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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最热烈的一个话题是中西文明的比较。无论是《新青年》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还是《东方杂志》的杜亚泉,都将中西文明视为两种性质和风格迥异乃至对立的文明。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和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家族、感情和虚文为本位(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李大钊与杜亚泉虽然在不同的阵营,但都将西洋文明视为动的文明,东方文明视为静的文明。他们的区别主要是结论不同,陈独秀等人将东西文明的差异视为是新旧与古今的不同,从进化论来看,西洋文明代表了更高级的现代新文明,势必取代古老的、旧式的中国文明;而杜亚泉则坚持中西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相互之间各有流弊,可以互补调和(伧父(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年10月)。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中这场中西文明的大论战,虽然立足点在为中国寻找未来文化的方向和出路,但其论述的方式不是“文化”的,而是“文明”的,对立的双方不是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文化角度展开论战,而是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从普世的人类立场,比较中西文明之优劣,从而在世界文明的整体大趋势中寻找中国文化的道路。
五四时代与清末民初不同,那是一个世界主义的时代,五四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文化激进主义还是文化温和论者,都延续传统的天下主义情怀,从整个人类文明演化的大背景之中来为中国文化定位。即使像杜亚泉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文明多元论立场,将中西文明视为空间上并列的两种不同的地域文明,但最后他依然要诉诸于文明一元论以支持他的调和立场。杜亚泉特别指出,所谓新旧,因为时代不同,意义也不同,在戊戌时代,以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但是欧战之后,西洋文明暴露其物质主义、国家主义之弊端,西洋既有之文明,已不适合新时势,而失去其效用。“吾人若因时代之关系而以新旧二字为之标志,则不能不以主张创造未来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维持现代文明者为旧”(伧父(杜亚泉):《新旧思想之折衷》,《东方杂志》第16卷第9号,1919年9月)。
杜亚泉所说的创造未来文明乃是中西文明之调和,而与他持同样看法的李大钊则明确地寄希望于第三种文明的崛起:“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以后李大钊转向俄国式马克思主义道路,其最初出发点不是民族主义的,倒是世界主义的——从世界文明的大趋势来寻找中国的道路。
进化论是主宰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主流历史观,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不是取决于中国自身特殊的国情,而是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异中求同,世界潮流变化了,中国也不能自外于世界。早年的陈独秀将法兰西文明视为近代文明的领潮者,而杜亚泉则认为欧战之后,世界潮流变了:“吾代表东洋社会之中国,当此世界潮流逆转之时,不可不有所自觉与自信。”(伧父(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年4月)这一自觉与自信乃是一种“文明之自觉”,而非“文化之自觉”。虽然陈独秀、杜亚泉所觉悟到的领导世界潮流的文明内涵不同,但他们都是世界主义者,而非民族主义者,或者说是以世界主义姿态出现的民族主义者,将民族复兴的方位置于天下潮流的罗盘之中,作为东方国家的中国毫无特殊性可言,是世界的普世文明而非中国特殊的文化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向。
对于具有深刻天下主义情怀的五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关心的与其说是中国文化的前途,不如说是世界文明的人类前景。梁启超在欧战结束之后游历欧洲,其《欧游心影录》中的下篇题名为《中国人之自觉》,这个自觉,乃是文明之自觉,而非文化之自觉,故他的系列论述中的最后一节收尾在“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他说:“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 ,而建设国家只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我们不是将自己国家搞到富强便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的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因此,中国有一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就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986页)。这个新文明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国的,而是全人类的普世文明。这种“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类意识,也贯穿于五四时期梁漱溟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中。他以恢弘的气魄纵论中西印文明,一方面在空间上以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将东西方文明视为性质完全不同、各有其发展路向的文明体系,另一方面又从时间上以一元主义的历史观论证世界普遍的历史将从西方文明发展到中国文明最后归宿在印度文明。文明的视野打开之后,五四的知识分子似乎要急切地寻找普世文明的内在逻辑,在世界地图之中,安置各种不同文明的地理空间和历史角色。就这点而言,五四知识分子与梁漱溟的看法非常相似,他们内心里面设置的是世界时间,不同的时代有世界历史的不同时刻。按照梁漱溟的看法,西方文明是生气勃勃的人类青年期文明,中国文明是心智成熟的人类中年期文明,而印度文明则是最高觉悟的人类老年期文明。中国文明的当下危机只是它心智过于早熟了,尚未经历西方那样的青年期文明,就提前进入了中庸的中年文明,因此要补上西方文明那一课,然而对于西方文明来说,它的归宿却在东方,要从年轻人的血气方刚迈入中年人的圆通和谐(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8~540页)。只有在这样的世界时间之中,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五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是一个黑格尔所说的世界民族,中国文明不仅属于中国人,而且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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