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迈克：中外学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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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迈克：中外学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较

2015-08-30

来源:高和分享作者: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

在这本书中，作者们或许还有一些说服力，如果他们时常插入诸如“看来”、“据我们所知”、“也许”、“可能”或者“有人愿意相信”这类修饰语。相反，在许多事情仍有待证实情况下，作者们过分简单地断言他们知道“毛在想……”、“中国共产党常常相信……”、

　　按：2009年4月27日下午，清华大学邀请欧洲著名的中国史学家，瑞典隆德大学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教授到该校就文革研究做一演讲。沈迈克教授在演讲中，谈到了他二十多年来的文革研究，他的研究方法，以及为了撰写《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所做的基础性的工作。他的演讲受到了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本刊征得沈迈克先生的同意，特将其中文演讲稿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中外学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较
　　不久前，瑞典政府机构“二十世纪历史”(Living History Forum)邀我对中外历史学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历史(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做出评论性的概述。我今天在这里简要地用中文讲一下，并做一些补充。另外，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一些研究方法，即，如何阐释、分析和撰写所谓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十年。这些观点我都写进了我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的附录“关于征引材料的说明”，这本文革历史书的英文版已于200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台湾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关心译，唐少杰校)、发行。这本书的法文版、西班牙文版即将于今年与读者见面，随后还有韩国文版、日文版(2011年)。
　　毋庸置疑，对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中外学者来说，最重要的阶段莫过于通常被简称为文革那十年。尽管苏联大约在1928年至1931年也经历过一场“文化革命”(Kulturnaya revolyutsiya)，但是它却有着较为狭窄的内容，并且最主要的是局限于对苏联文化领域里所假设的“资产阶级”现象的抨击;相比较而言，它无法与毛泽东波及一切领域的“大革命”(‘mother of all revolutions’)的巨大震撼相比：从地方到国际层面，超出了文化领域。力图描述和理解毛在1966年夏天对中国的青年们说“造反有理”后把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入危机之中，并且还要说明这一切为什么发生，非轻而易举。对此，任何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意识形态的因素固然重要，政治、社会、军事、经济、文化、法律和人口都不能忽略(以及诸如毛本人不断加剧的偏执狂性情的特异体质心理因素)。这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必须强调，对于文革的发生，其他人也负有许多责任，包括后来成为文革牺牲品的一些高级政治人物(即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以及他之后的林彪)起初也是全力支持文革的。
　　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学术成就：当时的和后来的、中国的和外国的对于文革做出实事求是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始。1966年，周恩来总理在写给“首都大专院校造反司令部”的一封信中说：“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真理的标准只能是一个，那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在毛去世之前，这一思路意味着：若是伟大舵手所言或所思与现实有所冲突，那么后者就是错误的。在文革时期地下流传的、少得可怜的独立分析文革的文章却被当局一律视为异端邪说和有颠覆倾向;作者们在毛泽东还在世之际不是身陷囹圄就是厄运更糟。(参见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有一些关于文革的学术研究著作出版，但是这些著作中仅有少数今天还值得一读。这种早期的著作基本上是在政治学或社会学的领域，另外还有使用笔名的外交官。在瑞典，这个时期还没有人客观地写过文革。在1976年至1977年的冬天，我作为从中国高等学府归来的“工农兵留学生”基于亲身经历所表达对文革的批评，经常遭遇人们的质疑。
　　评述毛泽东去世前后一段时间的文革研究可以在一本基于档案文献资料的、开创性的文集中找到，这就是由斯坦福大学于2006年出版、发行的《作为历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一书，它主要是由像周杰荣(Jeremy Brown)这样年轻的美国历史学者们所做出的贡献。它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之外的学术研究：
　　明显的是，这种研究重视的是社会结构和稍后称之为国家——社会的关系。政治参与的研究者们考察的是个人和群体在政治制度明确的压制下追逐他们各自利益的方式。政治制度的研究者们密切调查的是既在决策过程又在决策实施过程寓于官僚利益与群众选举之中的讨价还价的证据。教育体制和就业结构的研究者们考察的是驱使个人去与体制性发起的政治活动相合作或者相退却的模式的职业激励。低层大众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研究者们探寻的是国家制度用于扩展国家的权力而又与此同时削弱或改变这种权力来滋生出的社会网络和个人忠诚的方式。(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
　　《作为历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书还指出对1966年至1968年文革高潮的研究成为了中国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主要出于对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出现的兴趣。在今天看来这些研究是有以下问题的：
　　这些用于阐释的证据是多么显而易见的薄弱。有人也许会欣赏他们的别出心裁，即由某些作者根据采访为数不多的流亡者，根据红卫兵小报、大字报和传单、电台广播稿件和地方报纸鲜为人知的论题而做出的零乱不堪的复述，来重建关于不平等和冲突的模式。诸如此类研究缺乏今天被学者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原始资料，即直接的当地采访和重要参与者的口述历史;广泛征集小报、传单、讲话和大字报;已出版的地方史、参考著作和官方的社会统计概要;甚至相关问题的概述研究。(同上，第5页)
　　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底开始改革，与此同时告别其最激进的遗产;中国之外的文革研究也开始退潮。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西方愈益增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文革之后的这一阶段。而历史学者们并没有把毛最后十年发生的种种事件作为他们自己研究的“囊中之物”。直至90年代初期，外国学术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兴趣不大。
　　中国国内的第一代研究者旨在公开地为一个后毛时代官方的、彻底否定文革的观点提供依据。这是一种把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所谓“四人帮”)以及林彪等高级将领确定为罪魁祸首的研究范式(paradigm)。这种观点在1980年对文革若干激进分子的官方审判中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都有所体现。至关重要的是，此时公布了此前还是密不可宣的受害者的统计数字。第一次将各类组织、单位和部门以文革的名义所实施的暴虐大白于天下。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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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冀东地区，近8400人受到“迫害和陷害”;其中，2955人被致死。　　·在云南省，约有14000人受到迫害并在“秘密清查机构”中被致死。
　　·在内蒙古自治区，约有346000人受到“迫害和陷害”;其中，16222被致死。
　　·在人民解放军内，约有80000人受到“迫害和陷害”。其中，共有1169人没有能够幸存。(在对林彪手下的将军们进行的审判中，对形形色色的折磨做出了详细的证明，据说，在相当一部分解放军的单位和部门中都出现过这些折磨，然而，关于这一方面的信息直到1992年才公布于世。)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版的文革书籍、文章和重要文献资料文集中披露了这些数字和其它的宏观统计，说明了有多少人在中国共产党内、解放军和政府机构的高层内在文革中受到清洗。尽管这些材料在大学中文图书馆里可以找到，但是它们并不总是公开发行的。这类文革文集主要是选编毛和其他领导人做出的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央决策和文件，对整个20世纪80年代外国研究者所撰写的文革历史的影响非同小可。最广为流行的是2000多页的三卷本、题为《“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是由中国国防大学编辑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丛书的一部分。这三卷文革的文集的编辑之一就有已故的国防大学从事中共党史教研的王年一教授。源于这一材料，美国研究中国史的领军人物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他那颇有影响的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1992)第一版中写道：“估算‘文革’的受害者的人数现今波动于一百万上下，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受害者已不复生存。”(John K.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02.)在新版的《中国新史》中，费正清的学生古德曼(Merle Goldman)，参考同样的中文原始资料做出了更为详尽的估算，她说，文革是一场“50万人被杀害或被迫自杀、估计有一亿人被迫害”的政治运动。(同上，第410页)
　　20世纪80年代中记录文革伤天害理的著作并不是都能通过书报检查制度的层层关口。有1000页之多的《春风化雨集》是由中央机关处理上访问题领导小组下属的检查组、宣传组根据国内的文字材料汇集而成的，该书使用了叙事的、多少有些纪事文学的形式描述了数以百计的人间悲剧，该书1981年由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出版。然而，该书的主编于浩成1988年告诉我说，该书的发行受到限制。分存在库房里的一部分在90年代中期才出现在古旧书店。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官方全盘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正面历史。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文革的政策对于支持改革的人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要“否定”的是那种认为文革还是有些正面的东西或者文革起了某种积极作用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的文革研究及历史著述遵循了这一观点，同时这些研究和著述也就过于简单化，变得黑白分明。如，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文革的综合史书，题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我在书评里写道：
　　在这本书中，作者们或许还有一些说服力，如果他们时常插入诸如“看来”、“据我们所知”、“也许”、“可能”或者“有人愿意相信”这类修饰语。相反，在许多事情仍有待证实情况下，作者们过分简单地断言他们知道“毛在想……”、“中国共产党常常相信……”、林彪“也琢磨着”等等。鉴于作者们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背景，他们对于政治的复杂性所做的经常是过于简单的解释也就不足为奇了……(Michael Schoenhals, book review published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6，1997)
　　这部文革十年史的夫妻作者，现侨居美国。
　　迄今为止，在这一阶段所写的最好的文革历史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该书最初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1996年和2005年出了修订版。王在解放军中长期担任过宣传干部，除了他对原始资料具有别人无法匹配的掌握之外，他的一个长处就是具有在“夹缝中写作”的能力。我在1989年对《大动乱的年代》作了如下评价：
　　在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官方路线”的限制下，王年一成功地写出了尤为值得一读的文革史……王的这部书充满了低调的反讽，同时也不乏对某些个人和群体的偏重。作者极其郑重地承认虽然研究文革已有多年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弄不清楚……正是因为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悬而未决，王的文革历史著述比起过去中国出笼的“路线斗争”历史要好多少。他在书中引用了大段以前保密的文件。(Michael Schoenhals, book review published in CCP Research Newsletter, No. 3，1989)
　　王在《大动乱的年代》中还提供了以前中国国内外不为人知的信息，即20世纪70年代初期文革中清算所谓“极左分子”的庞大数字。这里，应该提及的是网络对文革研究的贡献：王这一代历史学家的手稿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发行范围很小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诸多文稿，经由他们的年轻的同事和早年的学生们以电子方式打印出来并且上载网站。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中国的与外国的研究者们之间的交往增加，来自中国国内的新的研究成果和有关文革的新的原始材料开始更广泛地影响外国学术研究。1988至1992年期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研究通讯》是由当时年轻的历史学者们，如现今加拿大俾诗大学的齐慕实(Timothy Cheek)、英国剑桥大学的范维德(Hans van de Veen)和我本人编辑的，主要介绍一些书籍、提供短评和分析难以找到的原始资料。(参见《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9年第九期，第65页)这时，许多在中国出版的书刊(限制发行，常标有“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还没有引起国外的注意。一个很好的事例就是极为重要的《广西“文革”图片档案资料》。这部约有400页篇幅的大型图片集1990年首次在南宁出版15年后才传到国外(现今，这部图片集已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复制)。在这部图片集序言中，编辑者们写道：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广西文革图片资料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也是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十八册)的物证，将这些仅能收集到的图片编辑成册，作为党和国家的档案，极其宝贵。它是广西文革的一个缩影，借以研究历史，教育这一代人和子孙后代，吸取血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编写委员会《广西“文革”图片档案资料》，南宁，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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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西一时成为外国研究特别关注的对象，因为在文革时期，个别地方出现了一种稀奇古怪的因政治原因“吃人肉”的现象。(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5页)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国内、外关于文革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断出现的文献资料;换言之，这些文献资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毛泽东掌权的岁月已经成为历史。在这里值得提及的是一位很好地使用了这类新的文献资料外国学者，即魏斐德(Andrew G. Walder)，他的一个领先研究发表在2003年出版的英国杂志《中国季刊》，根据他对至少1500部中国1987年后出版的县志所提供的数据而做出的娴熟精致的分析，得出了在中国农村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死亡人数，比起外国研究者们原想象的数字要大得多，总数约为75万到150万。
　　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方法：我是如何研究的
　　我本人研究文革，时间还不到二十年，算得上成果的东西最多也就一、二本书以及若干篇文章而已，所以今天到这里给大家讲文革研究方法、材料、版本学等问题，实在觉得有点可笑。1967年曾经差点当上北京大学校长的一名曾经从事过中国哲学研究的老夫子，在文革中四处演讲时，往往喜欢先说一句自己不过是“小小老百姓”的话，后来他又被说成“根本不懂马克思”、“欺骗了不少同志”的人。这样本来应该说是表示谦虚的普普通通的话，我也不好在这里再引用。不过我真的觉得在清华这里谈论研究方法等学术问题，有点不敢当。简单的介绍一些动态，特别是国外的，还行。“历史研究如何去做?”讲这样的大题目，未必行。
　　下面，我主要想就我和麦克法夸尔合写的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以及我个人曾经于《中国季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之中所采用的文献材料的来源、优点、缺点等问题，以及使用方法作一个非常简短的交代。我今天说的大部分话，来自本人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后面所加写的“关于征引材料的说明”那一部分。
　　不管你准备去写哪个题目、深入什么课题，你脑子里肯定不是“一张白纸”，而是由无数早已接触到事实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观点和看法。为了对这些观点和看法进行检验和改进，从而写一部不但对你自己能说明问题的，而且对你想象中的读者(中国的也好，外国的也好)较有意义的历史著作，你首先必须查阅汗牛充栋般的原始资料。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阅读大量材料的重要性。我的瑞典学生往往就怕这个，想少看点材料，不知道你们清华这边怎样?学历史的人还好，其他学科差一点，懒得费时间看材料，急于找“结果”。
　　看原始材料，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寻找信息。我深信，研究历史的时候采用不同类型的材料本身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每一个材料——它的类型及来源——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某一类型材料的偏向，经常可以被另一类型的材料的偏向所抵消。文字材料肯定是大家的主要的信息来源，但是写《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时候，我也采访了在文革十年中曾经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一些要人，如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先生和《人民日报》社的笔杆子王若水和苏绍智先生，教育界的名流如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女士，以及如今已经是“人到中年”的原中学红卫兵领袖等等。另外我还听了已退休的瑞典驻华外交官(包括1966年至1976年担任文化参赞的几个人)以及1965年至1968年在外文局工作的“专家”的回忆，看了当时的中外新闻纪录片(其中有两个丹麦“进步”青年在1971年8月份采访清华大学时拍下来的十六毫米的纪录片)，翻阅了老照片，誊写了周恩来、林彪的讲话录音，甚至破解了毛的像章背面的题词。
　　我研究问题的时候，最喜欢使用的中国出版物之一该算是你们的“大事记”或“年谱”。此类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文革期间编写的“大事记”，例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的《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4—1968.1)》、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编的《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9—1967.1)》等，内容就很丰富。文革后编写的大事记也如此，例如，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76年10月)》、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的《“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等。某人的“年谱”或某地方、某单位的“大事记”往往为深入探究在其他资料中另有记载的“故事”提供了初步的立足点。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大事记”一般记载坚实可靠的基本信息，如某日，某人发表了重要讲话或做出了重要决定，某地发生了重要事件，等等。中国共产党中央、地方下属的机构近几年出版的编年史和文革期间某政府部门或群众组织自己所编大事记，两者比较起来，相得益彰，前者策略性的遗漏点往往被后者大书特书，反之亦然。
　　官方在文革中发布过大量的秘密的文件，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已经解密了，而中外历史学家都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获得并参阅这一类文件材料。为了更好地，更全面地理解文革时期的高层政治，需要大量使用原始的文件，若实在找不到原件就可以参考在中国境内重印的文件选编材料(我在遇到文件形式或内容上的问题时，曾经直接请教过这些选编材料的编辑者)，或文革初期常见的方便易用的袖珍本文件汇编。当年各机关出于政务的需要，大量编印了这类书籍，如今仍能在中国各地的古旧书店里经常见到的有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的三卷本、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编的二卷本、中央军委编的单卷本等。由于原书采用红色塑料做封面，所以不容易和《毛主席语录》区分开来。
　　总而言之，就上述官方文件而言，要尽量使用最可靠的原初文本，而不依赖错误百出的抄件。至于文革中常见的所谓“首长讲话”的记录稿，历史学家遇到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在社会上保存有大量不同的记录稿文本，特别是在1969年“九大”之前(包括“九大”在内)印发的。有的“首长讲话”文本是官方的，即秘书部门事后整理出来的记录，但它未必是讲话人全部原话;另外一种常见的“首长讲话”文本是个人的或非官方的，即一个或多个听众速记的稿子，其中有些话是讲话人后来非常后悔自己所说过的。这两种材料对历史学家来说都很有价值。我对不同的文本进行比较，判断它的出处及可靠性，再决定引用其中的哪一个，并有充分理由。诸如此类不过是具体工作的一部分，占去了我大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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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以前，外国学者研究文革初期所发生的事情总是大量利用所谓的“红卫兵小报”(如清华大学的《井冈山》报、414《井冈山报》等)作为其主要信息来源之一。我本人后来逐渐把对这些小报的依赖降低到了最低程度，取而代之的是由大型群众组织内部油印、发放的所谓“动态报”(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作战部第三动态组编印的《动态》、第二动态组编印的《清华动态》、第一动态组编印的《教工动态》等)。同是非官方的材料，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这些每天出一、二期甚至更多期的简报的来源是由知情者和通讯员组成的、经常是跨省市的庞大情报网络，其最初的目的似乎是让年轻的红卫兵领袖了解掌握迅速变化的政治形势，而“动态报”今天成为了历史学家了解文革真实情况的基本材料。
　　文革时期的档案材料，我只是零星地接触到的。在古旧文物市场上，偶然遇到的旧藏品或档案不时地增进了我对整个社会，特别是草根阶层的理解。这些来自关闭的工厂或被精简的机构的档案卷宗，记录了个人的、具有独特内容的文革，这在其它较为传统的材料中(包括新近出版的回忆录等)是看不到的。一纸警察审问记录、一张带有照片的寻人启事、一本日记、一封检举信、一份儿子对父亲愤怒的揭发书、一份要加入中共的入党申请书、那些拥护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街道会议的纪要以及其它转瞬即逝的东西，凡此种种都对研究文革的中外学者来说是有价值的，让我们更有信心地阐述那个非凡年代的历史。
　　在今天这样简短的讲演里，几乎不可能把国外关于文革的研究或研究方法的讨论详尽无遗地展示出来。我力图所作的只是介绍几种主要的倾向和著作，并且跟你们讲一讲我自己这些年的研究方法。作为结束语，我只是想要简单地提示现在有些人认为目前的形势对从事文革研究的历史学者来说是相当好的，而另一些人则悲观得多。讲到当前中国国内的研究状况，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一些重点大学的历史学教师现在开设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课程。然而，许多中国历史学者的总体上的悲观情绪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比如说，当这些研究者寻求出版他们严肃的学术著作时所遇到的困难。悲观的情绪也说明为什么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对历史明显缺乏兴趣。正如2006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一位研究文革的著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文革’研究断档，后继乏人……在最应该了解‘文革’的人群(大学生、研究生)之中，没有几个人知道‘文革’。也就是说，未来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失忆的一代’，而‘文革’则会成为‘失传的学问’。”(吴迪，引自郝建编《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全纪录》，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如果我今天在这里的讲演能够激起对于你们这些来此倾听有关文革历史研究论题的学生中一部分人的兴趣，那么我的演讲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值此之际，我欢迎你们提出问题，提出批评意见或不同看法。
        本文摘自《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