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野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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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野语文

■张蛰

说一句可能让我的语文老师们很生气的话，我打小对母语的敏感和兴趣全是来自语文课之外。
       是的。刻板的语文课只是让我认识了一些字，这还是因为老师有鞋底和教鞭。他们的鞋底在当年的我看来都跟船一样，泰山压顶般就下来了。教鞭更厉害，敲在头上梆梆响，感觉头发丝里都疼。我经常看到被老师称为笨蛋的几个人使出吃奶的力气闭上眼睛，把脸缩成核桃状等待鞋底和教鞭的到来。那时候我们经常在惶恐中听鞋底的噼噼啪啪和教鞭的梆梆梆梆声，老师揍我们就像对待跟他较上劲的牲口，下手充满仇恨，毫不留情。在学校挨了老师的打是不会回家说的，那样只会得到大人的一句训斥：“老师咋不揍人家？我看揍得还轻！”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成长得很茁壮，个个成了规格统一的野孩子：一看语文老师（当然也是数学老师）脱鞋底举教鞭心里就打哆嗦，在噼噼啪啪和梆梆梆梆中涕泪横流，可一旦老师转身走开又立马喜笑颜开。

我虽不常挨语文老师的打，但也不喜欢他们的教鞭和鞋底，当然也不会喜欢他们严肃的脸，他们的脸和他们的语文课一样让人索然寡味。但我喜欢听书，听村上的老宁头说故事。老宁头是生产队里扶犁耙的好手，不犁地的季节就给生产队看庄稼，还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他说书杂，也野，表情丰富，唾沫四飞，带骂人口头语。《薛仁贵征西》《罗通扫北》《呼延庆打擂》都是在他满嘴脏话里听来的。他说书也模仿一到秋收后就走庄串村的那些说书艺人的腔调，喜欢把嗓音弄成破锣声。他说书时眼望远方语气坚定用沙哑成破锣般的噪音说：“话说小将罗成……”遇到节骨眼上他就打住，让我们给他割牛草。我们一帮人就替他割草。为快点听书，遇到有偷懒的家伙，我就急，就骂，人家也回骂，很快打在一起。老宁头从来不拉架，他只大声说：“揍他，看谁揍过谁！”我坚实的骨骼就是听老宁头说书的副产品。在苏北故黄河的漫滩里，天高地远，白云悠悠，耕牛甩尾，中秋时节的泥土味撞得人鼻头发凉。十岁的少年扇形围坐在老宁头前方。听他自我陶醉捏腔拿调地说：“七爷罗成……”

每年秋后，庄稼人没活干了，靠嘴吃饭的说书艺人就到村上找好事者张罗，他们中的一个会在村中说上十天半个月，最后每家拿出一碗粮食。一副钢板，一把鼓槌，一架大鼓，是说书人全部行头。再有一片随意的场子，好戏就可开始。我不喜欢说书人的过门，咚咚、咚、咚咚敲半天鼓后还要扯开嗓子尖唱：“钢板一打啊……响叮当哎……啊呀啊……”我喜欢他们当啷一声把钢板往案板上一砸的动作，鼓槌一点鼓面：“列位看官！咱们上回书说到……”我不明白他们为何把听者说成看官，但真正的说书就此开始。乡间，几乎所有的说书人都嗓音沙哑，只是看谁沙哑得更耐听。记忆里就数一个叫老拐的嗓音最特别，他说《呼延庆打擂》比老宁头说得传神：“列位看官，上回书说到呼延庆大闹东京汴梁，火烧半个京城，老太师庞文恨恨不已……”满场鸦雀无声，只有一种说不出什么味道的沙哑嗓音忽高忽低在凉丝丝的黑夜里飘来荡去，一群粗鄙的乡村百姓或躺或坐或蹲横七竖八地陶醉在这种声音的想象里。我就在那些明明灭灭的旱烟窝里瞪大了两眼，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了一处细节。

常常到半夜时，说书人一敲鼓面，说道：“老少爷们，时候不早，咱明儿接着叙吧。”听者哪里愿意，乱哄哄七嘴八舌地嚷：“再来一段！”被捧的说书人也总是在拿搪一番后再说一段。我总是精神抖擞，毫无睡意，直到结束，才回味无穷地回家。好在爹也觉得念书是无所谓的事，每晚随我听到什么时候，并不催我回家睡觉。有一回第二天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嘴里正嘟嘟囔囔说“老太师庞文恨恨不已”时，被人扇了后脑勺一巴掌，我的语文老师骂着夸道：“小子学得像啊！”这是我在小学阶段得到为数不多的几次奖赏之一。

除了本村，我还跑到外村去听书，有时还能跑五六里地去听，《秦英征西》就是跑这么远听到的。有时一伙人去，大人小孩都有，有时邀不到人就自个去，十二三岁吧，并不觉得夜晚有多可怕。去听书的人很多时，回来路上，夜深人静，田野空旷，月亮高挂或是星星满天，自会有人学唱：“大鼓响来……啊……钢板敲啊——啊啊——呀……”嘹亮的唱腔在夜里一波波地荡出去，能引得远处人家的狗汪汪叫个不停。这个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满足后的兴奋。

听书的地方还有冬天生产队里的牛屋，人多得脚都插不下，烧牛粪，一屋子臭烘烘地暖和，老拐唾沫横飞地说唱《呼延庆打擂》，热得火车头帽子都戴不住。老宁头有一回偷偷塞给我一把料豆，怎么说呢，那时候牲口有时比人吃得好，牲口要干重活。就像在家庭里，男人干重活男人就吃干，女人只能吃稀，道理一样。

除了生产队里的牛屋，我还在乡村的集市上听过《小七侠五义》《薛刚反唐》。后来在大队的大喇叭里听刘兰芳说《岳飞传》，大喇叭就是好，我坐在野地里听，有时也躺在草丛里，有无限的想象。听《杨家将》时，我已读了中学，对学校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播放《杨家将》感激不已。记得那时候放完《杨家将》就放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就觉得田野真是有希望。

因了听书，我还陆续读到了它们中的一些，现在想想很奇怪，那个时候从哪里弄来的书呢？在那个闭塞落后的乡野，在一群文盲和半文盲之中，书谁弄来的，从哪里弄来的，不知道，只记得常常一夜不睡地读那些书，母亲叹息一灯油没了，爹总说不就一灯油嘛。也很奇怪，他从来不把读书当成有用的事，但怎么就能允许我一夜不睡因读书而熬完一灯油呢？煤油多金贵啊，都是用鸡蛋换来的。

1985年，我告别那些与我一同在听书中长大的光腚伙伴去读大学，大学第一次写作课，老师对我说，你写作怎么有股说野书的味道呢？看他的眼神，我心想，说野书又怎样呢？那是乡村人的文化生存，是乡野孩子的语文课，我在旷野里在星光里在牛粪里在乡村集市里在大喇叭里掌握的只能是野语文。

就是在这样的野语文里，我变成了一个热爱母语的人。今天，语文课相较于当年更加无趣，而当年的野语文环境也再难找到。很为如今的孩子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