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正确的人生太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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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庸：正确的人生太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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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江苏太仓的朱德庸，是台湾著名漫画家。他的《醋溜族》漫画专栏在台湾连载十年，创下台湾漫画连载时间之最。53岁时，朱德庸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这是一种泛自闭症障碍。与很多患者不同，朱德庸在看到 “阿斯伯格综合征”这个名字之后，反倒松了一口气，因为他觉得自己人生中的许多谜题就此解开。在他的前半生中，这种病让他成为一个生活在玻璃球里的人，在汹涌而过的时间和人流中默默旁观。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不吐不快，一不小心就是整整30年。

　　朱德庸成名时26岁，台湾的剧变刚刚拉开帷幕，经济热潮已经不可遏制。那时候他画《双响炮》，讲中国人纠结的婚姻观。有一天去买豆浆油条，看到街头的一个年轻人打扮得非常诡异，朱德庸觉得台湾迥异于传统的新一代已经出现了，于是画了《醋溜族》，讲的是台湾的新新人类。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德庸开始画《涩女郎》，4个女人各自代表了都会女子截然不同的爱情观与人生观。到20世纪末尾，台湾经济陷入停滞，喧嚣、混乱但充满希望的时代过去了，城市人陷入琐碎逼仄的工作，难以自拔。朱德庸就画了《关于上班这件事》，质疑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是《绝对小孩》，画小孩的世界，抵挡成人世界的价值观。

　　这些林林总总的观察和讽刺，后来登峰造极，就是《大家都有病》，他在里面极尽所能描画消费社会中人的病态。

　　再后来，他画 《和笨蛋一起谈恋爱》，作为《大家都有病》的第二部。很多人把它当做一本谈论恋爱的漫画，但朱德庸摇头：“我只是把爱情当做一个影子。我真正想要画的是，这一群疯狂世界里的疯狂的人。”

　　他有天生的对商业时代的抗拒，尽管他在这个时代大获成功，并且用的是不断给这个时代的人泼冷水的方式。他有理由这样冷峻旁观。他和太太是同一类人，不太懂怎么挣钱，也不会为此孜孜以求，甚至在朱德庸最努力工作赚钱的时候，朱太太还以离婚相威胁，警告他不要变成“印钞机”。为了出版《大家都有病》，他画了1900多张画稿，最终选出来的只有300张。“如果要骗钱，我可以连着出六到七本。”

　　朱德庸跟朱太太说：“我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发财之后买一个岛，我在上面做国王，培育我的禁卫军。然后那个梦就开始慢慢缩小，缩小到以后有钱了就要买一架飞机，我可以自己飞。然后那个梦又慢慢慢慢缩小到要买一艘船，坐在船上出海钓鱼喝香槟……最后就缩小到很平淡，待在家里，就很舒服了。”

　　旁观者难免被急速的世界不断抛在后面。朱德庸在玻璃球里，时常感到世界在向荒谬狂奔，因此愤怒难平。

　　1999年，他第一次来北京，在南锣鼓巷的胡同里闲逛，看到卖包子的店铺里摆放着一层层蒸笼，揭开后冒出滚滚的水汽，看到居民从家里拎出一块砧板，在门口蹲着剁肉。“你也许说他们粗糙，但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生活，活生生的生活。”

　　十多年后，他又到那条胡同，发现已经完全变了。到处是咖啡店、茶馆、服装店，而空气中则充满了雾霾。“我几乎每一次离开都抱着愤怒的心情。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我并不是说不要进步，但是能不能不用这种方式？”他问。

　　每隔一阵子，他都想办法去看看小时候在台北住的日式房子。整个街区被铁皮封起来，禁止入内。他在外面看着，觉得树越长越茂密，而屋顶一块块垮掉，眼看着它日渐荒芜坍塌。

　　他为自己的这种眷恋打了一个比方：“我有一把椅子，我可以跟我的孙子说，你的爷爷常坐这里，你看把手的漆都磨掉了。当你的孙子摸到那把椅子时，他就跟爷爷的前半生联系起来了。记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记忆，这个城市就没有生命。如果这个城市没有生命，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就势必会生病。因为他无所寄托。”

　　所以，他从来不担心自己被时代抛弃。时至今日，他还要凡事亲力亲为，坚持一张一张地画四格漫画。

　　朱德庸以前看的一部电影里面有句话让他很受感动。片子里的人说，当他碰到人生岔路的时候，他永远都知道该选哪一条，但他永远都选了另外一条，因为他知道正确的那条路对他来说太痛苦了。

　　“这句话很鼓舞我，很符合我的心境。”朱德庸说，“一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吴久久 选自《壹读》2014年第3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