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邓丽君是爱情启蒙老师,李泽厚是思想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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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邓丽君是爱情启蒙老师,李泽厚是思想启蒙老师

卫毅/文《共鸣》2012年第9期

1988年,法国国际哲学院无记名投票,选举3位当代杰出哲学家,李泽厚当选。

　　李泽厚,1930年生于湖南长沙。祖上姓王,　“李”为赐姓,高祖父曾是江南水师提督。他的父亲李叔陶38岁就去世了,李泽厚当时才12岁。　“祖父有很多钱很多地,到我父亲就什么都没了。他是邮局高级职员,自己奋斗,一个月有200多银元。我们家花钱很大方,到月底没剩什么钱。父亲一死,什么都没了。”

　　母亲靠做农村小学教师勉强送李泽厚和弟弟上学。有人对她说,等你儿子长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

　　几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让李泽厚愧疚的是,当时他不在母亲身边,等他赶过去,母亲已经入土了。

　　由于贫困,李泽厚虽然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湖南省立一中,朱铬基的母校),去的却是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因为师范免交学费,且有补助。他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偷偷阅读相关书籍,并冒死送过信,由于和联络人失去联系,最后不了了之。

　　师范学校规定学生毕业后需当两年小学老师才给文凭,许多同班同学就此当了一辈子老师。李泽厚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当时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更为突出,许多人为他没有考理工科感到奇怪。这一选择大抵是因为他在12岁时遭遇的精神危机:那次他因想到人终有一死惶惑不已,废书旷课数日,想着为什么而活。

　　因为买不起火车票,他一度想去卖血,但身体不行,最后去学校报到迟了1个月。在北大,李泽厚从来不买牙膏,用盐刷牙,每个月3块钱的补助攒下来资助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他也买不起笔记本,只能买活页纸。他还患上了肺结核。这让他减少了活动时间,却意外地增加了读书及写作的时间。

　　当时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撤了,集中到北大。但那些哲学名师,像冯友兰等都在思想改造,李泽厚只好整天在图书馆看书自学,大一就写出了高水平的《谭嗣同思想研究》。

　　从北大毕业后,李泽厚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叫个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证编号是:哲字01号。他随即参与了美学大讨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战对手是已经声名显赫的朱光潜、蔡仪等人。

　　“我反对美在自然、与人无关的论点;也反对将美等同美感,只与人的心理活动、社会意识相关的论点。我主张用马克思‘自然的人化’观点来解释美的问题,认为人类的实践才是美的根源,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这是李泽厚的观点。

　　此次论争使他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美学的一大派别:实践美学,此时他才20多岁。在他之后,以如此年纪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事几乎再未发生。20世纪50年代,他发表了两篇长文。当时是1000字15块钱,两篇加起来刚好1000元。

　　他成名后既没提薪提级,也没分配住房,还是挤3人共住的集体宿舍。后来结了婚,　“当了爱人20多年家属”　(住在爱人单位的宿舍,爱人是煤炭文工团“搞舞蹈的”)。

　　但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对钱有一种报复心理,收到稿费就花,朋友说他“挥金如土”。

　　因为年纪和名气“不成比例”,他去一些地方演讲,刚一走上讲台下面就响起一阵“好年轻啊”的窃语。有一次讲完散场,人都快走空了,还有4个女生在那里发呆。等他走过去,她们却一下散了,就像突然醒来一样。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反右”来临之时,李泽厚正在敦煌考察壁画,躲过一劫。但后来也不免经历了两次下放两次“四清”,就像当时《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标题:　《哲学工作者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1958年大跃进时,整天都是在干体力活,有时还要搞“夜战”。深夜两三点起来,走到地里,铺上一张油布,睡到天亮就起来干活。“文革”中,他经常上午开批斗会、学习会,下午一个人到地坛公园去散步,想些愿意想的问题。

　　和社科院的许多人一样,他被下放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他身体不好,干不了什么重活,被安排在“老弱病残组”。当时他把自己最喜欢、认为最值得读的书都带去了,但在干校只准读《毛选》,连看马列也要挨批评。就像1949年前偷读马列书籍一样,李泽厚在《毛选》下放了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英文版,仔细阅读并记了相当篇幅的笔记。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就用当初的笔记开始撰写关于康德的著作。

　　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在简陋的地震棚里,李泽厚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在研究些什么,又不申报课题,书出版之后,哲学所的人都吃了一惊。　《批判哲学的批判》首印达3万册,是当时卖得最好的哲学书。

　　1978年后,中国人开始面对牛仔裤、蛤蟆镜、口红的诱惑,他们需要对自己欲望冲动的理论支持。美学在此时成为了解放思想的助力。

蛰伏多年,李泽厚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相继出版:　《中国思想史论》(近代1979年、古代1985年、现代1987年)、　《美的历程》(1981年)、《华夏美学》(1988年)、　《美学四讲》(1989年),兼具思想与文字之美的严肃学术著作竟卖出了数十万册,一时洛阳纸贵,成了一代青年的偶像。有人这样概括,在80年代,邓丽君是爱情的启蒙老师,李泽厚是思想的启蒙老师。

　　80年代,李泽厚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第一学者,思想最新,创见最多。他获得了一个学者能获得的最高声誉,各行各业争读李泽厚,他被邀请到各种场所去讲美学,太多的人希望成为李泽厚的学生。

　　1984年,李泽厚招的博士专业是中国美学史,考的题却是西方哲学史,一道中国美学史的题都没出,很多人都是0分。1985年,李泽厚招硕士生的考试,规定答每道题不许超过500字,超过了倒扣分。李泽厚说,500字还说不清楚,证明这个人脑子糊涂至极。

　　李泽厚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从来没有让学生帮他查过任何一条材料。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李泽厚是个很好玩的人。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有一次李泽厚回国,70岁的他向学生提出要去蹦极。

　　1988年,法国国际哲学院无记名投票,选举3位当代杰出哲学家,李泽厚当选。

　　1992年,李泽厚去了美国。与同在美国的刘再复成了邻居。两家之间的路程,步行只需要10分钟。两人经常一起散步,每个星期还一起去游一次泳,许多问题就在这样的时候讨论出来了。

　　李泽厚的学术精神是什么,简言之就是走自己的路。在自己的路上,李泽厚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创造新词语。他也是“文革”后惟一一个建立了自己一套思想体系的学者。

　　李泽厚说他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定为封笔之作:　“我垂垂老矣,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　他在自己房间里摆了个骷髅。他有一个死亡的假设:假设我已经死了,这样我就可以更从容地对待人生。每次他都会说,他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