，云皆如恒，心始释然。” 　　痔疮是困扰了胡适很久的身体疾病，他不仅常跟美国女友写信直白相告，在日记中也屡屡提及：1923年9月14日：“肛门之患处，前日破又出脓。……我就用此药调茶油敷上。后来作痒，我又调醋敷上。口虽收了，今天他竟作脓了。肿的很大，坐时很有点痛苦，不知是否药的作用”；9月16日：“肛门脓肿今天破了，出脓血很多，颇觉轻松。我仍用洛声的药敷上。与珮声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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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私日记 窥大时代私人日记是最为接近历史原初记录的文献 　　在众多历史文献中, 日记无疑又是最毛茸茸的一种，因为从时间上看，日记写于当天，往往是最为接近历史原初记录的一种。人们记日记时，不单是宣泄情绪，更是以个人的角度记载历史事件，人物心态也跃然纸上，因而是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极重要的参照。学者谢泳认为：“研究晚清历史，没有不看《翁同龢日记》《郑孝胥日记》的。” 晚清有四大日记：《越缦堂日记》、《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翁同龢日记》，四大日记的主人分别是李慈铭、叶昌炽、王闿运和翁同龢，或为大臣，或为名士，其史料价值非常高。

一部《越缦堂日记》成研究清史必读书 　　 以《越缦堂日记》为例，记载了清咸丰到光绪的40年间大量的治学札记、朝野见闻、朋友聚散、人物评述、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及各地风俗。要研究同光时代的政治史、社会史甚至经济史，这是一部必读书。 　　 即便如此，因为这部书经过作者一次次的整理、修订，等到公开面世时，许多真实的信息被过滤了。鲁迅先生评价这位前辈老乡的日记：“《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二是许多墨涂，……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 　　 施蛰存先生也说：“……我并不喜欢《越缦堂日记》，我喜欢的是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因为作者居然把他在旅途中闯进尼庵里去看尼姑的事也记了进去，这部日记就不同凡响了。” 翁同龢日记揭清宫秘史 　　翁同龢乃晚清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两朝帝师，军机重臣，他以近五十年坚持不懈所记的日记，跨越了三个朝廷，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保存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对清季政局、外交、社会生活及当时思想风潮等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翁氏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文学家、收藏家、鉴赏家，《日记》中提到的大量名人法帖、画作、古器皿，对文物研究者来说，都是翔实可靠的资料。他对中医药的研究也颇有造诣，有关医理方面的独到见解在行文中随处可见，亦足资参考。 　　清同治帝驾崩后，择立新君会议的具体情况在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并无记载，野史笔记虽有涉及，但基本是推测附会，并无实据，最可靠的记载即见于《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这短短数语的记载，言简意赅，却十分值得玩味，将慈禧的机警善辩、强悍跋扈表露无遗。 开明绅士围观“砍头”见证鲁迅之“国民劣根性” 　　明末怪杰金圣叹曾感叹，“砍头至惨也”。然而，身首异处虽为人间奇惨之事，有人却偏偏有一种奇异的嗜好，喜欢“看杀头”。此人便是有晚清开明绅士之称的孙宝碹。说起来，在晚清缙绅阶层中，孙宝碹还真要算一个头脑开明的新派人物。在他的日记中，有很多痛批专制、向往民主的议论，像其宣称“尧舜不如华盛顿，何也？尧舜私荐人于天，华盛顿定公举之法者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中，这样的声音简直就如凤鸣高冈。 　　甲午年（公元1894年）12月21日，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市将刑人，往视则甫搭棚，观者如堵，知为卫汝贵。今日刑部方奏其定案，必奉旨处决矣。至日中尚未来，即归。午后，复同地山、伯棠往视，仍未至。群谓今日不复行刑。俄日暮，忽报已来。余即往观，人声阗咽，拥挤不可近视。执戟者数十人。须臾，有乘舆者至，云为薛云阶大司寇。既至，半晌始纷纷散，则已毕刑。余遂归，赴徐博泉之约，夜饮于广和居。” 　　卫汝贵被杀头，肯定是当年轰动的大事，“观者如堵”，“拥挤不可近视”，连孙宝碹这个新派知识分子都坐不住了。我们看他上午去了一次，结果苦等到“日中尚未来”，下午又特意叫上几个文友，但“仍未至”，一直等到“日暮”，才总算把这场杀头的热闹看完了，其看杀头的耐心委实让人佩服。可以想见，围观“砍头”实乃国人群体爱好，除了除了鲁迅笔下麻木愚昧、不通文墨、身体健壮的“短衣帮”，以文明人自居的“长衫阶级”，也一样有这般“麻木不仁”的国民性。

BRIEF 3 私密写作 大众阅读日记并非全部真实，阅读需谨慎 　　日记这种隐秘性较强的个人生活记录，由于隐秘，往往很能透露真相，对于准确了解历史和认识历史人物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因而对日记的研究也就显得很有意义。 当我们脱离市场的功利，以人文而学术的眼光来审视“日记”时，我们发现，在图书领域，日记的存在以其独特的史料价值赢得了诸多学者的肯定，这一点，从20世纪初到今天一直没有改变。

阅读名人日记，已成风气 　　近年来，图书市场上有一些日记出版，但并不成规模。日记出版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类是文集中的日记，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中的“鲁迅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叶圣陶集》中的“叶圣陶北上日记”；一类是单独出版的日记，如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适日记全编》、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梅贻琦日记》；一类是以丛书形式出现的日记，如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近世学人日记丛书”（包括《张元济日记》、《黄侃日记》等）。 　　《周作人日记》首印2000册已经全部售罄，出版社打算在重新断句、标点以后再印5000册。据了解，购买这本书的读者大部分是研究周作人或近代中国文史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这是在日记销售中情况较好的一本。 　　目前所能看到的日记多以文化名人的为主，科学家、政治名人日记的出版远远少于文化名人的日记。对日记素有研究的《黄河》杂志副主编谢泳认为：“所有的日记都重要，看读者要从日记中看出什么。要说重要，可能政治家的日记更重要，研究晚清历史，没有不看《翁同龠禾日记》《郑孝胥日记》的；研究国民党历史，没有不看蒋介石日记的；去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也十分重要。至于科学家的日记，也很重要，早些年出版的《竺可桢日记》，就是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特别是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情况的重要材料。” 阅读名人日记之心理 　　对于一般读者，日记或许是满足好奇心的消遣图书；对于研究者，一些日记却是千金难求的珍贵史料。 　　日记有两种：一是流水帐式，一是详细记事式。它们的重要性不好绝对区别，相对来说偏重记事的日记可能有价值些，像《胡适的日记》；鲁迅的日记虽然大都是流水帐式的生活琐事，但它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对于日记的重要性，谢泳认为不宜下一个断语，关键是看使用者的眼光。季羡林的散文很有市场，他的《清华园日记》，印数不会很多，但在专业人员的眼里，这本日记因为涉及当时清华许多人和事（如青年李长之的情况），十分重要，而要考察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清华西洋文学系的情况，就非看这本日记不可。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研究者，日记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研究日记作者本人，更是了解相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主要材料来源。如上海书店出版的《陈光甫日记》是银行家的日记，但因为陈光甫和胡适的关系很好，从他的日记中能看出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不同知识分子的影响；去年出版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中有许多与中国历史大事相关的材料，因而学术界非常重视。 日记也造假，阅读需谨慎 　　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日记有时是作为自身著述来“撰写”的，是一种带“创作”意味的思想和学术表述形式。如郁达夫的日记，表现欲极强的他在写之初就是为了要给世人看，这样的日记，其价值又该如何评判呢？谢泳认为，记日记的方式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看记了什么，以什么态度记的。是不是为了出版，不能说明问题，如胡适的日记就有保存史料的目的。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非名人日记。长期以来，人们相对看重各类重要人物的记述，实际上社会中下层那些“无名之辈”或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已被淡化的个人记述，也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因为其中“故意为之”的痕迹会更少一些。当然，非名人日记的发掘整理会更为困难，目前所知的只有一本早年出版的清代乡村秀才日记。另外，目前市场上有些日记是出版社策划，由一些名人或作家记一年或几年然后出版的，这样的日记，其真实性无疑要大打折扣，谢泳也认为“作家为出版而写的日记，严格说来，那就不是日记”。 　　对于具有历史补白作用的日记，还需要研究者有一双善于发掘的眼睛，从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材料，这样才能还历史一个真实。 （资料来源：《中华读书报》、《鲁迅研究月刊》、《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东北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