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我对批评不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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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 我对批评不悲观
文/胡赳赳　口述/陈丹青
<<新周刊>>第288期



“从1937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过鲁迅时期的批评水准，而且今后很长很长时间也不可能达到。



　　在中国主流的话语圈，最重要的批评家都是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出来的。中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美术教育体系，每年培养很多很多职业的史论专家，再加上社会科学院、作协，还有社会上的人士，所以说中国从来都不缺少批评家。说中国批评的声音消失我一点不担心，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出现。像我这样业余的人士竟然有时候也被说成批评家，在中国当一个家很容易。

　　但比较沮丧的是，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天然的不太可能出真正批评的国家。近因就是，大家知道，虽然我们有很多媒体，包括网络，但是有很多很重要的话、关键的话不可以说。我每次出书都跟编辑讲，你们尽管删，我也可以帮你们删。在这种情况下，批评是不可能的。另外就是远因，咱们中国从孔夫子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从人伦关系发展到人际关系。我相信人际关系比言论不自由还要强，对批评有控制能力，我自己就甘愿被那个人际关系控制着。非常简单，我的老同学办展览、出版画册，让我写两句，我不好意思说人家。有些我非常敬佩，我很喜欢他们的画；有些实在是老关系，光屁股长大的，好歹给他们说两句。有的时候我有我的看法，主要还是肯定，但会放一两个非常微妙的词含着批评在里面，那边电话就打过来，说这个词能不能改掉，那我只能乖乖地改。诸如此类，绝大部分情况是我自己先学乖了，就说真棒啊，好啊，真不错。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大家不要认为我是一个开口就骂的人，事实不是这样的。

　　至于说中国批评面临的困境，我会审慎地乐观，为什么？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在过去的20年看到了有人敢批评，而且相当会批评。批评也分代际，有50后、60后、70后。比方说朱其，我最近在一些刊物上看到他非常大胆，一点都不客气。四大金刚里的王广义曾给法国那边写信说我不参加你们的展览，因为你们反华、抵制奥运。朱其就写了很有意思的一篇稿子来谈这件事情，说这是很无知的。
还有上海的王南溟，我知道他一直在保持批评。大家可能知道我跟韩寒见了一次面，瞎聊了两个多钟头，其中有一件事讲了十分钟还是五分钟，就是韩寒认为巴金的作品没什么文采，我说巴金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价值，就这么几句话被媒体摘出来放大，一片声讨。不是讲不可以批评，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任何人。他们的观点认为我们太轻率，你既然批评就好好批评，文学批评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想犟一下，我们小辫子被人抓住了，总要犟半天。

　　但是我也很同情媒体。为什么呢？媒体也要混饭吃，每天怎么过，每个星期版面怎么办，每个月的新闻怎么上；就算有了新闻，还要考虑发出去没人看怎么办。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抓名人的不小心，就是撩所谓的名人说话，撩对了把它组装一下，哗，拿出去，就可以了。我正好就成为这个角色。所以批评是个困境，但我不悲观。

脑残的艺术批评家

　

　　当几位首次出席2008美术批评家年会的“新人”批评家，每人用七分钟阐述了自己的批评立场后，他们没能迎来预期中的热烈讨论或者积极回应。如果非要把10月26日的美术批评家年会现场比喻为一场谈话艺术不可，那么仅可成立的题目是——鸡同鸭讲的无厘头艺术。

　　对应2008年美术批评家的观点交锋，年会上的“鸡同鸭讲”又俨然是一切冲突和混乱的平衡点——假若参会的几十位批评家真的针对观点进行交锋，那么嘴架打到2009年也不会终结，即便终结了也不会有谁在乎。“一个人说十年废话可以忍受，再说十年还能忍受？”一位不想发言的与会者说。

　　2008年的美术批评，让圈内人记住了批评家们的一串名字——但不保证记得他们说了些什么。或者他们说些什么并不重要，只需在各类展览、活动的宣传海报上，同样印上他们的一串名字。尽管艺术家们总是喊着“艺术批评家缺位”，但他们也不能肯定地描述如果有一天批评家终于不缺位了，他们的日子该怎么过。在一个现实的美术批评家缺位的年头，这个年会更像是一个群体行为艺术，用实际行动再一次告诉人们，他们这一年到底在忙什么。犀利时消费读者的愚鲁，愚鲁时消费读者的犀利——都有用处。 （文/佟佳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