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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摩登:杨奎松、张济顺、沈志华等谈1950年代的上海
1949年就像是一条鸿沟,不管是红色叙事、黑色叙事还是革命和摩登对立的史观,都能看出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是和前面断裂的。我这本书试图打破1949年以降形成的鸿沟,重构历史的延续性。
编者按:2015年4月,张济顺所著《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她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和“小市民”三个研究群体出发,认为上海的历史与经验并没有在1949年这一时间点戛然而止。8月25日,著名媒体人曹景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彭小莲、作家孙顒、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与张济顺做客社科文献大讲堂,就这本新书展开了一场名为“过来人谈1950年代的上海”的谈话。共识网经授权发布对谈全文,以飨读者。
主持人: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各位海上博雅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社科文献大讲堂的第七期活动,"革命与摩登:过来人谈1950年代的上海",今天到场这么多优秀的老师,同事带我们回到海上博雅讲堂很重要的一个系列就是"人文上海"。这么久以来我们其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段,就是建国初,我们的50年代。而且这个时间段又影响着这么多重要的学者们。举办这次活动也是因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张济顺老师的专著《远去的都市》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于近代上海,我们在文学上一直有所关注,例如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繁花》,但是确实我们在研究上海史的时候,对这段时间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视,我们确实是有责任有义务要把这个时间段在这里和大家共享。
今天台上的都是我们以五〇后为主,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我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七〇后的主持人,就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唐小兵老师。
唐小兵:受出版社的邀请,我非常忐忑地作为主持人坐在这里。我先把嘉宾简单地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开始。
第一位是非常著名的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曹景行先生,他也跟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很有缘分,在我们学校担任过兼职教授。
第二位是来自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金光耀教授。
第三位嘉宾,彭小莲老师是著名的导演,她拍过关于美丽上海的一系列电影作品,非常有影响力,包括一些纪录片。
第四位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上海著名的作家孙顒老师。
第五位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我想大家都对他非常熟悉,很多人想必也熟读他作品的杨奎松教授。
第六位是张济顺教授,也就是《远去的都市》的作者。
最后一位嘉宾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周武教授,他也做了很多关于上海的研究,所以周老师今天晚上也来参加这个活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以上嘉宾的到来。
还有一些特殊的嘉宾,包括我们的沈志华教授,他会以提问的方式参与活动,还包括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在工作日的晚上来到我们这里。很多在座的朋友都知道,福州路这个地方,在民国时期是上海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空间,是上海出版业、报馆非常集中的地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探讨1950年代上海的文化。
今天活动的主题是以《远去的都市》为切入点,来谈1950年代的上海,所以我们首先邀请张济顺老师谈一谈她的想法。张老师写这样一本书是有自己的意图的,其中包含了很多对1950年代上海的理解,《远去的都市》出版之后,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访谈,媒体上也有一些书评,也勾起了一些读者的回忆,这些跟张老师的理解构成了一个对话。今天晚上借这个机会,请张老师谈一谈当初写这本书的意图,同时对书评和访谈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1949年就像是一条鸿沟,红黑两色叙事都是断裂 张济顺:各位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沙龙。说实在的,我也知道今天是我们今年上海书展的最后一天,也是闭幕的一天。但是能有这么多的大腕和名人来参加我这个小小的沙龙,来助兴,我希望今天的活动能够成为一场彩的压轴戏。但是我心里仍然感到惴惴不安,原因是我这个主角似乎很不称职。此前我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是忙在事务堆里的,几乎成了学术圈外的人。说得准确一点,可能是一个学术边缘人,多少也有点儿关系,但是我对上海史的兴趣始终没有减退。终于,在退下来的4年以后我写完了这本书,但是我想它只是一点点心得,一个零零碎碎心得的集子。这个集成得怎么样,有待于大家来评判,当然也希望在座的读者看到这本书以后,能够踊跃的发表评论。
我今天的角色只能说是一个引言人,这台压轴戏我是希望能够喧宾夺主的。
这本书今年4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也有一些书评见诸报端,其中除了唐小兵老师和我们学校的瞿俊副教授写的两篇学术性的评论以外,我也注意到了网友们的一些评论,三言两语但是很切中要害。所以,正是这些评论促使我回过头来好好的思考这本书的主题,细细地琢磨它。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革命与摩登"这个话题。
我注意到在评论当中,大家一致肯定的是,我这本书试图打破1949年以降形成的鸿沟,重构历史的延续性。这确实是我写书时做的一个伏笔,但是看完评论以后,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讨论和商榷的空间还很大。
说到转型和延续,其实从一般的史学角度说,有很多历史阶段都值得讨论,至少可以作一个研究的角度。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动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有的学者比如王奇生就在《革命与反革命》这本书里提到过"革命就如高山滚石般的一层接一层,贯穿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用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的方法用于研究1950年代的上海,我觉得从转型和延续这个史学命题上来说,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的针对性:一个是针对我们曾经定义于革命史的"红色叙事",这种叙事方式从我小时候念中国历史的时候,一直到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高考以后,再到我们考上大学的初期,恐怕这种定于一尊的革命史叙事都是一直存在的,并且占据着史学领域的主流。在红色叙事的背景下,我们也要讨论转型和延续,实际上红色叙事就是以政权交替为线,把194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分为两段,旧社会一夜之间变为新社会,新旧社会两重天之说就由红色叙事而来。第二个针对性是指极权主义的所谓黑色叙事,黑色叙事在近几年的历史研究当中占据了颇为重要的地位,而且也为很多学者们所接受。它的观察点建立在对国家否定的历史场域当中,叙述国家吞噬社会的过程,将革命史的红色叙事完全颠覆为一个黑色叙事。1950年代的上海,中断了都市地方性的脉络,它只是在党国的场域内展开。三是针对革命和摩登对立的史观而言,也就是如李欧梵在他一本非常著名的专著《上海摩登当中》中写到的,他说上海从1949到1979年这三十年间,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半老徐娘,也就是说上海的摩登整整中断了30年,到了1979年才又通过从香港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回到上海,并且在上海持续发酵。我讲了三个针对性,来说明1949年就像是一条鸿沟,不管是红色叙事、黑色叙事还是革命和摩登对立的史观,都能看出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是和前面断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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