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敏特：为什么还要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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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敏特：为什么还要启蒙？

作者:沈敏特

我们的人格模式就是“见了狼象羊，见了羊象狼”。以前我在某省工作，这个省委书记少有笑容很严肃，大家有些怕他，但有一次在一个纪录片里，我看到他笑了，笑的非常灿烂，甚至有点天真，为什么，他在陪李鹏视察工作，见到李鹏他笑了，笑出来了，而且非常憨。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沈敏特教授在美国汉纳国际作家协会苏州研讨会上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今天对中国特色的习俗作了一点小小的改革。我没有把“各位领导”首先放在第一位。当然，我毫无忽略领导的意思。凡是女性的领导，包括在“女士们”之中，男性的领导则包括在“先生们”之中。
　　我是苏州人，但是老天爷不知怎么安排的，我在全国各地参加过很多会议，唯独没有在苏州参加过会议，我在全国各地做演讲或者发言，唯独在苏州没有做过演讲和发言。我今天在这的讲话，可以说是我在苏州的一次“处女作”。回到家乡，我的情感确实很特殊，我和大家交流，也仿佛是和父老乡亲交流。我的父亲母亲安葬在苏州，我也仿佛在和我的父亲母亲说话。我的父亲因为讲真话，57年划成“右派分子”，为此，我父亲付出了22年生命的代价，我不能让他的代价白付，我就必须要讲真话。真话当然不一定是真理，但是真理必须是真话。
　　今天，应该感谢主持人出了一个很好的题目，即新媒体和华文文学的发展的问题。我想在视角上稍微扩大一点，即把文学放大到文化的宏观的背景上，来加以探讨。这样可能会更准确、更深入一些。
　　第一个观点，在历史上最先进的思想最先进的文化思想，包括最先进的文艺创作，一定是在这个时代最先进的媒体得到充分的传播。大家想一想，在五四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先进的媒体是期刊、报纸，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开山之作就是在《新青年》上发表，因为新青年当时代表的是现代文化的基本观念，科学和民主。文学的开山之作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在《新青年》上发表，同时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所以，任何一个时代的媒体，它的根本使命一定要充分展示和传播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今天最先进的媒体就是新媒体，以网络为中心。我现在可以说一句老实话，当下中国最好的文章，最好的作品，仅靠纸媒去传播，其速度、广度，都难以与新媒体相比。如果我们关心一下网络的话，你一定能看到最好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包括我自己，我现在最喜欢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尽管现在网络还没有解决好知识产权的问题，稿费难以兑现，我仍然喜欢在网络上发表。纸媒还需要通过传统的审查，肯定是要砍掉一些东西删掉一些东西，而不像在网络上的展示能够比较充分和完整。大家知道，每一个作品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它是有自己的生命的气韵的，是不能随便删改的。一个很漂亮的人，你把它耳朵剁了，头发剃了，固然也能活着，但气韵大伤，风格和美感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保持文章、文学完整的生命，当下最好的生存空间，还是网站。今天，我们出这么一个题目，新媒体和华文文学的发展关系，就一定要看到正是新媒体给文学新的发展空间，新的发展前途，使它得到更加自由的展示和发挥，使它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空间产生影响。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屏蔽手段，但是我发现，屏蔽的速度永远超不过传播的速度。等你屏蔽的时候，它已经有所传播了。加上微信，是点对面的传播，屏蔽极其困难。开个玩笑，最好的办法，是每个网民身边派个警察看着。这当然是办不到的。更何况警察的思想也会变的，警察又靠谁来看呢?我就想到了苏联在垮台的时候，军队的思想都变了，不肯开枪。
　　在精神领域，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旨上来。马克思主义的原旨就是在精神领域只能使用“批判的武器”，即摆事实讲道理，而不能用“武器的批判”，即不能用强制的手段。所以，我今天在这的讲话好象挺大胆，其实一点也不大胆，我们不过是重复了马克思讲过的话，一定是要文学本身的精神来发展文学，错误的东西只有用摆事实讲道理，用更好的文化去替代它。简单的屏蔽、封闭甚至惩罚作家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新媒体一定是最新文化、新的生命。一定要在这样一个生命空间把我们的文学发展到最高度去。
　　我最近讲过一句话：其实我们中国作家离诺贝尔奖最近，我们中国作家也最有资格得到诺贝尔奖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重复毛泽东的一句话“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在这样一个20—21世纪里，哪一个国家悲剧最多?喜剧最多?生活最丰富?哪一个国家?我国，我的祖国。有哪个国家的悲剧喜剧在大地上那么丰富。我有一个亲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到美国去，和亲友们讲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历，在美国的亲友什么反应呢?反应是“你这个是瞎编的吧?人类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很骄傲地告诉大家，在我们的祖国就是发生了这些事情，那种空前的悲剧，空前的喜剧，空前的闹剧，空前的黑色幽默，就是在我们中间发生。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从生活源泉的角度讲，我们中国作家是坐在这个金山上，源泉是最丰富的，而为什么作品还没有完全出来呢?所以我的第一个思想，就是最先进的思想一定在最先进的媒体上发表出来。反过来，最先进的媒体一定给文学和文化提供了最广大最光辉的前途，这一点是肯定的。
　　第二个观点，我们新媒体遇到了新危机。任何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它都是机遇和危机共存。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当它给你带来好处的时候，它也给你带来可能有的危机。那么今天我们中国新媒体遇到什么危机?技术层面日新月异高度发展，而文化层面严重滞后，而且滞后的严重程度应该讲还远超过过去，恰恰是由于新媒体来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的所有媒体是国家垄断的，报纸也好期刊也好广播电视也好，所有都是国家垄断的，所有的节目所有的文章所有的作品，都要通过层层审查，才能够出来。所以那时候的作品好不好，老百姓没责任，为什么呢?他没有权利完整的发表自己的作品。能发表出来的，是编辑的责任，领导的责任，是经过审查以后出来的。
　　今天在新媒体新在什么地方呢?新在一个字上：“自”，自媒体。每一个老百姓都成了作品传播者，自己来设计，自己来编辑，自己来发表。现在新媒体考验的就不仅是垄断集团的那些编辑那些领导们了，而是考验我可以创作，个个都可以发表，每个人的权利范围大了，责任范围也随之大了。危机的广度与深度也就大了。
　　刚刚这位先生很赞叹中国，那么另外一个领导给他做了点补充。有点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问题。所以资中筠先生讲的很好，我们今天社会的腐败，不仅要看到贪官污吏，还要看到整个社会的某些溃烂。那么文化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很高兴，我是从来不喝酒的，四人帮粉碎那个晚上我很高兴，和一个好朋友两个人喝了一瓶白酒，然后昏死过去十个小时。高兴啊，觉得从今往后我们走上了康庄大道。我们紧接着批判四人帮，揭露四人帮的种种罪行，但是揭露的结果发现，恐怕不完全是这样。我在汕头大学当客座教授的时候，就给同学们和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把四人帮派到美国去能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吗?我的美国朋友当时在底下说“NO!NO!NO!”，文化基因不一样，文化的土壤不一样。所以恩格斯讲的一句话还是对的，他说“千百万愚民是专制主义的基础。”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文化危机已经不只是编辑们的危机领导的危机，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危机。周有光先生讲的很好，他说：我们现在的文明先进和落后之差，差多少年呢，老先生讲，一万年。当然不仅仅是指中国。中国可能还不是最差的。但是温家宝同志讲，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没有一百年不行。这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网络上各种东西出来以后就发现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一方面有很多网民已经有了现代公民意识，但是另一方面还有很多网民停留在几千年以前的思想状态。比如现在有一个很出名的学者，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希望习近平成为毛泽东。毛泽东大家都知道功劳很大，他的治国理念是什么呢?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习近平同志就要依法治国，他怎么去学他呢?他要学他就要放弃依法治国，也来一个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习近平先生的治国理念就是四个全面：全面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军。这个里面完全吸取了毛泽东在27年统治当中很多很多问题的教训，才会产生这么一个新的理念。我们要维护这个新的理念。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不要给执政党帮倒忙》，那么现在很多人喜欢帮倒忙，比方在很多贴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喊习近平万岁了。在我们公民成长的同时，我们的老百姓，还有愚民、顺民、刁民、暴民，也在网上发表。
我们谈意识形态是精神领域的东西，应该用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摆事实讲道理，但是有的人一讲意识形态，要亮剑，要来硬的，要惩罚，要处置，还是用武器的批判。所以我们今天新媒体还依然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思想通过新媒体表现出来，而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们社会在每进一步的时候，都要和这些东西对抗。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爆发呢?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犯错误吗?他犯错误也是在一个文化土壤里面犯的错误，在一个制度框架里面犯的错误，所以仅仅是批评毛泽东本人是不行的，要对整体的文化进行回顾。我讲一个很核心的，最近有一位中年文化学者说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把我们的传统完全割裂了，我就对他提了商榷。不能讲文化大革命和我们传统文化完全割裂，只能讲，文化大革命和我们传统中好的东西割裂了，不好的东西还保存着，而且严重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今天还存活不存活?在我们的生活里能不能发现?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思考的。文化大革命恢复了什么东西呢?我可以明确的回答：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每一个人都在等级制的循环当中来维护这个社会。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文化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也好，齐家也好，目标是治国、平天下，所以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政治文化。国家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是完全贯通的。那么，靠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这就是皇权专制为中心的等级制度与观念。《左传.昭公七年》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于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等级制的循环之中。每个人有个上，每个人也有个下。王有个虚拟的上——神，台是最下的，但鲁迅说，台其实也不是最下，他还有可打的老婆。这样的制度也转化成我们的观念，甚至成为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大家最熟悉的两个字：听话。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呢?我总结了：以听话为中心的系统工程。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家长父亲母亲的话，到学校听老师的话，在工作岗位听领导的话。全国人民听毛主席的话。那么一个只会听话的人，没有自我意识，更没有创新动力，是现代公民吗?所以我们在政治里面有很多和现代冲突的东西。比方说，习近平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去”。这是现代政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什么意思?领导就是公仆，所谓笼子，老百姓可以管可以监督它，它要为老百姓服务。但是常常要歪曲习近平的讲话，他一讲话，马上要深刻学习，可不可以提点不同的意见啊?按照把权力关到笼子的原则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对领导讲的话就不完全是学习，我们还有做为公民的审议权，监督权，而在实际过程当中常常要去歪曲这些东西。甚至把领导歪曲，领导明明是个公民，非要把他抬到公民之上。我看到一张照片，下雨天习近平同志打了一把雨伞，把裤腿卷起来去视察，这张照片不得了，但大家想想，习近平不就是普通人吗?他和我们是一样的嘛，肚子饿了要吃饭，下了雨要打伞，为什么他的打伞就了不得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前提，领导是和大家不一样的，他是可以不必自己打伞的，而他居然自己打伞了。那就变成了不起的了。因为，我们脑子里有个鬼，这个鬼就是皇权，我们总是想着把领导当皇帝，你不让他喊万岁，他通过新媒体照样喊万岁。所以，新媒体里面有公民，也还有臣民。所以我就思考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在我们中国持续十年之久呢，和我们的文化基因有关系。我们有一个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所以表现在我们中国的国民性上有三大特点。　　第一个观点，错误的真理观：按等级分配真理。
　　为什么下一级只能听上一级的，前提是上级比下级拥有更多的真理。我是科员，你是科长，你的真理比我多;我是科长，你是处长，你的真理比我多;依次上推，毛主席拥有的真理最多，所以他的话是“最高指示”，文革的运作纲领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制定《公安六条》来镇压不同的意见，创造了天文数字的冤假错案。但大家想想，真理是按等级来分配的吗? 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就不如张志新,虽然张志新的级别远低于毛泽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原则，打破了按等级分配真理的谬误，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第二个观点，一种扭曲人格模式。
　　鲁迅讲过，在这个等级制度下，我们的人格模式就是“见了狼象羊，见了羊象狼”。我参加宴会，对面坐着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左面坐着他的领导，右边坐着他的下级。你可以看到，当他的头往左边转时，他是一种态度，一种语言，当他头往右边转时，态度完全变了，语气也完全变了。以前我在某省工作，这个省委书记少有笑容很严肃，大家有些怕他，但有一次在一个纪录片里，我看到他笑了，笑的非常灿烂，甚至有点天真，为什么，他在陪李鹏视察工作，见到李鹏他笑了，笑出来了，而且非常憨。大家想想阿Q，赵老太爷要打他的时候，他唯一的反应是把头低下来，用手把自己头抱住等着打，但是阿Q看到小尼姑的时候，那也是趾高气扬的，摸摸小尼姑的头，拍拍小尼姑的脸，他忽然觉得自己高大了不少。《红楼梦》中有个丫鬟晴雯，被评为有反抗性的人物，但因为贾府的丫鬟也是分等级的，如大丫鬟、小丫鬟，陪房丫鬟，粗使丫鬟，晴雯作为大丫鬟，对小丫鬟也是恶声恶语，儼然上大人。
　　一种荒唐的认知途径。我可以把这种认知途径，梳理成三点：
　　上下大于真假。
　　大小重于是非。
　　贵贱胜于美丑。
　　譬如胡风案件，很多人认为作为反革命集团没有证据，可有的领导说，毛主席“定案”了，于是假的也成了真的。这就是上下大于真假。
　　譬如有一部电影，争论不休，争论不休没关系，争论下去就是了，正常现象。结果送到邓小平那里，要他表态;邓小平一看，讲了一句四川话：“我看不错嘛”，好，是非定下来了，这就是好戏。这就是大小重于是非。
　　譬如，“为尊者讳”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一个地位高贵的人物行为再丑陋，也是不敢讲，不能讲，甚至可以作为“恶毒攻击罪”，来给予惩治的。这就是贵贱胜于美丑。
正是这样的国民性，才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土壤。　　所以，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有一个重要更正，过去我们把凡是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产生的文化现象都叫做民族文化，很不科学!什么是真正的民族文化呢?我的看法是，渗透在大多数民众心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转化为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并且形成为一种力量，可以实实在在去推动历史前进的或者阻碍历史前进的这一部分，才真正是我们的民族文化。那么有些文化很先进，比方说民贵君轻、天下为公、和为贵等等，我认为它还不是属于民族文化，因为它没有渗透到千百万人的心中，成为千百万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还没有变成大家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还没有化为一个力量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部分先进的文化，我们把它起个名字，叫历史文本文化。把历史文本文化转化为千百万人心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这个过程，叫做启蒙。为什么要启蒙啊?就是很多先进思想还没有转化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还没有变成大家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还没有变成大家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还没有形成一个力量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部分文化，我把它叫做历史文本文化。有了这么个想法，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要启蒙了。
　　第三个观点，新媒体时代的文化建设任务还是启蒙。
　　鲁迅先生把这个启蒙概括为五个字：改变国民性。就是把先进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转化为大家心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这个过程就叫启蒙。
　　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法国文化学者有一个思想：长时段概念。一个民族的精神变化，他的时间计量的最小单位不是分、时、日、月、年，而是世纪。所以，启蒙需要坚韧，象鲁迅一样的坚韧。这正是新媒体的文化任务。当然也是华文文学的文化任务。
　　最后用周有光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罗斯福提出第四大自由，今天我们新媒体时代要提出第五大自由：网络自由。因为没有网络自由，一切都无从谈起。网络自由是推动启蒙，使我们的民族走出阿Q时代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鲁迅讲：浪费别人时间是谋财害命。我不知今天有没有浪费大家的时间，犯下谋财害命的大罪?
　　2015.8.17.下午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