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之语文观

jssh365

叶圣陶之语文观

1.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全国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从西方引进，只有语文一科，教授内容仍是文言文，称为“国文”。五四运动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冲击，小学将国文改称为国语，侧重学习白话文，中学仍称国文，以学习文言文为重点。

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丐尊二人提出“语文”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中止。

1949年6月，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研究通用教材，叶圣陶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为中小学母语课程通用名称。

1949年8月，叶圣陶主持中小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起草工作，并编撰《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后改称《教学大纲》）。《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始用“语文”一名。叶圣陶曾解释说：“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仁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

2.语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

1919年1月，叶圣陶发表《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提出作文教学必须注意训练学生思维，激发学生情感。1922年1月，叶圣陶发表《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深刻分析当时小学国文教学“不以儿童本位为出发点”、“不明白国文教授之真作用”的两大病根，明确指出：“第一，须认定国文是儿童所需要的学科”。“第二，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学童所以需要国文，和我们所以教学童以国文，一方面在磨练情思，进于丰妙；他方面又在练习表出情思的方法，不至有把握不住之苦。”1923年，叶圣陶在他撰写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中，把“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有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列为四项目标中的两项。

叶圣陶对语文教学的深刻认识，同他对教育的本质的认识一致，即“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国文教学关注学生的心灵发展，也即关注人的精神和思想发育，关注人的自身发展。

3.语文学科，有其独立之任务。

1940年8月，叶圣陶在《对于国文教育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中，阐述了对于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第一，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第二，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叶圣陶认为，“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和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其他学科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

在此，叶圣陶指出了国文教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价值，即要为一辈子的阅读写作打好基础。基于这一认识，叶圣陶不赞成中小学国文教学专讲文学，“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流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国文既是发展儿童心灵的重要学科，也是人生应付生活的必需工具，表现出叶圣陶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辩证认识。

4.必须抛弃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

1942年，叶圣陶在《国文杂志》发刊词中，对国文教学承袭旧式教育传统提出激烈批判：“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籍，意在把书中内容装进头脑里去，不问它对于现实生活适合不适合，有用处没有用处；学古人的文章，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有效果。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主义的：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起码要能‘食廪’，飞黄腾达起来做官做府，当然更好；至于发展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影响……这一套，旧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因此，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可以养成或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可是不能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国文教学才有成绩。而达到正确认识的先决条件，就是抛弃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

传统语文教育有精华，也有糟粕。叶圣陶针对旧式语文教育脱离现实生活，把语文异化为博取功名利禄的弊端，鲜明提出，语文教育的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是“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这一观点，既反映出对语文学科本质的独到认识，又体现了对现代教育目的和价值的深切把握。

5.通过文字桥梁，把握意义情味。

叶圣陶认为，阅读是读者和作者双向交流的过程，也是读者通过文字走近作者心灵的复杂心理过程。叶圣陶主张的阅读教学方法主要是——

（1）鉴赏：“文艺鉴赏犹如采矿，你不动手，自然一无所得，只要你动手去采，随时会发见（现）一些晶莹的宝石。这些晶莹的宝石岂但给你一点赏美的兴趣，并将扩大你的眼光，充实你的经验，使你的思想、情感、意志往更深更高的方面发展。”（《文艺作品的鉴赏》）

（2）想象：“文章是一道桥梁。这边的桥堍站着读者，那边的桥堍站着作者。通过了这一道桥梁，读者才和作者会面。不但会面，并且了解作者的心情，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我们鉴赏文字，最大目的无非是接受美感的经验，得到人生的受用。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够拘泥于文字。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通过文字，达到这个目的。”（《文艺作品的鉴赏》）

（3）语感：“作者的努力既是从旨趣到符号，读者的努力自然是从符号到旨趣。读者若不能透彻地了解到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那就只看见徒有迹象的死板板的符号，怎么能接受作者的旨趣呢？”“不了解一个字一个词的意义和情味，单靠翻查字典辞典是不够的。必须爱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留意，得到真实的经验，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换句话说，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灵敏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叫做‘语感’”。（《文艺作品的鉴赏》）

（4）涵咏：“陶渊明和刘柴桑诗有一句云‘良辰入奇怀’，这个‘入’字下得很突兀，但是仔细体会，却非‘入’字不可，你能换个什么字呢？‘良辰感奇怀’吧，太浅显太平常了；‘良辰动奇怀’吧，也不见得高明多少。而且，用‘感’字用‘动’字固然也说出了‘良辰’和‘奇怀’的关系，然而决不及用‘入’字来得圆融，来得深至。”（《良辰入奇怀》）

（5）揣摩：“一篇好作品，只读一遍未必理解得透。要理解得透，必须多揣摩。读过一遍再读第二遍，读第三遍，自己提出些问题来自己解答，是有效办法之一。”（《揣摩——读<</SPAN>孔乙己>一文》）

（6）评论：“上课时候令学生讨论，由教师作主席、评判人与订正人，这是很通行的办法。”“讨论进行的当儿，有错误给予纠正，有疏漏给予补充，有疑难给予阐明，虽说全班学生都有份儿，但是最后的责任还在教师方面。”（《精读的指导——<</SPAN>精读指导举隅>前言》）

（7）咏诵：“原来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吟诵的时候，对于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精读的指导——<</SPAN>精读指导举隅>前言》）

6.作文立其诚。

“诚”是叶圣陶一以贯之的做人准则。作文贵在“立诚”，也是叶圣陶重要的作文教学思想。1924年，叶圣陶在《作文论》中指出：“既然要写出自己的东西，就会连带地要求所写的东西必须是美好的；假若有所表白，这当是有关于人间事情的，则必须合于事理的真际，切乎生活的实况；假若有所感兴，这当是不倾吐不舒快的，则必须本于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这种要求可以称为‘求诚’。”“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空口念着是没用的，应该去寻到它的源头，有了源头才会不息地倾注出真实的水来。”“这源头，……就是我们的充实的生活。生活充实，才会表白出、发抒出真实的深厚的情思来。”

1940年，叶圣陶在《论写作教学》一文中再次指出：“训练学生写作，必须注重于倾吐他们的积蓄，无非要我们生活上终身受用的意思。这便是‘修辞立诚’的基础。……日常应用与立言大业都站在这个基础上，又怎能不在教学写作的时候着意训练呢？”

1980年，叶圣陶给南京市《作文选读》题词，仍然强调：“作文课是练习用自己的话表达自己要说的意思。模仿不是好办法，抄袭是自己骗自己。我恳切希望小朋友记住这两点。”

叶圣陶的作文“立诚论”，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忠恕”、“诚敬”的思想精华，更为注重从生活这一本原去汲取营养，增加阅历，磨练情思，去培植求真、立诚的根本，把写作和做人完美地统一起来。

7.教材无非是个例子。

1919年，叶圣陶即提出“教材工具说”：“我常想我们做教师的，从良心的觉悟，也想叫学生做个正正当当的人。然而叫学生认识人生真价的工具——教科用物的制造，都是凭几位编辑先生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随意杂凑的。这究竟是实用的工具吗？”1940年之后，叶圣陶在多种场合，阐述教材只不过是个例子，教本不是教学终点的观点，他认为：“文字的课本之外还有非文字的课本，非文字的课本罗列在我们周围，随时可以取来利用，利用得适当，比较利用文字的课本更为有效。”

叶圣陶的“教材例子说”强调，在语文教育中教师关注的应该是学生本身，而不是教材。教材只是帮助学生养成阅读与写作习惯的一个例子，一个工具，在语文教育过程中应该教材为客，学生为主。

叶圣陶这一观点表现出对学生主体地位的高度重视和对语文学习规律的充分尊重。

叶圣陶说：“语文是用的”

  《老开明国语读本全系列》日前出版，叶圣陶孙女叶小沫接受采访。
  叶小沫称，这套《老开明国语读本》，让她想起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开明书店，想起了开创开明书店的那些老前辈，这其中包括他的爷爷叶圣陶、外公夏丏尊、语言学家吕叔湘。她清楚地记得，1985年10月19日，91岁的叶圣陶在开明书店六十周年纪念会上说的话：“开明不光为赚钱。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定要考虑如何有益于读者；有所不为，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出。”
  叶小沫告诉记者，1932年，社会上已经有好几个版本的语文教材，《开明国语课本》的出现，在渐为读者接受的过程中也曾有过非议。非议的指向，包括如今备受推崇的优点，譬如“语言跟说话一样”等等。
  纷争之中，职业操守是叶圣陶的底气。1933年7月17日，叶圣陶在《申报·自由谈》上撰写文章，回应“严正的批评”：“对于课文的撰作，我希望念来上口，与平常说话一个样，而且不违背名理。这样制造出来的‘商品’是否适应‘顾主’的需要，是否堪为小学教育优良的工具，我虽也曾当过近十年的小学教师，可不敢自己下判断，唯有敬候全国小学教育者‘不存私心的严正的批评’了。在‘不存私心的严正的批评’之下，假如我的书有一点儿可取，那么，即使在‘大倾销’的浪潮里落了伍，从事营业竞争的出版家固然吃了亏，而编书的我却堪以自慰了；对于少数读到我的书的儿童，我总算贡献了一份微薄的礼物。反过来，如果我的书绝无可取，或者竟是有害于儿童的毒物，出版家固然利市十倍，而我的粗制滥造之罪且将终身莫赎。”
  时间，现已成为争议最好的回复者。
  “选名家作品进学生课文，还是需要改的”
  如今，关于“中小学教材篡改作家原作”的争议频出。叶小沫告诉记者，编教材，爷爷叶圣陶认为“选名家作品进学生课文，还是需要改的”，对于内容的安排，他总是作通盘的筹划，不取那种“拉在篮里就是菜”的办法。
  叶圣陶本人也曾回忆：“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根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
  叶小沫举例：“譬如，《白马湖的冬天》是根据夏丏尊的原作改写的；《爱的教育》在引用时也有修改；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有调整。‘人教版’语文教材中，陆定一、魏巍等作家的作品，都在征求原作者意见的基础上，做了必要的修改。叶圣陶自己整理了一篇关于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因为考虑到自己是南方人，普通话说得不好，还专门拿去给北京的老师朗读，后来又拿去让张中行先生修改。”
  改的原则是“以学生为主”：“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小学生即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须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
  据介绍，叶圣陶编写《开明国语课本》时，每课课文的长短，出现的生字和新词有多少个，以及它们重复出现的次数，都得列表统计。“课本得服从语言教学的要求和进度，记录统计确实挺繁琐，却是编写课本不可或缺的依据。”
  “不欣赏华而不实的文字”
  叶小沫称，爷爷总说“语文是用的”。《开明国语课本》内容以儿童的生活为中心，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寻猫启事、写借条、记日记、通信、写演讲稿等等。 “他说，学习语文不是为了培养作家，作家能有几个。学习语文为的是让学生学会‘接受’和‘表达’。‘听’和‘读’是接受，‘说’和‘写’是表达，语文课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要让学生学会‘听、说、读、写’这四项本领，这四项一样重要。”她记得自己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时，经常和爷爷通信。那时候她已经二十岁了。“有一次我生病了，他在写来的信中问我病好没好，我回信时说了许多别的，偏偏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结果爷爷来信说，写信一定要为对方着想，对方最想知道什么，对方问你什么你得记得回答。在爷爷看来，怎么写信，也是学习语文要解决的问题。”
  “强调学以致用”的叶圣陶，在语言上推崇“平易”之风，典型的例子包括他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儿歌：“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用词上，爷爷不喜欢‘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这类词。”
  叶小沫记得，1963年《北京晚报》中小学征文结集出版，叶圣陶为这本书写的序，谈到了怎么写作文。“小朋友的习作全写真经历，真体会，真感受，这是解决 ‘写什么’的好办法。无论说话或者作文，最要紧的是拿出自己的真实的东西来。凡是知道得不怎么清楚的，领悟得不怎么透彻的，不宜随便说随便写，因为那可能不真实，这个道理在说话作文方面很重要，在品德修养方面尤其重要。”
  “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爷爷把是不是诚实地对待作文，看成是一个人的品德与修养方面的大事，甚至比写作文本身更重要。”
                      ——2011 年 8 月 17 日　星期 [size=+0]三《西南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