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80年代和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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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80年代和我的前半生

2015-09-23

来源:北青天天副刊作者:杨洋




　　柴静写野夫，说“你看他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野夫听了，回头哈哈一笑。
　　现在的他，既不像警察也不像土匪，坐在房间里，不得舒展。他拍了拍椅子把手，“我总不能装扮成土匪”。他说，自己是江湖型知识分子，像《水浒传》中的吴用。
　　野夫，曾是警察，在80年代末退出警界。1990年获刑入狱，1995年减刑出狱。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现为自由作家。
　　昆德拉说：“一切造就人的意识，他的想象世界，他的顽念，都是在他的前半生。”到目前为止，作家野夫书写的多数是36岁前认识的人和家族历史。
　　交谈中，野夫有时长时间沉默，眼前浮现的是一张张亲人故交的面孔。“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一般谁拿出来多说呢?”他一根接一根的抽烟，随后很认真地和我一起数到底抽了几根。一、二、三、四、五，手里是第六根。他讲，作为电影的总策划和编剧，《1980年代的爱情》的名字他坚持保留，“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最终是在薄奠那些无邪无辜无欲无悔的青春。通过爱情故事向1980年代致敬，仅此而已。”
　　“我想把她带走，我能带走这个女孩儿，我带不走她的父亲，一个被监管对象的父亲。”
　　野夫站在房间中央，试图一个人还原电影中关雨波与丽雯在小镇供销社重逢的瞬间。“他认出了她的背影，当她回头发现是他，手里拿的酒瓶惊得啪的一声摔得粉碎。”电影的原著是半自传体小说，关雨波就是作者野夫。
　　野夫把自身经验写进去。毕业分在教育局，在厕所里偶遇了自己的领导。两个男人屁股挨着屁股蹲在那儿，领导很认真严肃地对他说：“小郑，个人问题还是要依靠组织。”野夫印象最深的是：“这么高尚的话题怎么在这儿说。”这句话几十年传下来，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恋爱的事情叫“个人问题”。
　　恋人丽雯因为父亲是“被监管对象”，政审没通过而没有上成大学，为了照顾父亲情愿当乡村供销社的营业员。人各有命，她已经认命。“一个罪犯的孩子就有罪吗?”直到今天，野夫依然要问。
　　丽雯的父亲为了她的母亲留在了小镇，由一个工程师变成了一个篾匠。她从父辈身上看到了“未来”，因此不愿让爱人留下。她从母亲一生的愧疚中体会到，“我可不想做我的母亲”，这句话的含义是：“我可不想欠你一辈子人情。”两个相爱的人还要想欠不欠人情，“你们可能不这么想，但我们这代人，包括更上一代人，都这么想问题。”野夫说。
　　一次、两次，丽雯把爱人推向远方。“你是个男人”，丽雯说。在遥远的土家族山寨，去县城上学都要走3-5天的路，对山里人来说，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走出山。
　　“成全远比拥有更加伟大，而付出巨大牺牲的爱情更值得被纪念和回忆。”
　　这是野夫的看法。“当年那个时代，我想把她带走，我能带走这个女孩儿，我带不走她的父亲，一个被监管对象的父亲”，野夫说，这既是个人选择，更是时代悲剧。人在时代面前的不由自主，无可奈何。
　　纯净、含蓄、羞涩、压抑都是属于80年代的主题词。野夫在社会上敢打架斗殴，面对喜欢的女性连手都不敢摸一下，“我爱你“三个字就是说不出来。追求一个女孩要给她写情诗，却不敢标明是写给她的，要让她隐约感到是写给她的。要写信不敢表达说“我爱你”，却要谈思想、谈工作、谈风景，交流自己的人生思考，慢慢地试探。她给你回信，也不碰爱的话题，就这样通了一年多的信，才有可能往恋爱的方面引。
　　野夫拿起手机：“今天手机摇一摇，看附近有哪一个?一切都提速了。”他记得小时候读到描述未来的书，有电梯，有悬磁浮的火车，当作科幻来谈。前些天，有人在一个活动上对野夫说，自己中学毕业的时候，抗战胜利也才30年，现在看野夫写80年代也是30年。好遥远的事情，其实也才30年。
　　“从人性上来说，80年代的我们虽然开始反叛了，但骨子里就像一个捆绑久了的人，绳子取掉了，手还不能自由的伸展，80年代，人性都会是有压抑的，隐忍的，放在正常社会这是不对的，你喜欢一个女人就应该去表达。”野夫说。
　　野夫用“我们”和“你们”来区分1980年代的青年和80年代出生的一代。“不让留长发，老子就要蓄;不让穿喇叭裤，老子就要穿。当年领导要拿着剪刀剪的。”没人敢惹的野夫依然会受到警告。不让跳贴面舞的年代，他们还是要开舞会。“今天社会两性关系的开放与我们那代人的努力、挣扎是脱不开关系的。自由开放不是一天来到的。不是突然降临在你们头上，是我们这一代人前赴后继争取来的。”他用了“前赴后继”这个词。
　　“80年代校园非常活跃，我们的诗歌抄成大字报后随便在墙上一贴，批判文章也可以贴上墙。这些，你们现在有吗?”野夫问。
　　影片的结尾，丽雯早逝，有跳丧的一场戏。导演霍建起最开始是存疑的。拍送葬不好看，也晦气。家乡在鄂西利川土家族山寨的野夫，找来当地头上包着帕子的农民跳给霍建起看。
　　鼓点一锤一锤敲在心上。野夫的构想，要找100个会跳丧的农民，在一片旷野之中，燃着篝火，齐着鼓点，一望无际。“我需要用载歌载舞的方式把故事推向高潮。”这是野夫对青春的祭奠。
　　“我为我童年曾经的畏惧感到羞耻”
　　前段时间，有二十多个朋友自费组团去野夫的老家利川，因为对野夫文字的喜爱，他们想看看野夫笔下的利川，看看他的童年。溪水潺潺，小河蜿蜒，吊脚楼的彩廊悬空于小河之上。好一番美景。
　　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在利川拍摄，人间仙境般，让人忘忧。野夫的童年，浩劫与山水同时存在于生活当中。“浩劫的火焰竟然席卷到我们那么偏僻的地方。”同样不是世外桃源，野夫想知道，何以“人与人之间成为彼此的地狱。”
　　野夫真正无忧无虑的年代，似乎只停留在两岁至四岁之间。他清晰地记得那些晴朗的早晨，河上薄雾氤氲，阳光如满地散珠在草丛中闪动。水声淙淙，不时还有小鱼跳波，溅起一串惊呼。大姐二姐背起背篓牵着他，跨过老拱桥来到河对岸，她们屈身割猪草，把野夫放牧在那片小河滩上。
　监狱里，野夫管着100多个刑事犯，并不是靠打架厉害。这个男人说，天下没有绝顶的高手，性格和人格的力量是在世界上行走最重要的武器。“观察男人的圈子里面，总有一个男人，说话是有话份的，他靠什么?一定是他的为人处世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　　他并不斗狠。有朋友说，野夫照顾朋友，像女人一样极细心。他说“没关系，我有这么细心，讲多了就是自我赞美了。”
　　“我是那头一定要越过圈栏的野猪”
　　野夫写过一首诗叫《猪跑了》。猪跑了是村里面的一件大事，一个农民的猪跑了，全村的人都去寻找。他因逃亡的猪，写下了这首诗。
　　他笑着告诉那些人，这只猪在即将成人的日子里，终于翻越了它的圈栏，奔向了它的自由。
　　出狱后的一段时间，野夫不知道一个诗人在90年代能做什么。1996年，在武昌南站，他拒绝了朋友送来的一口搭灶做饭的新锅，背着换洗的衣服，和浩荡的打工大军一起来到了北京。住在破旧大杂院，在二手市场买来家具和家电，野夫用3年的时间在北京买了房。直到2006年离开，野夫可以当做一个“成功学”意义上的有志青年。
　　活到四十多岁的时候，野夫觉得自己活得像个黑道人物，不惜在电话里面威胁：你欠我的钱再不拿来我一定要找上门去。身为书商，各地的批发商都欠他的账。
　　终于一天，他撕掉了别人的欠条，把家里所有的财产放弃，一个人开着一辆破富康离开北京。家乡尚巫，临行前，他给自己打了一卦，往何处去?“西南方向，起死回生”，野夫到了云南。
　　我到了大理之后，野夫又一次一无所有了。他开始写作，到处行走、访友、喝酒。突然发现真正地在46岁以后，找到了渴望和喜欢的生活。
　　“我结交了天下无数的义人，我们行走在公益的路上，默默无闻地做很多很多的慈善的、维权的、救助的、公益的各种各样的好事，我结识了这个世界上一批真正怀揣着良知，为了自由而奔走于途的人们。他们就像当年墨子的子弟一样的行侠仗义，扶弱抗暴。”
　　野夫一直说江湖不死，江湖社会一直留存在心底，“我最喜欢的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
　　采访结束，野夫见杨锦麟在微博上说，“广东校友会邀我去演讲，老子分文不取，就要他们包几场《1980年代的爱情》，不包场，不去捧场，广东厦大校友会哀哀诸公，看着办吧!”野夫突然从椅子里站起来，“太够哥们义气了!”
　　“你没懂，那天，女人在路上见出狱后的野哥一手拎着一个骨灰盒，便把他带到旅馆，不仅给了他一笔钱，还把自己献给了他。”野夫在场的一位朋友对我说。
　　“好像你的每个朋友，都能把你的事情说上一段。”我问。
　　“事无不可对人言”，野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