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大脑中进化出一个司职意识与逻辑的部分,因而有了理性的能力。这样人类就有了支配自己行为的两大系统:情感与理性。前者是人类与一些哺乳动物共享的。后者几乎为人类独有,仅有几支猿类动物稍有理性能力。在一个人的决策中,情感和理性有点像博弈中的快棋和慢棋。情感常常立即产生如何行动的倾向,而理性会慢慢推敲情感的倾向是否合理。两者原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两大原因导致理性的地位上升。其一是科学的地位日益显赫,而没有理性就没有科学。其二,考试极大地影响个人一生中的第一次社会定位,而考试更依赖理性能力。理性坐大后,人们开始过高地看待它。理性以其反思之特征,将人的很多行为披上了意图和得失计算的外衣。其实很多决策是情感完成的,其中几乎没有意图和得失的考量,比如为什么交这个朋友,不交那个朋友,可能完全是好恶问题;为什么做这个事,不做那个事, 可能完全是兴趣使然。过去不少行为是情感驱动的,今后还会是这样。但在解释的领域则不同。因为解释是理性做出的,理性在解释行为时会夸大自己的作用,乃至走入“泛目的化”的误区,将“目的”注入人们的一切行为中。这种解释并非全然虚妄,人的思想和行为中确实有一切动物均无的“目的”的成分。这种解释倾向也有其巨大意义,没有这种执着的因果关怀(其实目的只是因果关系中的一类,有些因果关系与目的无涉), 就不会有科学。只是这种解释走过了头,夸大了人类的一部分能力。这种解释倾向一旦形成,必然施之于每个被其解释的对象。除了对人类自身,它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其一,如前所述, 人类喜欢说:候鸟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海龟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自身物种的“目的”特征投射到动物身上。其二,在解释人类历史时,将“目的”注入其中。 一句笨拙却因统治者长期灌输、已被不在少数的被统治者接受的话语是:“历史选择了我”。曼海姆在其逃离纳粹德国之前,写作的《知识阶层:他过去和现在的角色》中说: 当历史被当作主语使用时,它就成了一个神秘不可思议的实体,占据了造物主上帝腾出来的空位。(曼海姆, 1947,113) 辩护者可以说:非生命体的作用未必不可以称之为“选择”,达尔文之“自然选择”便是指环境做出的淘汰与选择。好个辩护。但是我们上面刚刚说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中不含“目的”。《物种起源》先讲“人工选择”,比如人类对信鸽和奶牛的优选;接着才说“自然选择”,那其实是个比喻。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前者有目的,后者没有目的。或者其实是说“适应”,在同一个自然环境中,有些品性能更好地适应,有些不能。并且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解释的是长线的事情,非一次性事件。在一次性事件中,脚慢的羚羊可能侥幸逃脱,捷足的羚羊可能被捕杀。 自诩为被历史选择的人可以继续其辩护:历史是有规律的,符合历史规律的人被历史拣选;或者用你们的话说,符合历史规律的人更适应。这一辩词迫使我们讨论“规律”。因大千世界中的不同领域迥然有别,规律存在与否因领域不同而有异。存在规律且被认识到,便可以预测,故预测是规律存在的便利的证明。人类认识到太阳系中恒星、行星、卫星的运行规律,故可以预测日食、月食将发生的时辰。生物的世界中的可预测性则要微妙得多。迈尔将之区分为四类(1988,33—34): 1. 分类学中的预测。如果根据刚毛的模式和颜面与眼睛比例鉴定了某只果蝇是普通果蝇,就能够“预测”该果蝇的许多结构和行为特征。 2. 从分子水平对大多数物理化学现象进行预测。对生物有机体的大多数生物化学单元过程(如代谢途径)以及简单系统的生物物理现象(如生理学中的光、热、电的作用)都能十分准确地进行预测。 在上面两类预测中,预测的准确性一般都很高。但是生物学中也有大量的其他概括或对原因的说明其预测值很低。下面两类就是如此。 3. 对复杂的生态性相互作用结果的预测。……将两种面粉甲虫(杂拟谷盗和赤拟谷盗)一起放在筛过的面粉中, 这两种甲虫总是相互排斥。在高温高湿度时,赤拟谷盗将占上风;低温低湿度时,杂拟谷盗将占上风。在居间状态下结果就无从确定因而不能预测。 4. 进化事态的预测。在生物学中也许没有任何事态比进化的未来进程更无法预测。试看二叠纪的爬虫类,谁能预料到绝大多数较繁盛的种类会很快灭绝而其中最不显著的一支竟会发展成哺乳类? 迈尔上述的四个类别可以称为:种群共性,个体生理,博弈之结果,演化的历史。 种群分类更适合于对不熟悉的某一动物做初步预测。对熟悉的动物,预测的意义将锐减。 个体生理的预测,诸如持续高烧会如何,血管栓塞会如何,血压过高会如何,这些后果均可预测,且成为了诊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人会觉得上述不是预测。笔者以为这样认识很可能是源于过高地看待预测,以为“一定如此”或“不足为奇”就不是预测,但上述生理预测实为预测的题内之意,正如零度之水将结冰,准确无误地推断日食,属于预测。 生态下的博弈的结果,在动物的世界是难以预测的。大家熟悉“狼—羊—草”的生态均衡说:狼太多了,羊就少了,羊少了将导致狼的减少和草的茂盛,而狼的减少和草的茂盛又将导致羊的增多,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多么干净漂亮的逻辑。而现实所以不是这样,在于某地的生物绝不止这三种,即便没有老虎、狮子、狗熊、兔子等等,至少还有病菌和病毒。除了生物,还有气候、水土等因素。当干旱导致草原干枯时,即使狼减少了,羊也繁衍不起来。瘟疫的发生,更将打破上述的线性逻辑。其中病菌和病毒的变异,气候的变化,都是偶然和高度不确定的。 生态下的博弈,既可能在种间,也可能在种内。因本文主题,我们集中讨论种内博弈。人类种内的博弈甚至更难预测, 原因是人类独有的“心理”和“策略”之存在。兵力充足武器精良的一方,从物理学上判断,必胜无疑。但是若兵力弱的一方士气如虹,而敌对方不仅士气低落且被策反了一部分,则胜负难料。故物理世界的规律在这里未必产生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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