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光：父亲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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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我和两个老哥，坐在一风景优美的小酒馆吃饭。突然一老哥哽咽着说，他的母亲去世了，大年初二。“你回家还可以看到父母，我回家看谁去？”
    我的泪哗地就流了下来，端着酒杯，默默地陪老哥喝酒。我想起了父母，尤其是父亲。
    他已经老了，日子已经开始倒计时。春节在家时，常看到父亲裹一件中式棉袄，佝偻着身子，围在火炉边，一句话不说。多年未见面的发小叫我去吃饭，父子二人对视几眼，我最终跟着发小出门了。隔着窗玻璃，父亲在看我。现在想想，好心酸。我在家待的日子不多，真应该好好陪陪父亲。
    父亲出生时，正赶上兵荒马乱，家里的日子不好过。爷爷到他乡找姑妈，结果人没回来。奶奶靠卖水，将父亲拉扯大。队伍过来的时候，奶奶就让队伍把父亲带走了。回到家乡后，父亲就再未离开过。他赶过马车，干过电工，折腾过小四轮拖拉机，修过自行车。
    再后来，他开了一个小卖铺，一干就是20年。即使在年关，小卖铺的生意也很冷清，母亲有时抱怨几句“没生意”，父亲则说：“有个营生，不让孩子们操心就行了。”
    我对父亲的记忆，是从折腾小四轮拖拉机开始的。父亲联系生意，哥哥开车，母亲则主要装车。一家人起早贪黑，生活逐渐有了起色，成了村里的“万元户”。父亲买回电唱机，一有空，就摆弄这个能发出声音的东西。他喜欢听戏，碰上不能出车的日子，家里的电唱机从早唱到晚。父亲偶尔也跟着唱上一段。
    村里有人买了黑白电视机，父亲也托关系买了一台。一到晚上，家里就挤满了人。母亲总是忍受着满屋的烟草味儿，给大伙儿泡上一大缸劣质茶水。她也满足于自己家成为村里的中心，可在收拾满地的烟头、瓜子皮和痰迹时，总会牢骚一阵。父亲总是说，要是咱家穷，叫都叫不来人。那个时候，我觉得父亲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父亲说得对。那个时候，走到哪儿，都有人和我打招呼。我不在意这些，夏天中午，父亲给我带回的几牙儿西瓜，才是我关心的重点。
    小四轮车生意渐渐不好做了，村里人也都各显神通赚钱，来家里听戏看电视的人几乎没了。父亲不再得意，身体也不那么挺拔了。他戒酒戒烟，甚至低三下四求人。
    逢年过节，父亲总要我带上东西，送给我的一个远房堂兄。堂兄是村长，掌管着这个村子的几乎一切。我不愿意去，父亲就骂我一阵。我大哭，父亲没辙，又让我母亲去送。
    时隔多年，我才理解父亲的深谋远虑。他求侄子，只为能在马路边批上一块宅基地。他已经想好了，以后就在马路边做个小生意，供我哥成家，供我读大学。
    在我读大学之前，家里的日子甚至有些拮据。父亲每天到马路边，靠修理自行车赚点买油盐的钱。我在家偶尔也跟着去，学了一手修自行车的手艺。
    那时我不开心。以往的日子是那么风光，现在沦落到摆小摊的地步。我抱怨过父亲，甚至抵触父亲。是他，让我不再体面。当然，我不会说出来，可是会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中发火。
    周末我经常不回家。可父亲如故，尤其在冬天的周末，他总是给我烤几个香喷喷的红薯，等着我回去大快朵颐。即使回去，我也几乎不吃。父亲常常一阵叹息。
    宅基地终于批了下来，父母每天待在工地上操劳，总算盖起了一院房子。父亲就在自己家继续摆修理自行车的小摊。夏天，他还卖西瓜、凉粉等。没生意时，他就和人下象棋。母亲总免不了抱怨，一生气就把象棋子儿扔掉，父亲再一颗颗捡回来。
    前几年在一次和父亲谈话中，我才知道，那几年，父亲承受多少压力。不仅是家里的生活，还有他作为男人的尊严。那次谈话，我学会了隐忍。
    回到家乡后，他电工干得很好，十里八乡的人，都会守在家门口等着他去架线，因此父亲几乎没种过田。家里买了黑白电视机那几年，每天家里人来人往，有几年春节，大家从我家里看完节目，直接回去就点年火，放鞭炮。当这一切风光都不再来的时候，当时那个中年男人的心理，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也是逐渐在理解中，感受父亲的。
    等我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后，父亲再次活跃起来。他逢人就说儿子如何如何，在别人的赞叹声中，他笑得合不拢嘴。
    我上大学走后，父亲开店，批发方便面。他从城里批发来方便面，再卖给易货的三轮车主。那时，父亲已过花甲之年，每天要和母亲搬数百箱、甚至上千箱方便面到三轮车上。晚上，他和母亲还要一遍遍盘货算账。父亲没上过学，跟着队伍时，认识了几个字儿。生意做起来时，他重新捡了起来。
    收入自然也不少，每天赚上百元不成问题。村里人也说，父亲会做生意，一个老人比几个年轻小伙子都能赚钱。
    每次假期回家，总会有三轮车主，一遍一遍说我的父母如何如何不容易。我知道，这都是肺腑之言。
    父亲的笑多了，母亲也经常将白发染黑。小卖铺的桌子上，时常放着打开的香烟，有人进来，父亲就递上一根。母亲不舍得，总想换成廉价一点的。父亲坚持不换：“舍得了，才能维住人。”
    我工作以后，父亲的生意冷清下来，身体也开始出毛病。有一年春节我没回家，姐姐打电话给我，说父亲可能得了癌症。我流着眼泪赶到家，一路上浮现出父亲的点点滴滴。我第一次全面审视父亲，才知道他对我的影响，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子里。
    后来，我带父亲在北京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结果虚惊一场。在看病期间，父亲每天乐呵呵的。他说他知道自己可能是什么病，就是现在走了，他也不遗憾。
    回到家后，父亲开始锻炼身体，每天坚持走路。不少人劝父亲，孩子们都赚钱了，就把小卖铺关了吧。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习惯每天有人说说话，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日子太寂寞了。
    今年春节，母亲唠叨说，你爸每天吃药，一天要花不少钱。父亲听到了，很不高兴：“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和孩子说什么。”
    我突然明白，父亲不放弃生意，另有一层含义，他不想年迈的他和母亲，成为儿女的累赘。
    每次回家，我给他钱，他从来不收，总说自己有钱，不愁吃不愁穿，什么也不缺。那时，我从未想到，这位80多岁的男人，始终在维护他作为男人的尊严。
    听老哥讲他母亲故事的第二天，我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响了一声，父亲的声音就传过来。我问了一下他和母亲的身体状况，他说没问题，都好。我还没问完，父亲就把电话让给了一旁的母亲。
    父亲总是这样，和我交流不多。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2月26日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