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放棄的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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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放棄的追問：寫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成書60年

金觀濤

*本文原載於《思想》第12期《族群平等與言論自由》。

無論我們能從以往歷史中學得多少，都不能使我們預知未來。

                                          ——阿倫特

一、宏大的歷史視野《極權主義的起源》是政治哲學家阿倫特1949年成稿的名著，經過差不多一個甲子的時光，簡體字中譯本終於在2008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1]。這件事情本身具有某種象徵性。從來，該書在某一國度出版，都意味著對極權主義的反思在該地區進入一新的高度。事實上，該書的問世，曾促使極權主義的研究成為政治哲學的熱點。60年之後的今天，當我們檢視有關極權主義的種種分析時，我認為：無論是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對封閉社會的哲學概括，還是弗裏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對黨國體制的社會學研究，以及雷蒙．阿隆對意識型態統治的反思，所有這一切均不如阿倫特著作的視野深刻和宏大。
《極權主義的起源》的重要性在於從現代性的發展特別是全球化過程來探討極權主義出現的原因。阿倫特力圖指出：現代性存在著黑暗面，黑暗時代的來臨有時是不以人們的良好願望而轉移的。極權主義體制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1914年前是第一次全球化凱歌進行的太平盛世，當時人類根本無法想像20世紀死亡數千萬人口的大浩劫，以及納粹德國和蘇聯的鐵幕統治。阿倫特相信大災難的根源必須到19世紀第一次全球化發生的內在邏輯中去尋找，也就是必須追溯「極權主義因素」的形成與發展。
19世紀的全球化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斷的，第一次大戰的原因是民族國家主權的無約束性，在思想上則可視為帝俄和東歐的泛斯拉夫主義和德、奧的泛日爾曼主義的衝突；再加上納粹德國建立在反猶主義之上的意識型態恐怖統治，於是「反猶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及泛日爾曼主義」成為阿倫特重點追溯的對像。《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論證正是圍繞著它們展開的。它由「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意識型態統治)」三個邏輯環節組成。
第一環節反猶主義意識型態的起源寫得極為精彩。阿倫特指出，反猶主義和西方中世紀以來的排猶傳統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1870年以後在西方出現的新思潮。法國大革命後西方基督教共同體已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猶太人本已作為「國民」融入不同的民族國家之中；為甚麼在19世紀的最後30年，西方又普遍出現了反猶主義呢？阿倫特認為，這是因為西方民族國家的性質開始發生了變化。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二部分「帝國主義」中，她展開了西方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變構的深入分析。19世紀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西方對現代化後進地區的衝擊。阿倫特認為，正是資本的不斷向全球擴張摧毀了民族國家的基本結構。當西方現代民族國家通過征服殖民地輸出資本和本國無法解決的問題時，控制廣大殖民地的列強己不是現代社會剛形成之際的保障公民權利的民族國家，而是帝國主義了。其民族主義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推動下迅速變成了種族主義，它促使泛日爾曼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的泛瀾，反猶主義只是其極端形式罷了！
接下來，阿倫特詳細描繪了資本的擴張性如何把擁有私有財產的個人轉化為追求私欲漠視公共生活的群眾。暴民政治和極權主義體制如何在德國和蘇聯大行其道。假、大、空的意識型態如何在英雄主義口號下摧毀人的良知，形成洋蔥般中空的極權主義統治。她的結論觸目驚心，因為如果她是對的，現代性遵循全球化道路的發展存在著自我毀滅的邏輯。

二、反思和疑惑阿倫特的著作引起了歷史學家持久的爭論和政治哲學家的廣泛批評。最大問題是她的論證邏輯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質。在整個19世紀，民族主義包括種族民族主義都是建立民族國家的積極力量，即使泛斯拉夫主義和泛日爾曼主義亦是如此。沒有泛斯拉夫主義，就無法理解俄國1850年以後放棄農奴制的改革和1905年後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化。同樣，脫離泛日爾曼主義，也無法認識德國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奧匈帝國的現代化。
更重要的是，離開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契約共同體，我們無法想像人類現代世界的秩序。為甚麼民族主義實現民族獨立後會指向民族國家之間毀滅性的戰爭，而不是形成遵循國際法的民族大家庭？僅僅從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解釋其種族主義轉向是缺乏說服力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戰鬥權利論」訴諸強者的權利，在相當程度上為弱肉強食辯護，有人認為它應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負思想責任。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社會達爾文主義崇尚市場機制為上帝的法則，這本是19世紀全球市場形成的基本動力。正是借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公理」，中國人在20世紀初接受了人權觀念，並開始為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而奮鬥。歷史的吊詭在於：中國接受意識型態統治、進入極權主義體制恰恰是在新文化運動否定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後。
《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理論最脆弱部分的是「帝國主義」說。現代意義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一詞1870年後才出現在西方政治詞彙中，其原意是用軍事力量控制殖民地，並將其納入自身單一的經濟體系；暗含著西方現代文明的「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1901年梁啟超最早將民族主義引進中國以鼓勵國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之時，是將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混用的。從當時「民族帝國主義」一詞盛行來看，「帝國主義」只是現代民族主義傳播時主張西方現代文明教化的別名。馬克思著作中從未用過「帝國主義」一詞。「帝國主義」一詞真正脫離現代自由主義語境是列寧1916年出版《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一書。從此以後，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與馬列主義一起傳播。列寧之所以可以將帝國主義說引進馬克思主義，是受到1902年出版的霍布森《帝國主義研究》的影響。但霍布森本人仍是在經濟自由主義框架中討論帝國主義的。這樣一來，阿倫特就面臨理論上的兩難。要不，堅持帝國主義說使她和她的反對對像站在一起；要不，她作為馬列主義的不留情的批判者，就只能回到霍布森的原點，而不能證明帝國主義來自於民族國家的畸變。
今天應怎樣看待資本的輸出？把個人「私產」(property)不斷變成再投資的「資產」(wealth)是全球化的本質。如果它曾導致民族國家變為帝國主義，使公民變為暴民，我們又應怎樣評價今日的全球化？反之，立足於20世紀最後20年的經驗，人們自然會問：在歷史上是否真的有過帝國主義？這是否只是經濟決定論的一種幻象？

三、永不放棄的追問其實，要阿倫特來回答這些問題是不公平的。因為她主要是根據納粹德國的歷史經驗來探討極權主義的起源。《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時，新中國剛剛成立。阿倫特對蘇聯和正在展開的共產主義實踐並不熟悉。如果把黨國體制歸為極權主義，蘇聯和中國的歷史經驗遠不是《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所能概括的。德國極權主義意識型態源於種族民族主義，極權主義統治來自於民族國家的變構，這一點並無疑義。但蘇聯的意識型態統治卻不是這樣，它與民族主義毫不相干。其實，與其說是共產主義意識型態是民族主義還不如說是世界主義更為妥切。極權主義在東方的出現和民族國家的資本輸出更沒有甚麼關係，相反，倒是建立民族國家的失敗與社會現代轉型中發生的整合危機導致了黨國體制。雖然從現象上講蘇聯極權主義和德國有極大不同，但有一個深層要素卻高度一致，這就是社會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個人權利這一核心價值的缺位。
俄國東正教傳統本缺乏西方新教中自然法和自然權利觀念。馬克思主義作為對西方現代性之批判，以「一切權利都是階級的權利」為名否定個人權利是普世價值。當兩者結合轉化為俄國革命時，個人權利的缺位在蘇聯格外注目。現代性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個人權利」和「民族認同」三大價值之上，如果在這三大價值中把個人權利抽掉，無論出現何種形態的現代社會，極權主義的性質必定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顯現。我想，納粹德國和與其對立的蘇聯，其極端差異中的相似正在於此。
換言之，若將東方的經驗加到極權主義起源的研究中，我們將看到的是一幅更為完整的圖畫。法國大革命後，現代性三大基礎「工具理性」、「個人權利」和「民族認同」成熟。19世紀前半葉實為這三大價值轉化為實踐的時期，它表現為民族國家的建立與全球市場經濟的形成。因為民族認同與個人權利並行不悖，民族主義的勃興是和自由人權追求緊密相聯。這時即使以種族為民族認同符號，因人權價值的存在，民族主義仍然是健康的。19世紀所有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均以「立憲」為標志，故民族國家建立亦意味着傳統社會的現代轉型。
那麽，被阿倫特視為民族國家開始畸變的1870年代發生了甚麼呢？我們發現，這是全球性不受控制的經濟危機。雖然早在1820年代商業循環已在英國發生，但全球性金融危機最早發生在1873年。當時，西方出現了金融「恐慌」，德國從1874年至1883年幾乎沒有經濟增長，整個社會大難臨頭，幾乎回到野蠻狀態。全靠1880年代的各國軍備競賽挽救了大蕭條。事實上，正是經濟危機使人們懷疑市場社會的正當性，從而導致作為現代性基礎的個人權利發生動搖。
1870年代正是個人權利從現代性價值中退隱的開始，馬克思主義用平等代替個人權利，而與個人權利分道揚鑣的種族民族主義因此也越演越烈。對此，阿倫特有詳細論述，只不過她完全忽略了馬克思主義興起的原因以及對現代性的批判。阿倫特的最大問題是將個人權利的失落視為極權主義興起(或促使極權主義興起的因素發展)的結果，而不是極權主義出現的原因。這一切導致她為拯救現代性所開出的藥方是回到古希臘羅馬共和主義中去。我想，這和阿倫特一直在邊緣闡述問題有關，即她一直沒有重視馬克思主義作為對現代價值的全盤否定並在19世紀的現代性失敗中轉化為實踐的意義。阿倫特不能對馬列主義在現代性中加以定位(但她又不能脫離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不能不說是阿倫特的不幸，這也是一個思想家受到她批判對象限制的最好例子。
事實上，納粹主義在德國的產生直接源於1929年的大蕭條，這不僅是個人權利和民主憲政備受質疑的時代，還是馬列主義勃興社會主義在道義上完全壓倒自由主義的時期。法西斯主義在這時出現是耐人尋味的。人所共知，法西斯主義舉起左手打倒自由主義，舉起右手反對馬列主義。其本質正在於用抽取人權的民族主義對抗共產主義。由此可見，現代性三大基礎缺一不可，一旦否定人權，民族主義和工具理性結合會導致可怕的結果。德國民族主義的畸變就是歷史的教訓。在這一意義上，阿倫特的著作永遠值得後繼者反覆閱讀，因為正是自她開始，政治哲學對極權主義進行永不放棄的追問。今後的極權主義研究，必須站在阿倫特肩上。





[1]   這個譯本，1995年即在台灣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繁體字版。更早，1982年台灣聯經出版公司曾出版蔡英文所譯「集權主義」與「帝國主義」兩部分的中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