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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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

写在前面的话：这是八年前《南方人物周刊》举办的的一次影响深远的评选，下面的文字就是那次评选中留下来的，它们曾撞击或唤醒了无数人心，此后，“公知”便成为令人熟悉而敬畏的词语，或者一类人的代称。但是，仅仅八年后，这个词语在有些人或有些媒体眼里，俨然已经变成了贬义和嘲讽，世事无常，思潮更迭，一切原属正常，然而，我更愿意相信，八年前的那场评选意义重大，其激浊扬清的道义，其张扬正气的责任，一定能在你的心里，留下点什么。                                             ——jiao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

【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吴敬琏 温铁军 张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 江平 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 朱学勤 秦晖 吴思 许纪霖 丁东 谢泳
哲 学 史家：杜维明 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 郑也夫 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 北岛 李敖 龙应台 王朔 林达夫妇 廖冰兄 陈丹青 崔健 罗大佑 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 王选 高耀洁 阮仪三 梁从诫 方舟子 袁岳
传媒人：金庸 戴煌 卢跃刚 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 杨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单：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
【总序】

谁是公共知识分子？

2004年9月7日《南方人物周刊》

　　谁是公共知识分子？
　　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有人将知识分子的目标定得太高，似乎他们应该抱负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神圣信念，似乎他们是人间最稀缺的品种。
　　以圣人标准来苛求知识分子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没有人比苏珊·桑塔格认识得更清楚，在1997年接受法国某杂志的一项名为《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国际调查时，这位享誉国际的美国女作家的回答打破了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像多数其他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样因循守旧……赋予知识分子制造麻烦者、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美名的人一直是少数。有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这样的表述究竟会让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宽慰还是感到羞愧呢？尽管如此，桑塔格却并未降低知识分子的标准，她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概念总是抽象的。好在历史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的缺点不比大多数人的缺点多，他们的美德和贡献却超过了大多数人。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一方面著书立说，将人们从蒙昧中引领出来——比如在《哲学辞典》一书中冒天下之大不韪，揭穿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神话，“我们的史学家们大都对美化历史比对真实更爱好。他们都说贞德英勇就义。但是根据当时的记事和史学家维拉雷所述，她接到判决书时声泪俱下。”——一方面又对社会上众多的冤屈事件发出抗议，为之申诉直至受冤屈者终获昭雪；
　　哲学家罗素和科学家爱因斯坦共同发表呼吁废止战争的宣言，并将其副本分送给美、苏、中、英、法、加6国首脑，“据非常可靠的权威人士说，现在能制造出的核弹，威力要比炸毁广岛的大2500倍。……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88岁时，罗素参加了核裁军群众大会并发表演说，与“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通过电视进行越洋对话；去世前两天，他还在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的轰炸；
　　最近的和最好的例子是被称为“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9·11”之后，她批评美国政府及各大媒体的片面报道和煽动反伊斯兰情绪；2001年5月9日，她在为她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毫不客气地指斥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野蛮行径，“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
　　我们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一个专题，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一个亟需知识分子的时代。拥有教授、博导和各类专家头衔的人多如牛毛，但是能够像马寅初和黄万里那样有着为了真理和良心可以和整个世界对撼的勇气的知识分子纵然没有绝迹，却也已经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颇像英国作家戴维·洛奇小说《小世界》中的大学教授一样四处参加学术会议、连篇累牍地出版泡沫专著以牟取名利，而对逼到眼前的关涉到最大多数群体利益的大问题视而不见，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便他们发出了一些嘀咕，也几乎没有被人听见。
　　但我们还能推出这样一个名单，这说明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种群在当下的中国还没有完全从公众的视野中退出。
　　眼前便有一些鼓舞人心的例子。
　　2000年10月30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谈论“基金黑幕”；
　　2000年11月3日，秦晖教授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结合当时农村税费改革的现状，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他命名的“黄宗羲定律”在不久后召开的“两会”上被共和国新任总理温家宝提及，引发了“两会”代表、媒体和学术界对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切关注；
　　2003年3月17日，湖北省青年孙志刚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3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加速了中国政府废除旧有的强制收容制度的步伐。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并不是一个按照时髦路数做出的排行榜，也不自认为拥有统计学上的精准和完美。我们的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我们推出这50人，并不意味着没有进入这个名单的人就一定不是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中的大多数集中在北京，并不意味着外省的批判精神的缺席和苍白；女性比例较小，并不意味着女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匮乏，实际上她们正显示出越来越多的活力，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声音；入选者年龄偏大，也不意味着年轻的知识分子会永远稚嫩下去。
【简介】
北岛    55岁，诗人
北岛是他那个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也是他那个年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他以精湛的诗艺和对于复杂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

陈丹青   51岁，画家
早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 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
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严厉批评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陈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他的声音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崔健   43岁，摇滚歌手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动摇他的位置。

戴煌    76岁，1991年从新华社退职
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丁东  53岁，原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
丁东近10年主要致力于研究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在学术上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见宏论，而他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当高的精神食粮。

杜维明  64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
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方舟子    37岁，福建云霄人，生物化学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学定居。1994年创办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揭露国内众多学术腐败。数年来，他和他的“新语丝”网站，像“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子”，一次次捅破知识界的剽窃、抄袭、蒙蔽与欺骗，一再地挑战学术权威和商业神话。
他是“是非”领域的斗士，用激情甚至偏执，一再警示，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毫无疑问，他迄今为止揭露的300多起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他使个体独立、理性的判断获得应有的尊重，并用民间行为实践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

高耀洁   78岁，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 “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

胡舒立   51岁，《财经》杂志创办人，主编
胡舒立创办的《财经》诞生不久即获得“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获得的评语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03年，在绝大多数媒体语焉不详和缺席的情况下，她领导的《财经》以饱满的勇气、毅力、良知和智慧在这一事件上连续发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

贺卫方   44 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是做一个书斋学人，还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曾经为此徘徊过，所幸，这个徘徊发生在15年前，并且，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中国法学界也许多了一位“学贯满盈”的智者，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虔诚而勤奋的法律圣经的布道者。
法官职业化、司法制度变革、宪政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多年来，贺氏以其平易流畅之笔、深入浅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遗余力地投书传媒，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其中《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堪称绝唱。

侯孝贤    57岁，台湾电影导演
从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 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手册》主编傅东评价：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为电影艺术家的侯孝贤，除了用作品发言，更有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2004年1月，由侯孝贤担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成立，他联合数百名作家、艺术家，直接面对台湾政治现实发言，反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议题”。

江平    74岁，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深知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现实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对立面就是计划经济和政治国家。自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间，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主持下，江平以及众多学者一道参与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框架性法律。在一次次事关宏旨的争论中，江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法律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这十年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金庸    80岁，香港报人
金庸以武侠小说闻世，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华人。“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杰出的报人身份。
金庸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了毕生基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明报》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即使在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报章之一，《明报》旗下的《明报月刊》和明报出版社，已跃然成为华人化界的学术出版重镇。
金庸的社评，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题为主，数十年几从无间断，累计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郎咸平  48岁，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
2000年才现身国内媒体的郎咸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认为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或许这更加准确。无论是什么家，郎咸平都具有赢得公众认同的两大要素——专业素养和平民意识。
郎咸平毕业于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但他又不遗余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替中小股东监督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从而得到了“郎监管”的绰号。
当然，作为一个“外来户”，郎咸平还需要增加对国情的了解，比如国企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和国企改革的复杂历程。

梁从诫    72岁，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创办人，北大教授
他从祖、父辈那里继承了责任感和挑战意识，他的名片是用废纸复印而成，他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身体力行。
他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创建的“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环保组织：保护川西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官员对于环境问题的注意，而且维护了本组织的独立性，使环保积极分子们可以在中国的焦点问题中扮演“批评者”角色。

李敖69 岁，台湾作家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
著作等身，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誉之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 在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光焰万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传统下的独白》等挑起文化论战，批评当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传播“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等观念，主张台湾走现代化道路。因此遭当局忌恨，前后两次入狱。1980 年代复出后，他写文章，办政论杂志，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全力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变革。

廖冰兄    89 岁，漫画家
1938年在廖冰兄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个展，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漫画个展，广州为之轰动。廖冰兄认为：“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后《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和“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画。他骄傲地回答：“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堪称杰作的《自嘲》画的是一个长年囚禁在大坛子里的人，在坛子打破以后，身体依然龟缩成坛子的形状，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林行止    64 岁，香港报人
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香江第一健笔”，“香港社会的良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他曾在香港《明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秉承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使《信报》成为近年来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报纸。他的“政经短评”和“林行止专栏”以独立敢言著称，剖析净尽，切中肯綮，广受欢迎。
长期以来，林行止致力于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普及至普通民众，从细微的经济现象入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娓娓道来。他挚爱读书写稿，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身外物语》等70余册。因为他的杰出贡献，曾获英国女王OBE勋章。

刘军宁    43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作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保守主义》等著作。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
谈论宪政能成为今天的潮流，1999年刘军宁在《南方周末》发表的《驯化统治者》一文功不可没。在这篇文章中，刘军宁用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正本清源，指明宪政的作用主要在于“限政”：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

罗大佑   50岁，台湾音乐人
他有两顶桂冠：“中国流行乐坛教父”和“中国的鲍勃·迪伦”，前一项可以理解为人们对他音乐造诣的尊重，后者指的是他的社会批判性。
1982年，行医出身的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发行，“掀起了台湾全省史无前例的自省风潮”。他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83年推出的专辑《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对于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出的最强音。
音乐就是他批判的武器，罗大佑用音乐为台湾社会的种种病症进行了深邃的透视。他的过于文人气的歌词也许不如崔健犀利，但是他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他的近乎完美的音乐，使他的歌曲在台湾和大陆青年的心中打上了忧伤和激愤的烙印。

秦晖    51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是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读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向世界求知识”的名言，考虑到他小学毕业后，接着就是“闹革命”、插队下乡达12年之久的失学生涯，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邵燕祥    71岁，作家
作为文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长者，并非缘于他温柔敦厚的秉性，而是他外柔内刚的风骨。早年他以敏捷的诗才而知名；“文革”后复出，主要致力于撰写革故鼎新的杂文，不论“小题大作”还是“大题小作”，都有一种绵里藏针、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更大的贡献在于舍身求真，撰述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 ——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传性文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并呼应巴金先生拒绝遗忘与推卸的心声，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努力创造着精神氛围。

汪丁丁    51 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汪丁丁的笔下，除了黑格尔、康德、罗素、休谟等人的大段引述，还有方程式。他经常被问到，到底读过多少 书？
他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他坚持，个体生命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进行创造，从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积累起足够的“知识”总量，反过来增加全体的福祉。
他自称是模糊的思考者，但作为他智慧和充沛情感的受众，我们希望他更清晰、有力地表达。

王朔    47岁，作家
王朔的作品，以准确描述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破灭后北京青年的苦闷、颓废和玩世心态著称。王朔小说、崔健摇滚乐、星星画展等，一起构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文化解放运动的核心，对批判和解构一个时代陈旧压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王朔本人浓厚的玩世情怀，他的“拒绝崇高”，“解构一切神圣”，他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源流有着尖锐甚至过激的批评。
他的《我看港台流行文 化》，几乎是中国文化界分析评论大众文化现象的第一篇，这显示出他犀利的文化眼光。他对金庸、鲁迅等也有尖锐批评，同样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王选    52岁，民间维权人士
王选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这位精通英语、日语，通晓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国情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工作、没有报酬，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中国的乡间大地，收集证据，联络受害者，组织起诉日本政府，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之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王选的坚韧和不屈，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别意义。她那些几乎完全基于道义的行 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2002年9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终于第一次承认：侵华日军曾对中国平民施行细菌战。让这段只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历史，昭告于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实。

阮仪三    70岁，同济大学教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 们庆幸有他，才得以看到美丽依旧的家乡。
他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坚持保护建筑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是中国古城镇的守护神。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温铁军    53岁，《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
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 是“农民、农村、农业”，而非主流的提法“农业、农村、农民”，意图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意见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他 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

吴敬琏    74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吴敬琏是最早抛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伪经济学的中国人之一，也是1949年之后第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中国人之一。
1984年到1999年，是吴敬琏身体力行、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的15年，也是他个人硕果累累的15年。在中国几经反复、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吴敬琏功勋卓著，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1997年之 后，吴敬琏认识到中国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法治和宪政。
2002年，他和法学权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场经济”。

吴思    47 岁，《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吴思最早发现了与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从“陋规”、“内部章程”等模糊的描述提纯为“潜规则”这个词汇。它作为一个如此好用的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需解释的常用词汇。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笔下之所无”的领域，吴思还能继续精进，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则证明吴思并非是因幸运才发现了潜规则，就好像牛顿不是因为幸运才发现了万有引力。
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以惊人的发现能力和命名能力，无愧于“我说透了历史” 这种说法。

谢泳   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
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许纪霖    47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知识分子研究方面，"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广泛征引；关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个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颇受学院内外读者青睐。在城市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和都市空间的关系多有发掘。
1980年代以来，许纪霖先生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点独特又富有争议的文章，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2003年关于“非典问题”的分析、2004年关于“台湾大选”的评论，均被读者认为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徐友渔    57 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研究员
徐友渔学过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社群主义，良好的逻辑训练让他解释得一目了然。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勇气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等。此外，徐友渔提倡反思文革，整理遇罗克遗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
杨 东平    55岁，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1990年代初期，杨东平以《城市季风》而广为人知。他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他有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终不断。对社会问题，他发出的声音是独立的，只问事非，不计利害。
他反对国家垄断教育，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和才能。

杨锦麟    51岁，凤凰卫视评论员
他曾是下乡 知青、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后来成了香港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笔耕不辍。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也因为凤凰卫视“慧眼识英雄”，一个极少成本的读报节目，让年过半百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了海内外华人熟悉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和《有报天天读》挂在一起，已经成了节目收视率持续攀升的保证。
他的节目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对政治和社会的敏感， 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加上在电视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真性情的流露。

鄢烈山    52岁，时评家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杂文、随笔与评论集15种，与人合著历史人物传记一种。
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功。

袁伟时     73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 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经常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论，也一再闪现出过人的智慧。
1992年，他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写作风格有较大变化。此书不但保持了拒绝人云亦云的态度，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文字生动，警句迭出。

袁岳    39 岁，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北大社会学博士
这个成长于苏北、绅士一样的中年男人，是将科学的专业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国民意调查中先行者的代 表。
过去的11年，作为一家独立民意调研机构的领导人，袁岳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变成了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他是一个“盗火者”，他让中国告别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漫长历史。
他的努力喻示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变更和包装的。经由袁岳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中国民众第一次，接受到这样的问卷：“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票权，你还会投票选举现任的市长当市长吗？”

张思之     77岁，律师
张思之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强迫劳改生涯。
重返律师界后张 思之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气和热忱。 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1987年，在轰动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案中他为含冤的被告公开辩护，当地上千百姓欢呼，“人民律师万岁”。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

张五常    69 岁，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五常参与了经济学发展过程里最辉煌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末，他求学于20世纪经济学最具爆发力的芝加哥大学，因缘际会，他的亦师亦友们，后来有8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波涛汹涌、雷霆万钧的过程，并且有显著的贡献，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83年11月29日，已从美国回到香港的他在《信报》开设经济评论专栏，也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用他流畅、犀利、痛快的文字使经济学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烟火、不辨菽麦的学究，而是社会大众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参考坐标。他一手确立了经济学在中文世界里的特殊传承。

郑也夫    54岁，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
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向逝者致敬

顾准（1915－1974）
一 个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凭借个人的智慧、勇气和道德力量艰难掘进的先驱，他在那个黑色年代里的思想探索，成了未来时代的先声。1957年，他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因“思想罪”、“言论罪”于1958年、 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1974年病逝于北京。
在难知来日的境地中，顾准不问个人生死荣辱，苦心治学，探寻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源流。他毕生的学术愿望，是冀望中国能跳出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蔽障，以渐进方式实现政治和社会改革。
其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于1980 年代初出版后，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1990代后期他的遗作被陆续整理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书出版，他的价值才真正被知识界所知道和认可。

殷海光（1919－1969）
殷海光（1919－1969）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岛内最优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思想在华人世界的最早传播者。他怀抱自由主义理想，以纯粹而强烈的道德热情和勇气，在胡适、雷震创办的民间刊物《自由中国》上“书生论政”，与其同道在台湾开创出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数学子的精神导师。致力于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传统。以五十盛年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王若水 (1926-2002)
王若水(1926-2002) 1977 年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和文艺。作为一名在体制内生活多年进而又对体制进行痛彻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1980年代，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后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发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著作有《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等。他认为，本世纪以来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观点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误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其哲学思想，名之曰：唯人主义。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发展，而发展（即创造性劳动）是人自由的根本体现。

黄万里（1911－2001）
黄万里（1911－2001） 2001年8月27日，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水利学家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他生平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弊端的论证没有得到决策层的重视。1950年代，黄万里因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而受到批判，后被划成右派。但结果却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淤积、洪水泛滥，得不偿失！黄万里一生坚信，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这就是他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

杨小凯 (1948－2004)
杨小凯(1948－2004) 澳籍华人经济学家。最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张五常称其为“最有预感天分并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学者”。他提出和研究的超边际经济学，被布坎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关注中国改革，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对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问题有独特、深入分析，他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的“后发劣势”的分析令人警醒。

王小波（1952－1997）
王小波（1952－1997）自由作家，思想家。他的小说以恣肆无羁的想象和特立独行的语调，把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荒诞性和悲剧性重新呈现出来，语言机智。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杂文成就。他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杂文和随笔，在率性而为的调侃、意趣横生的戏谑底下，解构神话，使道貌岸然的禁忌教条透露出虚弱与紧张。其死后出版的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等迄今长销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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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2012年06月20日
来源：文摘 作者：邢兆良



【注释】
知识分子群体的专业知识和职业功能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影响了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社会批判的理性力量、社会良知和社会启蒙者的社会角色也为社会公认，具有不可替代性。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思想立场是和近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契约政治互为表里。本文旨在探讨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现代法治社会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并剖析当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与道德作伪，进而指出中国此时此刻需要何种公共知识分子。
一、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不解情缘
徐友渔在“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一文中说:“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就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对舆论的形成与走向，以及对公共生活的气氛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对政府政策的形成发挥作用。[1]”这种说法过于乐观。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并未真正生成，除了社会环境的缺失之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学而优则仕”、热衷政治而凸显的犬儒哲学和追名逐利的市侩哲学是一个根本原因。
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有三次重要的集体亮相:1957年的“反右运动”、10年“文革”和80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热衷于政治斗争，将学术、道德与政治结合，乐此不疲，成为一种时尚。这批政治斗争中的慷慨激昂者会因政治风向的变化随时变成或是歌功颂德或是曲线阿谀奉承的犬儒。其中真正表现出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和人品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以林昭为代表的大学生“右派”。在“整风鸣放”过程中他们没有政治权力的野心和追名逐利的动机，他们始终坚持对现实社会的质疑和批判，坚持对政治民主和法制的探索和追求，就是在劳改农场、监狱的艰难生活环境中也没动摇。林昭在“文革”中被杀害，留下了最后一份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2]”但林昭只是个特殊的个案，大多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并非如此。贾植芳曾对胡风“内心深处不甘寂寞”，“不懂政治却偏偏要往政治旋涡里去凑”的行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他永远也摆脱不掉政治情结这只‘红舞鞋’。[3]”“中国的政治运动是造就大小文痞的温床。[4]”陈寅恪在1952年写过一首诗，讽刺知识分子钻营政治的丑态:“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诗。[5]”
“文革”时期的大学红卫兵领袖和一批非主流的知识分子是在迎合毛泽东政治战略需求的前提下，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的变化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因为他们的荣辱存亡都取决于毛泽东政治战略的需要。剧烈的社会动荡为一大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投机与赌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为这确实是一条政治仕途上快速上升的通道。他们看似慷慨激昂，实则是为了致身通显，谋求权力与利益。许多知识分子在“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闹剧中亮相，千方百计想挤进大小写作班子。徐景贤在回忆录《十年一梦》中曾说:“谁要是进了市委写作班子，那就是一名受党信任的‘左派’，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事。[6]”“文革”虽成往事，但当年这些为了迎合圣意挤进写作班子的知识分子少有忏悔者。有人曾辛辣地讽刺说，当年这些进入写作班子的人“现如今，一个个在文坛，在学界，在文化圈子里，作学者状，作泰斗状，作指点迷津状，在镜头前作搔首弄姿状，就是没有一个敢回头去，审视一下那段‘不幸’成为小人的路。[7]”
1978年后，虽然中国进入了社会变革期，“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和追名逐利的市侩哲学仍然是众多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底蕴，他们的知识兴趣和政治风向相生相共。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真理问题的讨论，思想界和社会思潮出现了短暂的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局面，小说、诗歌、美术、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都集中表达了对集权专制的批判和对人的人文关怀。当时的热烈场景让曾身历其境的人们（特别是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的大学生）至今仍留恋难忘。但这短暂的思想繁荣之底蕴仍是那批热衷于仕途的知识分子见风使舵，介入当时政治斗争，进行政治投机，想借机进入政权舞台的一种表现。
应该说，道德作伪、思想作伪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明显的特征。这一特征在现时中国社会的转型期间表现的尤为突出。朱学勤在“平静的坏心情”一文中记载了一件事，“我的母校有一位教授，1957年还是右派，在前不久一个历史危难时刻，他却出来公开揭发他的学生。当时到处听说老师保护学生，没听说过有老师大义灭‘生’。此事一出，舆论哗然，……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听说他另外一件事。他曾写信告诉北京的另一个学生一定要买到《顾准文集》，好好研读。他自己读完，写有一长信，激赏顾准的精神，为顾准生前的磨难大恸！[8]”这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行为，实际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即以现实的政治需要为标准。大义灭‘生’是为政治献媚；激赏顾准，也是政治需要，因为顾准成了主流的红人。如果是1957年，此教授肯定是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
二、依附于权力与金钱的知识精英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初步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建设过程中，是不是正在生成一个为社会公众所承认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呢？应该说，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的改革，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原先身家性命完全依附于国家的单位人有了一定的自由度。职业选择的自由度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也越来越大，为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提供了物质和社会环境。然而，社会公权对各种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掌控也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各种机会空间和话语平台，这促使官本位的思想和实践变本加厉。例如，“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当下车载斗量填坑盈谷般的游记散文里，都有着官本位意识的坦然流露。这类文本呈现给我们的，往往离不开公款消费的背景，离不开与作者的身份相匹配的种种公款接待的规格规模、档次排场。许多明显带有‘官员’标志的句式在文字中俯拾即是。[9]”一批有头面的“学而优”的学者纷纷审时度势，见风施舵，投机于权力和金钱之间，以赤裸裸的功利色彩，活跃在各种话语场合。例如，有一个自诩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因有三次和一省委书记接触的机会，那种受宠若惊、沾沾自喜、炫耀得意的心态溢于言表[10]。
归纳起来，大多数学者和文化人的行为特征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一些具有强烈参政入仕意识和动机的知识分子利用网络平台的社会公共言论，不时窥测执政者的政治战略意图，以此为据，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立论和措词。他们不是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而是热衷于炒作，追名逐利，为执政者所赏识。他们以伪公共知识分子的面目来表现强烈的政治、权力的依附意识和入仕参政的政治情结。把西方的一些学说、理论当作“圣经”，以六经注我的方式，以此为资本介入政治活动，寻找政治靠山，进行政治投机。他们时而作为政策的解读者，时而利用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向权力献媚，希冀为执政者所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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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这些“知识精英”和改革过程中的利益集团相勾结，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因此也成为暴富一族。例如，一些经济学家利用各种手段敛财，“其魔术般的致富与敛财速度超过了任何垄断企业，因为他们是靠权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11]”，他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仅没有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批判精神和对社会公正的终极关怀，而是赤裸裸地利用自己在公开媒体的话语权优势为利益集团声嘶力竭进行辩护，有时甚至到了枉顾社会公正和无视法律的地步。他们在各类媒体、各种场合，不择手段地谋取话语主导权，反复鼓吹“效率优先”，“改革成本论”，“管理层收购”，“官员阶层是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等等，公然依傍权力和金钱，论证“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合理性。鼓吹“企业家不依法纳税是犯错而不是犯法”、“贫富不平等是必然的”、“机会均等不可能”、“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产权是现代企业制度”之类混淆是非的谬论。他们有的拿着鲸吞国有资产经济罪犯的高额出场费，写文章，作演讲，从“理论”上为这些经济罪犯侵吞国有资产的恶行论证其合理性。一旦这些经济罪犯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这些经济学家们又都似犯了健忘症，集体失语。顾雏军的科龙案即为一例。这些貌似或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知识分子距离社会公众太远，不仅很难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而且往往成为社会公众鄙视的对象。这点在一些大的门户网站上关于一些经常在公共媒体招摇过市的知识分子言论或报道后的大量跟帖批评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其三，他们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分配不公、机会不公的社会问题表现为集体的无意识。例如，有一位“杰出的法学家”竟提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纯粹的程序法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程序法所要具备的条件在中国很不健全，有很多缺失的地方。[12]”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素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因此应构建“实体法治”的国家，其核心就是人治重于法治。有的则鼓吹诸如“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改革成本论”，提出为了不使资金外流，国家应放弃对企业家偷税漏税、侵吞国家资产等原罪的追究；或论证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理应产业化，等等。他们既不关心社会公众的利益，也不重视社会公众的诉求。纵然千夫所指，脸自皮厚不红。
其四，这些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学术人品和道德上也缺乏职业知识分子应有的规范和底线。他们往往霸占各种公共的学术资源为私人化，拉帮结伙，党同伐异。当知识界各种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大行其道时，也不见那些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对此进行持久的批判，为营造一个健康的社会氛围作过努力。相反，有一些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面对铁证如山的剽窃，不仅没有丝毫的歉意和忏悔，而且往往百般狡辩、抵赖，或是谩骂放粗，更有甚者，脸不红地在各种媒体上高谈阔论，大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正如徐友渔所说，这些经常在公共媒体布道，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对言说机会和效果的考虑，除了想当精神导师或言论领袖而必须了解动向与潮流，他们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13]”。因为他们清楚，社会公众的认可与否和他们的名利无关。他们更多地是考虑，如何利用社会舆论和辨别政治风向，见风使舵，寻找机会下政治赌注，期待获取当权者的欢心，争取扬名逐利的最大化。这些伪公共知识分子往往以“学术明星”的面目出现在公共媒体和公共场合，如变色龙一般追逐名利，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恶劣的示范效应。
知识分子群体由于它的社会角色及所具知识的不可替代性，应是社会精神的中流砥柱和风向标。费希特在论及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时说:“学者是人类的教师。”“我们不仅要用言传，我们也要用身教，身教的说服力大的多。”“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最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呢？[14]”正因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缺失，当那些思想、道德作伪的假公共知识分子在重大社会问题和社会事件的拷问下，其强烈的政治投机心态、追名逐利的政治功利的价值取向，不择手段的道德人品展露于公众视野之后，社会公众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评价普遍降跌，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社会良知的声望和公信力的下降是必然的。
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现代法治社会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制度从物质生存环境上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宪政的社会结构从法律制度上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安全和思想独立。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改革已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物质平台，但还不具备现代社会的健全的政治环境。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和健康发展对知识群体来说，仍将是一个自我剖析、自我改造的炼狱过程。
首先，知识分子不应从“学而优则仕”的立场出发，以从政入仕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无欲则刚”，只有和现实的权力距离较远，才有可能对社会公权保持质疑的立场和批判的力量，才能保持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关怀，以及对社会公权滥用的警惕，才有可能从思想启蒙、思想批判的立场致力于社会的法制建设。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进行宪政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拷问应是超越个体利益的一种社会责任。这是识别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真伪的试金石。
一般来说，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型知识分子相比，其内涵具有明显的不同点。其一，公共知识分子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二，他们以自己的理想和观念来看待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其三，他们将关注世界、国家、人类、民族、社会的公益之事，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和道德责任；其四，他们把是否将对人类社会的人文关怀付诸于实践提高到个人道德高低的判别标准，即所谓“铁肩担道义”；其五，他们对现存的各种知识体系、观念体系存在一种本能的怀疑和批判；其六，他们往往会借助于职业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以此来影响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选择和价值取向。他们本身也成为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一种社会良知、社会理性的楷模；其七，他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契约理性的高度，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精神来探索终极答案和完满境界。具有这些特征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法制社会里有可能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和能量，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理想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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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公共知识分子应是一个职业道德操守优良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评价标准不仅体现在对信仰和理想的坚定性和实践性，体现在他们的思想和批判的独立性，而且也表现在他们个人的道德表现和职业道德的水平。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使他们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社会公众对他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标准的要求远比对一般职业知识分子的要求为高，往往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提高到个人道德必须为社会负责的高度进行审视和评价。社会公众不能容忍一个职业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大谈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大谈社会诚信和社会公德的重要性，大谈社会的公平、公正。对职业知识分子职业道德缺陷的批评、剖析是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必须面对社会公众的审视和批判，必须有因自己的道德缺失向社会公众公开忏悔的勇气。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是公开的，所以他们接受社会公众的审视和监督也是必然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一方面享受社会公众人物的“红利”，另一方面却拒绝承担社会公众人物的道德责任。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作伪最为社会公众所不齿，认为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公开亵渎。
第三，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仅要展现思想魅力，更应该通过行动践履。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具备的知识，使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比其他社会成员高。他们的人文关怀就是以人类基本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为前提，从而对人类、国家、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表现出深切的关注。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公共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公众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表达人文关怀时，更多的是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的社会秩序，指出改进的途径和应该实现的前景。
结束语
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是近代契约社会的产物。契约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互为表里，相互依存。契约社会是用法律的强制方式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思想、言论的自由。市场经济则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职业选择的自由和主动，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生存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发展、成熟将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契约社会的法治结构的健全相关联。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生成之时，正好遇上网络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公众发表言论有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在网络平台上生成的社会公共言论比纸质媒体、电视媒体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尽管这类网络公共言论的发展还处于一种无序、零散化状态，但对于那些急于掌握话语主导权，经常在报刊、电视露脸亮相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已经形成一定的制约力。这些人不可能一直隐藏自己言论后面的逐利动机，他们当中少数人因为自己近年来的各种不当言论而成为公众的批评对象，从而导致其社会公信力急剧下降。
中国社会缺少宗教文化土壤，因此难以生成圣雄甘地、德兰修女那样具有精神感召力量的圣者。但生成如同美国1903年至1912年以林肯·斯蒂芬斯、埃达·塔贝尔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还是很有可能的。当年，他们代表美国社会公众的利益揭露纽约等城市政府官员的腐败丑行，揭露垄断企业的恐怖罪恶，揭露劳工贫困的悲惨和雇用童工的罪恶。正是他们发起的黑幕揭露运动，使公民意识和舆论监督成为美国社会沿着法制轨道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前的中国，亟需要产生林肯·斯蒂芬斯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注解】
[1]徐友渔，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4期第4页。
[2]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载刘智峰主编的《精神的光芒》，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73页。
[3] 贾植芳，《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9页。
[4] 同注3，第81页。
[5]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第107页。
[6]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版第4页。
[7]李国文,“犹大之悔”，《余秋雨现象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94 至195页。
[8]朱学勤,《被遗忘与被批评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33页。
[9]张宗刚,“散文中的腐败”，《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4期。
[10]胡平,《国家的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415页。
[11]“著名经济学家圈钱再起争端”，《东南快报》2007年3月9日。
[12]李思远,“法学界的浮躁与集体无意识”，《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
[13]同注1，第12页。
[14]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论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版第43、44、45页。
[15]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邢兆良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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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 徐友渔   

    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就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对舆论的形成与走向，以及对公共生活的气氛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对政府政策的形成发挥作用。虽然人们对谁是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谁又是名列前茅的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不同看法，但这批人的存在与作用则是得到公认的。  
     
    2003年被称为“公民维权年”，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作用在这一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孙大午、孙志刚、刘涌、黄静、李思怡案件发生后，在“乙肝歧视”事件、《南方都市报》负责人被捕事件之后，在许多大城市准备出台法规禁止乞丐在市内繁华地段乞讨的时候，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与表态带动了舆论，极大地影响了舆论的方向、深度与广度，效果不等地使各类案件、事件的解决转向法制的方向。  
     
    在新闻性媒体中，一些有责任心和上进心的报刊因为尽可能地刊登具有批判精神和知名度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而受到欢迎，并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当局往往对这些报刊采用制裁和打压措施，除了撤换主编外，还列出禁止发表文章的作者名单。而报刊是否刊登这些人揭露真相、大胆批评的言论，则决定了它们能否继续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影响到它们的销量，《南方周末》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它也是中国舆论环境的一个“晴雨表”。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作用、影响力、局限性等等问题，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议题。2004年夏季，《南方人物周刊》发布了“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这个不怎么值得称道的举动引发了一场十分不值得称道的争论，相当程度上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缺陷。这一事件也提示我们，要认真思考和研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虽然今天公共言论被钳制的程度为近10年来之最甚，但从长远看，市民社会的稳步成型，言论空间的逐渐扩展，舆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毕竟是大势所趋。知识分子只有不断地对自身进行反思和批判，才能更好地批判社会，促进社会转型的良性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及其所处环境的演变
     
    社会总会存在种种问题，经常会有重大事件发生，因此就需要有责任心、有见识的公共知识分子表明立场和观点。只要有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公共知识分子也会尽可能地发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的孔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是典范。但是，并不是每个时代和社会都具备允许公共知识分子生存的条件。自1949年之后在中国有30年之久公共知识分子存活的条件被基本上剥夺了。寥若晨星的志士仁人冒死犯难，勉力发表自己的观点，其命运要么是成为殉道者，如撰写“出身论”的遇罗克，要么被批斗和关押，如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李一哲”。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流行的稍纵即逝的机会，使自己的观点得以为人所知和广为传播。而在其他年代里，即使有人不怕死，也没有机会使思想在公共空间得到表达。  
     
    大致上可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需要以下3个条件：一、社会存在重大的公共性问题，这个条件几乎在任何时代和时间都能满足，不论是在动荡还是承平年代，不论在社会急剧转型期还是平稳发展期；二、有或大或小的言论空间，这是最根本的，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只要有最低限度的可能就会发言；三、程度不等的独立经济地位，同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存要求也是很低的，有人只要饿不死就要说话，当然，当较多的人能够不太困难地解决谋生问题时，公共的言说便呈蔚为大观之势。  
     
    很难精确界定最近这次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出现的时间，事情在一开始总是不清楚、不完整，表现为雏形。也许可以说，最早的公共知识分子言说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体制内的理论家（一开始主要是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在“解放思想”的旗号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主题替改革开放路线论证呐喊，一些党内理论家的观点──比如王若水剖析异化、提倡人道主义，李洪林反对现代迷信，郭罗基追究杀害张志新的“谁之罪？”──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官方意识形态范围而具有更一般和深远的意义。同时，一批尚未取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无论就思想和学识而言都大大强于多数知识分子）的年轻人以西单“民主墙”为阵地，就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发言，矛头指向专制主义。他们既谈现实，也谈历史；既探讨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也发表诗歌、小说、剧本、美术作品。“文革”的结束遗留了大量问题和疑问，党内主流力量向“凡是派”夺权需要暂时借助体制内开明派和民间力量，这使得公共言论一时有一个广阔空间，表现得极其丰富和有吸引力，成为当代思想史上永远值得追忆的美景良辰。  
     
    80年代中期形成的“文化热”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宽广的活动舞台，人们对思想、学术、文化的向往和尊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热情背后的幼稚以及幼稚背后的热情，孕育了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崭露头角的最佳气候与沃土，有时，只要在《读书》上连续发表几篇文章，甚至发表一篇文章，就会被当成某一思潮的代表、某一主张的“旗手”。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公共知识分子还不很典型，过于偏向思想、学术，关注点过于偏向形而上方面，更多地是谈论“主义”而不是“问题”。因为这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主要由人文学者兼任，他们的专长是哲学、文学、伦理学等高深抽象的学科（文化热的特征是美学热），研究讨论的往往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人道主义、主体性等宏大、根本、终极性问题，人们还不善于对即时出现的政策性、公共性问题发表意见；这时的公共媒体也不象后来那样发达，传播知识和意见的主要载体仍然是书籍（当时最时兴的是按学科分类出版的丛书）；当时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还不明显，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多数民众还没形成利益意识，参与讨论的发言者只是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两个营垒，没有人说自己代表新兴的中产阶级，或代表弱势群体说话。  
     
    80年代末发生的事件导致一个短暂的公共知识分子活动的冬眠期，但对于继续关注社会的人而言，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休整和积蓄期。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东方》、《现代与传统》、《方法》等杂志为代表，公共言论空间重新出现并迅速扩展；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越来越频繁，他们的面貌也越来越清晰，特征越来越明显，关心和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同时，不同的人在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和定位，形成了观点倾向不同的派别，并且自认为（或被认为）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群体。  
     
    90年代出现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但更关注现实问题，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更强韧，更有生命力，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给他们提供了比以前大得多的生存和活动空间。90年代以来，新闻媒体越来越发达，对评论和其他体裁的文章需求大大增加，因此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局面，写作者不必为自己的稿件费力寻找发表的园地，公共知识分子的稿件常常变得供不应求。与此同时，图书发行的“第二渠道”比正规渠道有效率，不但一大批民营书商干劲十足、有声有色地出版了许多深受欢迎的书籍，而且不少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积极介入有关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书刊之策划发行，如丁东、傅国涌等，一些人通过编辑、写作、顾问等活动解决了生存问题，过着决非“君子固穷”的生活。此外还出现了一批完全靠写作为生的独立作家，例如王力雄、刘晓波、余杰。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大大受惠于市场经济，不仅额外收入可能高于正常的工资，而且由于有经济上自立的现实条件或前景，他们对失去工作的担忧惧怕大大减小了，不必象从前那样以“高保险系数的言论自律”方式写作。很多情况下，在公共言论空间里积极发言已不是太冒风险的事，对有些人来说，哪怕是出于名利双收的动机，也愿意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网络的出现大大增加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用武之地。在很多情况下，发表言论的激励不是稿费，而是让人知道自己的观点，使自己的思想得以传播并产生影响。网络的言论限制比纸质印刷品的审查限制小，禁忌少得多，时效高得多，被转载传播的可能性大得多，得到反馈、进行交流讨论也容易得多。而且网络特别有利于对即时性事件作出反应，迅速形成声势，在刘涌案、黄静案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从90年代后期起，不少年青学者通过网络写作进入公共领域，然后得到纸质出版物的青睐，例如王怡、杨支柱，他们不但在网上写作，还自建网站，从事“宪政论衡”，谈论“问题与主义”[1]。  
     
    海外书刊的出版发行也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利用的一种重要资源。它们不但提供了发表的场地，而且由于主编者的眼光、水平和统筹组稿能力，往往还能站在探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问题的前沿，对于国内的言路有引导和示范作用。90年代初在香港发行的《二十一世纪》，目前越来越引人瞩目。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当代中国研究》就是这种有影响的刊物。此外，象香港的《开放》杂志，也为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和发表大胆的批评意见提供了空间。  
     
    二、9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任务和话题的转变
     
    纵观自80年代以来至今公共话题的主要内容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专业身份之特点，可以发现一个从人文科学为主向社会科学为主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基本原因与90年代的社会形势有关。如果说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要任务是尽快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专政理论”、“继续革命学说”的阴影中走出来，要确立人性和人道的合法性，那么在90年代，主要任务则是要面对转型时期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和安身立命的终极性，但具体而现实，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中国社会尚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市场经济与权力经济并存，必要的法律、制度体系还未建立，社会严重失序、百弊丛生，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判断和讨论不能只凭借人们对价值立场的认定和感性经验，还需要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工具。  
     
    正因为如此，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中许多人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学者；而90年代以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则以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学者为主。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常常涉及对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或早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探索；而90年代他们的话题转换为关于制度安排的讨论──诸如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宪政民主的可行性、社会公正的理想与现实，甚至更为具体的公共政策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资产流失问题。可以说，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中心理念是人性的复归和坚守，他们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对刚过去的历史进行批判；而9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中心理念则是对正义原则的坚持，其功能转变为对现实的批判。80年代他们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改革；90年代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改革。  
     
    90年代里公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任务和话题的转变，也要求他们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同于80年代。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中的风云人物往往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气质和呼风唤雨的本领，有些人还善于在话题上“跑马占地”，善于把某些具体问题挂在某种主义、某类型文明的名下。90年代的重要公共知识分子常常是这样的人，他们能够以学理为支撑作深入的分析，以阐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是从自己的学术专长出发，把自己认定的价值投射于社会，比如宏扬传统文化的价值、基督教的价值、西方人文主义的价值、科学理性的价值，乃至整个西方文明（“蓝色文明”）的价值，等等。而9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却不能从学科专业知识出发引出话题，他们必须从问题出发，不能由内向外，而是必须从对现实的剖析出发组织自己的思考和言说，因此他们必须既有学科专长，又有对其他领域的兴趣和知识，具备综合思考能力。  
     
    显然，一个只在本专业某分支领域内钻研的学者常常无法自然地形成9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所以不少知识分子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或者说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关怀并保持对公共事务的发言资格，或多或少地调整了自己的知识结构，甚至改变了治学方向。例如，在80年代以引入西方人文学术著称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中，若干重要成员后来表现出从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从学术文化到公共性关怀的转向。该编委会主编甘阳、编委徐友渔原来的兴趣和专业都是现代西方哲学（两人分别研究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语言哲学），他们在90年代都转向了西方政治哲学；该丛书副主编刘小枫则从宗教学转向政治哲学；另一位副主编王焱的兴趣和研究也从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转向政治学。这些人的转向都体现了从抽象、形而上层面转到接近现实这一特点。李泽厚在2004年夏季回答陈明问时谈到了这一现象，并说：“政治哲学是当今的第一哲学，在中国会走红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一评论表现了李泽厚对于思想界动态和时政的敏锐观察。或许可以作一个不太恰当的联想，当年马克思也曾经历过从纯粹的哲学转向经济学研究的过程。当然，与马克思从纯粹的哲学转到经济学相比，上述几人的转变幅度并不算大，而且，这种转变能否成功尚待检验（其实马克思的转变虽然为其追随者津津乐道，严格说来并不成功）。毕竟，治学方向的转向并非易事，关键是要真正关注现实，不但用脑，而且用心；倘若只是为了“走红”，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社会环境的变化不但要求公共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调整，而且要求他们的问题意识的改变。如果说在80年代，基本问题是要不要改革，是以批判的态度、还是死命维护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遗产，那么在90年代“咸与维新”的情况下，基本问题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以及如何看待社会不正义的根源。在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斯大林模式、以毛泽东的“全面专政”理论的面貌出现的现代专制主义。但到了90年代，在原来的批判对象并未消失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另一种恶，即金钱力量的肆掠。究竟是植根于旧体制的权力扭曲了经济市场化从而造成了社会不正义，还是外商投资和国际竞争产生了中国国内的社会不正义？在当下的中国，是旧体制的权力及其运作模式退出了现存的制度架构并为单纯的市场经济取而代之，还是旧恶实体未变，只不过多了一重显相？更重要的是，旧制与新体之间有没有本原和派生的关系？  
     
    在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往往借助西方的理论框架来观察、研究、分析、评判中国的现实。大致可以说，那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总体面貌呈现出一元特征：价值认定、批判主要对象、思想借鉴资源、追求目标都是一个或一类。他们所借用的基本上是西方的主流话语，即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被尊奉为先进思想的话语，即肯定科学、民主、理性、自由、现代化的话语。到了9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发现西方的理论和思潮其实是多元的，其中有一种反抗主流的话语在当代西方社会也颇有影响，它消解上述价值，指责主流话语为霸权，这似乎与中国人多年来被欺压、被边缘化所产生的心理相投契。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产生了分化和对立，总体上看呈现出二元特征，即继续强调民主、理性、自由、现代化的话语对应于模仿西方新左派思潮的话语。  
     
    跨过新的千年之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主流的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话语不但登台亮相，而且咄咄逼人，各种牌号的权威主义（从萧功秦的“以自由主义为目的，以权威主义为现实步骤”的主张，到康晓光的以“合作主义”为表、以维护一党专制为里的理论）竭力占据话语空间，人们面临新的选择。笔者认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果不能适应社会现实和思想格局多元化的趋势，将显得僵化，会被社会的快速变化发展抛在后面。但如果在纷繁复杂的多元现象面前失去对现实的把握和历史方向感，看不到各种变化中不变的东西──专制政治和相应的政治文化仍然顽强地存在，则可能从根本上忘掉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批判和改造社会。  
     
    三、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体制性局限和个人缺陷
     
    虽然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论在当代公共生活中产生了影响，但严格说来，这个说法不是在真正、完整的意义上，而只是在大致、相对的意义上才能成立。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前提，在没有这些自由的今天，知识分子的言论要么是自我设限的，要么是必须冒受到惩罚的风险，在最好或最常见的情况下，言论检查机关和公共知识分子发言之间的关系是一场猫鼠游戏。事实上，现在的言论空间中有太多的禁区和“雷区”，因而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不痛不痒的、顾左右而言他的评论占多数。那些稍有实质意义的观点得以成为公共言论，全靠言者的言说技巧和读者的解读技巧。事实上，中国人在长期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表达和领会方式，只有具有一定阅历的人才明白那些含混其辞的说法、那些缺乏主语的句子、那些故意张冠李戴的称呼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在谈论当今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时必须知道边界，保持警醒，不能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忘乎所以地谈论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仿佛是在谈论罗素在英国、萨特或雷蒙?阿隆在法国、赛义德或乔姆斯基在美国的作用，毕竟这些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在正常社会中活动，而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则完全不同。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提出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一事就很说明问题，许多人指出，这个名单意义不大，因为它不敢把最有资格、最有影响的人列入名单，尽管此刊物的做法已经算是很出格的，名单公布后立即受到言论检查机关的严重警告。还有人认为，《南方人物周刊》的这一做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肯定了一大批敢于发言并因此而处境困难的人士，而且唤起读者思索中国的公共言论问题；另一方面，它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现状，和当局一样，把最敢言的人士排除出去，似乎中国并不存在这些人，似乎他们的言论不属于独立知识分子关于中国公共事务的言论，似乎他们谈论的那些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不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公共知识分子不充分、不尽意的言论在现阶段往往具有特殊意义。一种物品，越是被控制和垄断，就越成为人们所向往的稀缺物品，越容易受到重视。人们常常说，在中国有话可说但说不出来，而在海外有言论自由但讲话没有人听，这只是部分的真相；在中国并不是完全发不出声音，海外的言论也并非全无作用。在中国，人们对于被压抑的声音，对随时可能被扼杀的声音，总是报以极大的热情和特殊的注意力。  
     
    除了体制造成的极大限制外，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使得他们的公共言说常常是畸形的、不成熟的。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天然就能够并善于承担公共任务，当下他们的缺陷显然与不利的社会条件有关，结果他们长期不能自由发挥，得不到锻炼提高。不难看出，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公共言论的水平远不如胡适那一代人，这既与学养有关，更与条件和缺乏磨练有关。  
     
    不管是因为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还是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总显得不够。尽管可以把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分为两类，一类以促进社会正常良性运行为目的，一类以批判为手段，目的是匡正时弊，但总起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中缺少批判精神，就无法正常发挥其社会功能。一针见血的锐气和大声疾呼的气势在我们的公共言论中是十分稀缺的。许多人已经形成了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言路和站在当局立场上考虑问题的习惯，所谓“顾全大局”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  
     
    更不幸的是，在关注社会的知识分子中，有太多的人有“谏士情节”，他们虽然了解社会现状、有知识、能提出有见地的看法，但宁愿以上书的方式让当局知道和欣赏自己的看法，宁愿把自己的见识转化为体制内的进身之阶，而不愿变成公众的共识。他们之所以发表公共言论往往是因为缺少进言的渠道，或者多次进言而不得赏识，在无功而返之余以文章作一种无奈的表示。因此，他们的言论尽管可能包含真知灼见，但往往言不由衷、曲里拐弯、留有余地。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通病和致命缺点是缺乏现实感，理论与实际脱节。很容易发现，一些较为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始终只善于、也只乐于在自己的言论中显示、炫耀西学知识。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学理，越是新颖时髦，越是不那么广为人知，就越有价值。有极少数人甚至发展到装神弄鬼的地步，鼓吹最宝贵的真理只能靠私传秘授，靠领悟文本的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他们是聪明人，除了善于提出一些貌似深刻、半真半假的问题借机显示自己的高明与博学之外，也善于在关于中国现实的公共讨论中发表惊人之言。但与其说他们对于中国的现实有真正的研究和切实的体悟，还不如说他们善于抓住话题发挥，让公共舞台的灯光聚集到自己身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触及只不过是他们表演的由头或道具，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对言说机会和效果的考虑，除了想当精神导师或言论领袖而必须了解动向与潮流，他们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  
     
    谈到现实感和批判精神，也有人耍另一种滑头，他们的批判是舍近求远，避实就虚。他们批判远在天边的世界头号霸主美国，知道不论言辞多么激烈也不会危及自己；他们批判有“能指”而无“所指”的中国新兴的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因为反正没有任何人、任何集团会对号入座充当靶子。在这方面，台湾公共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殷海光的言行很有启发意义。殷海光一生与共产主义为敌，与中共为敌，他显然懂得储安平讲过的道理：自由对国民党而言是多少的问题，对共产党则是有无的问题。殷海光年轻时大力批评中共，到了台湾后义无返顾地批评国民党，遭受打击迫害也不退让。他并没有改变反共立场，但既然具体实施专制、剥夺人民自由的是国民党，只是一味反共对于争取台湾的民主自由有什么意义呢？又怎么能与官方文人划清界限呢？世界上丑恶的东西很多，值得批判的事物很多，如果对眼前的丑恶采取鸵鸟政策，对身处其中的压制习以为常，对公众的切身利益不闻不问，专去攻打那些虚无缥缈的靶子，批评不会打击报复的对象，那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何在，勇气何在？  
     
    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突出的毛病，就是常常把个人遭遇、个人心理情节带到对于公共问题的讨论中，不能把主观意识和客观现实、个人情结和对公共事务的立场区别开来。在80年代成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很有几个人原来是以倡导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著称的（甚至有人被视为“全盘西化”的代表），但他们在美国的经历相当不利，不足为外人道，于是产生挫折感，不愿正视现实。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有些属于自身的不足，比如英语不好；而有些则本来是自然的、正常的，比如在中国暴得大名，充当学界领袖，到了美国显然不会有此等待遇，不会出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盛况。于是他们非理性地把怨恨情绪转化为学术观点和公共立场上的反美、反资本主义。固然，反美和反资本主义本来也是一种立场，但这种基于个人际遇的反应是不负责任、误导人的，而且常常使人费解，因为他们一方面提出激烈的反美言辞，另一方面又处处以美国某教授的某本书为圭臬。  
     
    不能厘清行使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的界限，在公共事务中不能严格遵守规则，把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视为对个人的攻击，动不动就追问动机，以“妨碍学术文化讨论，有损学术文化事业”的帽子送人，这是个别尚不习惯公共事务又掌握了一定公共权力的知识分子的作为。就此笔者在另文“知识分子与公权”（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3期）中有所阐述，这里不再重复。  
     
    四、“公共知识分子乃无能之辈？”──兼评一种谬论
     
    对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生成问题的探讨中，朱苏力的观点相当独特，令笔者难以理解。朱苏力提出，很容易在当代中国造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的因素是：民众对名人的强烈好奇心，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没有学术传统和专业化程度不够，讨论社会问题容易产生轰动效应，许多学者专业研究和竞争能力下降，等等。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特别指出，有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来自非学术部门，不是学者而被公众当成了学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何清涟。她并不在任何一个学术部门任职，没有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尽管她曾经上过研究生班，她的《现代化的陷阱》很难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同时也很难说是一部社会学著作或政治学著作，尽管其中涉及到这些学科的问题……她也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学者[2]。”朱苏力在这篇长文中反复地并且用好多例子说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不少人专业不行，研究搞不下去，只有去当不太需要专业能力的、成名容易的公共知识分子。  
     
    固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学术水平有高有低，从事纯学术研究者亦然；确实有人感到对公共事务作泛泛而论比踏踏实实做学问容易，这是自然、正常的现象，用不着说大家也明白。倘若要认真讨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生成的原因，朱苏力的上述说法如果不是浅薄，就是别有用心。公共知识分子的活跃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和表现，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并不妨碍或排斥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学者的社会功能，两者之间本无高下之分，民国以来如此，中外皆然。若以纯学者自居而贬低公共知识分子，恰恰表明其心胸之窄，似非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为。更何况，在当今中国的环境里，这样的贬低总难免让人感到象表现乖巧和势利。  
     
    谈到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笔者认为，此书之所以产生很大影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并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好评，原因有三：一、此书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转轨时期社会不公正的现实，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二、作者有长期研究的积累，在第一手调查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材料，所研究的问题多属经济社会领域内的前沿课题；三、作者的经济学素养和学理性分析令读者认为书中的论证和结论是可信的。朱苏力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认为《现代化的陷阱》没有学术性，甚至将其贬称为“记者性文字”[3]。他不该忘记，《现代化的陷阱》是2000年“长江《读书》奖”的获奖著作，他本人作为评委的“长江《读书》奖”的宗旨就是要“鼓励学术积累与创新”，“特别是倡导与表彰在学术与思想领域中具有原创性与想象力的书籍与文章”[4]。或许，他谈论公共知识分子时另藏心机，就顾不得“此一时，彼一时”的矛盾了。  
     
    朱苏力说何清涟“没有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不知根据何在，动机为何？据笔者了解，何清涟获大学本科历史学学士后又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学位，1988年获该校经济学硕士学位。她曾在暨南大学任教，后来还受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朱苏力为了贬低他人，居然把复旦大学80年代的研究生教育归类为“没有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这似乎不是有素养的学者之为。朱并无经济学学位，又据何而断80年代复旦大学经济系硕士教育的学术水准呢？  
     
    朱苏力指责“《现代化的陷阱》很难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同时也很难说是一部社会学著作或政治学著作，尽管其中涉及到这些学科的问题”。他似乎不了解，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跨学科研究的活跃，驾驭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常常比在单一学科领域内钻研更难；一部跨学科的研究性著作会引起多个学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产生的兴趣，但恐怕没有人会象朱苏力这样因其跨学科而否定该书的学术价值。跨学科研究绝非缺陷；单一学科的研究并不必然超越跨学科研究的水准，这应该属于现代社会科学领域里已成为常识的概念。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就很少有人抱持只有内容单一、学科分类边界清晰的著作才算学术著作之陋见。朱苏力注意到了《现代化的陷阱》的跨学科特点，但竟然以此为理由而贬低该书的学术价值，实属大谬不然。何况该书所涉及的问题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领域里也都是热点课题，分别从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出发来评价，也无法否认该书的引导性价值。若是按照朱苏力的逻辑作判断，那么印度裔英国学者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也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学或社会学、政治学著作，是否因此它就不算学术著作呢？甚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教授因此就不能算是学者？其实，朱苏力真正想否定的无非是《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观点和价值。因此，争辩的焦点在于，它究竟是不是一本有社会意义的、有影响的、受人欢迎的著作，是否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严峻形势和严重问题提出了警世醒人的见解。对这一点，中国的读者早就得出了结论。至于个别学者试图打着学术的旗号否定读者中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如果不是另有目的，就只能被理解为中国有些学者个人素养方面的缺陷。  
     
    朱苏力在他那篇“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中还说了许多不恰当的话。比如他把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划分为留过洋和未留过洋的，在留过洋的人中又划分为获得博士学位者和只作过访问研究的；继而又把知识分子区分为有行政职务和没有行政职务的。如此划分倒象是组织部门选择提拔干部的手法，无论如何与真正的学者之识差得太远。官位高低以及有无外国的博士学位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没有任何必然关系，学位和官位既非后者之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按照朱苏力的方法排队分类，他处在洋博士和有行政职务这两条“精华人物”交叉线上，或许他希望读者相信，他才属于极少数精华中的精华，这就是朱苏力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社会建构的分析。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也面临着特别的、困难的选择。一方面，转型期的现实非常需要敢于直言的公共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和所谓“舆论导向”的要求处处钳制言论。说还是不说、说什么、怎么说，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选择，都是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有多少知识分子在公共舞台上亮相，无情的风霜雨雪使上一代人花木凋零；更多的人则因未坚持到底而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来去匆匆的过客。历史经验表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不在于话语权的大小，也不在于声音分贝的高低，而在于批判精神。不能设想，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在现行体制内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更不能设想，公共知识分子可以与极权专制相安无事。今日中国的问题既复杂又简单，所谓复杂是指目前的社会转型前无先例，所谓简单则是价值与是非泾渭分明。几十年之后回头来看，评价我们的尺度很可能不是个人知识的多寡与深浅，而是良知与道德勇气。  
     
    【注释】
    [1] 王怡的网站名为“宪政论衡”，杨支柱的网站名为“问题与主义”。
    [2] 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天涯》，2004年，第5期，第161、163页。
    [3] 出处同上，第165页。
    [4] 《读书》，200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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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

编 辑：朱苏力    时间：2006-10-20

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从幕后跃到台前，每种力量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福柯*                 在一篇关于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书评中，我这样谈及了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这里不仅有民众对名人的更强好奇心，各级政府的某些“重视人才”的政策导向和措施（往往是让他们担任行政或社会职务），而且有社会专业化不够本身对专业知识分子的不理解和缺乏支持，以及社会名声（文化资本）对于获得研究经费（经济资本）和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的重要。此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界缺乏测度的硬指标，或有些专业本来就没有多少学术的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问题的专业化研究与非专业化评论之间的边界比较模糊、讨论社会问题容易产生轰动效应、许多中壮年知识分子大都有“文革”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许多学者人过中年后专业竞争能力已明显下降、近年来对跨学科研究或交叉学科的强调以及急剧膨胀的媒体与名人的相互需求和合谋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很容易在当代中国造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对专业能力不足或正在下降的知识分子，这里确实有很大的诱惑。” [1]                 我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但这样的讨论实在是太粗略了，尽管是由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因此有必要在此专门讨论一下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本文将借助福柯的思路，将“出现”视为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同时基本延续我的那篇文章中借用的由波斯纳提供的分析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制度框架。[2]         延续就不是重复或照搬。在本文中，我将集中讨论一个可能更具中国的问题：即除了其他因素外，有哪些中国特定的社会因素影响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发生和发展。但是说社会因素其实并不能准确表达我想说的。因为社会因素是很多的，例如我提到的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发生。其中有些当然是社会因素，但是这些社会因素可能相对容易改变，只要一两个激励因素变了，就可能在数年内发生变化。而我在本文讨论的社会因素是相对长期的，只要这个社会处在这一发展时期就很难改变有些甚至是无法改变的。例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这些社会因素都渗透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了，往往是知识分子愿意接受的，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很难改变的。例如，这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经历和他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等等。我很难把这些因素同其他的社会因素区分开来。也许可以称那些因素为政策性激励因素，因此将之同这里的社会因素分开？但词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我用这个词时说的是什么。最后，我这里辨析的社会性因素也并不全面，因为我没有追求全面，而只追求对这一可能的研究领域的进入。         要分析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当代的活着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这个环境中，其实很难。最主要的制约，在我看来，倒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讨论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涉及个人，而在中国任何涉及个人的分析都可能被视为某种人身赞美或攻击，而且人总是愿意听赞美的话的，也往往容易高估自己，因此哪怕是自己看来平和、中肯、公允的分析也会遭到被分析者以及对其持不同态度的读者的误解，惹出被评者的不快，以及许多其他人的不快，并进而惹出很多麻烦。针对这种可能，我在此声明，我尽管可能借助于分析个别人，但我的分析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强调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而不是他们个人的特点和禀赋。分析难免有些不当之处，都是一孔之见，涉及到对一些具体学者的分析，我希望尽力避免贬褒，而且不考察动机，仅考察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这并不是说，为了避免麻烦，就不作评价，我只是希望用一种相对客观的语言表达我的看法。我希望学者们能够冷静地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待这篇文章，避免闹意气，自寻烦恼。而且我必须说，随着时代变迁，这种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出现，难听的话可能是难免的；也许我们知识分子过于敏感的神经必须变得稍微粗糙一些。再说，谁让我们的职业使得我们成了公共知识分子呢？         一．界定与特点     这一节将主要界定公共知识分子以及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些主要特点。         首先，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依据波斯纳的分析并加以限定，我将之界定为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鉴于这是一个价值中性的经验的界定，因此，与国内目前流行的具有褒义的用法不同，我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中性的。在我的分析框架中，说一个人是或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人高尚或渺小，并不隐含对其人格乃至学术成就的评价，尽管我会指出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都相对说来有一定的成就。所谓经验的，我是指，我不考虑其行为的动机。因为我们实际上无法考察一个知识分子这样行为时的动机，而仅仅考虑行为者是否经常发表评论和分析，其所讨论的问题是否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是否超出了其专业领域，是否在将专业知识大众化，以及是否在公共媒体（主要是公共媒体，也包括一些“白领”读物或非严格专业学术性的杂志）上讨论。因此，尽管有些学者希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希望并且确实就广泛的社会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但如果他或她未能获得足够的关注，他或她就不是我要研究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样的道理，相反，有些学者哪怕一直或如今不希望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如果由于他的专业或非专业的活动引发了社会对他的足够关注，那么根据我的这个定义，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然而具体操作化却是个问题。我选择了一个比较个人化的做法。我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网上浏览的印象，专断的作出了一些选择。我的大致做法是，一看一些主要网站是否设置有他或她的个人网页；二是过去20年里是否经常在《读书》、《东方》、《天涯》、《南方周末》等报纸杂志经常发表学术随笔或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短文；三他或她的文章引发的社会的“学术”关注程度；以及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来社会是否认同他或她是学者。当然，这并不是严格的标准，我并没有进行细致的统计，学术关注程度也是很难测度，并且我们在后面将看到，是否学者也往往是很难说的。尽管如此，由于本文关心的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确定义和测度，而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因此这一缺陷可以暂时保留，只要我选择的分析对象大致可以被认同为使公共知识分子，那么我就可以开始下一步的分析了。尽管这样的分析也许会错失一些人物，因此可能分析也就有问题。但是本文其实并不试图成为一个全面的研究，更多只是希望开拓这个领域，初步提出一些问题，因此，这样的做法也许可以原谅。         如果这个辩解基本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大致说，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些比较活跃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学者，大多都可以说是公共知识分子。例如经济学界的厉以宁、吴敬琏、张曙光、茅于轼、汪丁丁、张维迎、樊纲、梁小民、盛洪、张宇燕等都比较明显是，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社会学界例如郑也夫、李强、王铭铭、李银河、黄平以及已故的王小波；在法学界中，在过去的大约五年里比较突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贺卫方，处于两可之间的则有梁治平、冯象、季卫东以及我本人；在文史哲学界，在不同时期比较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汪晖、秦晖、徐友渔、雷颐、甘阳、许纪霖、葛剑雄、朱学勤、张汝伦、钱理群、王焱、王晓明、韩少功等，此前还有一度很出名的刘晓波，比较两可的有刘小枫、陈嘉映、何怀宏、周国平、陈来、陈平原等。此外，一度还有一些著名作家。政治学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比较少，在我感觉中，大约只有刘军宁可以算得上。         如果这些人的身份大致可以得到承认，那么概括说来，他们全都是大学教授或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因此，可以说，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基本都来自教学科研机构，都是有比较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         但并不完全如此，其实还有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来自非学术部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何清莲。她并不在任何一个学术部门任职，没有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尽管她曾经上过研究生班，她的《现代化的陷阱》很难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同时也很难说是一部社会学著作或政治学著作，尽管其中涉及到这些学科的问题；但是她的这部著作以及其他著述的确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多次重印，曾一度在市场上脱销，她也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学者。         由于这些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大都在政府、企业之外，在这个意义上都可以说他们是在体制外。但这其实并不准确。例如厉以宁是全国人大常委、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吴敬琏原先是国务院发展中心常务干事，如今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樊纲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林毅夫是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强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现在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而我本人现在是北大法学院院长，黄平、张宇燕、葛剑雄等也都在学术机构中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务。而且，由于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有比较强的政府机构色彩（尽管正在淡化），因此很难说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当然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认同的问题。当然，由于这个因素更为隐蔽，则更难分析。         其次，除了在经济学界还有少数老学者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已经或应当从其学术“公职”上退休但事实上在学界还相当活跃外，其他学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年龄大多在50—40岁之间（钱理群是一个例外）。         第三，由于年龄的原因，这些人实际上基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获益者，尽管他们对改革开放之力度和方向的态度持有不同的态度。此外，尽管获益者这个词容易让人误解甚至令人厌恶，但其实是更准确的。获益者的意义的另一面是，这些人在改革开放之前，除了因为年龄很小的一些人外，大都经受了某种社会的磨练，有过各种经历，甚至受过苦。他们当中很多人当过知青、农民、工人、军人、中小学教员，下过乡，上过山，有的当过红卫兵，有的受过某种政治上的压制，他们有比较广泛的社会经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可能都会走上另外一条生活之路，几乎都不可能获得今天他们实际享有的学术地位（但不是成就——因为他们究竟有没有成就以及有多大成就可能还需要历史在证明）；并因此，也不大可能有他们今天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尽管他们之间今天的经济状况也有比较大的差别。         第四，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留过洋（主要是英美），许多人是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例如林毅夫、张维迎、汪丁丁、周其仁、黄平、王铭铭、冯象、苏力（均为英美）以及季卫东（日本）等，或者作过比较长期的访问研究或学习（例如，茅于轼、樊纲、盛洪、张宇燕、汪晖、甘阳、许纪霖、徐友渔、陈来、梁治平、李强、郑也夫、李银河、贺卫方等，有些人现在仍然在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作全职的或半职的教学研究（例如汪丁丁、甘阳、冯象、季卫东）。而且这还只限于我自己的不完全的了解。         第五，在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中，专业以经济学与人文学科的学者居多，其他社会科学的较少。         而这些特点就隐含了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构成的一些特别的（相对于美国来说）社会因素。我将在下面几节予以分析。         二．社会转型与社会热点     在中国，当代公众知识分子的形成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就不仅仅是社会转型问题）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最典型的反映在经济学界。由于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许多经济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系列辩论。尽管这些经济问题往往非常专业化，操作起来也往往比较精细，许多问题本来并不适合作为公共话题或社会话题。但是由于经济建设是社会关注的中心，许多经济话题在中国过去20年里实际上成了中国社会最关心的“政治”话题和公共话题，因此，许多本来旨在参加学术专业争论的经济学学者因此自然而然地甚至是不经意地就从专业知识分子转化为公共知识分子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有一些经济学家利用社会舆论（例如关于股市的争论）来强化和推进自己的“学术”主张，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利益群体会利用大大简化了的某个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各种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势下，许多经济学问题都变成了政策问题，许多经济学分析被简化为一个词。所谓“历（以宁）股份”、“吴（敬琏）市场”的说法就是一个明证；产权明晰、企业改制等观点变成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流行话语。因此，成为不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尽管大多与个人的意愿有关，但也确有被迫的，即关键不在于你是否想关心社会热点问题，而在于你研究和关心的问题是否变成了社会的热点问题。         也因此，我们会理解为什么经济学界的公共知识分子似乎比较齐整，从年迈长者到中青年都齐备。这固然与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中学术传统比较好（但显然并不是最好的）有关，但最重要的是，在过去20多年里，经济问题一直是社会的中心。而政府的重视，媒体的关注——最终说来由于与中国民众的个人利益相关因此是民众的关注，可以说造就和促成了一茬又一茬经济学的公共知识分子。         仔细考察起来，甚至许多其它专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说是“寄生”在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学术发展上的。         首先，这表现为，经济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政治、法律问题。因此许多看起来是某个专业领域的问题，其实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分不开。例如法律问题。在90年代前期之前，可以说在经常在公共知识分子论坛发表作品并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关注的只有梁治平一位。但90年代中期之后，法学家借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口号以及由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纷纷先后进入公共知识分子的场域。事实上，号召司法改革的一个最主要的正当化理由就是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尽管真正的推动力并不一定如此。[3]         社会学的研究事实上也与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分不开。例如流动人口问题，农民工的问题（黄平），中国当代社会的分层问题（李强），下岗和再就业问题，收入差别问题、小城镇建设、农村社区和宗族问题（王铭铭）、城乡两元化问题以及犯罪、腐败与色情业等问题。其中很多也都与法律有关。         由于这一点，甚至就学科和知识类型上与经济学距离最大的人文学者也都进入了一些有关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最突出的两位学者可能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汪晖，他曾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汪丁丁展开了学术辩论，[4]以及秦晖，一位历史学家，他曾对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表示了不满，并对科斯定理进行了某种学术的“批判”。[5]此外，关于徐友渔，一位在英国接受过语言哲学训练的任职于社科院哲学所的但如今已很难界定其专业的学者，对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以及介绍此书来到中国的学者的批评，[6]也都属于这种现象。         也由于这一点，甚至一些并不以专业知识贡献为指向的、分析评论中国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的记者性（journalistic）文字，在世人中甚至在一般的文科大学生中，也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轰动，其作者虽然并非专业学者也因此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近年来，最典型的就是何清莲和她的《现代化的陷阱》；[7]以及最近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8]         其次，即使并不直接讨论经济问题或现象的、发生在某个或某些远离经济学的学科内的学术论争，虽然有门户和学派之争的因素，但引发争论的社会原因仍然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最典型的就是90年代初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9]虽然参加这场大论战的几乎全都是人文学者，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学者，还涉及到“躲避崇高”和“抵抗文学”的一些作家诸如王朔、[10]王蒙、张承志等。[11]但是细想起来，他们争论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精神的失落。尽管这场争论并没有结果，中国90年代的人文精神似乎也没有因为这场争论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甚至我们不知道人文学科有什么变化与这场争论有任何关系，甚至这场争论的两派一些核心人物到了90年代后期都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化”了，[12]但是这场争论却实实在在地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有关。这场争论——如今回头看来——却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中国知识界的知识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大大强化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社会和知识话语体制中的话语权力，同时也反映了特别是当时的中青年人文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对由于社会现代化带来的这种对知识类型的需求以及话语权力之转变或即将到来的转变感到了失落，感到了某种不安。并且历史表明，他们这种失落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也正是在这种失落中，许多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可以说是专业知识分子，尽管人文专业知识分子几乎是一种矛盾修辞[13]——至少在一段时期或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         第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出现了以经济学为中心的知识话语转型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在那些讨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论文中，[14]作者基本上都不是经济学学者，且无论作者的态度如何，其实都表明他们无法忽视这种帝国主义的扩张。而这种状况也促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当历史学家秦晖以他的方式解说科斯定理时，[15]我们发现，秦晖作为人文学者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阵地，他是要进入一块对他来说相对陌生的阵地作战。尽管可能被人误解为我的这种描述可能有嘲讽意味，但我其实并不反对这种“出国打仗”，因为任何学科都不可能独立发展。只是问题并不在于出国，而在于他在论争中讨论的基本上不是他擅长历史学的问题，而更多是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因此这种出国打仗的结果就很难或者很容易预料了。而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不仅全面侵入了其他学科领域（《经济学家茶座》可为一个典型）；而且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也主动引进（与秦晖的出国抵抗不同）经济学的一系列假定和方法。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事实上都在不同程度上明确地或默示地引入了经济学的概念和进路。典型的，如政治学中的刘军宁，他的政治学观点和思路，号称是自由主义（因此是政治学的），其实主要是哈耶克经济学思想的延展或演绎。[16]而这种学科交叉的现象自然导致了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基本话语体系和概念体系是相近的，如果不是等同的话，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有了更多的便利；他们的读者群也必然超越了本学科，甚至有很大重叠，他们往往是面对一般的有文化的人写作。         三．天时与社会经历     我在前面提到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年龄大多在40—50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呢？如果时代或社会的因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是通过人起作用的，那么我们一般应当预期这种社会因素将同时对处于这一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即使由于学术盛年的因素，我们应当估计到不同年龄段的公共知识分子人数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应当太大。而就目前来看，40—50岁的学者中公共知识分子显然多于其他年龄段的。我必须解说这一点。而且我必须用社会的因素来解说，而不是用个人性的因素，例如偏好来解释。         但是，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40—50岁的人居多，这个断言是否成立呢？因为也许40—50岁的学者恰恰是比较成熟的年代，精力还比较充沛，也是其学术巅峰或学术巅峰即将过去的时代，因此他们有意转向公共知识分子；也许是这些学者基本都当了教授，因此学术著作和论文的撰写不再是一个压迫的力量，因此，他们有空闲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是由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学术机构中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或者干脆是媒体（公众）感到这些人的各方面的背景都相对比较好，人比较成熟、一般都有留学经历、博士、教授、研究员的身份，因此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也许每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主流都会是40—50岁的人？也许只是时间还太短暂，我们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一基本态势？         这种因素显然是存在的；尽管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是，这些因素究竟有多大，是值得考察的；而且即使考虑了这个因素，也未必能够完全消除这个年龄段中公共知识分子特别突出的特征。细致回顾一下过去的20多年的历史，我们首先可以发现，比他们年长一辈的学者中的公共知识分子明显少于他们这一代人，即使是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以及张曙光、钱理群等比较年长的学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出现在公共论坛上也并不比这一代中的一些人更早，有的甚至更晚一些。而这一代人中有许多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最长的已经持续了15年。例如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甘阳、葛剑雄、梁治平、雷颐等人早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是小有名气，有的甚至是大有名气（例如甘阳），其他人到目前也大都在公共知识分子论坛上驰骋了大约10年了。而在这一期间，下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似乎不那么明显，而且其社会影响力似乎也不如上面提到的这些学者10年前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论坛上的影响。甚至，我估计，这些40—50岁的学者的公共影响力似乎至少还会持续5—10年。         也许，这与这些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有关？确实有可能如此，这些学者如今大多是学界的重要人物，发表观点是相对容易，大受媒体欢迎甚或是媒体求之不得的。他们的学术或社会地位使他们有收益递增的马太效用？由于公共媒体的有限，也许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人出现的阻碍？但是，这似乎也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就在这一批学者出山的时候，社会政治环境并不比今天更有利，公共论坛的开放度和数量都相当有限，而且他们也同样面对着老一代学者；他们当年几乎无法想象今天的宽松的言论管制以及如此大量的媒体邀请。而今天的年轻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但似乎不如这一代人那么齐整。         因此，我们也许必须承认这一代学者中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量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能于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或特征以及时机有关，当然，这里说的有关，只是指他们的经历或特征也许比前一代人或下一代人更适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因此，我在此对这些个人因素做一个猜测。         首先仍然是时代的因素。这些学者在出道之际大多在20多岁—30多岁之间，因此，年轻气盛，比较敢于挑战，而这个时代又恰恰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相比而言，他们之前一代学者，当时已经40岁左右的学者，绝大多数都由于78年以前的中国的极左政治以及诸如反右和文革的经验，学的相对比较乖一些，他们胆子不敢那么大，生怕政治运动的反复。而这些年轻学者，20多岁时尽管刚刚迈出大学校门，也许学术上还比较弱，却比较大胆——由于各种积淀成本少，包袱少，因此而大胆。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此前毕竟有一个十年的大学人才培养的空白；许多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大多由于长期的运动而荒疏了学术，甚至他们在大学学习期间已经受到了运动的影响。等到文革结束时，他们尽管往往是作为下一代的教师出现在大学校园和研究所内，但从学术上来看，他们几乎是同他们的学生同时开始学术之路，而这时他们的精力、时间以及由此而来的在一定程度上的智力，就总体而言，都无法同积攒了十年之后，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这些学生相比。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批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甚至是老师的老师几乎同时进入学术舞台甚至是公共知识分子论坛。他们的前一辈一般说来显然不如他们这一辈人更有天时。         而下一代的的学者也同样无法享有这一代学者的天时。只要想一想，在80年代初，许多刚从大学毕业的20多岁不到30岁的学生一毕业很快就成为学术机构的研究骨干，或者进入政府的决策部门之后然后重新回到学校和科研机构成为骨干。而他们的下一代人则大多得按部就班地等到博士毕业之后才可能进入学术机构任教或搞科研，或进入政府决策部门。这一代人如果出国留学归来，或者获得博士学位，也大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这一时期的稀缺，相对说来更容易获得社会瞩目；尽管社会瞩目并不一定标志着成就，但毕竟要比下一代学者更容易成名，也更容易、更早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时间差因此使下一代的学者必定较晚——相对于这一代学者而言——才能成为学术精英，之后也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比起他们之前或之后的一代学者来说，这一代学者的学习经历也很有特点。之前一代学者（主要上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和之后一代的学者基本上是从中学门到大学门（研究生门）的学生，他们的学习基本没有中断，他们对社会的感受、理解和判断基本是在大学中获得的，并且相对专业化。而如今40—50岁这一代学者大在文革中由于种种原因耽搁了正常的学业，不仅上大学晚了，而且许多人的中学教育也不完整，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上过中学。他们早早就离开了学校，当过知青、工人、兵团战士、士兵、中小学代课教师、生产队长等，他们又相对说来比较丰富的社会经历。也许是出于天生对知识的爱好，在文革中，他们其实并没有如同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荒废了青春，他们其实还是思考的，[17]也是学习的。他们往往会利用各种机会读书，并且往往读得非常“杂”，他们也常常有一些相对说来有知识兴趣的朋友，讨论一些社会的、知识的或理论的问题。[18]他们基本上都有自学的经验。他们或者爱好文学写作，或者爱好哲学思辩，或者对历史感兴趣。他们往往利用了文革中一些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的读书运动，例如“读马列毛选，“批林批孔”，“读一点历史”、“读红楼梦”、“批水浒”等，杂七杂八地读了一些书，尽管不系统，但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的思考中，这些杂七杂八的知识糅合起来了。一方面，他们的读书受到了时代的严格管束，但另一方面，他们的阅读又不受大学校园的学科和专业考试的管束；在这个非常有限的意义上，他们甚至是自由阅读的。他们没有导师，也许不利于他们的阅读和理解，但由于是他们自己阅读或集体阅读，没有现成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他们的思考和阅读能力，甚至想象力。他们无需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但是由于兴趣，甚至由于书籍的稀少，而强化了他们的记忆。他们许多人在当时当地都是有点“反骨”的。尽管这种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年轻学者的发展可能具有悲剧性，甚至许多人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但是也磨砺了这一代学者的思想。他们的许多基础知识也许不如之后经过完整中小学训练的大学新生的系统，但是他们的知识面一般说来要比之后的大学新生特别是文科新生要宽广，并且理解要深一些。加之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也促使了他们对大学老师的教学有更多的经验验证和反思，促使他们下意识地也比较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他们也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显然比前一代学者接触了更多的学术资源，更有条件和可能出国留学；而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自学经历，又比下一代学生知识面更开阔。         这一代学人的这一特别经验对于解释为什么他们比他们之前或之后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有意义。正因为这一代学者几乎都是自学的杂家，知识广泛，因此，他们关心的问题和知识储备都为后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讨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作了铺垫。很难想象，今天的中文系毕业生能够有汪晖那样的能力和兴趣关心和讨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且不管汪晖的具体结论的对错。也很难想象，今天的历史学博士能够有秦晖那样的广度来讨论苏联东欧问题、古代社会问题、当代的几乎所有热点的社会问题以及几乎所有学科的理论问题，同样也不管他的观点和结论是否正确。我们可以看到，汪丁丁是数学的本科和硕士生，经济学博士，但是大量的论文或短文却是关于社会道德伦理理论、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19]我们也看到冯象是法律博士，是知识产权问题专家，但他同时有英国中世纪文学博士的学位，并且也发表过文学作品。[20]而在文史哲学界，这种现象甚至更为普遍，如今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大学校园的人文公共知识分子大多以部分时间从事了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他们几乎都不大发表纯粹有关文学的论文了，无论是传统的文学欣赏还是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21]而且要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大学文史哲院系的学生就总体而言都是当时最优秀的文科考生，而到了80年代后期之后，这种基本风向就发生了变化。至少考分最高的学生大都选择了经济、法律专业。         应当说，上述的这种现象作为偶发的现象其实在任何一代人中都有，但是作为一代人就只能存在于社会变动时期。社会变动时期会迫使一代人突如其来地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们大量的重新选择的机会。而这种人生轨迹的急促变化也使得他们一般说来比那种在一个正常年代里的知识分工更为专业化的体制中培养出来的并且职业变动更少可能的社会中生活的专业知识分子有更为博学（尽管未必更专业），因此也就更有意愿、更有可能、也更有能力对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发言。换言之，他们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其实，这一代人的这种经历还隐含了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即表达能力。可以想象，如果这一代人中当初有过更多的社会经历，那么他们就总体来说，就更可能要比一直在学校生活的人更了解普通人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也就是表达上更善于深入浅出；此外，由于这些人当中很多人是在文革中自学的，往往接触更多的是文史哲的知识，甚至往往都有一点文学的爱好（记得70年代末的文学青年热吗？），因此他们即使是学习其他专业的，但就总体来说，也可能比如今的专业知识分子更多一些文字的表达能力。这也是他们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我必须强调，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在社会中更为显赫，更受人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成就一定就更高。相反，就这一代学者整体而言，他们的擅长可能更多的是以牺牲专业化为代价的。因此，就对社会转型和改革的贡献而言，也许他们的这种牺牲是值得的，是必要的，甚至是更有效率的；但是就知识的贡献而言，可能则构成了一个缺憾。如果韦伯关于现代的社会的知识分工与知识增长的判断[22]是对的，那么就总体来说，我的预测是，这一代学人中出现有重大学术贡献的学者的几率可能要低于下一代学人，如果下一代学人的训练更为专业化的话。         甚至，我还必须指出，也正是这一点，甚至可能迫使一些学人很早就走上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道路，而只走了很短的一段专业学者的道路，甚至可能从来就没有作为专业知识分子出现在其领域。因为兴趣广泛，由于关心时事和社会热点问题，事实上，这一批人中的有些人几乎从其进入学界开始之际就对其专业不感兴趣，基本上没有撰写过真正专业化的论文和著作，尽管其社会知名度较高，但是在其专业领域中，并不能得到很多的学术认同。还有一些人，尽管从事了一阵子专业研究，但随着年龄增长，专业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也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专业，从而转向与其专业相近或有相对容易进入的公共热点问题讨论或专业知识的大众化工作。前者如雷颐；后者如90年代后期从语言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徐友渔。         概括起来，成为不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是社会的因素决定的，确实与个人的选择是相关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选择其实也并不是完全脱离社会的。社会需求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会在相当程度影响他们的选择，影响他们的可选择的范围。         四．自我认同和社会期待     以同样的方式，在这一节，我还想讨论另一个强烈受社会因素影响的个人选择，学者对传统的认同——特别是对中国传统中关于理想的知识分子位置和定位的认同——以及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预期。而且，我要从一开始就强调，许多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并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公开拒绝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尽管如此，他们实际上不可能脱离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们也很难拒绝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传统预期。而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强化，会下意识地影响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即使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促成他们选择成为或逐步转向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现代社会的专业知识分子。         事实上，在中国这一代公共知识分子身上都带着相当深的中国传统中理想知识分子的印记。无论他们如何的激进、反讽或后现代，他们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认同的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这种认同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人格的形成和定位。         一是“达则兼济天下”的古代士人的理想和人格，并且这种理想人格同近代西方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兼容之处，而与现代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兼容。我们可以看到，我所说的这一代40—50岁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比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然这种责任感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甚至是他们的地位塑造的，或许还有他们的年龄的因素，但这里不细致分析因果关系），比起他们的下一代学者来说，似乎他们更少一点反讽，少一点幽默，少一点“酷”。他们一般说来，要比下一代人更认真，甚至较真，他们不喜欢周星驰，也不喜欢王朔。哪怕是他们讨论后现代，其实却很少后现代；他们研究尼采，赞赏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但是他们基本上只是重估某些价值，而不是追求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他们心目中还是有许多神圣的东西，在下一代知识分子看来很“小资”的东西。他们大多表现得很“愤青”，其实很“小资”；甚至无论小资还是愤青都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厌恶极左政治的意识形态，哪怕是被人称为“新左派”的一些公共学者，其实也同自称继承了自由派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国的许多问题持批判态度。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在我看来，其实更多是学术传统之争（社会科学或者说经济学与人文学科或社会宏大理论之争），也许100年之后，这一点会看得更加清楚一点。他们公开宣称厌恶意识形态，往往指责对方搞意识形态，但是他们其实都还有比较强的意识形态（并不重估一切价值）。他们尽管对社会往往持批评态度，同现行体制保持一定距离，但是认真看来，这些学者就总体而言还是持建设性态度的。其实，他们都对改革开放的总政策予以肯定，他们的分歧或如果有分歧，仅仅在于改革是否可以再快一点，以及在一些相对细节问题上的改革方向有分歧。他们之间的争论并不是如同他们之中的一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或是如同在一些事件（例如“长江《读书》奖”）中表现的那样是生死之争。他们的争论似乎有阶级斗争的影子（代表下岗工人还是代表既得利益者），但拉开距离来看，在我看来，虽然不能说是杯中的波浪，但最多也就是盆中的波浪。一些所谓的惊世骇俗的言词，例如刘晓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批判，例如王朔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发的争议，如今看来，都不过尔尔。请想想除了当事人之外，如今还有几个人记得当年大轰大嗡的“抵抗文学”？！         促成这一点的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骨子里还是中国的。他们大都想兼济天下，甚至由于智力上比较优越而好为天下师，他们希望把自己的才华献给这块土地，尽管他们不像艾青那样“眼里常含着泪水”。甚至他们最激烈的争论中也隐含着这样的因素。例如《读书》奖的风波，[23]尽管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对立，甚至也有夸大，但是双方都承认一个前提，不能搞学术腐败。尽管对王朔的小说以及大众文化有种种争议，有学者要“以笔为旗”，[24]要防止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另一派要“躲避崇高”，[25]认为平凡其实就是人文精神；但这场争论无论是什么其实都没有谁主张文学应当堕落，应当腐蚀社会。分歧也许仅仅在于一派认为文学不应当以无批判的甚至是调侃的态度对待社会丑恶，而另一派则认为调侃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多元社会中必须有的人文精神；一派主张文学应当有理想，并迷信语言的创造世界的能力，而另一派主张文学反映现实，语言不过是一种描述的工具。他们的争论都是边际性的震荡或波动。这就表明，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传统的，是关心社会的。甚至，在主张“躲避崇高”的背后也体现了一种对社会的深厚关切，而并不是要摒弃社会，摒弃理想。[26]         也正是这种实际上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的认同和坚持，这一代公共知识分子才跨入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论坛，无论他们是同时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或是基本跃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被许多从事其他专业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某些经济学公共知识分子认为不讲道德的甚至为了反击也自称“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们其实几乎每个人都在讲道德，并且不仅在讲市场经济的道德，讲职业道德，而且也在讲一般的道德。例如，张维迎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在分析并隐含或公开倡导诚实和信用；[27]汪丁丁早几年就提出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28]茅于轼关心着“中国人的道德前景”。[29]所谓的效率与公正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增加每个人的分配还是分配上更多考虑某些因素来促进做大蛋糕，以及哪一条进路更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争论，而这个争论也许并不是理论争论可以解决的问题，至少需要实践来验证和证明。         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抛除了个人恩怨，其实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许多争论又都是中国人说的“打嘴仗”。例如，汪晖同汪丁丁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都是实用主义的。因为他们讨论的问题都不是从原则出发的，他们背后的关切都是实用主义的，即都在关切中国的改革路径将导致什么结果，尽管这个问题同样不是可以通过争论解决的。甚至人文精神的讨论也不是为了纯粹的“精神”，而是反映了对社会发展的某种有理由的尽管也许过分也许不过分的担忧。争论的双方其实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忧国忧民者。         他们是忧国忧民者，因此，他们就都不是只关注自己研究成果的高度专业化的专业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是维特根斯坦，[30]因此留学英国研究语言哲学的徐友渔放弃了语言哲学，更多搞起了政治哲学，尽管由于年龄增加学术能力的自然衰减也可能是一个放弃的因素。他们也不是伽德默尔，[31]因此研究阐释学的张汝伦也参加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而这场讨论尽管是人文的，却与阐释学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也不是科斯，[32]因此最喜欢科斯的盛洪讨论了国际政治，并想“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33]也因此，研究鲁迅和文学为主的专家汪晖、研究农民史为主的秦晖都参与了经济社会问题的论战。所有那些以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或社会理论参与各种争论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关心的都不是后现代的理论问题，而是用了这些理论来阐发他们的社会理想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新历史主义、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叙事学、读者接受理论或新批评，他们都成了社会评论家，尽管都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自己熟悉的学术知识资源，但更多的是借助了自己已有的学术声誉来“推销”自己对某些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         即使如同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等经济学家似乎还基本坚守着自己的专业，许多法学家也似乎在坚持讨论自己的专业问题，但是他们用自己专业回答的却还是社会的问题。并且他们之所以大致坚守着自己的专业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坚持专业知识分子的立场，相信韦伯的天职，而是他们的专业本身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是经世济民的问题。而且仔细观察一下，他们讨论的许多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都可以甚至也实际被认为与他们的专业定位有所偏离。例如，农业经济学家林毅夫谈论了中国经济学的未来，以及“中国的奇迹”、[34]“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又比如，贺卫方近年最大力倡导司法改革也与他的专业（西方法制史）相去甚远。尽管他们似乎都没有背离专业。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还是传统的，他们渴望经世济民，希望兼济天下，尽管他们似乎很接受个人主义，强调独立的学术品格，他们的自由之精神受制于他们的理想，但是他们骨子里还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他们的下一代学者认为他们太传统，给学术和学者生涯增加了太多的社会责任，缺乏“以学术为业”的精神，太社会化，也并不完全是不实之词，尽管未必公道。而且他们的这种人格也并不是矛盾的，因为人并不是概念逻辑构成的，或必须按逻辑生活的。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楷模的认同同时也是这个社会剧场的效应。因为在中国社会，人们对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认同和要求的。当吴敬琏在2000年10月30日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谈论“基金黑幕”之际，[35]当何清莲谈论“现代化的陷阱”之际，社会公众也认定这样的人——哪怕他的这一行为并不是一个知识的行动——和行动才是知识分子的行为，才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尽管在中国当代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其实是最科学化的、最学术化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其研究者是最知识分子的，但是也恰恰是经济学界，特别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子，被更多的人称之为不像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出卖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因为据说他们没有关心下岗工人、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官员腐败。其实，他们并没有出卖，而只是中国社会中的传统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影响太强大；社会要求知识分子跳出专业槽，讨论社会热点问题。也因此，知名的学者们哪怕为了证明自己的知识分子品格都要表示一下自己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毕竟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公开说“经济学家不讲道德”（樊纲）呢——尽管樊纲是利用了汉语中的双关。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樊纲在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正是在参与一场关于经济学的道德的争论，[36]并且很快另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张曙光又出来论证了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37]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的。         但是，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之形成与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的另一个认同也同样相关，这就是知识分子应当博学多才，文笔优秀，要文质彬彬；要有一点文人气，要像李白、杜甫，而不是萧何、曹参；要像苏东坡，至少也要像王安石。[38]而且这一形象可能也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前专业化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兼容。这一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同样受到社会预期这个剧场效应的影响。不仅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应当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出将入相，既出世又入世，博古通今，博闻强记，他们的文章必须有文采，其作品应当有广泛的读者群；而且这种理想型在当代中国社会也有很深的根基，甚至更甚——如今往往还要求他们兼通中外。尽管时代已经使这些要求非常不现实了，但社会的大众文化总是与时代有滞差；因此，这一点仍然不仅是社会的要求，而且也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要求。因此他们常常徘徊“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或其他学科之间。在我们社会，最得到社会赞赏的实际上并不是专业知识分子，尽管专业知识分子就总体而言对学术发展的贡献更大。在中国社会，我们不会欣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比较纯粹的哲学家的，我们更欣赏的是罗素那样的有哲学家声望的社会活动家和评论家，或他这样的前哲学家。甚至当我们欣赏尼采时，也往往带着这样的色彩，事实上，在一些当代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文采斐然、思想卓绝的尼采往往也只是另一位“狂飙突进”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其实他不是，至少在他活着的时代不是）。[39]         由于这种主观认同和对社会预期的认同，因此，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旦小有成就，就不大安分守己了，都希望更多的关心其他领域的问题，或多或少的都有一点治国平天下的追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智力上相对优越，一般说来都有能力初步分析一些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才是他和社会都认同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且，他们也至少会将自己的专业大众化，以某种讲究文采随笔、评论的形式向公众传达。如果不这样做，在他们心目中的自己就总似乎有些欠缺。近年来之所以学术随笔出版比较多，之所以比许多学术专著更为畅销，一方面印证了生产者的自我期待，另一方面则印证了消费者的需求和期待，印证了社会预期。而这两者又互相在强化和支持。同时，也必须看到，有些学术随笔的文笔确实比较好，文字深入浅出，论证也翔实周密，事实上也是学术著作。在这个意义上，当其他变量相当时，有文采的文章肯定要比没有文采的文章更容易获得读者群，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前一类文字的作者更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性质。         但是，这种追求同样是有问题的。有不少这种学术随笔，不仅学术水平较低，缺少学术性，而且有些文辞或行文也很矫揉造作，明显是有意为之，甚至有以词害义的现象。例如，一些著作的序言或译著的序言作者硬是要使用其实并不地道的文言，不仅影响阅读，而且很容易误解（特别是在翻译中）。由于这些作者显然是白话文要优于其文言文，而且其读者基本上都不大习惯文言文，因此，我推定，至少在其下意识中，一定是认为文言文更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因此，他们是试图通过文言文这个屏障来区分和界定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         我的这些话似乎是在批判这种博学和文采的追求，但其实我并不反对，甚至我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这种自我大众化的活动。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目前确实也还是需要这样的作品；甚至学术水准不高也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有不同的消费者群体；我并不认为所有的学者都一定只能是提高，而不能普及。但我想指出的是，这是另一塑造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因素。中国传统的缺少专业分工的知识分子形象——文人——仍然在追逐着我们。         而且，我还想指出，这种情况也自然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学术评价。我们也许会在这种社会预期和自我认同中忽视了真正有学术贡献的专业化的知识分子，而把过分的关注甚至赞美甚至太高的学术评价给予了那些也许并不值得这种待遇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可能事实上不是在强调“文质彬彬”，而是在强调“文胜于质”。而进一步，这也会影响下一代学者的自我学术追求和自我定位，他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采和博学上，而不是放在真实世界和专精上，不是在研究真实世界中的问题。事实上，在我的周围，我就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和追求。因此中国的学术可能陷在或更多挣扎在一种前现代的学术制度中。甚至这还不无可能影响到社会科学的发展。[40]         同样，这个因素也是通过个人选择展示出来的社会的塑造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并且这相比起来，也更多是中国的。         五．结语     我不打算继续分析下去了，因此我的上述关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形成的社会分析注定是不完整的。事实上，我并没有追求完整，如前所说，本文只是试图解剖一下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形成的某些社会因素和特征。如果能给人以某些启发，便于自己或他人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的研究，那也就行了。并且在一定的意义上，我的这篇文章也是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尽管不完全是。         我知道许多读者，即使完全不关心本文涉及的具体学者，也会感到从我的分析中无法得到一个结论：该如何评价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好还是坏。我想评价其实不是我的追求。我是在以一种同情理解的，同时也是批判的态度在解析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社会现象。其实几乎每一种分析都同时具有理解和批判的。尽管也许我的文笔还不能准确传达我想传达的（其实根据读者反映理论，这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希望读者不要因自己的前见掩盖了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批判。重要的其实是理解，而不是给一个判断。我也不希望我的分析影响了一些读者自己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评价或他自己的追求。         如果就总的态度来说，我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持理解态度，但是展望未来，我却希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数量将随着社会的知识分工、专业化以及文化普及化而减少。我的基本理由仍然是韦伯的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分工创造财富，才能获得比较优势的理论。因此，我本应当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批判，特别是提醒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人文学科发展的弊端。但是这只能属于另一篇论文。         但是，也许我的这个判断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判断的基础韦伯的理论和分工的理论也许就是有问题的，也许我还没有保持知识分子对任何前提或前人结论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态度。         也许，甚或由于我自己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无法对自己下狠手。         但是，这些都算是对读者的提醒吧。每个人都只能走一段路，剩下的路都得其他人自己走。         2002-10-20初稿，11-3二稿于北大法学院                 --------------------------------------------------------------------------------           【注释】     * “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载于《尼采的幽灵》，汪民安、陈永国［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页124—125。         [1] “遭遇哈姆雷特”，《读书》，2002年5期。         [2] 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动力，尽管其中有司法不公的问题，然而最大的动力却是中国社会的变迁要求新的有效率的司法服务，而先前的司法制度显然不适应这一需要。可参看，苏力：“关于抗辩制改革”，《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特别是最后一节。         [4]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5] 文章主要集于，秦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6] 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 《南方周末》2000.06.16。可参看，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5期；“《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 《南方周末》2000.7.27。         [7]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8] 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9] 请参看，张汝伦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3期；高瑞泉等：“人文精神寻踪”，《读书》，1994年4期；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5期；吴炫等：“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6期，以及其他相关的文章。         [10] 主要体现在其小说和随笔中，王朔：《王朔文集》（4卷本），华艺出版社，1992年；以及《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         [11] 例如张承志，主要文字集于，《荒芜英雄路》，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无援的思想——思想随笔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以及其他著作。         [12] 例如，论战的核心人物，作家王朔、王蒙、张承志、张炜等都基本淡出了，尽管王蒙、韩少功等还常常在《读书》、《天涯》等杂志上发表随笔，尽管王朔2000年的《无知者无畏》仍然引发了某种轰动。其他的一些论战参加者，例如张汝伦、陈思和、王晓明等人的话题也逐渐不那么公共化了。         [13] 在中文中似乎这种反讽还不明显，一旦翻译成英文，liberal arts specialists，就可以感受到这种讥刺了。         [14] 有关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讨论，可参看，郑也夫：“社会品德与经济繁荣”，《读书》，1997年第11期；何怀宏：“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读书》，1998年第12期；蔡昉：“经济学家为什么倾向于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 ”，《读书》，1999年第6期；苏力：“经济学帝国主义”，《读书》，1999年第6期；陈明明：“政治学在中国的命运──从‘经济学帝国主义’谈起”，《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15] 秦晖：“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1998年6期。         [16]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以及他在众多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随笔。         [17] 盛洪就曾提到他当年当工人时一直无法改掉自己工作时爱“走神”的“毛病”。盛洪：“经济学精神”，《经济学精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页273。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毛病。         [18] 有关文革前期和后期的学习情况，可分别参看，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1995年10期；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学术思想评论》第三期，辽宁教育出版社。         [19] 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1997年；《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自由与秩序：中国学者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以及其他著作。         [20] 冯象：《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21] 例如，文学中最典型的是汪晖，但其他文学研究者身上也可以看到这种转向，例如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夏晓虹合作），广州出版社，1999年；《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些著作虽然还与文学有关，但更多是一种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关怀。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也有这样的转向，例如90年代初他参与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而他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之一则是《文学史理论创新和当代文学》。史学界最典型的也许是秦晖，但也并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其他如雷颐、朱学勤（他的最新的研究项目之一是《民初制宪历程与制度选择》（1912-1923年））。         [22]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页143。         [23] 可参看，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鹭江出版社，2000年。         [24] 张承志：《以笔为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5]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26] 同上注。         [27] 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21世纪：人文与社会——首届“北大论坛”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42—61。         [28] 可参看，汪丁丁：“谈谈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东方》，1996年5、7期。         [29]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又见，《道德、经济、制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又请看，张曙光：“走向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市场、政府和道德”，《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30] 维特根斯坦早年因逻辑实证主义确立了其学术名声之后，就辞去了剑桥的教授职务，到乡间去做小学教师，直到他重新提出了后期的反图像说，才重新回到剑桥任教。他一直回避公共的关注。当然这也许与他是同性恋，当时受到社会歧视有关。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学术经历，可参看任何一本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或简介。         [31] 伽达默尔是很甘于寂寞的。据洪汉鼎（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中译者）说，当年洪汉鼎告知伽达默尔自己要翻译《真理与方法》时，伽达默尔并不感兴趣。见，洪汉鼎：《理解的真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369。当然，伽达默尔的这一态度与他坚信阐释学原理——不可译性——有关。         [32] 关于科斯的学术上坚持己见，可参看波斯纳：“罗纳德·科斯与方法论”《超越法律》，苏力译，2001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页486—487。         [33] 盛洪：“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为万世开太平”，《北京青年报》1996.1-2；“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战略与管理》1996第1期，以及“为天地立心”，《读书》2002年第3期等论文。         [3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999年修订版。         [35]《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财经》2000年10月号。         [36] 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读书》，1998年6期；张宇燕：“来自经济学的关怀”，《读书》，1997年1期。相反的观点，请看，姚新勇：“‘不道德’的经济学的道德误区，”《读书》，1998年11期。         [37] 张曙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读书》，1999年第1期；以及“《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一）”《读书》1999年第10期；“《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二）”《读书》2000年第3期。         [38] 其实，这一点也许是由于历史断裂或者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剧烈社会变革中的知识分子给我们这代人留下的一个错觉。其实，钱钟书早就尖锐地指出，“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见，钱钟书：“论文人”，《写在人生边上》，三联书店，2001年。         [39] 可参看，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周国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刘根报：《诗人哲学家尼采》，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郜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40] 苏力：“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未刊稿。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3年2期 　本文由法律思想网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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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底线与且慢投降

“公共知识分子”的锵锵三人行

作者：岳巍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03-08 23:43 关注本报：

摘要: 最近的10年，在中国语言文字中，似乎从未有一个词像“公共知识分子”这样迅速经历了从云霄到泥壤的跌落。
本报记者 岳巍 北京报道

    最近的10年，在中国语言文字中，似乎从未有一个词像“公共知识分子”这样迅速经历了从云霄到泥壤的跌落。公共知识分子从一个本应受人尊敬的群体成为社会嘲笑的对象，来得出其不意，快得出人意料，让人忍不住扼腕叹息。
    知识分子群落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得微妙而尴尬。于是身处这个群落中的人必须自我救赎，阻止公共知识分子继续被“污名化”的狂潮，当然亦有对自身的反思。
    这似乎可以看做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沙龙开始“云知道”计划的初衷。在这个年度计划中，当下中国最活跃的三个公共知识分子将在超过10次的面对高校学生的聚会中，讨论知识分子话题。熊培云、许知远与梁文道希望，这是反思的过程，由此去魅祛霉，恢复公共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

熊培云：有担当，便为精英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熊培云表达了自己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词汇的看法。
    “如果需要讲它的意义，我会分成三部分：一个是公共性，一个是知识性，一个是承认你是一分子。公共性是你对公共领域发生的事情要参与和介入，知识性也是考验你的理性。如果公共性更多考验你的心灵，知识性则更多考验你的理性。”
    熊培云反对一种定式——“我要谈论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是普世的真理”，并将这种定式评价为“自视过高”。
    熊培云坚持认为如果一个人参与公共领域，有独立思考，愿意多说一些话，可以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愿意有所担当，无论自己承不承认，都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但必须注意的是，即便身为精英，也不能认为其他人一无是处，只有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熊培云看到这种“自视过高”的结果便是社会充满戾气。要求对方对自己所持观点表示信服，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使用暴力——尽管很多时候只是语言暴力，但这决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现象。
    当两派因为各自阵营的观点分歧而斗争时，忘记自己与多方的共同点而只强调不同，无视共识，强化分歧，这样的后果无非是将达成妥协的时间向后推移，对于社会的进步和改良几乎没有正向的推动作用，此种争斗除了消解资源，别无功用。
    熊培云非常清楚这种争斗背后掩藏着人们对于“民粹势力”的畏惧甚至迎合。这使得公共知识分子群落被外部势力污名化之后又面临来自于其他方面的伤害。
    熊培云开始不愿意自己被贴上公共知识分子的标签，因为“贴上这个标签，很多时候那个意义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后果便是，很多人用一个所谓群体的概念来描述并评价一个知识分子个体，“最后因为某个人被毁掉，整个群体也被殃及，包括这个群体中的你。”这是熊培云不愿意归属于某个团体或者被贴上某种标签的原因。他说自己更多代表自己。“要么成为我自己，要么一无所成。”
    这一个人主义色彩强烈的描述，就像熊培云对自己的要求，这来自于自己的惨痛经历，对于药家鑫的死刑判决的意见导致这个一分钟之前还被民众认为是民族良心的知识分子一转眼就成了他们所认为的民族罪人，甚至要排队才能轮到自己有机会亲手“杀了他”。
    衍生于民粹主义的民众的势力，导致他们更多只认同自己需要的观点，而这亦要求知识分子能够在这一情况之下有所坚持，“看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有什么样的危险，不能因为别人不同意自己的观点，就不能坚持，或者落荒而逃。”

许知远：语言和思想的自尊
             是知识分子的底线
    许知远在公共知识分子被赋予新的含义之后，便很畏惧在公共场合对其有所表达。他喜欢以自己求学的北京大学作为样本谈论知识分子个体与群落的蜕变。
    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的许知远说自己那一代人中间发生了奇怪的演变。在这个演变中，他的观察对象是自己的“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的变化过程伴随着公共知识分子贬值和继续边缘化的过程。
    北大教师韩毓海，写了《北大，魂兮归来》，讲这个学校为什么堕落。那篇文章中体现了显而易见的忧患意识。文章被复印了很多份，密密麻麻贴在当时还很火的三角地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许知远说自己读到这篇文章觉得内心被莫名地击中了。
    许知远提到的这几个朋友还有余杰、摩罗等人。许知远当时以为通过他们对接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十几年过去，物是人非，朋友们包括许知远在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思想还是人生境遇，如果说许知远对于一些朋友的蜕变是惋惜，而对于孔庆东则是震惊。在许知远的描述中，孔庆东曾经是他的老师兼好朋友，当年那个让许知远充满感激之情的人现在让许知远无法理解。
    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群落的侧影。知识分子在表达时丧失了语言和思想的自尊，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
    许知远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迅速瓦解，本来这些人应该有相似的主张，对社会政治有类似的判断和信念，彼此坚持，他们可以争吵，但是对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相互支持和相互理解的，但是现在瓦解了。“不管你坚持左的立场还是右的立场，支持还是反对国家，知识分子在表达的时候可怕地丧失了语言和思想的自尊，争先恐后地向着大众最边缘的语言同化。”
    当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中觉得自己被边缘以后，他们经常选择沉默，沉默就变成了流亡，流亡的结果则是精神的死亡。

梁文道：且慢投降
    梁文道说自己不善于谈个人经历并且从中提炼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话题的看法。他的看法真的都是用看的，以一个冷静的观察者的身份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方法论使得梁文道对于知识分子话题的理解除了延展性，还具有了纵深感。
    他试图找到一条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的逻辑主线，以期能够抽丝剥茧，寻到这一已经近乎一场运动的社会行为的深层原因。
    在梁文道的研究中，当年对“精英阶层”的妖魔化可以看做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群落的污名化的演习和先声。
    对于二者的嘲笑以及敌视有外界的引导，而这种引导所基于的基本情感是民众对于社会资源分配现状的不满。当精英已经彻底变成一个贬义词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迎来了它在污名化运动中最悲惨的时刻。这一悲惨的含义不是个体和群体被侮辱甚至污蔑，而是对于这个群体的整体不信任已经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戾气加重，非理性、反智主义盛行，由此，每个人都是最终的受害者，尽管很多人还享受着批判的快感而对未来的危险浑然不觉。
    梁文道痛心当前人们把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表达这种立场依据的工具和理由的讨论转移到对他们人格的讨论上，这就“抹去了我认为更重要的牵扯到整个国家的重大社会分歧的讨论”。
    梁文道澄清自己不是要为“公知”正名，而只是要说“随便骂人”不利于一个健康讨论的气氛和环境。尽管知道这个时代或许只能是这样，但是梁文道还是希望能够发出微弱的声音，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是要关心以及讨论严肃的问题，这个群体必须坚守，不能对“庸俗大众”投降。
    “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首先给人以责任和压力，这种责任和压力不是抛弃草根大众和人民。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怀整个社会和重大事件，但不要忘了，还要为思想而活，思想是要讲品质的，思想的讨论和发掘应该有严格的方法，态度应该是认真和严肃的。”梁文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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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可能是知识分子吗？
　　梁卫星/蔡朝阳
　　
　　梁卫星：朝阳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你，看着你一步步从传统的教师伦理中挣脱出来，向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努力，这对我触动很大，我想，一个教师是不是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呢？一方面，教育有其保守的一面，他要传授千百年来人类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累积起来的知识系统，播种千百年来人类为了追求更美善的生活形成的伦理共识，这个时候，教育者作为此一教育理想的载体，其与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是同质的，他算是有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教育又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一旦整个社会体制如利维坦一般与真美善为敌反人道反人性，教育的本性就要求与这个社会体制为敌，坚定不移地持守真美善的价值，另外，即使整个社会体制还能基本正常地运转，教育的本性也仍然要求追求更好更真更美更善的生活，为了适应这一教育本性，教育者的工作也应当有其对社会批判的维度，因为任何社会体制和社会价值天然地封闭理想竭力保守，这个时候，教育者应当算是公共知识分子了。我们生活的时代，道德崩溃，伦理失范，应该是一个教育者更多地要承担批判社会，为生活注入理想，为伦理立法进行人性奠基工作的时代，也就是说，教育者在这个时代本来就应该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举目整个教育圈，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圈，像你这样有着明确伦理责任和公共知识分子情怀的教师屈指可数，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能不能谈一谈你对教育圈的认识，谈谈你这样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
　　
　　蔡朝阳：其实，没有卫星你说的那么郑重啊。只是经常碰到一些事情，又刚好如你一样，喜欢阅读，愿意去思考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仅此而已。知识分子，乃至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自然是存在的，我们在当下可以举出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至于中学教师这个群体，能不能算到知识分子里面，那很难说，还是留待别人去评价。从现在的基础教育的现实来看，我倒觉得中学教师像蓝领工人，做的是不需要思想的体力活。可能社会的基本看法也是如此。比如我经常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在网络或者现实生活中，碰上新朋友，当他知道我是中学教师后，会有人向我表达敬意，一般他们的理由是：像你这样的中学教师不多。
　　其实我并不享受他们的这种敬意。因为这种敬意的背后有一种潜台词：中学教师作为一个群体，是沦陷了。在这个前提下，像我这样，他们认为尚具备一些基本常识，才会不吝赞美，认为我是一名好的中学教师。假设一下，如果我不是中学教师，而是大学教师，或者媒体人，或者律师，或者一个学习经济学出身的，或者it业的从业者，我还能收获他们的敬意吗？这里的问题在于，我的被致以敬意，前提是，整个中小学教师的群体，是普遍的平庸，因而有几个略具常识的人，就被看作是空谷足音，当作珍稀动物。想到这一点，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有一次我跟几位朋友闲聊，说及我不喜欢教书，有朝一日希望从教育体制内出走。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熟悉我的人也仅仅知道我是说说而已，缺乏从体制出走的勇气。但有一位朋友马上阻止，说，蔡老师，你得坚持啊。他笑说，这是他的私心，至少要教完他的女儿。我想，要是多数语文教师都能到达某一水准，我的朋友也就不会这样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劝我留下来坚守了吧。
　　
　　梁卫星：是的，一种令人绝望的氛围，平庸到了让人心慌气闷的地步，但他们还一个改革又一个改革地叫嚣着，名词换了一个又一个，热闹得狠。却只是圈子内的热闹，社会一点也不买帐！
　　
　　蔡朝阳：是啊，比如，前几年很多教育圈内人谈一个话题，就是教师的专业化。这是因为目前社会对教育的严厉批判而发生的一种反应。其中一个类比的理由是，为什么很少人从专业角度批评医生，因为医生的工作是专业化的，别人不懂。而教书，即便批评者没教过书，至少有过中学时代，听过课，所以谁都可以置喙。教育圈内一部分人的对策就是，也需要像医生那样，把自己专业化起来，最好搞到人家都不懂，那就没法批评了。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医疗方面的纠纷，多是类似于是否收红包等道德评价，鲜有人敢质疑医生开的处方的，原因即在这里。
　　但我觉得，谈教师的专业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鸵鸟政策，是自我封闭的选择。面对别人的批评，马上将自己包裹起来：现在你看不到了，你就没法批评了吧。但这不是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出路。而社会上对教育的那些负责任的批判，说实在的不指向普通教师个体本身，而更多的指向于制度。
　　制度的因素是当然存在的，制度很坚硬，制度塑造了大多数的教师，他们按照这个轨道，按部就班，不能越雷池半步。问题是，是不是制度不改变，那么中学教师就无所作为了呢？新闻审查制度也没有改变，但新闻人在最近几年作出的努力，就很可观。当然，这也跟新闻界的声音是被放大的有关，教育圈的客观情况是，它本身就是比较封闭的，自成一统，因而，教育圈内部的一些讨论，很难被外界所了解。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教育圈内多数人用极大精力讨论的，基本上都是伪问题，不涉及教育的本质，也不触及时代对教育关注的最大焦点。这样，毫无意义的，完全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的教育圈，被人忽视，被人遗忘，是必然的。万一被记起，也不是因为什么好事，而是因为出现了像黄艺博这样的怪事。
　　
　　梁卫星：是的，我们的教育完全无视于生活的奔腾，时代的变迁，彻底丧失了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完全沦为一部分教育官员和教育名师的利益跑马场，而绝大部分普通老师则只能把教书作为一个饭碗，过一天算两个半天。这样的教育，出现黄艺博这样的怪胎也就不奇怪了。有时候，我真认为教育圈内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洪洞县里无好人”。
　　蔡朝阳：哈哈（大笑）不能完全说没有好人了，但的确很少很少。
　　很久之前，深圳有个严凌君，一人之力编了一套中学生读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南方周末》采访他，偌大标题叫做：寻找语文教师的尊严。严老师火了一把，之后我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这也是必然，没人理会啊，教育圈内持守理想的人总是寂寞的。你在2004年的徐州，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别做自己憎恶的人”。你这句话是一句否定句，态度很决绝，没什么可以妥协的余地。我倒是想，那么，不做自己憎恶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人，该是怎样呢？否定很容易，建树却很麻烦。幸好，这么些年来，你并未荒废，并以今年花城出版社的《成人之美兮》，作为一段时间的阶段性成果。
　　
　　梁卫星：可是，这是一部在艺术上并没有多少价值的作品，我真不是谦虚！
　　
　　蔡朝阳：当然，按你自己的说法，这是一部在艺术上未必有多少成就的小说。然而，作者自己的评价无论真实与否，其实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小说写成之日，就不属于作者本人了。据我的观察，这个小说还是引起了教育圈内外较大的震动。在我身边，就有好几个熟悉不熟悉的，来自不同行业的朋友，都曾向我提及这部小说。《文学报》的记者对卫星兄有一篇专访，这位记者跟我聊天时，也讨论了这个小说。而我的一位同事，则说，这个小说太真实了，真实的叫人不敢逼视。
　　为什么要谈你的这个小说，不因为这是我们朋友圈内的一个成果，而是因为这个小说的现实批判意味，深刻的触及了现在基础教育中的病态与变态。前面说，做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人是怎样，可能没有定论，但越是远离自己憎恶的那种生活，可能就越接近我们愿意前往的那个方向。写小说，有什么用呢？这需要卫星兄你自己来解答。而我的看法则是，这是你以说出真实为核心的对其所憎恶的生活的一种反抗，同时，更是尖锐的批判。另一个力证是今年《南方周末》记者对你的一个专访，这个专访里，中学教育圈内部的一些丑态，被前所未有的暴露出来，为了高考升学率，一些校长不惜求仙拜佛，没有比这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了。教育是启迪人的智慧的，教育是要辅助人的理性的成长，现在呢，扭曲的无以复加的应试制度，将人扭曲至此，不惜诉诸于迷信巫术，太有讽刺意味了，真所谓“不问苍生问鬼神”！所以，我相信这部几乎接近于纪实小说的作品，以及你在专访中提及的那些丑态，你在论及这一切的时候，所遭受的压力，恐怕是空前的。所以，即便仅就这些而言，你的努力便十分值得肯定。
　　
　　梁卫星：实话说，风险实在很大，大到超过了我的想像，我要是事先知道会有这些风险，肯定不会写这个东西的，只是现在木已成舟，我只能坚持下去了。然而，我还是不敢自信，我的所作所为，算得上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我想，我其实内心并没有充分的准备，不如朝阳兄你一直是内心自觉自明的。我想，这恐怕是很多要有所作为的教师们的通病吧。
　　
　　蔡朝阳：其实，我对自己的工作也是有怀疑的，我也常常想，就这种持续的批判的态度，以及这种批判的意义而言，这样的中学教师，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一名知识分子呢？说我从不曾考虑过“知识分子”这个词语有些矫情，但更大原因，无非是言说的冲动而已。梁漱溟说“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在当代早已经破碎，我也不敢轻言代表什么什么，仅仅因为不吐不快。
　　时下社会对教育的批判很多，但这些批判在我看来，其实还比较隔膜，甚至完全没有触及到教育的本质问题，尤其对近几年来的基础教育的不断变异，极度扭曲，这个社会并没有看到症结所在，因而把握不准。对教育的不了解不知情，可以从爆出来的新闻来观察，一般都是极端化的事件，要么是黄艺博五道杠；要么是教师任由学生在教室内打架，打到死为止；还有就是禽兽教师之类。这新闻本身其实未必属于教育新闻，倒是属于社会新闻更多一点，意思是说，这些新闻不一定具有教育学研究的价值，而社会大众传媒多指出教师这个职业身份，这是对教育圈的不理解和不知情的表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前面我们说过教育圈本身是封闭的，这个封闭主要指信息的对流而言。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所谓的教育专家基本上是不明真相的。因为他们是教育专家，所以他们很难看到基础教育的真实情况，那种严厉的制度化的对孩子们的摧残，他们看不到；教育圈内部的集体溃败，他们看不到。因而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总是像在云端漫步，看上去很美，其实毫无用处。另一个则是基础教育圈内人，他们要么说不出话来，要么不会说人话。郭初阳书名“言说抵抗沉默”，言说是需要能力的，基础教育圈内人，多数由于自身的洞察力和思考力不够，因而仅成为教育悲剧的一员，而没有能力表达，他们是教育圈内沉默的大多数。就这一点，我非常喜欢林贤治先生引用的一句话：因为他们沉默，我才将之传达。而有一部分人，则聒噪不已，尤其是获得教育圈内一定程度的话语权之后，便把持住这些阵地，不断制造文字垃圾语言废料，用这些来填补刊物的版面，这种低级的、毫无思想含量的东西起到的主要作用是迎合主流价值观，是极权主义教育的帮忙与帮闲。这后一部分具体有哪些名师，就不一一指出了，卫星兄，你懂的。
　　
　　梁卫星：是啊，真是一言难尽。
　　蔡朝阳：因而，在教育圈内部，能够坚持独立精神，能够反思教育的症结，能够不断将自己的思考指向本质性问题的，同时又具备一定言说能力的作为自由思想者的教师，真是难能可贵。因为这是兼具专业知识和公共关怀的教师，因为他们在圈内，因而所见便深，所知便广，能更大程度上接近真相，反思到教育的本质问题，又因为他们有公共关怀，他们的思考建立在一些更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之上，而他们的言说能力，能对真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将之呈现在公众的面前。
　　2008年，在李玉龙的推动下，郭初阳牵头，成立了一个研究小学教材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我有幸忝列其间。我们的研究报告在2009年发表后，《南方人物周刊》等刊物跟进报道，形成了2009年-2010年的历时两年的声势浩大的对小学教材的审视批判。有论者指出，教育内部的讨论，而成为社会公共事件，在近年的历史中，是不多见的。而也有一些媒体，将我们这些参与小学教材批判的教师群体，称为新公共知识分子。我将这些评论看成是赞誉，但并不敢当这些赞誉。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出来，还是因为我在前面所说的，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究竟为什么，作为一个群体，中小学教师并不值得一提，跟媒体界、律师界，区别在哪里。据此，中小学教师，有可能成为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吗？
　　
　　梁卫星：我前面对公共知识分子有个说法，是从教育的角度说的。如果是这样，教师不仅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且这其实是他的伦理责任。
　　
　　蔡朝阳：我们来引用殷海光的说法。照时代周刊( Time )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 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 如霍夫斯泰德( Richard Hofstadter )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 Christopher Lasch )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要来谈论中小学教师是否是知识分子，确实有些要求过高。中小学教师，极大多数，是匍匐在应试教育体制之内的，顺从的国家意志的灌输者。这是国家给予教师的任务。按照葛兰西的分法，知识分子分为有机的知识分子和独立的知识分子两类，何谓有机的知识分子，意思即是说，这些知识分子是构成这个体制的部分，是在体制内的，按照体制的要求，来帮助这个体制得以运作的群体。而独立的知识分子，则要游离于体制之外，至少，在思想和精神上不被体制化。这种独立的知识分子，类似于殷海光的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按照葛兰西的说法，中小学教师如果可以称为知识分子，那么也基本上就是有机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
　　但我还是在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范美忠、郭初阳、梁卫星、魏勇、周迪谦、吕栋这样的中学教师，还有李玉龙这样的杂志编辑，还有扬州“亲近母语”的徐冬梅老师这样，一点一滴做起的实干家。这部分教师，或者教育圈内人，多数是一线的教师，但都具备我在前面说过的一些基本界定。他们做的事情都不一样，都在从事自己的事业，但他们身上有些部分还是很相似的。相似就在于，他们有独立的思考，有清晰的理念和价值观，按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做那些观念中的事情。
　　中国的教育不会一下子变好的，我们这些人也等不到我们想象中的美好的时代。但阿伦特说，饶是在黑暗的时代，我们仍有权利去等待一种启明。并且我补充一下，等待不是无所事事的等待，而是积极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言说和写作本身就是知识者的责任，就是做事。

jssh365

公共知识分子、公众人物与教师 *
http://www.edu11.net/space.php?uid=16&do=blog&id=46520
      前日，发了一篇文字，题为《教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
      一般的概念中，教师，尤其基础学校教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唯一可能，就是不可能。如果谁执意要寻求此种的可能，估计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其一，改换自己的身份，以求早日“混入”公共知识分子队伍；其二，早点儿死了这条心吧您！
      就我而言，也存在两个并列的判断：其一，当前所谓公共知识分子队伍，我等是断然难以混进去的；其二，却并不想死了这条心。
      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解释，中外人众各有不同。
      国内，苏力先生的说法必然令我等感到特别沮丧，按照他的诠释，公共知识分子是指“在自己专业范围之外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人”。
      苏力先生本人身为北大法学院教授兼院长，面对“公共媒体和讲坛发表评论”的机会自然少不了。我等中小学教师，虽说也面对讲坛，虽说这讲坛也并非“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样私人，但无论怎么说，其“公共程度”显然相当有限。
      至于苏力先生界定中“在自己专业范围之外”的说法，我也觉得很不到位。就知识分子而言，其专业的“内外”往往是难以区分的。假设你是中学政治教师，假设明天上午课间或课堂上有学生提出一个问题――陈水扁该不该及会不会被罢免，你要不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中学政治课本所没有涉及的，但作为政治教师，你能回避么？
      即使你不是一个政治教师，而是语文教师或其它闲杂人等，在报纸上看到以后，你脑子里面会不会有所评价呢？我在想，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价值，除了给自己老婆孩子赚点儿出场费之外，其最终价值之一，就在于开启民智，让最广大人民群众也具有“参与评论的意愿和能力”吧。
      别小看这种似乎不显山不露水的“评价能力”。如果中国真的需要进步，需要走向人类普适价值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那么，就得从中小学开始训练这种能力。叫我看来，中国社会从“威权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希望之一，就在于从小对国民进行公民意识的教育。
      中小学教师们，除了政府倡导的所谓“专业化成长“而外，更重要的一个使命，就在于“公共知识分子意识”的生成和强化。我以为。
      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是美国学者亚格比，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中宣称，美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最后一代是二十年代出生的，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即“面对公众发言，为公众写作”。我比较赞同这个界定。
      亚格比和苏力界定的焦点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亚格比比较注重“动机”，强调无论发言还是写作都一定是“为公众”的，而苏力相对注重“行为”，觉得只有在某些特定场所“发表”了才算数。
      “为公众”作为一个价值指向，厘定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只能是“为公众利益鼓与呼”，而非相反。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指鹿为马的拙劣表演，貌似公允，实则忽悠，成了一些强势利益集团的帮闲者，置大众利益于不顾，为自个儿“终能分得一杯羹”而沾沾自喜。
      英国思想家萨义德、班达等人的定义，断了这批人的后路，剥下了所有似是而非的伪装。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
      在这里，“伪公共知识分子”将被打回原形，无处藏身，无法装蒜。
      据说，李宇春一夜成名让包括央视在内的很多人很不爽。李宇春为何成名呢？只要你能够想清楚李宇春为什么不能在央视成名，你就已经想清楚了一切。“超女”的胜利，其实是市场的胜利。市场运作规则本身存在“民主”的因子，难怪乎一些媒体大呼“超女式民主”。那些媒体的嗓门是夸张了些，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李宇春不是那些个法定的伯乐们“提拔”起来的，而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用自己的选票海选出来的。如果把李宇春比喻为一棵白菜，那么，当时市场上摆出来白菜的何止这一棵？海了去啦！民众就是市场里人头攒动的顾客，顾客们最终选捧这棵白菜的场，就把她给捧红了。于是，李宇春就成了公共人物。
      目前，“李宇春现象”只能发生在娱乐界，这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现实。
      按道理，在知识分子领域，谁能够“公共”起来，应该也应该由市场和顾客说了算。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利益，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如何尽可能分配公平。我不赞成把政治神圣化的说法。既然只关乎利益，那么，只要会数钱且不会傻到把自己的钱往别人口袋里装的人，都具备参与政治的动机和能力。让他们自己代表自己，其实，也只有他们自己最有资格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让后，让他们挑选看谁在提自己说话，然后，决定选择“捧谁的场”。
      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程序是这样，那么，中国将产生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样，“公共人物”也就概念清晰了。他们，必须是能够代表一定社会利益群体的人物，他们的代表权，是他们背后的社会利益集群自愿授予的。
      这样的人，不想成为公共人物都不行。
      回到教育。面对“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人物”这个概念。
      没时间展开，只提及大略。我的看法大略如下：
      1．教师中，包括高校教师，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自身的公民权利意识尚待启蒙。中小学教师这方面的功课，缺得更多。
      2．在短视而无知的“专家”们的有效引领下，中小学教师只孜孜于所谓的“专业化成长”，而忽略了自己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发展可能。
      3．无论中国的进步，还是孩子们自身的未来发展需求，都需要最普通的教师具备“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与学养。再说，教师自身的幸福和发展，也需要。
      4．“自我矮化”是当前教师踏上“公共知识分子”道路的极大障碍。当然，造成这种态势自有其深远繁复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教师自身难辞其咎。
      5．中国的进步与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不能指望寥寥无几的几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更不能指望那些个“伪公共知识分子”。这足以作为我们尝试并逐渐发言的依据之一。
      6．叫我看来，促成中国社会良性变革的基本力量不在庙堂，而在民间。早在春秋，曹刿即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嘛。
      7．日本有个叫左藤学的教育家，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静悄悄的革命。中国由威权社会迈向公民社会的基本路径，在于教育，尤其基础教育。我想，只有中国千千万万所基础学校发生静悄悄的革命，中国才有希望。
      8．步出“专业化”陷阱，成就的，将不止专业成长本身。任何“专业”，都必须开放，方可丰富和拓展。教师的成长，必须是全方位的全人格的成长。只是孜孜于所谓“专业化成长”的教师，哪怕“专业”，也成长得有限。
      9．不指望一蹴而就，更不轻言放弃，做一个为自己负责的人，为学生负责的人，自然，就是一个对社会负责的人。塑造自己，影响周围的人。哪怕，这种影响非常之有限。
      10．关于“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共人物”，我来做一个自己的定义――能够觉察自己的个人幸福与公共世界的走向息息相关，从而选择主动关注公共世界的人，就是公共人物。同理，运用自己的良心、思想和判断力，面对公共社会，影响社会公众，干预社会走向的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jssh365

http://zhengyoujingzuo.blog.com/

2011年度中国百名公共知识分子

龙应台简介December 9th, 2011 | 龙应台简介 | No Comments »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生于台湾高雄县大寮乡的眷村，而于茄萣乡成长，为台湾著名作家。1974年，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毕业后，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英文系、淡江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等。1984年于中国时报撰写“野火集”专栏，引起热烈回响，隔年出版，21天内再版24刷。余光中称为“龙卷风”。1999年，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为期4年，期间推动本土文化及保护树木等政策措施。之后客居香港，先后任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香港大学担任杰出人文学者(香港大学第一位终身教授)、国立清华大学讲座教授。2005年7月在大成集团、普讯融悟文教基金会、诚品股份有限公司、蒋震工业慈善基金支持下成立龙应台文化基金会。著作有《龙应台评小说》，《野火集》，《野火集外集》，《人在欧洲》，《龙应台杂文精品》，《从东欧看台湾》，《龙应台评小说》，《写给台湾的信》，《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孩子你慢慢来》，《美丽的权利》，《人在欧洲》，《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干杯吧，托玛斯曼》，《我的不安》，《魂牵》，《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纪》，《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百年思索》，《银色仙人掌：龙应台小说集》，《面对大海的时候》，《孩子，你慢慢来》，《思索香港》，《请用文明来说服我》，《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沙湾径25号》，《亲爱的安德烈》，《目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等。
龙应台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E%8D%E6%87%89%E5%8F%B0
龙应台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9270.htm


秦晖简介December 2nd, 2011 | 秦晖简介 | No Comments »
秦晖（1953年12月－），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秦晖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并获历史学硕士，是文革之后，首批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他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1992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农民史、经济史。他曾先后获得中国高校教师霍英东奖、陕西省社会科学成果奖、陕西师大青年优秀论文奖，并且5次获得陕西师大科研成果综合奖。著作包括：《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问题与主义》、《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耕耘者言》、《传统十论》、《变革之道》、《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天平集》、《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思无涯，行有制》、《十年沧桑：中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实践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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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简介December 2nd, 2011 | 艾未未简介 | No Comments »
艾未未（1957年5月18日－），中国艺术家，中国艺术文件仓库艺术总监。同时活跃于建筑、策展、摄影、电影，以及社会文化评论。艾未未是已故诗人艾青之子，1978年入读北京电影学院，同期的学生包括中国导演陈凯歌与张艺谋。1981年至1993年艾未未主要居住在美纽约，并就读纽约帕森设计学院，后因一门课未通过而被学校停止发放奖学金，最后更离开学校而成为非法居留者并以街头画像或打零工。他所混迹的纽约自身公寓，成为许多中国艺术家在美国的中转站，此外他亦同时成为一位积极的街头抗议者，参与了许多街头抗议活动，并多次与纽约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也曾拍下警察对别的抗议者实施过度暴力的照片。1987年在美国举办《旧鞋、性安全》艺术展，被艺评家称为“引人注目的新达达主义”。他曾在美国居留与工作，1993年4月父亲艾青患病，他返回北京照顾父亲并放弃了美国居民身分。2000年时与冯博一在上海举办“不合作方式”艺术展[29]。他的作品《童话》、《模》于2007年参加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其中《模》被大雨摧毁，但艾未未没有修复，并认为大自然的力量令作品更出色。在2010年艾未未被邀请创作一个作品来补充丹麦哥本哈根因租借到上海参加世博会的美人鱼雕像而造成的空位，他建造了一个能现场直播小美人鱼世博会情况的闭路电视系统网站，来表达中国人都处在某种监视之下的真实生活。艾未未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担任主要场地或称“鸟巢”的国家体育场设计艺术顾问。2010年9月19日，艾未未与左小祖咒参加了2010大声展。艾未未除从事艺术创作，还关注维权活动，并对中国内地多个涉嫌政治腐败而引发的事故进行调查，包括毒奶粉事件、汶川大地震中因政府兴建学校偷工减料，而倒塌导致大量学生死亡事故、声援被迫害的维权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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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未未：http://www.ftchinese.com/tag/%E8%89%BE%E6%9C%AA%E6%9C%AA


于建嵘简介December 2nd, 2011 | 于建嵘简介 | No Comments »
于建嵘（1962年－），湖南衡阳人，中国大陆学者。本科就读于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曾到衡阳日报当过记者，后又回校攻读研究生，并以博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同年9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管理学博士后研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其研究大陆社会问题多年，在学术界和底层民众中很有声望，开通新浪微博后，其关注的社会问题也往往会成为社会的关注点。常常给大陆官员演讲，演讲风趣幽默，尤其还说着带有衡阳口音的普通话。著作颇丰，有《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底层立场》、《声音博动中国》、《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漂移的社会-农民工张全收和他的事业》、《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和《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书。于建嵘于2011年1月25日在新浪微博建立“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账户，迅速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于建嵘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E%E5%BB%BA%E5%B5%98
于建嵘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91469.htm
于建嵘微博：http://weibo.com/yujianrong


江平简介November 30th, 2011 | 江平简介 | No Comments »
江平（1930年12月28日－），生于大连，祖籍浙江宁波，是中国著名民法学者，有“民法泰斗”之称，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49年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备工作。1951年到1956年作为首批至苏联的留学生，先后就读于喀山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参加中国学生会工作，以全优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回国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在民法教研室任教。1957年因和其他19名年轻教师写大字报对校政建言（他是起草者），以及公开议论赫鲁晓夫报告而被打成右派。后被派往北京西山劳动，被火车压断一条腿。1959年以“摘帽右派”身份回到了北京政法学院外语教研室。1972年，学校解散，随部分教职工到安徽农村劳动。后被组织清除，被派到北京延庆中学教俄语。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江平被恢复教职。1982年担任该学院副院长，1984年任改名后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1988年6月任校长。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其名言“只向真理低头”，激励了无数法大学子。著有《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论》、《罗马法基础》、《公司法教程》、《法人制度研究》（主编、合著）、《民法教程》、《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等。
江平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5%B9%B3_(%E5%AD%A6%E8%80%85)
江平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6418.htm


陈志武简介November 30th, 2011 | 陈志武简介 | No Comments »
陈志武，生于1962年7月。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他的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1962年7月生于湖南茶陵，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现中南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陈志武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86年去美国留学,放弃了攻读7年的计算机专业,转而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1990-1995年任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助理教授；1995-1997年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助理教授；1997-1999年任俄亥俄州立大学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转任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现任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美国Value Engine 公司创办人，美国Zebra对冲基金公司三大股东之一及首席投资经理。主要研究方向：市场监管、资本市场、证券投资管理、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组织战略、股票定价等问题。 陈志武教授是金融经济学、财务学理论、证券定价、新兴资本市场以及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方面的专家。陈志武著作包括《安然：华尔街完美案例》、《媒体、法律与市场》、《财富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非理性亢奋》、《金融的逻辑》、《24堂财富课》、《陈志武说中国经济》、《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等。
陈志武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5%BF%97%E6%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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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85690.htm


吴思简介November 30th, 2011 | 吴思简介 | No Comments »
吴思，《炎黄春秋》常务社长、总编辑，男，1957年生于北京。1978～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先后任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7年至今，供职于《炎黄春秋》杂志，先后任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辑。著述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影响。曾获评为《新周刊》2004新锐榜“年度知识分子”。独立中文笔会第三届（2005年度）自由写作奖。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在《潜规则》中提出“潜规则”的概念，指出中国历史中有一种广泛存在却并不在书面上呈现的一套规则，定义了“淘汰清官”，“晏式转型”，“崇祯死弯”等概念，强调了中国历史中官僚群体的重要性。《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在《血酬定律》中提出了“血酬定律”，认为以此可以较清晰地解释中国历代暴力集团的行为方式和生存策略，并在此书中更加深入地讨论了历朝历代崩溃的根本原因，得出“淘汰良民”的假说。《隐蔽的秩序》、《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作品，在国内引起广泛影响。
吴思维基：http://zh.wikipedia.org/zh/%E5%90%B3%E6%80%9D
吴思文集：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wusi/list_0/0.shtml
吴思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580516.htm


张鸣简介November 30th, 2011 | 张鸣简介 | No Comments »
张鸣，男，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最新著有《辛亥：摇晃的中国》、《中国心绞痛》等。张鸣在学术界像个未经驯化的“野生动物”，敢想敢说，口无遮拦，是一个令很多人感到头痛的教授，特别是教育部门。张鸣对此视而不见：“既然有话要说，就必须说真话。所谓真话，我的理解，就是不迎合。既不迎合政府，也不迎合百姓。不迎合强势，也不迎合弱势。说你认为对的话，遭强势打压，遭弱势唾骂，无所谓。否则，怕这怕那，就说不了真话。”
张鸣维基：http://zh.wikipedia.org/zh-hk/%E5%BC%A0%E9%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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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简介November 29th, 2011 | 贺卫方简介 | No Comments »
贺卫方（1960年－），山东省牟平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法学家，《中外法学》主编。网名守门老鹤。1978年─1982年，西南政法学院学生；1982年─1985年，北京政法学院（后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1995年，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大家对中国法官制度的思考。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与另外几位教授上书，建议启动宪法规定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北京大学一塌糊涂BBS遭封，贺卫方致信许智宏校长，表示异议。他参与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草案里，各级法院的名称没有前冠人民二字。2005年6月23日公开声明暂停招收硕士生，被认为是对现行招生体制的质疑。2005年12月25日就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剽窃事件发表文章“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严厉声讨学术腐败。2007年2月其讲述章诒和著作的贴子（发表在新浪博客上）被无故删去，贺与三位人士发表抗议声明。2009年3月贺卫方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据贺本人表示，预计将会在石河子大学任教两年。2011年1月回归北京大学。著作有：《司法的理念和制度》、《法边余墨》、《具体法治》、《运送正义的方式》、《超越比利牛斯山》、《四手联弹》（与章诒和合著）等。
贺卫方维基：http://zh.wikipedia.org/zh-cn/%E8%B4%BA%E5%8D%AB%E6%96%B9
贺卫方博客：http://blog.sina.com.cn/heweifang
贺卫方微博：http://www.weibo.com/weifanghe


陈丹青简介November 29th, 2011 | 陈丹青简介 | No Comments »
陈丹青（1953年－），著名华裔画家，文艺评论家。陈丹青祖籍广东台山，1953年出生于上海，1970年到农村插队，先在赣南，后到苏北，期间开始自习油画。1978年恢复高考时，以同等学历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录取，1980年毕业留校，任教于油画系。同年，陈丹青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被认为是冲击文革教条化创作模式的代表作品。1982年，陈丹青移居美国纽约，为职业画家。2000年回到中国，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10月，由于不满招生制度，向清华美院辞职，至2007年研究室六位学生毕业后正式离职。陈丹青曾在台北（1995年）、香港（1998年）和北京、武汉、沈阳、广州、南京、上海等地（2000年）举办个人画展。此外，他曾发表有文集《纽约琐记》（2000年）、《陈丹青音乐笔记》（2002年）、《多余的素材》（2003年）、《退步集》（2004年）、《退步集续编》（2007年）、《荒废集》（2009年），《我与西藏组画》（2009年）等。
陈丹青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4%B8%B9%E9%9D%92
陈丹青豆瓣：http://site.douban.com/106811/
陈丹青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6269.htm


梁文道简介November 28th, 2011 | 梁文道简介 | No Comments »
梁文道（1970年12月26日－），人称“道长”，祖籍广东顺德，香港著名的文化人、传媒人，其知名度在两岸三地、世界各地的华人知识分子圈具有很高声望，被称为香港的“文化教父”，也是中国大陆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哲学系毕业，及后的硕士学位由于工作忙碌而无法完成，从1998年开始梁文道就不断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知识界，足迹范畴从大学讲师、文化从业人员、自由撰稿人、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牛棚书院院长、中学校长、商业电台台长、电影创作人和剧评家、作家、书评家、食文化研究人、时事评论员、乐评家，到公共危机处理专员、环保权益维护者、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的动物保育大使和观察员、古迹研究员、文化推广研究学者、艾滋病权益维护义工等范畴，被冠以“文化百足”之称。2008年，梁文道皈依了南传佛教。此外，梁文道与一大批香港文化人和知识分子陆续发表政论文章，促进中国大陆和香港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近年来，梁文道主要集中主持凤凰卫视节目，并致力将香港文化带入全球华人视野。梁文道著有《弱水三千　梁文道书话》（书评集录）、《读者　梁文道书话Ⅱ》（书评集录）、《味觉现象学》（食评集录）、《常识》（专栏集录）、《噪音太多》（乐评集录）、《我执》（散文集录）、《访问　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访谈集录）等。
梁文道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6%96%87%E9%81%93
梁文道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angwendaowenji


练乙铮简介November 27th, 2011 | 练乙铮简介 | No Comments »
练乙铮（1951年－），香港传媒工作者，中学就读香港九龙华仁书院，美国卡尔顿学院数学高级荣誉学士，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1992年回港前任教加州大学，其后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并为该校首届最杰出教学奖得主。他曾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讲师，著有《水清有鱼》。后来他接任沈鉴治，担任《信报财经新闻》总编辑。1998年起，他任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与刘兆佳、曾德成等共事。2003－2004年间，因参与争取民主集会，2004年7月5日，突然被港府革除职务。后来于2005年6月中，在《信报》书写了17篇文章，名为《浮桴记——谋府生涯六载事与思》，记录了他当顾问期间观察到的问题，又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中策组内部情况，趣味盎然。自离开香港政府后，在外地游历三年，更在英国学习帆船远航的知识和技术，2007年11月驾“既济号”航返香港。2007年12月起回巢任《信报》主笔一职，其政经文章以客观独到称誉，偶然亦有纯知识性的文章，俱以冷静充实见称。2010年1月，离任《信报》主笔，暂停每日发表政论专栏，改任特约评论员，只会不定期发表文章。
练乙铮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7%B4%E4%B9%99%E9%8C%9A
练乙铮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2MTY1NDI0.html


何光沪简介November 24th, 2011 | 何光沪简介 | No Comments »
何光沪，1950年9月生于贵州贵阳。幼年家境贫寒，不到17岁时，在「文革」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即到边远山区任民办小学教师。18岁上山下乡务农，后返城。20岁时在「疏散」运动中又被迫到川湘黔三省交界山区务农，后任民办小学教师。23岁返城任中学代课教师。1977年底中国恢复高考，1978年考入贵阳师范学院学习，1979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2年在宗教系基督教专业获哲学硕士，1989年在宗教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并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直到200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曾在美国哈佛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丹麦奥尔胡斯大学、英国伯明罕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担任访问研究员或客座教授。多篇论文被译为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日文、荷兰文、义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等。着有《多元化的上帝观－－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概览》、《有心无题》、《宗教哲学21问》、《天人之际》、《何光沪自选集》、《月映万川－－宗教、社会与人生》、《百川归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学》等；编有《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蒂里希选集》、《寻根的叶》、《信仰二十讲》、《大学精神档桉》(一)、《宗教学小词典》、「宗教与世界」丛书、「宗教学译丛」等；编撰《宗教大词典》宗教学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基督教部分等；译有《二十世纪宗教思想》(by John Macquarrie)、《宗教哲学》(by John Hick)、《全球伦理》（eds by Hans Kung and Karl-Josef Kuschel ）、《现代基督教思想》(by James Livingston)、《系统神学》(Vols I & II, by Paul Tillich)、《基督教神学原理》(by John Macquarrie)、《布什、佩罗、克林顿总统竞选电视辩论实录》等。
何光沪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5%E5%85%89%E6%B2%AA
何光沪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99194.htm
何光沪豆瓣：http://www.douban.com/group/heguanghu/


杨宪宏简介November 23rd, 2011 | 杨宪宏简介 | No Comments »
杨宪宏，曾任记者、民视新闻部经理、《Taiwan News》杂志社社长、《Taiwan News》总编辑。现为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第五届董事兼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节目主持人、电视政论节目常邀访来宾。杨宪宏自台北医学院牙医学系毕业后，考入台大医学研究所，1981年取得生理学硕士的资格，旋即赴美，进入柏克莱加州大学专攻公共卫生硕士。杨宪宏在台大念研究所时，便在《民生报》担任医药版编辑，后转为专栏组记者；赴美学成归国后，任《联合报》新闻供应中心调查采访记者、《中时晚报》资深记者室主任。1997年10月，时任民视新闻部经理的杨宪宏被民视当局以不正当方式取得的录音带调离原职，舆论哗然。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后，杨宪宏获任命为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第四届董事。2011年5月14日，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成立，杨宪宏担任首任理事长。1980年，第八届吴三连文艺奖报道文学奖，1985年，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新闻报道奖，1986年，曾虚白新闻奖公共服务奖（二项），1990年，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新闻报道奖、曾虚白新闻奖公共服务奖。著作有《走过伤心地：一个记者的公害现场观察笔记》，《公害政治学：杨宪宏台湾环境笔记》，《我们不是天竺鼠》 久大文化1987年6月1日初版
《另一个公害现场》，《变法一九九二》，《Pianissimo：张继高与吴心柳》（杨宪宏主编），《濒危的地球》（艾尔·高尔著，杨宪宏、许洋主、蒋家语、何亚威合译），《羊入狼群：知识份子的原力与本怀》，《资讯自由：新兴的基本人权》等。主持有东森广播网《台湾极弱音》，中央广播电台《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等。
杨宪宏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5%8A%E6%86%B2%E5%AE%8F


林贤治简介November 23rd, 2011 | 林贤治简介 | No Comments »
林贤治，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诗人、学者。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他的《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曾传诵一时。他早年写作的《人间鲁迅》，以及不久前出版的《鲁迅的最后十年》，都曾引起广泛争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午夜的幽光》；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选编有《绝望的反抗》、《鲁迅语录新编》、《野百合花》、《鲁迅档案：人与神》等数十种；评注本《鲁迅选集》（五卷）；主编有“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曼陀罗译丛”、“曼陀罗文丛”、“流亡者之旅译丛”、“流亡者丛书”、“世界散文丛编”、年度“文学中国”系列、《散文与人》、《读书之旅》、《记忆》等丛书、丛刊。
林贤治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nxianzhi
林贤治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22324.htm
林贤治豆瓣：http://www.douban.com/group/linxianzhi/


邓飞简介November 22nd, 2011 | 邓飞简介 | No Comments »
邓飞，男，出生于1980年10月8日 ，湖南沅江人，居住在北京东城区，香港《凤凰周刊》编委、记者部主任，做了10年调查记者，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调查记者之一。他的一系列深度报道震惊海内外，如《沈阳蚂蚁梦》、《杀死阳宗海》、《狗日的普九造》、《湘西州长的北京一夜》、《南中国贩童链》、《周庄肺病》。邓飞是平面媒体的旗帜人物之一，邓飞在微博上对“宜黄自焚”、湖南常德抢尸案等一系列新闻事件近乎现场直播式的描述，受到了许多网民的关注，也让无数人记住了他。他用微博诠释了什么是网络时代的新闻进行时。他曾获2008年度天涯社区“最受欢迎的媒体和记者”铜奖，以一系列深度报道为社会所关注。
邓飞微博：http://weibo.com/u/1642326133
邓飞百科：http://www.hudong.com/wiki/%E9%82%93%E9%A3%9E%5B%E8%AE%B0%E8%80%85%5D
邓飞博客：http://jushuixitian.blog.163.com/


陈芳明简介November 22nd, 2011 | 陈芳明简介 | No Comments »
陈芳明（1947年6月10日－），高雄市人，当代台湾文学和史学的研究学者、现任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施敏辉”是他众多笔名中的一个。陈芳明高雄市立左营高级中学毕业、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学士、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曾在《镜子与影子》评论集（志文出版社）里批判余光中，后远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但在成为博士候选人后，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多名友人因此被捕。他决定放弃博士论文，和许信良到洛杉矶办美丽岛周报。任教1980年至1983年，陈芳明在海外主办批判式政治刊物，而被列入黑名单限制返国；直到1989年，才返回台湾。陈芳明返台后，曾先后任教于静宜大学、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陈氏所构想的理念“清廉、勤政、爱乡土”，目前高悬于民进党中央党部会议室。陈芳明为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2005年8月起，出任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教授台湾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等课程。2006年，因不满民进党籍总统陈水扁执政后期的表现，表示：“我不会因为我是‘绿色’（泛绿）支持者，就看不到绿色的缺点！”2008年国民党于国会形成一党独大后，陈氏继续支持民进党籍总统候选人，与许信良等皆亲临会场。陈芳明已出版的书籍数量极多，以下简单分成“文学类”、“历史类”和“政治评论”三大类列出他的重要作品，包括：《含忧草》、《镜子和影子》、《诗和现实》、《杨逵的文学生涯》、《典范的追求》、《危楼夜读》、《左翼台湾：殖民地文学运动史论》、《风中芦苇》、《梦的终点》、《时间长巷》、《掌中地图》、《深山夜读》、《后殖民台湾：文学史论及其周边》、《陈芳明精选集》、《孤夜独书》、《昨夜雪深几许》、《晚天未晚》、《2007陈芳明：梦境书》、《枫香夜读》等。
陈芳明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8%8A%B3%E6%98%8E
陈芳明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56466.htm
陈芳明言录：http://zh.wikiquote.org/zh-hk/%E9%99%B3%E8%8A%B3%E6%98%8E


高尔泰简介November 21st, 2011 | 高尔泰简介 | No Comments »
高尔泰，1935年10月15日出生于江苏高淳，1955年肄业于江苏师院美术系。历任兰州第十中学美术教师，敦煌文物研究所干部，兰州大学哲学系教师，中科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干部，四川师范大学美学研究室主任，副教授。1957年因发表《论美》一文而被打成右派。父亲和姐姐也遭此厄运。不久，被劳改的父亲在出砖窑时跌倒，再也没爬起来。高尔泰在戈壁滩的劳改营夹边沟目睹了无数的死亡，自己也差点饿死，幸而在兰州结识的干部将其调走作画才保住性命。后给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写信，经过一番努力前往莫高窟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批判斗争，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平反。 1978年春天调至兰州大学哲学系，主持美学专业。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四川师范大学、在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84年被无端听课，不让带学生，忽而又变卦说可以继续任教。先生要求校方道歉，效仿为答应，遂前往成都。1992年6月在朋友帮助下离开成都。7月11日到达香港。1993年辗转抵达美国，现居拉斯维加斯。著有论文集《论美》、《再论美》，《美是自由的象征》，《寻找家园》，论文《艺术的觉醒》、《什么是艺术》等。
高尔泰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558505.htm
高尔泰作品：http://blog.sina.com.cn/bbc3w2


钱永祥简介November 20th, 2011 | 钱永祥简介 | No Comments »
钱永祥，1949年生于兰州，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编委，台湾哲学会秘书长，殷海光学术基金会董事长及执行长。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黑格尔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旁及动物伦理学。钱永祥近来的一个研究领域，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一般将这两者看得泾渭分明，是两个敌对阵营的分野，但他认为这不过是历史的偶然性所致，事实上，两者是从同一个根基上发展出来的，它们都来源于启蒙运动。钱永祥推崇自由主义价值，但同时也重视社会公平问题。钱永祥著有《在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三联书店2003年8月），翻译过韦伯的《学术与政治》、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等书。
钱永祥介绍：http://www.rchss.sinica.edu.tw/researcher/people_info_ras.php?id=18
钱永祥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461114.htm
钱永祥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zMjU0NTk2.html


余华简介November 19th, 2011 | 余华简介 | No Comments »
余华（1960年4月3日－），中国作家，浙江杭州人，后随父母迁至海盐县。中学毕业后，曾从事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现定居北京从事职业写作。余华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品有《兄弟》、《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在细雨中呼喊》等。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兄弟》被瑞士《时报》评选为2000年至2010年全球最重要的15部小说。其作品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外国出版。1998年，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4年，[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骑士级），2005年，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08年，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中篇小说集：《鲜血梅花》、《现实一种》、《我胆小如鼠》、《战栗》、《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随笔集：《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2011年1月由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出版散文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余华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9%E8%8F%AF
余华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837.htm
余华微博：http://t.qq.com/yu_hua/


张雪忠简介November 19th, 2011 | 张雪忠简介 | No Comments »
张雪忠，江西余干人，法学博士，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民法教研室教师、硕士生导师、教务处副处长。1993年毕业于江西省万年师范学校，参加工作；1995年考入江西教育学院外文系本科；199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攻读法律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获法律硕士学位；2001年进华东政法学院工作；2003年考入华东政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民法教研室教师、硕士生导师、教务处副处长。曾开设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权法、公司法、商法概论、英美财产法、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等课程。在《月旦法学》、《法学》及《战略与管理》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并在《联合早报》、《南风窗》及《改革内参》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一百余篇。曾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访问、讲学。长期为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政治评论文章，致力于推动中国国家统一与政治民主。曾因其发表文章被校方停止教学。
http://baike.baidu.com/view/2343532.htm
http://blog.sina.com.cn/u/1243354685
http://weibo.com/zhangxuezhong


程映虹简介November 19th, 2011 | 程映虹简介 | No Comments »
程映虹，苏州人，是一名历史学家。1959年生，2003年起任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2001年获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苏州大学。曾于2006年，2007年，2010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任访问学者。研究兴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影响。曾在《读书》、《二十一世纪》、《世界历史》、《当代中国研究》等中文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有《二十世纪最后的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传》和《西窗东眺》出版，也在《中国季刊》、《冷战研究》、《现代亚洲研究》、《世界历史杂志》、《历史罗盘》和《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等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博士论文《塑造新人–从启蒙运动观念到社会主义现实》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程映虹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8%8B%E6%98%A0%E8%99%B9
程映虹文集：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0148311.html


朱学勤简介November 18th, 2011 | 朱学勤简介 | No Comments »
朱学勤（1952年－），中国当代学者，上海人。1970年下河南兰考插队，1972年进厂做工。1985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1992年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社会思想史，目前从事的课题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渐进变革思潮等。 在中国思想界，朱学勤先生被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网络上，朱学勤被视为南方系重要的人物。近年来，多次出访欧美、港台，先后作为访问学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并应邀赴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迪金森学院作学术讲演，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作大会主题发言。著作包括：《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书斋里的革命》、《风声·雨声·读书声》、《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被批评与被遗忘的》、《热烈与冷静——林毓生学术论述集》、《为生民立命》、《帝国往事：国史经典选读》等。
朱学勤维基：http://zh.wikipedia.org/zh-cn/%E6%9C%B1%E5%AD%A6%E5%8B%A4
朱学勤专栏：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uxueqin.html


陶杰简介November 18th, 2011 | 陶杰简介 | No Comments »
陶杰（1958年8月17日－）原名曹捷，祖籍广西，生于香港，曾居于英国16年，香港作家及传媒工作者，由于其学贯中西，评论深入浅出、一针见血，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称。于电台、电视、杂志、报纸专栏可见其踪影，其文章题材广泛，常以嬉笑怒骂的形式批评中国文化陋习及中、港政府，以种族主义观点分析时事，立场偏向推崇欧美日文化，使到部分人士不满，斥之为崇洋。曾接受星期日大班节目专访，称其本人只是“崇优”，此外他立场上倾向支持民主政制。1991年陶杰应查良镛的邀请回港任《明报》副刊副总编辑，兼写专栏《泰晤士河畔》，后来《黄金冒险号》。曾任《华侨日报》的副总编辑，1993年任英文日报《东快讯》的政治编辑。 1994年9月15日在机场隧道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在医院深切治疗部逾月。车祸后，有一段时期为《东方日报》撰写社评及《功夫茶》专栏。又在香港电台主持每周节目《讲东讲西》，亦曾与刘天赐主持电视节目《犀牛俱乐部》（无线电视）和《斑马在线》（亚洲电视）及于《都市日报》撰写《光明顶》专栏。现时，陶杰在香港《苹果日报》撰写《黄金冒险号》专栏、壹周刊的《坐看云起时》、am730的《陶杰醒你》、头条日报的《踏莎行》、明报周刊的《摩星岭上》、爽报的《眼儿媚》专栏，并在香港商业电台晚间主持《光明顶》。此外，陶杰亦与TOM出版集团大股东周凯旋合作，担任和记旗下内容供应商“威震四方”的创作总监，为和黄3G手机提供内容和担任《茶杯杂志》副顾问。
陶杰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6%E5%82%91
陶杰博客：http://tao-yanwuji.blog.163.com/
陶杰杂文：http://enjolras.ycool.com/


彭晓芸简介November 17th, 2011 | 彭晓芸简介 | No Comments »
彭晓芸，女，生于1979年1月，广东汕头人。2002年本科毕业于汕头大学中文系，2006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做过电视台编导，2006年进入《南都周刊》，成为职业记者。2008年，进入《时代周报》，任编辑。后因成绩出色成为评论部负责人。2011年1月“被休假”，3月25日被无理由解聘。2011年10月，彭晓芸加盟广州日报集团旗下的《共鸣》杂志，任编委。曾经作为一个综合性严肃媒体的评论部主编，她承认接受这项工作时的考虑，“我会把这视为是一个对女性有益的信号来积极接收，时评不是男人的专利，女性可以也应当参与公共言说，而不是只有张爱玲那样一种情感上的喋喋不休。” 彭晓芸的代表作品有《让维稳压力转化为维护公民尊严的动力》、《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不能让说真话的人成为时代的Loser》、《反低俗：保持中立性是政府最大的美德》、《巫术时代，媒体人面临着祛魅的变革》、《做个规则爱好者，民主才有希望》、《中国式“教孝不教慈”的隐忧》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5065767.htm
http://blog.sina.com.cn/u/173649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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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简介November 17th, 2011 | 李昌平简介 | No Comments »
李昌平，湖北监利周河人。1963年生，经济学硕士。有17年的乡镇基层工作经验，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体改研究会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兼任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朝鲜项目高级专员，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曾被评为《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6年“中国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曾先后就读于湖北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获硕士学位。1983年1月参加工作，历任湖北监利县周河公社团委副书记，监利县周河乡书记，毛市镇副镇长、周沟乡、拓木乡、棋盘乡党委书记、监利县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务。2000年3月，他慨然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湖北农村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9月辞职南下广东打工，并呼吁“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被评为《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1年年9月-2003年，就职于中国改革杂志社，任记者、编辑、副主编、执行主编，2003年10月就职于香港乐施会，任西南项目官员，2007年任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朝鲜项目高级专员。2006年7月，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并被《南方都市报》等机构评为2006“中国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 著有《我向总理说实话》和《我向百姓说实话》等书。在国内发表文章百篇以上。有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专著在日本、越南出版。在美国、日本、越南学术杂志上有多篇论文发表。作为中国民间著名的“三农”问题研究者，曾在中央党校、多家地方党校和行政学院、中国数十所高校就“三农”问题发表演讲。
李昌平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694611.htm
李昌平博客：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38


胡绩伟简介November 16th, 2011 | 胡绩伟简介 | No Comments »
胡绩伟（1916年－），原名德恕，原籍四川威远。当代中国争取新闻自由的重要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1935年就读于成都华西大学数学系，1936年转入四川大学经济系，同年参加组织领导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主管宣传工作，先后任成都《大声周刊》、《大生周刊》、《图奋周刊》、《星芒周刊》编辑、主编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星芒报》、《蜀话报》、《通俗文艺》主编。1939年11月赴延安。1940年3月起任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主编及《群众日报》总编辑、副社长。曾兼任延安《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2年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1983年9月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职务，转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有《胡绩伟新闻自选集》、《民主论》等。
胡绩伟维基：http://zh.wikipedia.org/zh-cn/%E8%83%A1%E7%BB%A9%E4%BC%9F
胡绩伟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18753.htm


闾丘露薇简介November 16th, 2011 | 闾丘露薇简介 | No Comments »
闾丘露薇（1969年－），中国著名电视记者，现服务于凤凰卫视。曾因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时作为在巴格达地区唯一的华人女记者进行现场报道，而深得中国大陆观众关注，被誉为“战地玫瑰”。闾丘露薇曾经主持过的节目《经贸周刊》，《世贸商机》，《论衡财经》，《时事直通车》，《香港直播室》，《香港Today》，《总编辑时间》，《天下被网罗》(2009年10月开播。2010年3月22日，闾丘露薇在其twitter中透露，由于受到上层的压力，当日的该期节目是她主持的最后一期节目。还参与制作了6集的《亚洲金融风暴》专辑。曾出版书籍包括：2002年11月出版关于阿富汗战争的书籍《凤凰卫视闾丘露薇采访手记》，2003年7月出版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书籍《我已出发，闾丘露薇》，2005年2月出版关于自己多年生涯的书籍《行走中的玫瑰》，2007年出版多年专栏文章结集《无“薇”不至》，2011年1月出版关于新闻事件偏见的书籍《不分东西》。
闾丘露薇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7%BE%E4%B8%98%E9%9C%B2%E8%96%87
闾丘露薇博客：http://blog.sina.com.cn/luqiuluwei
              http://www.my1510.cn/author.php?roseluqiu
闾丘露薇微博：http://weibo.com/luqiuluwei


王汎森简介November 15th, 2011 | 王汎森简介 | No Comments »
王汎森，台湾云林北港人。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信会士。主要从事思想史、学术史及史学史研究。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兼任教授，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兼任教授，史语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特聘研究员，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2010年1月接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6月获行政院国家科技委员会聘为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总主持人。主要作品有：《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香港：三联书店，2008）。
王汎森维基：http://zh.wikipedia.org/zh-sg/%E7%8E%8B%E6%B1%8E%E6%A3%AE
王汎森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058352.htm
王汎森豆瓣：http://www.douban.com/group/202934/
王汎森视频：http://v.163.com/special/fudanseminars1/


杜导正简介November 14th, 2011 | 杜导正简介 | No Comments »
杜导正（1923-），籍贯山西省定襄县。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繁峙县、雁北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应县县委民运部部长，1946年初历任《晋察冀日报》记者、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第六十七军新华支社副社长、第二十兵团新华分社副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1959年10月—1962年2月，因曾向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缪海写信反映广东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被划为“右派”。“文革”后，历任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是第七届全人大代表。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
杜导正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12514.htm
杜导正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9C%E5%AF%BC%E6%AD%A3


丛日云简介November 13th, 2011 | 丛日云简介 | No Comments »
丛日云，1956年10月出生，籍贯：辽宁省凌源市，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1978－1982 年就读于辽宁师范大学政治历史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82－1985年，在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读研究生，主攻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1997－2001年，在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法律系政治学理论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主攻西方政治学理论方向，获法学博士学位。目前主要从事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02 年，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2005年8月－ 2006年8月，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基金高级访学者。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学科思想史文库·政治学学科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多卷本第二卷）、《在上帝与恺撒之间》（修订版），繁体字版）（台湾）左岸文化公司、《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独撰）、《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参编）、《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修订版）、《当代西方政治思潮——70年代以来》（参编）、《世界著名思想家传》（主编）、《西方政治学说史》，主要作者之一、《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独撰）、《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独撰）、《西方政治思想史辞典》（副主编）、《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参编）、《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参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参编）、《西方政治思想史自学考试大纲》（参编）、《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主要作者之一）。
丛日云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639827.htm
丛日云文集：http://www.chinaelections.org/scholar.asp?scholarID=164
丛日云专栏：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ongriyun.html


王怡简介November 13th, 2011 | 王怡简介 | No Comments »
王怡（1973年6月－ ），笔名“王书亚”，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年学者、自由撰稿人、宪政论衡网站主编、独立中文笔会理事。199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到成都大学任教。2001年先后创立“王怡论坛”和“宪政论坛”(依次被关闭)。2002年5月创办“宪政论衡”网站，致力于关注宪政理论和中国宪政转型。2003年3月，和杜导斌一起发起关于刘荻案件致两会的公开信签名运动。2003年8月，以个人名义为兰海一案发表呼吁。2007年，余杰、王怡、唐崇荣等人发表《基督徒关于flg问题的声明》。2008年， 远志明、余杰、王怡等人发表《旧金山共识》。从政治学者成为加尔文主义政治基督徒，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缔的加尔文主义家庭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长老。任职于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在自由主义与中国宪政转型方面研究、写作。王怡曾经信奉道家，后逐步转向自由主义，最后皈依基督教。曾先后主持“关天茶舍”和“世纪沙龙”两个中文网络有影响的思想论坛，在《书屋》、《东方》、《读书》、《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发表多篇论文与专栏，被北大法律信息网、世纪中国等各学术网站收入学者文集。作品包括：《秋天的乌托邦》、《正义的柠檬》、《无权势者怎样思想》、《美的惊动了中央》、《载满鹅的火车》 、《不服从的江湖》 、《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自由的崛起》、《我有平安如江河》、《与神亲嘴》等。译作《自由的崛起：15-17世纪加尔文主义对西方五个政府的影响》诗集《秋天的乌托邦》。
王怡维基：http://zh.wikipedia.org/zh-hans/%E7%8E%8B%E6%80%A1
王怡作品：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2&id=8022192
王怡微博：http://weibo.com/wangyi1973
王怡博客：http://www.artblog.cn/?uid-1676


李零简介November 13th, 2011 | 李零简介 | No Comments »
李零，1948年生，祖籍山西武乡。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77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烺先生做殷周铜器研究。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中国方术、中国古代文明史、海外汉学、古代兵法等。著有《孙子古本研究》、《吴孙子发微》、《花间一壶酒》、《中国方术考》《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放虎归山》，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何枝可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待兔轩文存——读史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
李零豆瓣：http://www.douban.com/group/liling/


周泽简介November 12th, 2011 | 周泽简介 | No Comments »
周泽，男，贵州人，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法制日报记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副教授。曾以律师和学者身份多次上书最高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并在邱兴华案、许霆案等诸多公共事件和案件中积极言说，参与护们一起收进屋法维权；曾因挑战养路费征收制度引发持续时间长达半年的舆们一起收进屋论风暴，促使全国人着黑色塑胶线大法工委及国务院法制办首次回应公民上书，并最终推动养路费征收制度走向终结；曾起诉辽宁省公最喜欢。之前安厅侵害律师会见权，引起社会对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及与之相应的律师权利的关注；曾于2007年5月代理多家名酒企业起诉商务部行政违法，成功叫停商务部举行的“中国名酒”评选活动及国家质检总局对白酒进行的“中国名牌”评比；曾于2008年代理全国多家防伪企业起诉国家质检总局,发动“反垄断第一案”，推动了名牌评选、免检产品评选、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等不合理制度的废除，并在三衣物，其中一鹿奶粉事件曝光后发表《敦促李长江辞职书》，推动了质检总局局现在应该把它长李长江的引咎辞职。长期致力于维护公民表达权利和新闻自由。先后在山西岚县公最喜欢。之前安局副局现在应该把它长杨旺元诉《南方周末》、《法制日报》等十一家媒体名誉侵权案（二审）、辽宁西丰“警昨晚刚洗的衣察抓记者案”、山西“检察官抓记者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傅桦被控涉贿案、《财经时报》记者崔帆诉内蒙古新闻出版局行政违法案等多起与记者执业有关的案件中，代理记者或媒体维权，引起社会对记者权益保护及舆们一起收进屋论监督环境建设的高度关注。其中，辽宁西丰“警昨晚刚洗的衣察抓记者案”，促使公最喜欢。之前安机关撤销对记者的诽谤犯罪立案，县委料桶浸泡，现书料桶浸泡，现记张志国引咎辞职。2006年被《南风窗》评选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被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法院网、央视国际四大门户网站联合评选为年度“十大法制人物”，被《中国青年报》评选为“推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另被《经济观察报》、《新世纪周刊》等多家媒体评选为“年度人物”。2008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2008青年领袖”。2011年，与众多知名律师介入“北海案”。
周泽百科：http://www.hudong.com/wiki/%E5%91%A8%E6%B3%BD
周泽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houze


潘小涛简介November 12th, 2011 | 潘小涛简介 | No Comments »
潘小涛，（6月12日－），笔名张华，香港传媒人，资深中国新闻记者，现时为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潘小涛对两岸和香港时事观点独到，是现时香港新闻媒体中典型的“中国通”，与刘锐绍、萧若元、梁文道、马家辉等香港知识分子一同被视作“中国良心”。潘小涛毕业于宣道小学、圣公会林护纪念中学和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学系，曾为《现代日报》、《星岛日报》和《亚洲时报》记者。2003年SARS爆发期间，他开始撰写中国评论。《苹果日报》创刊加盟并工作约10年，其后更担任该报中国版主任。目前他在商业一台中担任节目主持，曾和李慧玲主持节目《左右大局》；先后与王慧麟及江丽芬主持《打书钉》。他也曾与黄永合作，一同主持《在晴朗的一天出发》（881）及《发现新大陆》。此外，他在《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声音专栏》有一个声音专栏名为《万佛朝中》，“中”意指中国大陆，内容主要讲述中国内地的新闻。 2008年10月初，潘小涛于881展开新节目《串》，连同客串主持何亦文集中讨论中国大陆议题，并在不久之后离开在晴朗的一天出发（881）节目。原有的声音专栏《万佛朝中》则依然保留。2010年推出首部著作《国情》。第二部著作《国情2 – 党国体制》于2011年6月出版。
潘小涛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D%98%E5%B0%8F%E6%BF%A4


季卫东简介November 11th, 2011 | 季卫东简介 | No Comments »
季卫东，1957年出生于南昌市。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1983年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毕业后留学日本，获得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就任神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996年升任正教授。1991年至92年期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院长。兼任日本法社会学会理事、亚洲太平洋论坛（淡路会议）研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CIDEG学术委员、日本国际高等研究所（IIAS）企画委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东京财团比较制度研究所（VCASI）研究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中国法与政治。主要著作有《超近代的法》（密涅瓦书房，1999年。获日本法社会学会首届优秀著作奖）、《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现代中国的法制变迁》（日本评论社，2001年）、《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5年）、《法律程序的意义》（小文库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中国审判的构图》（有斐阁，2004年）、《正义思考的轨迹》（个人法学系列之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其余四种《秩序与浑沌的临界》、《宪政的理念》、《法治构图》、《制度、规范以及实践》也将在年内陆续付梓）等。
季卫东博客：http://jwd.fyfz.cn/
季卫东文集：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jiweidong.html


郭于华简介November 10th, 2011 | 郭于华简介 | No Comments »
郭于华，1956年7月生于北京。19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1993—1996年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合作，从事“乡土社会及其变迁中的社会公正问题”研究。主要田野工作地点为华北农村，已完成研究论文的撰写并已由法国人文科学出版社出版。1994—1996年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从事“中国饮食文化与社会变迁”课题的研究。于1996年赴香港参加该项目的国际研讨会并发表论文；论文已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0-2001年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1990-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著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在乡野中阅读生命》、《仪式与社会变迁》（主编）、《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实际运作的研究》、《倾听底层》等作品。译著有：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E. H. 埃尔德、葛小佳“变迁社会中的人生――生命历程及其中国的实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秋季卷。詹姆斯．乔．弗雷泽，《永生的信仰和对死者的崇拜》（合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
郭于华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52168.html?tp=2_01
郭于华文集：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guoyuhua.html
郭于华微博：http://weibo.com/guoyhth


崔永元简介November 10th, 2011 | 崔永元简介 | No Comments »
崔永元（1963年2月20日－），生于天津，籍贯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1981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5年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客串中国中央电视台策划《东方时空》等节目，1996年以《实话实说》主持人崭露头角，大受欢迎。崔永元在节目中既是主持人，又是主要演员，既讲故事又演故事。2002年因忧郁症辞去《实话实说》制片人后，2003年7月，崔永元开始主持新节目《小崔说事》。2004年4月3日，制作的新栏目《电影传奇》开播。2009年9月底《实话实说》收视不佳要“下岗”，崔永元倾力打造的《电影传奇》也将谢幕播出最后一期节目。2011年3月8日， 崔永元为”9块9包年话费”事件，就引用错数据一事道歉。2011年9月27日，“崔永元·新锐导演计划”在北京启动。崔永元主持栏目包括：《小崔说事》、《实话实说》、《电影传奇》、《荣誉殿堂》、《我的长征》、《小崔会客》《谢天谢地，你来啦》。
崔永元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6390.htm
崔永元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4%94%E6%B0%B8%E5%85%83
崔永元微博：http://t.qq.com/storyofmovie


刘澎简介November 10th, 2011 | 刘澎简介 | No Comments »

刘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宗教与市民社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硕士学位。1989年春赴英国、德国、瑞士、荷兰等国考察政教关系。1989至1990年，为美国圣母大学神学系访问学者。1994至1995年，为美国乔治敦大学访问学者。此外，曾在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福乐神学院、哈德福得神学院任短期客座研究员。 主要代表作有《当代美国宗教》(2001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并撰有“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美国宗教团体的社会资本”等文。长期致力于美国宗教、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主要关注宗教与法治的研究。重要论文：“正确处理家庭教会问题”（《领导者》，2008年10月号）、“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领导者》，2009年6月号）、“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战略思考”（《领导者》，2009年8月号）、“如何面对家庭教会——守望教会事件述评”（《领导者》，2010年2月号）、“再谈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战略思考”（《领导者》2010年6月号）、“家庭教会：问题与解决方案”（《领导者》2011年6月号）
刘澎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440915.htm
刘澎文集：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iupeng.html
普世社会科学网：http://www.pacilution.com/


鲍鹏山简介November 9th, 2011 | 鲍鹏山简介 | No Comments »
鲍鹏山，男，1963年3月1日生于安徽六安，民革成员。安徽师范大学文学博士。1981年9月至1985年7月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申请支边，至青海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现任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鲍鹏山在《百家讲坛》中主讲的《水浒》，不论在学术界和观众中都引起很大反响。2009年4月8日，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隆重推出“百家讲坛”牛年力作——鲍鹏山《新说水浒》。鲍鹏山幽默风趣、极具亲和力的语言，犀利辛辣、又不乏细腻温情的讲述，受到了广泛好评。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论语导读》《后生小子——诸子百家新九章》、《寂寞圣哲——影响我中学时代的一本好书》《论语新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思想的历史”丛书（三本）：《天纵圣贤》《彀中英雄》《绝地生灵》。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等。其学术散文文笔优美，思想独到，自成一家。
鲍鹏山博客：http://blog.sina.com.cn/bps2008
鲍鹏山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04900.htm
鲍鹏山微博：http://weibo.com/baopengshan


孔捷生简介November 8th, 2011 | 孔捷生简介 | No Comments »
孔捷生（1952年11月11日－），原籍广东南海，生于广州。1968年到广东农村插队落户。1970年转至海南岛长征农场当工人。1974年回广州。两年后到锁厂当工人。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他的创作多以知识青年生活为题材，引起社会的关注。处女作《姻缘》和《因为有了她》分别获1978年和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调作协广东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并到中国作协文学奖讲习所进修。1982年发表的《普通女工》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同年发表长篇小说《南方的岸》描写了几个知青经过动乱岁月的不幸后，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大林莽》叙述海南生产建设兵团5名知青奉命进入莽莽林海勘察的历史悲剧。作品以沉重的感情，揭示了这些知青的虔诚、狂热以及精神上痛苦的裂变，给那个动乱年代留下了血的印记。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1989年6月移居美国。现时于苹果日报撰写专栏。作品有：《姻缘》、《在小河那边》、《因为有了她》、《追求》、《普通女工》、《南方的岸》、《大林莽》、《西窗客梦》、《血路》、《孔捷生杂文》、《龙舟与剑》。
孔捷生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6%8D%B7%E7%94%9F
孔捷生博客：http://kongjiesheng.wordpress.com/


李凡简介November 8th, 2011 | 李凡简介 | No Comments »
李凡，1949年7月生于中国江苏。1978年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研究比较政治。1984年获联合国人口基金奖学金赴美进修，先后就读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获硕士学位。1989年回国后在中国(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从事研究。1992年创办了非盈利的民办学术研究机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任所长。他着有《南风北渐──港台对大陆改革开放的影响》、《静悄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创新与发展──中国乡镇选举制度改革》等七八部着作。另外，他自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三年主编了《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等多部学术着作。新著有:《解读中国民主》、《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2009》等。
李凡文集：http://www.chinaelections.org/scholar.asp?scholarID=24


卢广简介November 8th, 2011 | 卢广简介 | No Comments »
卢广，1961 年出生，浙江金华人，1995 年开始接触纪实摄影。《中国的污染》是卢广自2005 年开始拍摄的专题。近5 年来，卢广的足迹遍布中国，从中国西部到东部沿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两岸，专题的内容不断壮大，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的污染现状。凭借该专题，卢广先是在 2008 年获得了尤金·史密斯助研奖；2009年，他获得了尤金·史密斯年度大奖，并获3万美元的奖金，以帮助他继续调查中国的环境污染情况。进修期间，边学习，边走南闯北，边创作，成为京城摄影界的一匹“黑马”。在北京创办阳光聚焦图片网。擅长社会纪实摄影，主要作品多是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如：西部大淘金、吸毒禁毒、小煤窑、艾滋病村、京杭大运河、三峡、青藏铁路建设等。
卢广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175647.htm
卢广作品：http://news.163.com/photonew/00AN0001/6843.html


张思之简介November 7th, 2011 | 张思之简介 | No Comments »
张思之（1927年11月－），中国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曾经出任“江青四人帮两案”辩护小组负责人。主要成就：代理的重大案件：1980年被指定为江青辩护律师；其带领的“两案辩护组”为姚文元、李作鹏、吴法宪等5人免去了13件罪行，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1991年王军涛“颠覆、煽动案”，1992年鲍彤“泄露国家机密、反革命宣传案”，1994年高瑜“泄露国家机密案”，1995年《民主与法制》记者董服民“侵权案”，1995年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2003年“郑恩宠案”，2004年“黎元江案”，2005年“聂树斌冤杀案”，2006年10月 王天成等诉周叶中等剽窃案。主要著作：《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律师实务》、《律师制度研译》、《我的辩词与梦想》。该著作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均有出版，大陆版本有所删节。荣誉：2008年，张思之获得了该年度的佩特拉?凯利奖。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11月在柏林宣布，授予张思之这一大奖是为了表彰他”为在中国保障人权和建设法制国家及律师制度做出的杰出贡献”。张思之先生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
张思之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32750.htm
张思之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ngsizhi
张思之专题：http://news.qq.com/zt/2010/dashi/topic_html/zhangsizhi.htm


莫之许简介November 6th, 2011 | 莫之许简介 | No Comments »
莫之许，本名赵晖，1969年生于四川乐山,199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牛博等网站的blogger，牛博最受欢迎的博客作者之一。网易等媒体专栏撰稿人；图书策划人；其经济政治类的文章受到一定欢迎，主张民主政治，是宣传民主自由思想者的一员，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自1998年起进入文化传播界,曾任职于《战略与管理》杂志、《华夏时报》,后为独立图书策划人,策划出版《非常道》、《哈耶克传》、《我反对》、《美国草根政治日记》等图书。自1990年代末期起,开始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发表言论,尤其喜欢辗转于各BBS论坛,就各种问题与网友论战往还。主要关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当代中国思潮。
莫之许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E%AB%E4%B9%8B%E8%AE%B8
莫之许百科：http://www.hudong.com/wiki/%E8%8E%AB%E4%B9%8B%E8%AE%B8


周孝正简介November 6th, 2011 | 周孝正简介 | No Comments »
周孝正，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资源报告撰写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负责人,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当代中国最具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1947年7月生于北京，1966年高中毕业，1966年毕业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十年。1977年回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入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1981年大学毕业，1988年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任教至今。讲授“当今中国社会和社会问题”和“人口社会学”等课程，既是人口、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他关于《中国社会和社会问题》的演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他讲课幽默风趣、话语经典 并深受当代大学生尊敬。周教授在从事繁忙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之余，还参与了大量社会工作如中央电视台、凤凰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各地方电视台谈话嘉宾、栏目策划、首席观察人、专家评论员。主要著作：《应用社会学》、《人口危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非典中的十五个反思》、《关于深圳市福田区文化社区的思考》、《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人文公民美育堂》、《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卫都江堰》、《水资源的管理与补偿机制》、《三峡移民和可持续发展》、《北京市居民安全感调查报告》等。
周孝正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55193.htm
周孝正视频：http://www.youku.com/playlist_show/id_3770772.html
周孝正豆瓣：http://www.douban.com/group/zxz/


朱清时简介November 6th, 2011 | 朱清时简介 | No Comments »
朱清时（1946～），男，汉族，化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8年6月-2008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七任校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客座科学家，法国格林罗布尔、帝戎和巴黎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作为英国皇家学会客座研究员在剑桥、牛津和诺丁汉大学工作。曾获1994年海外华人物理学会亚洲成就奖和1994年国际著名学术杂志《光谱化学学报》（Spectrochemica Acta）设立的汤普逊纪念奖。2009年3月26日至27日，深圳市召开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会议，以票决方式遴选推荐出朱清时院士位列南方科技大学拟任校长第一候选人。2010年12月15日，筹备三年的南方科技大学官方网站刊登出校长朱清时“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的家长的一封信”，信中阐明，决定在不经教育部批准的情况下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和文凭。
朱清时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6%B8%85%E6%97%B6
朱清时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51384.htm


萧强简介November 5th, 2011 | 萧强简介 | No Comments »
萧强（1961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79年毕业于北京四十四中学。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1986年8月在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读天体物理博士学位。萧强曾于1989年6月专程回国探望?六?四?死难者家属。1991年4月至2003年1月，萧强担任中国人权纽约总部的执行主任。萧强是美国麦克阿瑟奖2001年的23名获奖者之一 。萧强于2003年8月起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新闻研究生院任教 ，2004年创办了中英文双语的新闻网站《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 。萧强也在加州柏克莱分校信息学院设立“逆权力实验室”（Counter-Power Lab），担任主任研究员，目前研究领域为社会媒体，网络自由和数字行动，并开设跨科系的“数字行动”课程。
萧强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5%AD%E5%BC%B7
萧强文集：http://zhengyjz.myblogsite.com/


章诒和简介November 5th, 2011 | 章诒和简介 | No Comments »
章诒和（1942年9月6日－），安徽桐城（今枞阳）人，生于重庆，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毕业。为章伯钧二女（母为李健生，1990年5月逝世），现为退休作家、戏曲研究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现居北京守愚斋。章儿时曾居于香港三年，在培正小学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随家人迁到北京定居；1954年起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即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1960年考进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文学系，大学时期（1963年）被下放到四川川剧团艺术室工作；1970年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并判有期徒刑20年（当时被划为右派），狱中诞下一女；1979年5月丈夫唐良友在成都因急性胰腺炎离世。同年秋天被判无罪释放并回北京，后在四川省文化厅剧目室工作。1979年起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2001年退休并开始写作，2004年《往事并不如烟》出版后她曾数度赴港，多次出席书展着作宣传与一些文学、文化座谈会，如2007年3月30日至4月1日、2011年4月14日至16日举办之香港城市大学「城市文学节」座谈活动，2007年9月29日获三藩市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主要着作：《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伶人往事》、《一半烟遮，一半云埋》等。
章诒和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03376.htm
章诒和微博：http://weibo.com/1907616172


范泓简介November 4th, 2011 | 范泓简介 | No Comments »
范泓，祖籍广东，1955年生于南京，现居南京或扬州，供职于新闻单位。2000年以来，在《老照片》、《书屋》、《随笔》、《传记文学》、《开放》、《温故》、《社会科学论坛》、《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文汇读书周报》、《大学人文》、《中国图书评论》、《同舟共进》、《中国社会导刊》、《悦读mook》等报刊发表文史随笔作品数十万字，多次被《作家文摘》、《报刊文摘》、《读书文摘》、《中外文摘》、《律师文摘》、《历史教学》等报刊转载，并入选《2004年人文中国》、《2004年最具阅读价值·人物印象》、《2005年中国随笔年选》、《2008年中国文史精华年选》、《2008中国杂文精选》、《2009中国文史精华年选》等多种选本。先后出版有《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与李敖打官司》（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香港明报出版社，2008年）、《民主的铜像–雷震先生传》（台北秀威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重说陶希圣》（台北秀威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在历史的投影中·随笔集》（台北秀威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
范泓博客：http://fanhongbk.blog.163.com/
范泓文集：http://21ccom.net/plus/view.php?aid=8104


傅国涌简介November 4th, 2011 | 傅国涌简介 | No Comments »
傅国涌，自由撰稿人，当代中国知名知识分子。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毕业于温州教育学院，现属温州大学，做过中学教师，现在杭州家中读书写作。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企业传统，善于以客观全面的视角解读历史。1999年以来在《书屋》、《随笔》、《东方》、《读书》、《南方周末》等数十种报刊发表文章，作品曾多次被《报刊文摘》、《读书文摘》、《杂文选刊》、《中华读书报》、《中外文摘》、《书摘》等报刊转载，并入选《大学人文读本》等多种选本。傅国涌作品系列：《金庸传》、《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偶像的黄昏》、《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细节》、《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发现廿八都》、《百年寻梦》等。
傅国涌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24623833
傅国涌专栏：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fuguoyong.html
傅国涌微博：http://weibo.com/fuguoyong


程晓农简介November 3rd, 2011 | 程晓农简介 | No Comments »
程晓农祖籍南京，五十年代生于上海。初入中学即逢文屋里，虽然还革，旋赴安徽肥东县插队。与农民朝夕相伴数年，尝知稼穑之艰，农民之苦，官吏之贪。1975年赴安徽地质局327队工作，供职综合计划科。1978年高，其中一件淡考被录取，择赴京就读，198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以求实和独立思考的方式学习，尤感计划经济的理论漏洞百出、谬误至深。先后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1989年起他先后到德国经济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自1997年起接任在美国编辑出版的社会科学学术季刊《当代中国研究》主编，已历十年。《当代中国研究》如今拥有世界上90多个国家的读者，在中国更是广受欢迎。这个杂志既为国内学者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论坛，又帮助国内读者和世界各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深入了解今日之中国。
程晓农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184130.htm
程晓农文集：http://kongfdb.blog.co.in/category/%e7%a8%8b%e6%99%93%e5%86%9c%e6%96%87%e9%9b%86/


熊培云简介November 3rd, 2011 | 熊培云简介 | No Comments »
熊培云 1973年生，祖籍江西。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思想国网站创始人。 过去与现在与熊培云写作相关的职业主要有：《南风窗》驻欧洲记者（主笔）；《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亚洲周刊》、《凤凰周刊》等知名媒体专栏作家、社论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于2010年5月27日增选为立人乡村图书馆理事会理事。熊培云的文字，以自由、明辨、宽容、温暖见长。多年来，他推崇胡适思想，对待社会问题坚持中庸、宽容、渐进的态度，以“社会”为切入点，找到了各种思潮能够调和的“共同底线”。对待个人理想和社会责任方面，他倡议“把一生当做自己的远大前程”，从个体做起，一点一滴的改造，日积月累的建设，共同构建人本、宽容、人人都可以自由思想和创造的中国与世界。著作有：《思想国: 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重新发现社会》、 《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
熊培云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58292.htm
熊培云微博：http://weibo.com/xiongpeiyun


陈有西简介November 2nd, 2011 | 陈有西简介 | No Comments »
陈有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警察学院兼职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毕业，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研究生）班结业。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宣传联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公安厅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个人会员，法律文书委员会理事。曾在浙江省公安厅、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级法院任职。作为律师，他成功管理着浙江省第一家京衡律师集团，办理了大量有影响的案件，业务范围涉及刑事辩护、公司法律风险防范和公司并购、建筑房地产、国际贸易、知识产权、香港上市、重大行政诉讼和集团评讼。被评为杭州市中介服务业标兵、2007年获浙江省律师事业突出贡献奖。是一位学术和实务兼长的学者型律师。
陈有西学术网：http://wq.zfwlxt.com/newLawyerSite/index.aspx?user=10420
陈有西百科：http://www.hudong.com/wiki/%E9%99%88%E6%9C%89%E8%A5%BF
陈有西微博：http://weibo.com/1803570001


任剑涛简介November 2nd, 2011 | 任剑涛简介 | No Comments »
任剑涛，博士，教授。1989-2009年任教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2009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98—1999年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合作研究员。目前主要研究领域是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和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主张以政治理论解读中国政治、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乐于充当专业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两种角色。先后出版《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1992，陕西人民出版社），《走向开放的道德》（合著，1994，中山大学出版社），《伦理政治研究——从先秦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1999，中山大学出版社），《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处境》（2003，东方出版社）。《权利的召唤》（2004，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后革对角绷着黑色命时代的政治文化》（2008，广东人民出版社），《政治哲学讲演录》（200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政之道》（2008，中山大学出版社）。主编有《善恶的彼岸》、《论衡丛刊》（1——4辑）、《政治哲学的理论视界》、《现代公共管理伦理导论》、《政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视角》等。
任剑涛文集：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author.php?id=46
任剑涛博客：http://ren-jiantao.blog.sohu.com/


高华简介November 1st, 2011 | 高华简介 | No Comments »
高华（1954年—），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1971年到1978年曾做过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曾于1995—1996年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访问学者。2004年2-7月，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2006年1-6月，在香港中大历史系任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等。
高华文集：http://21ccom.net/xzzl/lsjd/author_201001208009.html
个人网站：http://gaohua.coldwarchina.com/index.htm


徐贲简介November 1st, 2011 | 徐贲简介 | No Comments »
徐贲，曾就读于复旦大学，马萨诸塞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先后在国外出版专著四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文学作品分析、文化批评等。著作包括Situational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和《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2005）、《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2008）、《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2009）等。
徐贲文集：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xuben.html
徐贲博客：http://blog.sina.com.cn/xubenblog
徐贲豆瓣：http://www.douban.com/group/110673/


廖亦武简介October 31st, 2011 | 廖亦武简介 | No Comments »
廖亦武（1958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盐亭，为中国有名的诗人、流亡异议人士与底层研究者。1976年由于书写反动诗歌而遭到学校严厉警告，而且在同年4月5日因为散发传单《请不要相信他们》而被捕。1977年到1980年廖亦武四次投考大学都未能录取，1988年虽然进入武汉大学作家班，但是不久后仍被开除。1982年廖亦武开始发表诗歌，并且以《人民》《儿子们的时代》等诗篇步入文坛，1983年与周伦佑等人开始发表地下刊物与民间刊物，而成为中国公安的监视对象。1983年到1988年发表《死城》、《黄河》等诗而成为新诗潮代表人物之一，但也成为反精神污染的批判对象。1989年廖亦武发表诗作《大屠杀》并且筹划诗歌电影《安魂》。1994年发表诗歌外也多次参与有关人权、改革的运动。1999年廖亦武发表《沉沦的圣殿》，出版该书的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也被整顿；同年出版《漂泊─边缘人访谈录》，随后亦被查禁。2002年廖亦武又出版《中国底层访谈录》，为《漂泊─边缘人访谈录》之增订版，出版该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被整顿。但是《中国底层访谈录》除地下版本外，也有出现台湾与法国海外版本。2011年年中他离开中国，辗转经越南河内、波兰华沙等地后于7月6日抵达柏林。现在廖亦武主要从事中国冤狱史的研究，以及自传体小说的写作。主要作品：《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漂泊──边缘人采访录》、《中国底层访谈录》上下卷。2002年6月，三卷全本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推出，获得《倾向》文学奖。2004年，自传体的纪实文字《证词》，二月份在香港出版。2008年，法国玛当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古拉格情歌》，易名为《犯人的祖国》，法文的。同年，《最后的地主》2008年4月在美国华盛顿”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出版。《最后的地主——土改幸存者采访录》，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2010年《地震疯人院》在台湾出版，法国出版社也出版法文翻译。
廖亦武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96%E4%BA%A6%E6%AD%A6
廖亦武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633063672


卢跃刚简介October 30th, 2011 | 卢跃刚简介 | No Comments »
卢跃刚，1958年生，四川雅安人。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始人。1987年毕业于中国记协新闻学院。1975年赴四川雅安乡村插队务农，1980年应征入伍，历任师、团新闻干事，北京市城市建设工程公司干部，《中国青年报》新闻编辑中心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非虚构文学的写作立场是：运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多种社会 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近距离观察中国社会重大问题和现象，关注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维 护公众利益、真实、客观、公正地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他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轰动海内外，列入1998年文学类10大畅销书。著有长篇报告文学《人体躁动》、《大国寡民》，报告文学集《以人民的名义》、《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在底层》、《在那酒神徘徊的地方》、《卢跃刚自选集》，小说《潮地》、《雾域》，中篇报告文学《创世纪荒诞》、《超越世纪：性艺术在中国》、《辛未水患》、《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讨个“说法”〈以人民的史义〉》(续篇)、《春天里的神话》、《乡村八记》等。
卢跃刚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06448.htm


盛雪简介October 30th, 2011 | 盛雪简介 | No Comments »
盛雪（1962年8月2日－）本名臧锡红，现居加拿大，记者、作家、诗人和时事评论员，曾多次获得加拿大主流社会全国性新闻和写作奖项。盛雪1962年生于北京。1979年高中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废旧物资回收公司、京侨餐厅、辅进补习学校、北京电大学刊编辑部和《管理世界》杂志社工作。八九后，赴加拿大留学。1994年，盛雪在多伦多发起成立中国人权促进会，开始进一步关注中国普遍的人权迫害事件。1997年盛雪在加拿大最具权威性的新闻周刊《麦克莱恩》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中国偷渡者命运的独家追踪采访报道，并因此在2001年获得了加拿大新闻界最高荣誉“加拿大记者协会深度新闻调查奖”和“加拿大全国杂志奖”。她是第一位获得此类奖项的华人。2001年，深入追踪调查采访中国第一大案：远华走私案，撰写并出版了二十多万字的《“远华案”黑幕》一书。2005年，获颁该年度加拿大少数族裔新闻记者奖，是该届30位杰出个人获奖者中唯一的华裔人士。2006年，盛雪发起建立了由多个不同族裔背景的人权组织和个人组成的中国人权网络，推动中国人权进步，并督促加拿大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同年，盛雪参与建立了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任董事。德国前国防部副部长Dr. Klaus Rose 为该论坛主席，日本议会副议长牧野圣修为副主席。2008年1月，诗集《觅雪魂》在香港出版。盛雪是加拿大卡尔顿大学（Carlton University）2007年的驻校作家，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2009年冬季的驻校作家，和阿尔伯达省首府埃德蒙顿市及阿尔伯达大学2009-2010年度的驻市驻校流亡作家。作品有：长篇新闻纪实《“远华案”黑幕》, 诗集《觅雪魂》，联合作家出版社，香港，文集《敌对抒情》，联合作家出版社。
盛雪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7%E9%94%A1%E7%BA%A2


张灏简介October 29th, 2011 | 张灏简介 | No Comments »
张灏，男，1937年出生，原籍安徽省滁县。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 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教授，现为台北“中研院”院士。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荣誉：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研究奖金（1975-1976），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研究奖金（1972, 1979-1980），王安东亚学术研究奖金（1985-1986），中央研究院院士（1992），主要著述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1987）、《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意义与秩序的追求，1895-1911》、《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1988）、《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1989）、《张灏自选集》（2002）、《时代的探索》（2004），他还是《剑桥中国史》晚清部分的撰稿人之一。
张灏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49977.htm
张灏地址：http://www.ihp.sinica.edu.tw/people_page/p2_b05.htm
张灏豆瓣：http://www.douban.com/group/76399/


沙叶新简介October 29th, 2011 | 沙叶新简介 | No Comments »
沙叶新（1939年－），江苏省南京市回族人，后移居上海，中国大陆作家，曾经化名“少十斤”。1957年从南京市第五中学毕业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1年大学毕业后，保送进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创作研究班学习，1963年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担任编剧。1985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93年为打破终身制主动弃职。近年沙叶新号称：“不为权力写作。”较为关注大陆的民主，亦对中共持诸多批评。曾被大陆高层点名批评。作品有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太阳·雪·人》、《东京的月亮》、《边疆新苗：六场话剧》1977、《尊严》1998、《江青与她的丈夫们》；喜剧《一分钱》、《约会》；电影《寻找男子汉》；电视剧《陈毅与刺客》、《百老汇 100号》、《绿卡族》；随笔、杂文及其他文集《阅世戏言：沙叶新幽默作品50篇》、《阅世戏言：沙叶新幽默作品精选》、《沙叶新谐趣美文》、《精神家园》、《自由的笑声》、《沙叶新的鼻子：人生与艺术》、《耶稣.孔子.披头士列浓》、《沙叶新剧作选》、《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书生”与“梁效”刍议》、《沙叶新买菜记》、《为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所作的演讲》、《“检讨”文化》、《“表态” 文化》、《“宣传”文化》、《腐败文化》、《粪土当年郭沫若？》、《精神与使命——我的心路历程》、《“阅世戏言”谐亦庄》、《兰陵王胡雪桦：孤独的家园》、《男儿当自强》、《第一桶金》、《少年岂识情滋味》。
沙叶新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5%8F%B6%E6%96%B0
沙叶新文集：http://www.chinaelections.org/scholar.asp?scholarID=151
沙叶新微博：http://weibo.com/baxifp


王朔简介October 29th, 2011 | 王朔简介 | No Comments »
王朔，男，1958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祖籍辽宁岫岩，1976年毕业于北京四十四中学，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任卫生员.1980年退伍回京，进入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任业务员，1983年辞职靠写作维生。197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短篇小说《等待》发表于当年《解放军文艺》文学杂志第11期)，自1984年初处女作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发表在《当代》后，迄今已创作二十二个中篇小说、三个长篇小说，大约一百六十万字，并创作了数十集电视剧。1997年1月赴美。1997年7月回国，从事自由写作。主要作品：小说《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一点正经没有》、《永失我爱》、《动物凶猛》、《你不是一个俗人》、《许爷》、《过把瘾就死》、《看上去很美》、《我的千岁寒》、《新狂人日记》、《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杂文《我看金庸》、《我看鲁迅》、《新狂人日记》、《致女儿书》。谈话录《美人赠我蒙汗药》、《我是王朔》。编剧《轮回》、《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梦想照进现实》、《非诚勿扰2》。
王朔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9C%94
王朔作品：http://www.my285.com/ddmj/wangshuo/


周瑞金简介October 28th, 2011 | 周瑞金简介 | No Comments »
周瑞金，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以及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广泛反响。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主持过《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评论、理论工作，有多篇作品获得全国好新闻、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其中“皇甫平”署名评论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1998年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分别被聘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和上海科技大学新闻与人 文科学系兼职教授。2001年1月当选为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2003年当选全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出版专著《宁做痛苦的清醒者》，合作编著《编辑学》、《现代科技新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读本》等书。
周瑞金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05407.htm
周瑞金评论：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zhouruijin/


易中天简介October 28th, 2011 | 易中天简介 | No Comments »
易中天，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194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6岁随其父易庭源来到湖北武汉，并在武汉开始接受教育，在武汉度过小学、初中、高中时期，后来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到新疆支青数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专业。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研究，著有《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著作。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 《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2005年起开始在CCTV-10《百家讲坛》节目里讲解历史，品评汉代风云人物，因其白话式的幽默分析，受到追捧。2006年开始制作《易中天品三国》，一举成名。《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标题，而享有了“学术超男”的称号，2007年11月，在上海出版了新书《帝国的终结》。2008年，与《百家讲坛》再度携手合作，录制播出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201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新浪网、新浪微博联合主办的《易中天文集》首发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易中天文集》共十六卷，收录了易中天先生从1980年到2011年三十年间各类著作共十八种，总计四百多万字，内容涉及文学、美学、艺术、文化、历史、法律、政治、哲学和时事。
易中天博客：http://blog.sina.com.cn/yizhongtian
易中天微博：http://weibo.com/yizhongtian


李承鹏简介October 27th, 2011 | 李承鹏简介 | No Comments »
李承鹏，昵称“李大眼”，新锐知识分子，中国著名社会评论家、杂文家、畅销作家，最具号召力的网络博主，超人气意见领袖，曾为中国最有名的足球记者、评论员，历任《成都商报》体育部主任、《足球报》专题部主任。李承鹏1968年出生于新疆哈密市，8岁时随父母迁回四川成都。1990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四川一家体委机关报，1996年也就是十五年前因为批评假球黑哨，被党委书记勒令停职反省，成为是中国第一个因批评假球黑哨被停职反省的记者。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多次被有关部门“封杀”。后进入《足球报》工作，任专题部主任，成为知名的足球评论员。在二十多年的文字工作中，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被称为足球评论界的“鲁迅”，他用充满现代感的幽默讽刺、揭露中国足球及相关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文字潇洒而不失智慧、幽默而充满辨证，针砭时弊、敢于言表。李承鹏还在二十家都市报开时评专栏，时评妙语滔滔不绝。连续两年被评为新周刊的新锐份子，同时他还出版过多部作品，好评如潮。已出版作品：《手起刀不落》《甲A十年》《左一刀 右一刀》 《你是我的敌人》《中国足球内幕》《寻人启事》《李可乐寻人记》《李可乐抗拆记》。
李承鹏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69945.htm
李承鹏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chengpeng
李承鹏微博：http://weibo.com/lichengpeng


郎咸平简介October 27th, 2011 | 郎咸平简介 | No Comments »
郎咸平（1956年－），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1956年出生于中华民国台湾省桃园县，祖籍山东潍坊。他于东海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于国立台湾大学修得硕士学位。1986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公司理财（财务管理）博士学位，后执教于美国多家商学院，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2001年起开始重点研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2004年8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4]的演讲，以格林柯尔为案例讲述大型国有企业如何在产权改革过程中资产被私人所侵吞，致使股市中小股民利益受损等问题，并倡导立即停止目前的产权改革，而应建立一套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2004年因在中国发表多篇批评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文章而成为媒体焦点。他的观点引发中国大陆学术界、企业界和民间的不同反响，一些人将其称为“郎监管”、“中小股民利益的保护者”和新左派人物，但也有人批评其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状况缺乏了解，甚至批评他借题炒作出风头。2007年以来，郎咸平在其多次演讲中，以“二元经济”对中国数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6+1产业链整合”作为对策。郎咸平一般被认为是新左派学者，但他自称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
郎咸平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8E%E5%92%B8%E5%B9%B3
郎咸平博客：http://blog.sina.com.cn/jsmedia
郎咸平微博：http://weibo.com/langxianpinghk


长平简介October 26th, 2011 | 长平简介 | No Comments »
长平，媒体工作者，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2003-2004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南都周刊》副总编辑。 文章多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新京报》、《南方周末》、《新闻晨报》、《东方早报》、《潇湘晨报》、《国家历史》、《凤凰周刊》等。2003-2004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长平的文章深刻而锋利，对社会现象有着独到的见解，因而常常遭到封杀，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人士。
长平博客：http://blog.ifeng.com/1258991.html
长平空间：http://zhangping.qzone.qq.com/
长平微博：http://weibo.com/changping
长平网易：http://t.163.com/zpcp3


展江简介October 25th, 2011 | 展江简介 | No Comments »
展江，著名传媒学者，教授。生于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法学博士。曾在海军部队服役9年，从事记者工作8年，1996年7月起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曾担任该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新闻学和政治传播。从2001年起主办过8届“新世纪新闻舆们一起收进屋论监督研讨会”。论文有《新闻事业成因论》、《新闻宣传异同论》、《编辑机制探析》、《美国主流政治文化与普利策新闻奖》、《从看点潮。提上裤中点潮。提上裤国大陆的政治表达》、《当代局部战争与新闻传播类型》、《反恐怖战争与新闻传播类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警惕传媒的双重封建化》等。著有：《战时新闻传播诸论》（1999）、《正义与勇气》（I-II）（2000）、《新闻传播学专业英语教程》（2004）、《新闻舆们一起收进屋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2007）；主编有：《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2002）、《舆们一起收进屋论监督紫皮书》（2003）、《中国舆们一起收进屋论监督年度报告》（2003-2004）（2006）；译著有：《美国新闻史》（2004）、《新闻报道与写作》（2004）《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2004）、《新闻与正义》（I-IV）（1998-1999）等。译著有：《新闻与揭丑——美国黑悬挂昨晚刚洗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等。
展江文集：http://www.chinaelections.org/scholar.asp?scholarID=217
展江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666776.htm
展江博客：http://zhanjiang.vip.bokee.com/
展江微博：http://weibo.com/1896697435


郑义简介October 25th, 2011 | 郑义简介 | No Comments »
郑义，1947年3月10日生，重庆人，中国当代作家。1979年，发表处女作《枫》，轰动全国。1980年，由自己改编的电影《枫》删剪后上映。1982年，大学毕业，到山西省榆次市《晋中文艺》任文学编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到山西省省会太原市“中国作家协会山西省分会”任专业作家。创办大型文学季刊《黄河》，并任副主编。1985年，小说《远村》获1984年度全国优秀小说奖。1986年夏，第一次到广西省调查“人吃人事件”。1986年底～1987年初，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墨西哥（顺访美国、古巴）。1987年春，赴西德参与一个写作计划。1987年，由本人原著并亲自改编为电影的《老井》获东京、夏威夷、意大利国际电影节多项大奖。后囊括中国当年的“金鸡奖”、“百花奖”、政府奖等全部奖项。1988年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山西省分会主席。1989年，职称评定为“中国一级作家”。1989年春夏，到北京参加两个文学艺术活动。1989年夏到1992年春，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逃亡半个中国。后期在友人掩护下秘密写作了《历史的一部分》、《红色纪念碑》两部著作共1000余页。并将手稿拍成微缩胶卷，通过西方旅游者带出国境。1992年春，和妻子北明一起携手稿乘木船偷渡到香港。在美国、香港、台湾等十几家报刊上撰文揭露文革期间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在全世界引起轰动。1993年1月6日，获政治庇护来到美国。1993年，获该年度“作家言论自由奖”、该年度“万人杰新闻奖”。与妻子北明共同获得 “人权卫士”称号。1993年后，曾应邀在下列大学发表关于文学、人权的演讲和与师生座谈：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波士顿大学、匹兹堡大学、俄亥俄大学、威斯康辛大学、英国的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波鸿大学、斯徒加特大学、埃森大学、特里尔大学、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等等。1994年，加入“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研究写作计划。1996年3月19～22日，应邀出席主题为“写作与自由”的布朗大学国际文学节，并代表与会中国作家在大会上发表“文学与自由写作”的演讲。1996年9月，长篇小说《神树》出版。1998年6月，政论文集《自由鸟》出版。2000年5月，完成长达600页的著作《中国之毁灭》。2002年，《中国之崩溃》（China’s Ecological Winter)中文版出版。作品有英、日、德、法文本。
  
郑义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zhengyi/


笑蜀简介October 25th, 2011 | 笑蜀简介 | No Comments »
笑蜀，真实姓名陈敏，1962年11月生，四川省仪陇县人，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现任《南方周末》评论部负责人。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著有《刘文彩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背上十字架的科学——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笑蜀认为，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个成就的伟大，已经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充分展现了出来。无论是从最近发生的番禺垃圾发电厂事件，还是早些年发生的厦门PX事件，还有邓玉娇、重庆钉子户等公共事件，都表明中国社会正向公民社会转型，而媒体是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火车头。笑蜀认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与互联网的发展一致的，从虚拟向现实转变，从空中向陆地降落。广义地说，每个人都是公民社会潜在的基础，主要是看公民自己是否具备公共关怀、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
笑蜀文集：http://www.chinaelections.org/scholar.asp?scholarID=158
笑蜀微博：http://weibo.com/xiaoshushiping


林毓生简介October 25th, 2011 | 林毓生简介 | No Comments »
林毓生（Yu-sheng Lin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当代著名学者。1934年生于沈阳，原籍山东黄县，7岁时移居北平，14岁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60年赴美深造，197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维吉尼亚大学访问助理教授。是殷海光、哈耶克、希尔斯等人的学生。1970年开始执教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于2004年退休，改任该系荣誉教授。1994年当选为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教授的著作主要有：The Crisis of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Era（1986）（该书中译本《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苏国勋、崔之元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初版、1988年增订再版）、《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合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从公民社会谈起》（即出）等。
林毓生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005767.htm
林毓生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UxMjIwOTI=.html


许小年简介October 24th, 2011 | 许小年简介 | No Comments »
许小年1953年出生，1981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81年至1985年期间，他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1991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5年，许博士在美国马萨诸塞州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讲授经济学和金融市场学。1996年，他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担任咨询师。1996年他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奖”，以表彰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1999年-2004年曾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此前，曾担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以及世界银行咨询师。许小年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2002年许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被中国机构投资者评为中国本土经纪公司第一名。在此调查中，许博士本人也被评为最佳经济分析师。许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他的著作有：《自由与市场经济》。2010年，许小年提出：几十万亿国有资产应分给13亿民众。
许小年博客：http://xuxiaonian.blog.sohu.com/
许小年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02390.htm


康正果简介October 24th, 2011 | 康正果简介 | No Comments »
康正果，西安人，曾因思想反动从陕西师大中文系被开除学籍，又因企图翻译《日瓦戈医生》被劳教三年，释放后长期在农村劳动。1979年平反后再入陕西师大读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西安交大执教，1994年移居美国，在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中文语文至今。已出版的著作有：《风骚与艳情》（1988）、《女权主义与文学》（1994）、《重审风月鉴》（1996）、《交织的边缘》（1997）、《鹿梦》（1998）、《身体和情欲》（2001）、《生命的嫁接》（2002）、《我的反动自述》（香港：2004，2005年台湾版更名《出中国记》）和《肉像与纸韵》，现与家人定居美国康州。2011年6月23日，知名中国作家、耶鲁大学中文教师康正果在台北一口气发表了《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出中国记》、《肉像与纸韵》三本书，其中《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受到中研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高度评价，指书中观点为真知灼见，是纪念台湾「民国百年」的上乘之作。
康正果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645957687


俞可平简介October 23rd, 2011 | 俞可平简介 | No Comments »
俞可平，1959年7月生，浙江诸暨人，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并任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深圳大学学校教授或研究员，曾任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全经、治理与善治、公平社会。至今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增量民主与善治》、《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政治与政治学》、《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治理与善治》、《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群主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民主与陀螺》、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研究报告》等。
俞可平文集：http://www.chinaelections.org/scholar.asp?scholarID=16
俞可平专栏：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ukeping.html


余世存简介October 22nd, 2011 | 余世存简介 | No Comments »
余世存，学者、诗人、中国问题专家、《战略与管理》前执行主编。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擂鼓墩村，1990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做过搬家工人、看门人、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其中一件淡员、志愿者。等。1995年进入《战略与管理》，2000年离职。曾任《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自2001年起，主持“当代汉语贡献奖”。现为《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作家。创办“当代汉语贡献奖”，奖掖对汉语思想和行动有贡献者。余世存曾追随李慎之先生左右，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类人孩’般的认知品性生发锥心之痛”，出版的《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从文明史的角度，说明：“‘类人孩’状态才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否则，“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余世存先生是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阵痛、社会乱象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严肃的思考，有人称他为“非常学者”。作品有: 《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我看见了野菊花》、《类人孩》等多种著作。等，2005年以《世说新语》相似的笔记体方式出版《非常道》，为其历史观假说“类人孩思想”做注脚，被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嘉许为“抵十年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之功”，获选《新京报》“年度好书”，新著有《非常道2》。
余世存文集：http://yushicun.vip.bokee.com/
余世存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26263.htm


曹思源简介October 22nd, 2011 | 曹思源简介 | No Comments »
曹思源，男，1946年1月出生于江西景德镇。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1968年毕业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理论部，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1988年下海，创建民间社会科学研究及咨询机构。1988年以来，先后为深圳、海南、沈阳、沙市、景德镇、北海、淮阴等地方政府和北京、上海、浙江、山西运城等法院以及100多家企业提供有关破产程序、兼并收购、招商引资、企业重组和股份制改造等方面的政策法律咨询与中介服务。因曾主持起草中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公开倡导竞争性产业私有化，反复提出数十项修宪建议，而被称为“曹破产”、“曹私有”、“曹宪政”。先后被《亚洲周刊》评为“影响中国新世纪的50位名人”之一，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亚洲风云人物”。迄今已出书28部，发表文章900余篇，共710余万字。在国内外演讲800余场，广播电视受众共约62亿人次。主要经历：1979年起反复论证改革国家所有制、降低国有比重；1980年首先倡导破产淘汰理论，尔后于1985年出任国务院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主持起草破产法和失业救济法规并通过院外活动推进其立法；1981年发表修改宪法的十点建议，主张确立包括股份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地位、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职位等。1987年3月建议设立人代会旁听制度，并促其载入全国人大议事规则；1987年9月提出公有制有多种形式，并促其载入中共十三大文件；1988年首次阐述中国政体改革的安全通道是非暴力主义和议会民主之路；1994年起多次呼吁并论证改革法院管辖制度，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多年来大力倡导在竞争性产业实行私有化，以克服多元化，走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大道；1989年以来，先后主持召开修改宪法理论研讨会和兼并、破产以及国企改革研讨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并注；1988年底及1989年初，应美国国务务院邀请访美，考察美国的破产制度、议会制谋私联邦制度。 1997年及1999年，作为访问学者，先后应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乔治敦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以及加拿大多人参多大学、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荷兰莱顿大学、德国鲁尔大学等处讲学。1998年12月，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等处进学。1999年9月，作为中国发言人之一，应邀出席在上海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年会。已出书十余部，发表论文600多篇，共420余万字，其主要著作有《人间正道私有化》及《破产风云》等。
曹思源博客：http://my1510.cn/author.php?caosiyuan
曹思源文集：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aosiyuan.html
曹思源微博：http://weibo.com/siyuanxianzheng


野夫简介October 22nd, 2011 | 野夫简介 | No Comments »
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出生于湖北恩施。中国自由作家、编剧、出版人。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1978年考进湖北民族学院中文系开始诗歌创作。1982年组织诗歌社团“剥枣诗社”，开始使用“野夫”作为笔名，近年偶尔也在网上自称“土家野夫”。1985年担任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常务理事。1986年插班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组建湖北省“后现代诗人沙龙”，出版诗集《狼之夜哭》。1995年到北京谋生成立民营书商。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前，野夫在四川德阳市罗江县做农村调查，准备写一本《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关于乡土社会的问题的书。部份文章《治小县若统大国》、《废墟上的民主梦》、《余震绵延的大地》已经在海南《天涯》杂志上发表，前两篇并列2008年中国散文学会评选的优秀散文奖第四名。地震发生后，就在当地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罗江县募集到约200万现金，成立罗江县精神重建基金会。野夫还培训当地农民自编、自演、自导拍摄电视短剧介绍灾区的真实境况，并将影片拿到县电视台播出，在2008年杭州国际传媒大会上得到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2006年获“第三代诗人回顾展”之“杰出贡献奖”，2009年获“2009当代汉语贡献奖”，2010年1月，《江上的母亲》获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中国首位作家获得此奖项。目前在云南生活、写作。其他作品有：《拍剑东来还旧仇——野夫自选集》，《父亲的战争》，《尘世·挽歌》。
野夫维基：http://zh.wikipedia.org/zh-cn/%E9%87%8E%E5%A4%AB
野夫微博：http://weibo.com/1830438495


王力雄简介October 21st, 2011 | 王力雄简介 | No Comments »
王力雄，1953年生，祖籍山东龙口，作家、独立思想者、民族问题专家及民间环保人士。1969年，随从“牛棚”释放的母亲下乡。插队4年，开始写诗。1973年，成为“工农兵学员”，上吉林工业大学汽车专业。1975年产生“逐层递选制”的设想。1983年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之门》。1985－1986年写作纪实小说《漂流》，1987年出版。1988年开始写作政治寓言小说《黄祸》，1991年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出版商自作主张署作者名为“保密”。1991年－1994年写作《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1998年出版。1995年－1998年，其间去西藏和各省藏区计10次，在藏时间累计2年，走遍所有藏区。写作《天葬：西藏的命运》，这本西藏问题专著，获得广泛地好评。1999年出版文集《自由人心路》。2002年创办“递进民主”个人网站。2002年6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授予王力雄2002年当代汉语贡献奖。2004年，出版《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2007年2月24日，新西兰汉学会授予王力雄荣誉会员称号。王力雄并不是组织意义上的政治异议分子，早在八十年代初即是一个无职无权的作家，是毛泽东时代之后最早脱离国家体制自力生存的知识分子之一，为的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精力调查、写作，更重要的是能相对独立地思考和发表见解。国际媒体称他为「中国最敢言的作家」，其实称他为「中国最独立的作家」更准确。王力雄的一系列作品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思想观点并没有受单一的意识形态支配，而是始终秉持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职业原则。
王力雄文集：http://baoxiang.mianfeiluntan.com/t7-topic


杨继绳简介October 21st, 2011 | 杨继绳简介 | No Comments »
杨继绳（1940年11月－）湖北省浠水县人，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教授、《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现居北京。1960年，杨继绳考入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学制6年。1966年毕业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1月加入新华社天津分社任记者。任记者时发表多篇社会探讨性文章，80年代撰写学术性文章。在新华社工作期间，杨继绳先后担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高级记者，《经济参考报》编委兼理论部主任，新闻出版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先后担任《中国改革》，《中国企业家》，《方法》等多家杂志的编委，继续评论写作。2003年初起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他于2004年末出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披露了他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至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的亲身采访资料，因题材敏感及他的新华社记者身份，出版时颇受注目，该著作亦有被其他媒体引述如日本产经新闻之《邓小平秘录》。至于1999年4月完稿之《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早在2000年已在香港发行，却在中国大陆出版屡遭阻挠。分别在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与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未果，而经增补资料的书稿在2006年透过广州花城出版社与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与香港版本相比虽有删节（分别在第二章与第十八章的最后一节），但仍受警告，其书不能参展或者重印。杨怀疑是因为2004年末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之关系，遂于2007年1月投书至时任中宣部长批评当局违反宪法、剥夺他的出版权利。2011年，此书终于解禁，公开发售。2010年3月，杨继绳新作《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一书在国内隆重出版。该书也是作者继《墓碑》后最新出版作品，也是杨继绳先生国内首部唯一政经评论集。该书甫一出版，各大媒体报刊纷纷报道采访转载，引起强烈反响。
杨继绳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5%8A%E7%B9%BC%E7%B9%A9


杨东平简介October 20th, 2011 | 杨东平简介 | No Comments »
杨东平，1949年9月生，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战略发展研究会理事，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副会长，自然之友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自1993年起，担任有广泛影响的《社会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作者。2007年，被《南风窗》评为“年度十大公益人物”；2007年，《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第一名。主要著作包括：《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最后的城墙》，《未来生存空间》，《学问中国》，《无梦时代》，《倾斜的金字塔》，《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编有《教育：我们有话要说》，《大学精神》、《大学之道》等。
杨东平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27125192
杨东平文集：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dongping.html
杨东平微博：http://t.163.com/yangdongping


张耀杰简介October 20th, 2011 | 张耀杰简介 | No Comments »
张耀杰，1964年生于河南省禹州市农村。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人文学者，文艺史专家，政学两界传记作家，苏州德源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89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199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从1992年至今，一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从事”戏剧历史暨戏剧宗教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近年来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政学两界重要人物及重点事件的个案研究，已经出版的著作包括《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北大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鲁迅与周作人》、《中国话剧史》、《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人间悲剧》、《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阳光天堂——曹禺戏剧的黄金梦想》、《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等十余部。待出版的著作还有《中国学潮史》、《鲁迅真相》、《三人行：胡适、鲁迅、周作人》、《世界文学上的人物——路翎的小说与戏剧》、《中国文坛的轮回圣战》、《现代戏剧与宗教文化》、《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代党争论稿》、《宗教故事中的美好人性》、《民权保障同盟的昙花乍现》等。近年来除有上百万字的学术和史料文章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外，还曾参与《小关一家人》、《山河作证》、《农电之光》等数十部长短电视片的编创工作。 《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一书作者。
张耀杰博客：http://my1510.cn/author.php?zhangyaojie9411
张耀杰微博：http://weibo.com/1903745713


哈金简介October 19th, 2011 | 哈金简介 | No Comments »
哈金（本名金雪飞，英文笔名Ha Jin，1956年2月21日－），华裔美国作家，小说多以中国为题材，比较适合美国读者与媒体的价值观和欣赏口味。哈金1956年出生于辽宁省，父亲是一名军官。哈金在1969年文化大革命时加入解放军。1981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取得英语学士学位，1984年取得山东大学北美文学硕士学位。他在1992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继续得待在美国，1990年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沉默之间》。他的文学创作多半将场景设定在中国一个虚构的城市「无地」（Muji）。小说曾获得许多文学奖项，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跟PEN/Faulkner Award （笔会／福克纳奖） Waiting (1999)。他所创作出来的许多短篇故事被选入美国最佳短篇故事选当中。他的故事集《光天化日》(1997) 获得了 Flannery O’Connor Award for Short Fiction（短篇小说弗来尼里．欧克纳奖），同时Ocean of Words《好兵》 (1996) 获得了 PEN/Hemingway Award（笔会／海明威奖）。小说War Trash《战废品》(2004)把场景设于韩战，也替他赢得了PEN/Faulkner Award（笔会／福克纳奖），并跻身于普利兹奖的决选作品之列。哈金曾任教于亚特兰大的艾文理大学，现任教于麻州波士顿大学。主要作品：诗集：《于无声处》（Between Silence）和《面对阴影》（Facing Shadows）；短篇小说集：《辞海》（Ocean of Words）、《光天化日》（Under the Red Flag）和《新郎》（The Bridegroom）；长篇小说《池塘里》（In the Pond）、《等待》（Waiting）、《疯狂》、《战废品》及《自由生活》。　
哈金维基：http://zh.wikipedia.org/zh-hk/%E5%93%88%E9%87%91


程益中简介October 19th, 2011 | 程益中简介 | No Comments »
程益中（1965年－），中国安徽安庆怀宁县人，中国著名报人，现为香港亚洲电视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程益中198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后进入《南方日报》担任文艺副刊编辑。1990年当任《南方日报》驻湛江站记者，1991年8月返回广州总部担任文艺部特刊版的责任编辑，1994年11月由该报文艺部抽调出任《南方都市报》筹备小组成员。1995年3月被任命为《南方都市报》常务副主编。（1997年1月1日南方都市报正式上市）2001年担任南方都市报主编。2004年担任新京报主编。2005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程益中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颁发的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奖状、奖章和奖金；在授奖词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程益中是中国新闻界的楷模和有良心的职业报人，他为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付出了代价。” 2006年担任体育画报中文版执行出品人。2008年担任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体育画报中文版执行出版人。2009年担任现代传播副出版总监暨《东方企业家》执行出版总监。2011年夏天起在香港亚洲电视担任高级副总裁。
程益中微博：http://weibo.com/chengyizhong
程益中维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8%8B%E7%9B%8A%E4%B8%AD


萧瀚简介October 18th, 2011 | 萧瀚简介 | No Comments »
萧瀚（1969年－），本名叶菁，号云边居士，浙江天台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2年，从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1995年后，在北京大学旁听贺卫方、钱理群、朱苏力等的课。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师从钱明星教授攻读民商法硕士。硕士毕业后，萧瀚任职于茅于轼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胡舒立主编的《财经》杂志法律顾问。那时天则刚创办“中评网”，萧瀚的名字随着大量的时评开始为人所熟知，这些时评出现在历次公共事件中：孙志刚事件，刘涌案、黄静案、佘祥林案，在SARS事件期间，几乎每天一篇时评，引人关注。2008年1月，因杨帆门事件中批评杨帆的师道观念而提出辞职，引发讨论。后在中国政法大学挽留下留校。2009年12月末，萧瀚发现中国政法大学下学期的本科生，研究生的选课表上没有自己的名字，萧瀚认为可能的原因是自己介入公共事务太深。 2010年3月21日，萧瀚在博客里发公开信给法学院院长薛刚凌谈“莫名停课”的事。3月23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会议正式宣布萧瀚停课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教师资格证”。萧瀚回应“不接受这种事后说法”。2011年10月15日或因关注陈光诚事件，萧瀚与夫人在赴友人聚会的路上，被无牌车横档去路拦下，妻子被喝令下车后，萧瀚被架入该车，戴上黑头套，被送到某处关押到凌晨1时许 。
萧瀚网易微博：http://t.163.com/20111003


肖雪慧简介October 17th, 2011 | 肖雪慧简介 | No Comments »
肖雪慧，女，伦理学家。1982年春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后在西南民族大学任教。学术上从事以伦理学为主研方向的广泛的人文学研究。著述除学术性的以外，另有大量杂文、随笔、政论文，以伸张人道、民主、理性、人权。主要著作：《伦理学原理》，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主体的沉沦与觉醒??关于伦理学的一个新构想》（合著，第一作者），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自我实现——主体论人生哲学》（合著，第一作者），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理性人格 伏尔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守望良知 新伦理文化视野》（主笔兼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复合人格 马基雅维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独钓寒江雪》，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教育：必要的乌托邦》，200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公民社会的诞生》等。
肖雪慧博客：http://blog.caijing.com.cn/xiaoxuehui
肖雪慧微博：http://weibo.com/1510963557


王克勤简介October 17th, 2011 | 王克勤简介 | No Comments »
王克勤（1964年11月14日－），甘肃省永登县人，《中国经济时报》的首席记者，大爱清尘发起人。王克勤曾因报道定州村民被袭事件、山西疫苗事件而闻名。早年，王克勤曾经担任过机关的文秘宣传，进出口公司商贸业务，以及国企的副厂长。1989年，王克勤进入《甘肃经济日报》社。2000年，任新闻三部的主任。2001年2月3日，王克勤与王宏的调查报告《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2001年4月29日，《甘肃经济日报》暂时停办。2001年9月，王克勤加入甘肃日报社的子报《西部商报》，担任特稿部主任。10月17日，发表了题为《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的调查报告，同年11月，王克勤被《西部商报》报社开除。2002年1月，王克勤来到北京加入《中国经济时报》任高级记者。2002年王克勤发表调查报告《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2005年6月11日在定州发生了绳油村村民被袭案件，6月20日，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长篇报道《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该调查导使得定州市因圈地矛盾造成6名农民被黑社会打死的真相大白，而原定州市委书记和风等一百六十余人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等刑罚[1]。2005年11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王克勤的《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2007年1月24日，王克勤发表了《山西黑煤矿矿主打死“记者”的背后》。2010年3月，经过半年的调查，王克勤发表《山西疫苗乱象调查》调查报导，而这次被调离职务是签发《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的《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包月阳[2]。同年10月，王克勤进入河北大学调查交通肇事案，发表调查报告《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调查》，指出案件背后潜在当地政府势力与大学的“合作”。2011年7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解职。2011年9月28日，王克勤在个人实名认证的微博上表示：“已辞别工作了10年的中国经济时报，加盟经济观察报，任总编辑助理，正在组建调查报道团队，将努力做好经观的调查报道。”
王克勤微博：http://weibo.com/1700757973
王克勤博客：http://wangkeqin.blog.sohu.com/


何兵简介October 16th, 2011 | 何兵简介 | No Comments »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行政法研究所所长。1964年生于安徽巢湖，非神童降世，仅一贫家小儿尔。1981年高考，庸医笔误，身高1米68作1米48，本科之梦遂成泡影（所幸9年后考入北大，长出了一口恶气）。1981－1983年在安徽省巢湖师专物理系就读，同学51人，皆须眉而无娥眉，令英雄无用武之地。1983－1984年在肥东县马集中学任教，课徒百余人。学生中有人高马大者，令吾望而生畏，不敢苛责，恐其一怒之下做出不才之事。1985－1988年在安徽省肥东县团委任职。1988年考取律师资格，1989－1990年在肥东县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开始了所谓的法律职业生涯。1990年9月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从刘家兴教授研习民事诉讼法，兼习刘教授的四川方言，1993年获硕士学位。1993年－1994年在深圳工作，先后在福田实业总公司、沙河高尔夫球会、平安保险总公司任职，感觉那是一个高楼耸天，汗流成河的地界。1994年－1998年在山东烟台大学法律任教，兼黄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彼处有海风阵阵，却无从安抚驿动的心灵。1998年考取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行政法专业博士生，从姜明安教授习行政法，兼习姜教授的湖南方言。2001年至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已出版著作34部，主编教材18部，公开发表论文288篇。
何兵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15031834
何兵微博：http://weibo.com/1215031834


胡舒立简介October 16th, 2011 | 胡舒立简介 | No Comments »
胡舒立，女，1953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2009年11月辞去《财经》杂志主编，就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院长。胡舒立女士现任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新世纪》周刊总编辑、《中国改革》杂志执行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胡舒立女士于1998年创办《财经》杂志，并担任主编的11年，将《财经》杂志发展成为中国最具权威性的财经类媒体，2004年推出的“年会：预测与战略”成为每年岁末经济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论坛，2008年推出的《财经网》成为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成功典范。2001年，胡舒立女士曾在香港凤凰卫视担任财经新闻节目总监。1992年到1998年期间，她就职于《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新闻部主任和首席记者。胡舒立女士的新闻事业开始于1982年，其时她在《工人日报》担任国际新闻编辑和记者，直至1992年。1994年，她获得了斯坦福大学新闻学院奈特奖学金，攻读发展经济学。1985年，她受美国世界新闻研究所的邀请前往美国访问。胡舒立女士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新闻学士学位，并在美国福坦莫大学与北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作的项目中获得EMBA学位。2001年 当选美国《商业周刊》50位“亚洲之星”之一，2003年 获得《世界新闻评论》颁发的“2003年度国际编辑”奖，2006年 被《金融时报》列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 ，2006年被《华尔街日报》评为“亚洲最值得关注的十位女性”之一，2007年获得由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颁发的“2007年度刘易斯·李仰士新闻责任与正义奖”，2009年 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2009年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之一。2011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
胡舒立微博：http://weibo.com/hushuli
胡舒立博文：http://shuli.sysu.edu.cn/shuliblog/


斯伟江简介October 16th, 2011 | 斯伟江简介 | No Comments »
斯伟江，1970年出生，浙江诸暨人。高级律师，擅长诉讼仲裁、知识产权、其他民商事法律事务等，为公司、个人提供常年或专项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方向为主）。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任浙江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浙江矛盾律师事务所创设合伙人、星韵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执行主任、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同济大学兼职讲习（案例教学）。1992 年7 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学士学位。1992年起执业，高级律师。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副秘书长、执行委员。上海市律师协会业务研究和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律师》杂志编委。上海投资咨询公司特聘知识产权专家。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法律版块嘉宾、上海电视台《撞击》嘉宾、《夜线约见》嘉宾。2011年4月19日斯伟江接受李庄家属的委托将出庭为李庄辩护。斯伟江律师“新思缜密，旧学深沉”，他博览群书，目光高远，对中国律师及律师业所处的环境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清醒的认识,是中国律师观察中心的积极推动者和支持者。曾游学美国，思想囿于旧儒家和自由主义之中，律师执业位于商业和法律援助之间。
斯伟江新浪微博：http://weibo.com/1268560747
斯伟江腾讯微薄：http://t.qq.com/siweijianglawer


吴稼祥简介October 15th, 2011 | 吴稼祥简介 | No Comments »
吴稼祥，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长期从事经济、政治、国际政治、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在政界、学界和商界均有阅历。他指出和谐社会从社会和解开始，比战斗更英勇的是去拥抱宿敌，因为需要战胜自己。他对反智主义、对民粹、对新左派、新威权的批评，以及现实生活当中形形色色的不合理现象的剖析，这些声音通过互联网媒界不断放大，无数次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掀起大波。主要作品有： 《邓挂昨晚刚洗的小挂昨晚刚洗的平：思想与实践（1988年）》、《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思路（1985年）》、《新权威主义述评（1989年）》、《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1997年）》及其新版《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民细直纹短袖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2004）》、《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2005年）》、《一杯沧海（2005年）》等。
吴稼祥微博：http://weibo.com/jiaxiangwu
吴稼祥博客：http://wujiaxiangblog.blog.sohu.com/


茉莉简介October 14th, 2011 | 茉莉简介 | No Comments »
本名莫莉花，湖南邵阳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进修班。在1989年6月之前，任湖南邵阳师范专科学校教师。因参与学生运动度过几年政治犯生涯，于1993年流亡瑞典。现为瑞典松兹瓦尔市教育局母语中心教师。在北欧曾积极参与国际大赦等人权组织的活动，奔走于欧洲各国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呼吁改善中国及西藏的人权状况。多年来，利用中文互联网关注中国人权状况，锲而不舍地支持和声援国内维权人士。在香港、台湾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政论、时评和散文作品，以诚实、清新和理性的文字，在公共领域里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2001年获纽约“万人杰文化新闻奖”。2005年获香港记者协会、外国记者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颁发的“人权新闻奖”。主要出版物有个人文集《人权之旅》、《山麓那边是西藏》和《瑞典森林散步》。
茉莉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354541040
茉莉文集：http://column.creaders.net/author.php?id=500


裴敏欣简介October 14th, 2011 | 裴敏欣简介 | No Comments »
裴敏欣（Minxin Pei)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学士，匹兹堡大学硕士，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及项目主任，主持了包括针对中美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政治经济改革、公民社会的发展及法制建设等多项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出版了大量专著，包括《从改革到革命：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的让位》和《中国陷入困境的转轨：发展中的独裁体制的局限性》。他的研究被广泛发表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国家利益》、《现代中国》、《中国季刊》和《民主杂志》等期刊上。他同时为《金融时报》、《纽约时报》、《亚洲华尔街时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各大报刊撰写评论。在加入卡内基基金会之前，裴敏欣自1992年到1998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代表作品有：《中国的统治危机》，《再度平衡中美关系》，《未来的震动：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政治变化》等。
裴敏欣文集：http://www.sgwritings.com/17625/spacelist_type_blog_itemtypeid_1031.html


雷颐简介October 14th, 2011 | 雷颐简介 | No Comments »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小学还没毕业“文革”开始，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研究员。于是，就走上“历史研究”这条路了。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作：《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历史：何以至此》等。译著：《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雷颐访谈：http://money.163.com/special/zfleiyi/
雷颐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045529987


马建简介October 13th, 2011 | 马建简介 | No Comments »
马建，中国先锋作家。1953年出生于中国青岛市，1970年，初中毕业，在青岛从事工会美朮工作。1976年移居中国北京，从事广告摄影，任设计师。1978年 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被查封。1979年 在全国总工会国际部，任新闻摄影记者。1979年 因拍摄人体广告摄影，被拘留审查。1984年 辞去职务，化缘走遍中国城乡山村。1985年 筹办《中国少数民族展》，八十年代曾以《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一文成名。1986年移居香港。1989年，创办香港政治经济月刊《大趋势》杂志。1992年，创办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5年，创办香港《文艺》双月刊，任执行主编。1996年，出任香港文化艺朮工作者联合会秘书长。1995年 出席在德国召开的国际文学会议。1996年，出席美国《倾向》杂志主办的中国文学研讨会。1996年 出席美国布郎大学召开的国际文学节。1997年前往德國魯尔大學教授中国当代文学。1998年，出席柏恩大学演讲。1999年，出席慕尼黑大学演讲。1999年起任英國签约作家，专事小说创作。2000年，出席台湾国际作家驻台北写作计划。2001年，小说《红尘》入围加拿大亚太平洋地区吉力也玛图书奖。2002年，出席挪威图书节演讲。2002年，小说《红尘》获英国托玛斯.库克旅行文学奖。2003年，出席中国北京大学演讲。2003年，出席英国牛津大学演讲。2003年，出席澳洲悉尼作家节演讲。现定居伦敦。近年马建移居伦敦。著有長篇小說《思惑》、《拉面者》、《九条叉路》、《紅尘》。中短篇小說集《你拉狗屎》、《怨碑》，文集《人生伴侶》、《发生关系》等。其小说尖锐幽默 。拉面者英文版《The noodle maker》在美国出版。《红尘》英文名《red dust》，台湾版名《非法流浪》，写了他以前在中国徒步旅行的经历。获英国2002年托马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已翻译出版的著作语种有：德语、英语、意大利语、法语、荷兰语、挪威语、卡特兰语等。


陈奎德简介October 13th, 2011 | 陈奎德简介 | No Comments »
陈奎德1946年9月12日生于江苏南京市。1985年获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嗣后留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1983年6月，在桂林召开的一个全国学术会议上，陈奎德代表复旦六位与会者作了“关于认识论的几点意见”的发言，激起中国哲学界的变革思潮。此后，他发起组织“复旦大学理论工作者联合会”，任首任会长。1988年1月，陈奎德应聘任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并任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1989年6月5日，陈奎德应邀赴美,任美国波士顿学院访问教授，1990年1月起，陈奎德应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民主中国》杂志主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人文学部常务协调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当代中国研究》期刊编委等。2002年起，同时担任《观察》网站主编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的研究方向有西方哲学史、政治哲学、科学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国近当代文化变迁等。出版有专著《怀特海哲学演化概论》 、《新自由论》、《怀特海》、《海耶克》、《煮酒论思潮》，主编有专书《中国大陆当代文化变迁(1978—1989)》等，并发表了两百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和文化评论等。传记分别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主编《世界名人传记辞典》及《Who’s Who 知识分子卷》，以及美国传记研究所主编《五百位有影响的领导者》等。
陈奎德文集：http://baoxiang.mianfeiluntan.com/t6-topic
陈奎德文集：http://kongfdb.anyhow5.com/category/%e9%99%88%e5%a5%8e%e5%be%b7%e6%96%87%e9%9b%86/


资中筠简介October 12th, 2011 | 资中筠简介 | No Comments »
资中筠，女，(19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1930年生于天津，原籍湖南耒阳。1947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1947-48肄业于燕京大学。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精通英、法文。五、六十年代，就职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访问过亚、欧、非、拉美等几十个国家，参加国际会议与民间往来。1956年至1959年常驻维也纳，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的助手及翻译。1959年回国后曾担任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1971年后，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的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的全程接待工作。并参加基辛格若干次访华的接待工作。在此期间还接待并陪同过一些在长期隔绝后初次重访中国大陆的美方知名人士，如谢伟思、费正清、拉铁摩尔、斯诺的先后两位夫人、夏仁德以及其他知名人物。1980年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工作。1982年至1983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1985年起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1988-1992任所长，同时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2年至1998年参与创办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研究》杂志并任主编，1993年发起并主持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任第一、第二届会长。1992年，任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曾应邀在美国十几家大学作演讲。1994年任“敦巴顿橡树会议与联合国”国际研讨会（纪念敦巴顿橡树会议50周年）荣誉委员会委员。1996年退休后，仍继续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并兼任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方主任(美方主任为大卫·兰普顿)，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等。 她多次出访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主持过若干大中型国际研讨会，在组织中国的美国学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以及参加和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方面辛勤工作二十多年，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集》、《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主编并合著有《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等。
资中筠专题：http://book.163.com/special/ceshizhouyouguang/
资中筠专栏：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izhongyun.html


张伟国简介October 12th, 2011 | 张伟国简介 | No Comments »
张伟国，祖籍陕西省汉中城固县。1956年生于上海。1974年赴江西农村插队落户。1983年毕业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先后成为上海律师协会会员、实习律师、专职律师、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法律顾问室副主任、上海金卫地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世界经济导报》政治法律编辑、驻北京记者、编委、上海青年记者协会会员。1991年起，在上海作为自由撰稿人，为下列海外报刊撰稿：台湾的《联合报》和《工商时报》；美国的《世界日报》；香港的《信报》、《明报》、《南华早报》、《经济日报》、《争鸣》、《明报月刊》、和《百姓》。同时继续关注并探索中国的新闻改革。1992年获美国自由表达奖（The Fund for Free Expression），并开始担任中国人权理事。 1993年2月经香港赴美国，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同时参加21世纪中国基金会《宪政研究项目》，任《中国宪政研究通讯》主编、“中国之音”广播电台《旧金山漫谈》专栏节目主持人。1996年6月开始在网上主编《新世纪》电脑中文月刊、担任“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中国战略研究所理事、21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等。1998年5月任柏克莱加州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同年7月7日在纽约获第六届“万人杰新闻文化纪念奖”。 目前仍继续以自由撰稿人、独立评论员给前述报刊及《自由时报》、《中央日报》、《苹果日报》、《星岛日报》、《开放》杂志、《前哨》、《民主中国》网络月刊、《北京之春》、《留学生新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南华早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和《民主论坛》等海外的中、英文媒体投稿，并以此为生。现为香港《动向》和《新世纪》总编。
张伟国文集：http://freeblognetwork.com/foluolida/


张千帆简介October 12th, 2011 | Uncategorized | No Comments »
张千帆 1964年1月生于上海。1984年7月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学士，1984年-1989年　美国Carnegie-Mellon Universit，物理学博士，1990年-1992年　美国　UniversityofCalifornia,博士后，1992年-1995年，美国UniversityofMaryland，法学，1995年-1999年，美国UniversityofTexasatAustin, 政府学博士，1999年-2002年，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2002年至今，南京大学经济行政法专业博导，2003年至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2003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宪细直纹短袖我政与法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2002年至今，中国法学会宪细直纹短袖我法学会理事。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教育部宪法与行政法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主要学术方向包括：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司法制度；中西方政治、道德与法律思想。张千帆先生是国内最著名的宪细直纹短袖我法学者之一，是“我国少有的几位能应用西方法学理论研究中国公法问题的学者，他的博学、智慧和敬业精神将中国的宪细直纹短袖我法研究和教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梯”。 他的思考主题可以概括为：关注中国宪细直纹短袖我法的现实，探索中国的宪细直纹短袖我政之路。主要论著：《西方宪细直纹短袖我政体系》《自由的魂魄所在——美国宪细直纹短袖我法与政府体制》，《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宪细直纹短袖我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美国宪法与政府体制》，《宪细直纹短袖我法学导论》，《依宪论道》、《从宪细直纹短袖我法到宪细直纹短袖我政》，《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第二版），《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宪法决策的过程》主译等。
张千帆博客：http://blog.caijing.com.cn/zhangqianfan


胡平简介October 11th, 2011 | 胡平简介 | No Comments »
胡平，一九四七年生于北京，七岁随母入川，六六年高中毕业，适逢文革，参加文革两年半，下乡插队五年，七三年底返回成都，又当了五年临时工，七八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主修西方哲学史，获哲学硕士学位，七九年投入民／主／墙运动，于民间刊物《沃土》上发表《论言论自由》长文，八零年参加自由竞选，被选为北京大学海淀区人民代表，毕业后两年未分配工作，八三年分到北京出版社，八五年转至北京社科院，八七年一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课程，八八年当选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至九一年），先後在《zhongguozhichun》杂志和《beijingzhichun》杂志主持笔政，现居纽约，任《beijingzhichun》主编。已出版的著作包括：1.《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哲思手札》 台北，圆神出版社；3.《给我一个支点》 台北，联经出版社；4.《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香港，田园书屋；5.《中国minyun反思》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6.《从自由出发》 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7.《一面之词》 香港，明镜出版社；8.《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 香港；9、犬儒病 美国博大出版社；10、数人头胜过砍人头 香港晨钟书局，另有数百篇文章发表在《beijingzhichun》等刊物上。
胡平文集：http://2011niandu.sosblogs.com/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