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中国造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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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
90岁的中国造型师
文/佟佳熹
<<新周刊>>第285期



央美一直充当中国造型师的角色，中国的各种图像式表情都有着央美标签。如果艺术是人民的，那么人民“创作”的最大艺术品就是这所90岁的学校。



　　国徽、国旗、人民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天安门的装饰、钓鱼台、中南海内部装修、人民大会堂室内装饰、国家博物馆接待大厅……来中央美术学院访问的外国人，总能从这所中国高校的历史里找到他们对中国的最初印象。一直到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中央美术学院在近半个多世纪内，俨然中国国家形象最资深的造型师。

　　在建校90周年之际，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给属下的城市设计学院定了一个年龄段——17岁，希望整个学院年轻起来，从设计作品上真正年轻起来，他们每年5月做的一个设计活动就叫“17岁”——全院的学生，设计17岁的孩子用的东西，许多学生本来就十七八岁，设计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一些年轻人看来，中南海、钓鱼台那一套早就过时了，思路是对立的。不是一种思路来否定、代替另一种思路，我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并举，传统要做到最好，中南海领导满意算你们最好；这边17岁的孩子最满意算你们最好，这才叫兼容并蓄。”在央美建校90周年之际，潘公凯如此理解“兼容并包”：“大家都在兼容并包，没有学校排斥兼容并包，不过是说谁容得最多，谁包得最好。”

　　1918年建校，1950年正式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央美除了一直充当中国造型师的角色，其“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人民的艺术”等思路，给中国的各种图像式表情都贴上了央美标签。如果艺术是人民的，那么人民“创作”的最大艺术品就是这所90岁的学校。

“以美育代宗教”

　　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于1950年4月1日，而在此前，其前身——建于1918年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已经陪伴学生们走过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国立美校历经数次停办、停课，抗战期间辗转江西、湖南、云南、四川等地，校名更是经过“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数次更迭。继首任校长郑锦之后，林风眠、滕固、吕凤子、徐悲鸿等曾先后担任校长之职。

　　作为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国立美校是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以及“五四”运动的思想氛围中生长起来的——此种文化背景与时代契机，解释了为何这所学校在诞生伊始，即形成与西方同类美校不同的性格：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创造时代的艺术”、“现实的艺术”、“人民的艺术”。

　　“打倒模仿的传统艺术！打倒贵族的少数独享的艺术！打倒非人间的离开民众的艺术！提倡创造的代表时代的艺术！提倡全民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1926年林风眠出任国立艺专校长时大声疾呼。一连串的“打倒”背后，是一所高校承担的时代政治重担。在国家危亡之时，国立艺专“救亡图存”的理念确实聚拢了大批有识之士，涌现了陈师曾、王梦白、李毅士、潘天寿、黄宾虹、吕凤子等一大批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而最早的一批学生如刘开渠、王雪涛、雷圭元、李苦禅、常书鸿等，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巨匠。

　　徐悲鸿也是其中的一名。1946年徐悲鸿出任国立艺专校长。他把在法国学到的西方写实主义技法加以提炼，形成了一套完整且成熟的造型体系，并应用在学校的教学之中。与此同时，徐悲鸿提倡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强调与中国现实和社会需要相结合，在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反映社会现实，实现“为人生而艺术”——他的核心办学思想，对之后半个世纪的美学体系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难以逆转的影响。

三个裸体少女

　　央美的另一个源头则是1938年创建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鲁艺是在毛泽东提出的“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下建立的。解放以后，央美（其实也包括全国的美术院校）也传承了鲁艺这一精神。所以，在央美人看来，黄河岸边的鲁艺相当于央美的另一个校址。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由徐悲鸿出任第一任院长。延安精神从革命圣地传播到北京，央美师生在建国初期创作了大批作品，其中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创作，代表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雕塑的最高水平。在建国初期美院的大批作品中，如靳尚谊的《老农》、黄永玉的《阿诗玛》、朱乃正的《打夯》等，延安精神化为人民建设和平、繁荣、现代化的新中国的无穷动力。

　　征服都是从被征服开始的——在中国当代艺术征服世界之前，中国首先向西方艺术开放了窗口。1978年，央美学报《美术研究》复刊后的第一期封面发表了“引人瞩目”的人体美术作品，不久，央美另一本学报《世界美术》创刊，连续刊载了介绍西方现代美术的文章，率先闯入了建国30年来的艺术禁区。1979年，央美教师袁运生在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厅绘制了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壁画中出现的三个裸体少女形象，让中国人真正卸下了心理的冬装。

　　李少文的《九歌》和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等“文革”后央美第一届研究生的毕业作品，以及杨飞云的《那时我们正年轻》、朝戈的《年轻人》等“文革”后央美第一届本科毕业生的作品，不仅突破了“文革”的艺术禁锢，同时开启了唯美画风与“生活流”绘画的先河。随后涌现了《新时代的启示》（张群、孟禄丁）、《天书》（徐冰）、《招魂》（吕胜中）等作品，央美师生成为“’85新潮”、“后’89”、“新生代”等美术思潮与艺术运动的中坚力量。

奖牌“金镶玉”与日用陶瓷专业

　　“据说悉尼办奥运会时用过学生，但只是一点点。而北京奥运会视觉形象方面的设计，80%是中央美院完成的。国际奥组委没想到一个美术学院的年轻老师和学生们做的东西竟然那么好，而且承担了那么大的工作量，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除了印章、福娃、火炬，其他都是我们做的。”奥运会闭幕，央美关于奥运设计的细节得以公布。院长潘公凯承认，央美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设计是有历史传统的——至少在美术设计上见证了五十多年国家的重大形象改变。

　　为国家重大活动做艺术设计，在潘公凯看来，与“艺术为人民”并不矛盾。“有些专业完全是根据市场需求开设的，像城市设计学院的日用陶瓷专业。”淄博是最大的日用陶瓷出口基地，淄博市长于是请求央美给他们办一个专业。“全国美院都有陶瓷专业，都是陶艺，参加展览，那东西好看不好用。我就说我们这个陶瓷专业坚决不做陶艺，就是做实用的。”潘公凯感慨于中国消费者现在买不着好的餐具：“有艺术性的、好的餐具买不着，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解决这个问题。说中国没有人做吧，还有个景德镇陶瓷学院，招生人数很多，但我看那个学校已经办乱了，陶瓷成了一小块，办其他各种专业。所以我们是日用陶瓷，不仅要培养陶瓷设计师，同时还要培养老板。”

　　“从学科建设上来讲，重要美院该有的专业我们都有，我们都要走在前沿，哪个都不想落后。当然，首先得知道前沿在哪里。我们现在承担的一个项目，国务院要求设计一辆全部由中国人制造的官员用车。现在官员坐的都是奥迪嘛，德国的，中国官员不能老坐外国车，红旗又有点落后了。不管什么牌，从外形到内部都要我们自己设计。”

对话潘公凯

“我们不做精英谁做？”

《新周刊》：央美与政治关系密切，90年来经历怎样的变迁？

潘公凯：1950年毛主席为北平艺专题词“中央美术学院”，之后央美成了中国美术事业的中心，至少是个重镇。中央政府对美术的一些政策、思路、想法，都是先在央美做，然后在全国铺开。全国美协主席历来都是央美的校长，副主席一般也是央美的。央美在建国前30年举足轻重的作用无可替代。别人没想过挑战，也挑战不了。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不是那么计划经济的，说谁第一就谁第一。地方院校的发展也很快，不一定是要挑战央美龙头老大的地位，但至少敢说谁怕谁啊。

《新周刊》：央美和地方美院相比最明显的特点在哪里？

潘公凯：我觉得我们就得做精英，我们不做谁做。在这方面央美有传统，就是有历史使命感，始终关注跟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议题。地方院校考虑地方的问题，央美就得思考世界性问题，高端的问题，它不思考谁来思考。央美的老教授坐到一块，一说起来就是我们中国的美术教育怎么面对世界美术界的变化局势。

《新周刊》：你的态度是央美永远是主流？

潘公凯：要引领啊，我们是想全方位地引领，油画要最好，国画也要最好，完全不同的面貌也要引领。我们现在不惜高薪聘请国外的教授，意大利、法国，美国。为了请来汽车设计的教授，我到日本给对方上课做交换。设备啊，空间啊，也都想做得最好。

《新周刊》：在央美的几个“第一”中，雕塑训练班、建筑学院等是不是当时的特色专业？

潘公凯：雕塑不算特色专业，是最古老、最普通的专业，各大美院都有。央美有几个专业是其他美院没有的，比如建筑学院。在欧美，一两百年前美术和建筑完全是一码事，艺术家同时又是建筑师，像米开朗其罗，不仅做雕塑，教堂也是他做的，只不过大家注意的是他的雕塑，他的雕塑名气更大。达·芬奇他们也都会盖房子。所以欧洲的美术学院分成两半，一半学建筑，一半学艺术，像巴黎的高等美术学院一直有这种传统。民国期间的美术学院，建筑和美术也是在一块的，杭州艺专就是有建筑系的。1953年院系调整，建筑统统归到工科学校了，以后美术学院就没有建筑系了。央美就是回归了这个传统。

《新周刊》：据说国外的高校都很羡慕中国高校资金充裕？国外的美院都很穷？

潘公凯：在中国，最好的美术专家、艺术家在美术学院，西方则是最好的艺术家不在美术学院，在画廊里。在画廊卖画的收入远远超过当教授的收入，所以西方艺术家不愿意到学校当教授，在学校当教授的是二流画家，卖价不是很好，但也有一定的名气，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他们教授的年薪在5万美元左右，5万美元很低的了，相当于一个普通银行职员，那种站柜台的小姑娘的收入。

《新周刊》：国外如何评价中国的美术院校？

潘公凯：在造型基础——就是做雕塑的写实，素描基本功方面，什么立体感、质感、空气感、结构，西方已经不如我们了。造型基础方面，原来全世界最好的是苏联的美术学院，苏联解体以后大幅度滑坡了。有一个例子，90年代以前我们派最好的学生去苏联留学，回来后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但是90年代以后派出去的最好的学生，学了6年回来我们不要了，因为我们在6年中的进步超过他们了。西方现在已经走向抽象了，他们不要画画了，不用做基本训练了。这有点像音乐学院，交响乐、钢琴、小提琴他们那边都不太教了，过时了，爵士都过时了。现在都教现代的、前卫的，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少，老师也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的郎朗或是小提琴、钢琴，还有美声唱法老在国际获大奖。美术也是这样，通过手工的绘画手段包括素描、色彩为一个人画像，在西方已经过时了，他们已经不教这个了。

《新周刊》：面对自己丢掉的东西，国外专家会因此尊敬我们的艺术家吗？

潘公凯：这是他们评价好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他们觉得我们新的专业非常棒，非常国际化。包括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艺术管理学系，我们一开始办就是搞国际最高品牌。我们办文化遗产研究专业，直接找的就是法国国家文化遗产学院。这个学院规模很小，但它培养所有法国博物馆的馆长，必须拿到他们的两年培训文凭才能去当馆长，否则就不能上岗。我们找的是他们合作，很快就把这个专业办起来，一办起来就是最好水平。

央美十大“中国第一”

1918 中国第一个国立美术学校；

1954 成立全国第一个版画系；

1955 成立第一个油画训练班；

1956 成立第一个雕塑训练班；

1957 成立第一个美术史系；开办第一份美术学报《美术研究》；

1959 首先建立画室制；

1984 成立第一个壁画系；

2002 建立第一个高等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率先在艺术院校中成立建筑学院、文化遗产学系；开设第一个艺术管理学系。

奥林匹克公园设计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景观设计是整个奥运景观形象设计中的一部分。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环境艺术与景观设计专业及设计学院、城市设计学院相关专业，为奥运场馆及相关区域完成一批景观设施。信息接入点、休闲座椅、直饮水装置、垃圾桶、机动车挡……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团队组织了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等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们参与了从设计到监制的整个过程。

　　设计团队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29个地块中的14个地块，近32万平米的范围内进行了设施设计，设施涉及的范围包括庆典广场、龙型水系东岸及休闲花园三大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