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敏特：什么是教育事业的最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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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敏特：什么是教育事业的最大危机?

作者:沈敏特

教育的核心功能是什么?从理论上说，教育的核心功能是培养人，21世纪的中国人应当是现代公民。

　　说到教育，摇头的多，点头的少，叹气的多，欢呼的少。其实，邓小平早有定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但，毛病不打一处来的教育，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正在丧失现代教育的核心功能。
　　这当然首先必须回答一个前提性质的问题：教育的核心功能是什么?从理论上说，教育的核心功能是培养人，21世纪的中国人应当是现代公民。
　　我估计公然反对这个论断的人不多。但，在背地里反对的会多一些;而在实践中，在行动中，反对者就太多太多了;以至于，我不得不看到，教育事业的最大的危机正是严重丧失了它的核心功能，即培养现代公民的功能。
　　在此，面面俱到不可能，只能择要而言。
　　用“听话”替代接受党的领导
　　在中国，接受党的领导是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基本的政治格局。但，何谓党的领导，长期被误解，被歪曲。被歪曲到什么程度?歪曲到倒退上千年的程度;倒退到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与等级制的程度。
　　其具体表现实什么呢?
　　那就是把接受党的领导歪曲为一个通俗的说法，叫“听党的话”。
　　我想，党的领导在前三十年是政策的领导，后三十年而至今是逐步转化为通过法治实现的领导。“听话”的前提是被听的“话”是绝对真理，是毋庸怀疑的。而党的政策领导，依法治国的领导则不是绝对真理的领导，因为，随着实践的进展，政策是要调整的，法律是要修订的;于是对政策，对法律，不是简单的“听话”，是要在遵循执行中，有监督，有思考，有调整或修订的建议，这才是完整、准确、公民的对党的领导的正确接受。
　　我曾以《听党的话，该作何解?》为题撰文，从六个方面说明，“听党的话”，弹性太大，难以把握，把它等同于接受党的领导，弊端多多，代价太大。
　　从以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政治的角度看，“听党的话”扭曲了公仆与公民的关系，淡化了公仆的服务意识，消解了公民的监督功能。
　　从马克思学说的认识论的角度看，被动地“听党的话”，扼杀了认识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不符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无穷的认识规律。
　　党的正确领导在于坚持和发扬公仆的服务意识，保护和引导公民的监督功能。以依法治国为中心的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更必须将这样的坚持和发扬、保护和引导转化为法治化的保证。
　　把党的领导误读为“听话”，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重大扭曲。在社会主义社会，从管理系统看，有上下级的差别;从权力的分配看，有掌握权力大小的差别;在一定法理规范之内，有服从命令、执行指示的准则。所有这一切，只限于工作范围的规章之内，但，在人格上，没有上下、大小、贵贱之分;在真假、善恶、美丑的分辨和认识的领域，人人平等，都有认识世界、追求真理的权利，是对实错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而“听话”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基础，作为认知途径，作为判别学生、干部品质优劣与否的标准，与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本质了无关联，而是以皇权专制为中心的等级观、等级制的遗绪。如《左传.昭公七年》所言，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人的关系是由上而下层层约束、管教、指令，即所谓“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这种“臣”的关系，不仅是行为的臣服，更是精神的臣服，连“腹诽”都是罪过;所以文革中的“听毛主席的话”还得配上“狠斗私字一闪念”。
　　如果在人格上，没有主人翁的独立的自尊，而只有对上的依附、膜拜，就没有现代的公民。
　　如果在认知途径上，没有在真理面前的人人平等的自觉，没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新型的师生关系，就没有培养现代公民的土壤。
　　用“标准答案”替代创新精神与能力的培养
　　从小到大，中国学生的学习是围着分数摸爬滚打，就像驴子围着磨道转圈圈;一切指标都是装饰，只有分数是硬指标。而分数打哪里来呢?曰;标准答案。甚至连作文都是如此。参加高考阅卷的老师不止一次
　　痛苦地告诉我，有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优秀作文，被判低分，甚至是零分。有一些良知犹存的语文老师告诉我，他们不敢向学生贯输创新意识，不敢向学生倡导独立见解，更不敢让学生崇尚反潮流的无畏;理由是:“不能害他们呀!这些学生先得靠标准答案考上大学，换一个可以捧上饭碗的学历。”于是，我想起一位大人物的豪言壮语：作家不听话，就不给他们开饭!这种用“听话”来换“饭碗”的低级准则，贯串在准备高考的复习中，即“标准答案是衡量水平的唯一标准”;这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恰好是南辕北辙。可见，在我们的教育领域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学说的认识论是了无踪影的;人格的扭曲与认识论的扭曲，真是“天作之合”。
　　我当然不是反对一切标准答案。中小学的知识中有一大部分是一般常识，属于一般的文化素养;其中有需要纳入记忆的领域。但是，对于常识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意义。一是把常识的记忆作为学习的全部，把知识凝固化;一是懂得常识是前人创新的成果，是今人创新的基础和起点，把常识作为创新教育的资料和前提。
　　我在教学中反复强调，有两种不同的学习理念：一种是追随式的学习，即把灌输和接纳前人的成果，作为教育成才的基本方法、基本标准、基本任务。第二种是超越式的学习，一点也不轻视前人的成果，灌输和接纳前人的成果，是为了超越前人的成果;在教育的过程中，既要高度敬重和认真学习前人的创造，又要贯串着质疑和批判精神和能力的培养。后代超越前代是人类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基本命题，是现代教育不同于传统教育理念(即“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界线。
　　以标准答案为核心，以分数第一为目标的教育，无疑是一场民族灾难，其后果的严重程度怎么估量都不为过，这是一个民族的人口质量问题。
　　用不潜的“潜规则”冲垮道德教育
　这其实已是一个“秃子头上的苍蝇”的现象，人人皆知;它又像臭豆腐，人人说臭;但，知而不识，臭而不拒。这就是“潜规则”已侵入我们的校园，并且已达到不潜的程度。它使道德教育停留在纸面上，是宣传的热门，而不入人心，不成行为。一句话，它使道德教育的功能归零。　　我不想突出那些过分极端的例子，譬如一个班主任，因为教师节没有收到学生的礼物，把学生班长打伤了。在先进的地方也有坏事;最糟糕的地方也有好事，这属于特例，不具有普遍性的典型意义。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那些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甚至被看成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实，才是更普遍，更本质，更深刻的现实本质。
　　而道德，首先不是说教;以说教来衡量道德，中国绝对是最道德的国家;因为连贪污犯都擅长作反腐报告。而道德恰是最具实践性的人生规范，它渗透在每个国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于行为方式之中。一个学校的道德教育，绝不止于老师的讲稿，而贯串在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一向认为，学校应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的摇篮;在这个摇篮中，不但有理性的培养，更有耳濡目染的熏陶，使学生成为即将播撒四方的文明的种子。学校需要为这样的目标，构筑一个立体的空间，使公民教育的功能得以充分的发挥。
　　如今，潜规则的流行，正在冲击着学校作为文明摇篮的功能。
　　不敢说普遍，也不敢说仅有;所谓由上而下的“评估”常常是对 “道德教育”的致命冲击。
　　著名教育家朱清时掌舵中国科技大学时，面临评估的对策是：一切如常的“原生态”，不增不减，照常工作。中国科技大学当然不是尽善尽美;评估委员们可以看到“露怯”的地方，但对全校师生是一次诚实的道德教育，其意义远高于评估;诚实是道德的基石，没有了诚实，道德无从说起。
　　而更多的高校并非如此。评估达标(且不说这些“标”的本身是否科学)，成为学校的头等大事;强行达标可以不择手段，以至于丑行连连，完全颠覆了道德底线。有的学校开全校大会，由党政一把手出面作应对评估的部署，除了超规格的接待，竟然有两大内容：一是从上到下的作假，如补充档案、修改档案，对硬件作遮丑的装修;二是勒令全校上下“谨言”、“噤声”，不得向评估委员反映“情况”。这不是一般的作假，是“领导垂范”、“组织强制”，对道德教育的全面摧残和践踏。试想，“师父”已经公然成“贼”了，还能对“徒弟”谆谆教导，说什么崇高的道德吗!写到此，我想起了一位哲人的名言：“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评估是从上到下的全校性的大事，所以，潜规则对道德教育的冲击最为明显，但，冲击大学道德教育的潜规则，远不止此。诸如招生运作、就业指标、科研课题、职称评审等各个领域，皆有潜规则阴影的笼罩，使学校道德教育的功能弱化、淡化以至消失。
　　小结
　　是的，现代教育的核心功能的丧失是教育的最大危机。而指出这一点虽然重要，却仍属肤浅;因为，还没有涉及产生这危机的原因。危机只是产生危机的根源的表现而已。因此，本文只是“开张”，下文才是更重要的;而我自知，这也许是我写不了的文章。
　　2015-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