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原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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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原因新探

作者:李敬伟

苏联解体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即苏联改革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没有采取正确的改革策略,没有依靠正确的改革力量，以及用人上的失误等。

　　原题为：没有摸着石头过河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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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改革及其失败是上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令人瞩目，对世界秩序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如今，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关于苏联改革失败及其解体的原因，目前仍是众说纷纭。专家曾经提出了各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最常见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罪魁祸首，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旧政权的其他拥护者提到过苏联内部高层的背叛。按照这种观点，戈尔巴乔夫总统打着改革和复兴苏联体制的旗号，实际上干的是破坏它的勾当。
　　这种解释最没有说服力，事实上细心阅读戈尔巴乔夫的言行记录，就会发现他是诚心诚意地想要革新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来取代它。把戈尔巴乔夫个人当成了替罪羊，因为这样就可以掩饰苏联体制的弊病。这就像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陆军为了挽回颜面，把犹太裔参谋德雷福克斯诬陷为叛国，成了法国陆军失败的替罪羊一样。同样把一个重大的多人参与的历史事件，归咎于一个人的背叛，是简单化、自欺欺人的解释。
　　第二种解释是，苏联垮台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造成的。按照这种解释，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失效，根本不可能改革，唯有资本主义才是可行的选择。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这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何以不能自圆其说的证据，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在垮台前所取得的6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虽然它在70年代和80年代遇到越来越多的经济难题，但它还在推动经济增长，尽管在80年代末速度有所减慢。这种“体制说”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观点就曾经出现，那时就有文章声称计划经济无法运行，这种说法难以解释为什么苏联经济却成功的运行了70多年，但却在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的短短六年内，苏联就分崩离析，而不是之前或者之后。
　　第三种解释有关苏联垮台的权威解释强调民众对该体制的自下而上的反对。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基于强权的社会只有在它的领导人有能力随意使用镇压工具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一旦真的进行自由改革，就会给人民以打破锁链的机遇。当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使用武力去捍卫现行体制时，这点就很清楚了:来自下层的群众运动通过选举、集体游行、罢工和分离运动等，终于和平地瓦解了现行体制。受压迫的人民把票投给了资本主义，受压迫的民族主义者从莫斯科的樊篱中获得了自由。
　　虽然许多普通苏联公民确实表达过对现行体制的不满，但这第种解释同样有着严重的缺陷。尽管大多数苏联人民和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一样，希望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起更大的作用，但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少部分苏联人想要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快速转向资本主义看来并不是民众所希望的发展道路。同样，除了几个小共和国之外，绝大多数原苏联人民都想要保留联盟。就在联盟解体九个月前，一项旨在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还是赢得了76.4%的票数。虽然人民希望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但他们显然既不想要资本主义，也不想要政治解体。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所提供“和平演变说”比上述把苏联垮台归因于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或者群众革命的观点更加没有说服力。一些苏联官员抱怨说，外来压力动摇了苏联。但主要的西方势力在苏联体制刚刚建立时就已经这样做了，它们确实曾使出所有的压力想去击败它。如果它们在苏联仍然弱小和落后的时代尚且未能得逞，那么在苏联已经达到其国力和成就巅峰的时候却能成功，这难道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么?
　　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等人撰写《来自上层的革命》给出了另外一种的解释。认为撼动苏联体制根基的，恰恰是苏联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党一国精精英。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状况就已经严重地恶化了。然而，让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派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实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革，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集团和阶级联盟，这个联盟喜欢的，却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这些掌权者最终认识到，维护社会主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又握有实现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但这种解释也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如果说党国精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既得利益者)在苏联在主导地位，导致了苏联改革错误的走向了资本主义，那就很难解释苏共二号人物利加乔夫等苏联传统派对苏联改革派的斗争，以及苏联后来的“八一九”事件，其中八一九事件参与者几乎集中了苏联内务部、克格勃等所有强力部门，很难说既得利益者的力量大大超过了这些苏联强力部门。
　　上述几种观点都有其正确之处。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所采用的、之后在改革前一直未受根本触动的、独特的经济管理形式，确实有着严重的缺陷，而且时间越长就越严重;苏联人民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确实也在体制终结中起过重要作用;西方的压力也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即使戈尔巴乔夫本人没有，他的一些高级助手也确实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信仰，而那时他们仍然占据着有影响的位置。都从各个角度阐述了苏联解体的部分原因，以上解释的共同缺陷是认为苏联改革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改革。
　　苏联改革失败固然有其国内和国际背景各种原因，我们不能把苏联改革前的经济政治社会上的各种危机简单一一列举，然后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以上各种危机虽然很严重，但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改革，苏联模式还可以再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也就是说苏联解体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即苏联改革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没有采取正确的改革策略,没有依靠正确的改革力量，以及用人上的失误等，
　　1、 苏联改革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理论创新，直接引用西方政治理论。在苏联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1988年6～7月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要把苏联社会改建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之后，他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加以说明，最后制定了一个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草案，“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看似提出了完整的改革创新理论创新，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其实其完全是西方理论的翻版而已，并没有把西方的政治理论和苏联具体相结合，在苏联改革领导者的脑海里，世界上的政治模式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的政治模式。
　　如果单纯从西方程序民主的要求来看，前苏联的改革是非常符合西方程序民主的。如戈尔巴乔夫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自然要为取得执政党地位而斗争，但是这样做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度范围内,放弃某种法律和政治优越地位”。苏共19大的决议规定，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作为“政治领导机关”不能取代最高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职能，“党的机关不再就国家权力机关、管理机关和经济机关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直接发布指示、作决议。”从上面戈尔巴乔夫的言论和苏共各项决议来看，苏共政治改革的参照模本就是西方民主，其对民主的认识就是西方的程序民主。因此有人说，苏联的改革就是苏联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化。
　　同样在经济领域，改革后期绝大部分苏联经济学家都成了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狂热鼓吹者。和他们在西方的新古典同仁一样，他们中许多人也羞于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但他们鼓吹用自由市场取代计划，用私有制取代国家或工人所有制，无疑就是在鼓吹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许多苏联经济学家都被西方的极端观点迷住了，这种极端观点就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它源于在19世纪英国经济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简单化的观点。它认为，解除管制的市场力量能够在经济效率、技术进步、经济稳定、收入分配方面均导致理想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这种理论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家当中实际上已没什么影响。
　　自由市场经济学对苏联经济学家的重大影响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虽然苏联经济学家对中央计划的问题有亲身体会，但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无序市场所带来的问题。也许是认为西方的贫穷和失业只是共产党的宣传而已，许多经济学家急不可耐地接受了自由市场的信条。在经济领域提出了激进的改革措施，最典型的是由经济学家沙塔林1990年7月制订了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提出要在500天俄罗斯联邦实行广泛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具体到每一天要做什么都规定得很清楚，哪一天消灭赤字也规定得一清二楚，这一纸上谈兵、天方夜谭的方案得到了叶利钦等民主派的大力支持，但就是这个方案让苏联本已病入膏肓的经济雪上加霜，经济接近崩溃，直接促进了改革的失败。
　　2、没有正确的改革策略。任何改革没有经过试点，直接在全国实施。与苏联改革相反，中国采取的独特改革规则和策略：“先易后难”或“先外围后核心”、 “先试点试验再逐步推广”，如先在特区和实验区进行试点试验，鼓励部分地方先行探索，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这种改革策略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哲学，而不是理想主义哲学。
　　而苏联的改革则悄悄相反，许多重大改革直接在最新核心领域没有经过任何试点情况下实施，尤其涉及在政治领域，直接全部放开各级选举。根据亨廷顿的政治参与理论，苏联的政治参与出现了参与爆炸现象，根据各国的民主化规律，在选举民主的初期，由于选民的不成熟和不理性，各种激进化的理论会有相当化的市场，而这不幸在苏联的改革初期再一次验证了。
　　为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修改人民代表选举法问题，随后，1988年10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的法律和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草案的决议，供全民讨论。12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在全民讨论的基础上分别通过了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和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选举法对苏联代表的选举原则、选举组织、选举程序作出了重大调整。规定2/3的苏联人民代表按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从区域性选区和民族区域性选区选举产生，另外1/3代表由全苏性社会组织在其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上，或其全苏性机关的全体人员大会上按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选举产生;突出准备和进行选举的公开性原则，强调选举的各个环节都应有社会组织、劳动集体的代表参加，新闻机构可以采访。
　　随后，这种苏联代表这种选举方式的重大改革，便在没有经过任何试点的情况下仓促展开，与戈尔巴乔夫原先的期望相反，在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苏维埃的自由选举过程中，在苏联各地，一批苏共党内的民主派分子、苏共反对派头面人物、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等纷纷当选，苏共党内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利用群众的逆反心理，大造声势，抢夺苏共让出的苏维埃权力。在各地的苏维埃选举中，民族主义者纷纷得手。他们把各种思潮带进国家权力机关，议会中形成了数十个议员团，代表们醉心于政治斗争，议会中争论、角逐不断，在各种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上争论不休，久议不决，严重影响了经济改革和正常的经济工作的顺利开展。
　　特别是1990年3月，苏共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在波罗的海三国议会中选举中获胜，点燃了苏联解体的导火索。更严重的是，1990年5月，激进民主派首领叶利钦当选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主席，从此叶利钦有了和戈尔巴乔夫争权夺利的舞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政治实力开始实现逆转，同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称俄罗斯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在其领土上至高无上，其后，组成苏联的所有15个共和国纷纷效尤，相继发表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吹响了苏联解体的号角。
　　3、 没有依靠正确的改革的力量。在苏联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重用的都是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对社会主义失望甚至敌视的人或者是谢瓦尔德纳泽等投机分子，作为意识形态的主管，雅科夫列夫被称为“公开性”运动的奠基人，隐身于戈尔巴乔夫之后的“精神教父”，是苏共高层领导中西化、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他在肆意诋毁苏共历史和马列主义的同时，对资本主义观念赞不绝口，成为瓦解苏共的关键人物之一。而没有依靠以苏共二号人物利加乔夫为代表正确的改革力量。叶·利加乔夫1920年出生在西伯利亚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工业学院，1944年加入共产党，1983年4月任苏共中央组织和党务工作部部长，1983年12月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5年4月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成为主持书记处会议、掌管意识形态并担任外交委员会主席的第二号人物。据来自苏联的资料介绍，利加乔夫以“办事果断，言谈利落，立场坚定，有知识，有远见，有魄力，廉洁奉公”而著称。他同科学界、知识界、军界和地方干部群众都有广泛密切的联系，因此享有很高的声望。利加乔夫是苏共党内主张稳重改革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进行改革，反对否定苏联七十年社会主义的成就，强调阶级斗争、共产党的领导，曾与叶利钦、雅可夫列夫等人发生多次冲突。1987年秋，他开始觉察到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有问题，随后与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分歧，并展开了一系列斗争，但随即被戈尔巴乔夫排挤出权力核心。
　　在意识形态领域。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的心腹和智囊人物。据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第四个月就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继而提拔他为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本来苏共二十七大后，利加乔夫不仅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还主管党的整个意识形态工作。可在1987年苏共一中全会后，戈尔巴乔夫又安排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一起主管这项工作。这是戈尔巴乔夫耍的一个手腕。原苏联《真理报》总编辑维·戈·阿法纳西耶夫在他所著的《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是这样评价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斗争的：“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不同，后者代表党内明确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路线，而前者则代表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路线。我是依照我的亲身经历做出如上判断的。大约在二三年(1986-1989)间，我作为《真理报》的总编辑不得不膜拜两个偶像，受到两个意识形态书记——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领导。他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出差，另一个人就会召集各报刊的主编开会，把自己的方针下达给他们。利加乔夫强调原则性的、党的、社会主义路线，雅科夫列夫则强调新文化、新思维、全人类价值，维护合资者、公司和企业利益。”
　　在经济领域也并不是所有的苏联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自由市场理论。少部分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包括权威的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列昂尼德•阿巴尔金，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观点，认为市场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调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长期从事经济管理，经验丰富而且非常尽责，雷日科夫主导的苏联政府曾通过了一个渐进的、五年转换到“控制的市场经济”的计划，由雷日科夫负责实施，在转换期间仍由中央对经济加以集中控制。称为“政府纲领”与“500天计划”的方案之争。“政府纲领”和“500天计划”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在叶利钦的支持和媒体摇旗呐喊和西方的压力下，最终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方案”，以折中的、妥协的方式认可“500天计划”。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依靠正确的改革力量，而是投入了西方主义者的怀抱。
　　此外，苏联改革过程中还有重要因素即叶利钦的破坏作用，正是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带头通过了俄罗斯主权宣言，在经济领域，叶利钦曾表示如果苏联联邦层面不实施“500天”计划，俄罗斯将单独实施500天计划等，叶利钦有意无意的诱导和迫使戈尔巴乔夫一步步的偏离了改革方向，有些时候叶利钦主动出击、直接出面把苏联的改革推向深渊。
　　综上所述，苏联改革失败既有其深刻背景，更重要的是改革策略和用人上的失误，苏联解体和苏共的下台，并不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事实证明，制度改革也不能有“致命的自负”，不能过多搞太超前的理想设计，采取“休克疗法”，而是要充分依靠广大民众，不断总结经验，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马列主义，而不是简单的复制西方的各种理论，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稳步向前推进，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苏联改革领导人能有更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驾驭局面能力，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根据改革的实际和国情，进行理论创新，依靠正确的改革力量，苏联改革极有可能是另一番前景。
　　参考文献：
　　1、《来自上层的革命》(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月
　　2、《苏联兴亡史论》 陆南泉等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02年
　　3、《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雷日科夫 新华出版社 2008年
　　4、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博尔金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年 2008年
　　5、《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亨廷顿 (美)亨廷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