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个性化”是中国教育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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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个性化”是中国教育的死穴
作者：郑　本文来源于：校长传媒
　　文|郑伟(公民,教师,专栏作者,教育酷儿。长期徘徊于教育与学术之间。近十余年来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书,《极权主义宝典》《红色极权的黄昏》《酷儿视域》《教育奇论》和《坎南的救赎》五本书稿尚待出版。)

　　有个网传故事说，当年五个日本兵押着二千中国人去屠杀，中国人居然没有反抗。要知道，二千人对五个人，胜利是绝对的。对于这个网传故事，我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但是也没有必要去查清楚。两千多年的严刑峻法，塑造了一个温顺的民族。只要还有饭吃，能够活下去，中国人便会选择逆来顺受。这样的国民性会使中国人怎么样做，我想这勿需赘言。

　　事实上，人性具有极大地弹性，随着环境的改变，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出现温顺和残忍。在温顺和残忍之间，表面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品质，然而这却是人性的真实的两个侧面。世界各国的民众都会表现出两面性，只是程度会因制度不同而有所差异。

　　1961年，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伦( Stanley Milgram)招募了一些志愿者参加一个叫做“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果”的心理学实验。“老师”与“学生”隔着一堵墙，只能通过声音与其交流，互相看不见对方。“老师”被要求给学生施以电压，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其提高学习效果”。“学生“若是答错题，就会接受一次电击惩罚，而且每一次的电压会逐渐升高。学生遭到电击时发出的尖叫声，实际上是录制的声音。“学生”若已经招架不住，甚至是“昏迷“时，实验人员会敦促老师继续进行。面对这种敦促，60%以上的“老师“愿意继续给学生升高电压，直至致命的450伏特。

　　这个实验便是著名的“权力服从研究“。当时，纳粹份子阿道夫·艾希曼已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而且被判了死刑。米尔格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人性的关注。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即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一方面，狱卒变得以羞辱和惩罚犯人为乐，另一方面，犯人变得越来越懦弱和胆小。最后，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基于这次实验，津巴多后来出版了一本《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此次实验也被拍成了电影《Das Experiment 》。路西法曾经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在未堕落前担任天使长的职务。圣经《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有对路西法堕落前的描述，通常指被逐出天堂前的魔鬼撒旦。也就是说，所谓的路西法效应，就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下，天使也会变成魔鬼。

　　在他的书中，津巴多深刻地指出：“去个性化过程使得加害者得以保持匿名，因而降低了个人行为的可说明性、责任感和自我监控能力。而去人性化过程则夺走了潜在被害人的人性，使得他们变得跟动物一样，甚至什么都不是。我们也调查了一些让旁观者面对邪恶时成为被动观察者而非主动介入、协助或检举者的情境。不为的邪恶实际上是邪恶的基石，因为它让加害者相信，那些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的沉默正表示他们接受并允许这些恶行。”也就是说，“去个性化”可以使人丧失是非判断和价值观念，使人失去责任感和道德感，这是“好人作恶”的前提条件。同时，个性才使每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失去个性时，人也会变成动物，供加害者随意处置。

　　“去个性化”的实现必须通过对权力的服从来实现。面对权力时，为了逃避责任，人便会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将自己完全交给权力，表现出对权力的盲目服从。希特勒在德国实行极权主义统治，德国民众产生盲从后，开始对纳粹的罪行表示支持。面对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很多德国人都将其视为理由当然，甚至认为“元首一定是正确的”。德国人对犹太人表现出残忍，在希特勒的眼里却也只是温顺的羊羔。

　　当然，权力者往往会提出一个“高大上”的理由，以实现对自己的服从。这是权力运作的典型。在米尔格伦实验中，实验人员怂恿“老师”不断升高电压，因为这是“为了提高学习效果”。没有“雅利安人才是上帝的选民”的理由，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便会失去根基。

　　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教育。

　　在学校层面上，校长会打着“提高教育质量”的旗帜，嘴里叨念着“高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要求教师完全服从自己，因为校长是国家权力在学校中的体现，并且教师必须把提高升学率作为最高目标。凡事不愿服从的教师，皆被迫离职或开除。于是，教师变得盲目服从，起早贪黑地补课。教师开始失去思考能力，认为升学率越高才是搞好教育的正确途径。

　　在班级层面上，教师打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旗帜，嘴里叨念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要求学生完全服从自己，没命地学习，在高考中考高分。若有不服从的学生，皆被通过各种方式所“驯服”。

　　其实，电影《浪潮》也涉及到一个极权主义的典型问题，即丧失个性的整齐划一。赖纳老师通过一个实验让学生明白了，法西斯主义在五天之内就可实现。在实验中，他要求学生穿上统一的服装作为制服。凡是拒绝穿制服，抵制这个活动的人，结果便会被孤立起来。“制服排除了差异，也排除了个性。”在电影中，文格尔先生在黑板上写下了“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两句话，制服消灭了个体差异，使所有的人一致行动，如此来取得效率，显示团结的力量。

　　无独有偶。在根据津巴多实验改编的电影《Das Experiment》(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狱卒和犯人的人性都是在穿上制服后开始改变的。一方面，制服具有对身份的规定性，一旦你穿上狱卒的制服，你就会不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提出要求，使自己像个狱卒。狱卒可以对犯人颐指气使，身上的制服也会让你把犯人当畜牲一样。另一方面，制服会让你失去个性。你属于狱卒群体，但不属于你自己，你的行为必须跟其他犾卒保持一致。若跟犯人之间有冲突，你会不自觉地站在狱卒的立场，而不会是犯人的立场。

　　综上所述，“去个性化”必须通过权力运作来实现。“去个性化”意味着整齐划一。所以，“去个性化”往往会对制服提出要求。制服象征着整齐划一，代表着国家权力。假如说，学校也是像监狱一样的权力运作的场所，那么，师生的校服便是与之相适应的制服。

　　在我看来，“去个性化”是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根源，也是中国教育的死穴。在权力运作下，中国的师生失去了个性了，这就使国民性总是在两个极端——温顺和残忍——徘徊。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的国民性也会有点波动，但不会出现那么极端的两面。因为，民主保证了自由，而自由却保护了个性化。

　　实际上，个性化意味着始终能够保持反省，不至丢掉责任感和道德感。保持理性判断，不让良心从“后门”溜掉，这是摆脱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