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为连战夫人方瑀女士新书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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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为连战夫人方瑀女士新书所作序言

　　连战先生的夫人方瑀女士写了一本访问大陆的书，指明要我写序言。出版这本书的高希均教授笑着追问她为什么选我，她神秘地说：“经一些高人指点”。
　　 哪些高人？猜不出来。但我知道高教授为什么追问她，因为高教授很清楚我这个人历来远离政治，不会作这方面的评论。
　　我远离政治，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文化立场上的独立和纯粹。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海峡两岸，政治比什么都大，因此，“不问政治”成了一种冒险的节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比政治更大的是文化，政治事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才够得上文化的评述，条件是它们必须确实地反映和改变广大民众的价值观念和心理走向。
　　由连战先生开头的台湾政治领袖访问大陆，便是极少数具有文化评述价值的政治事件，不管这样的事件在政治领域是什么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国共两党的血火争斗，早已超出政治范围，成为中华文化在现代的严峻历史话语、道义话语、情感话语，甚至成了文学话语和艺术话语。仅从大陆这方面来说，老兵老将犹在，遗孀遗孤犹在，战场陈迹犹在，课本记述犹在，即便是波及千家万户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的定义也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这种笼罩处处的敌对情绪，凝冻成了几代人的人文认知，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大有缓解，但一直没有一个终结仪式。如果说，今天的这个仪式还属于政治范畴，而且还远不是终结，那么，当这个仪式被全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台直播，多少亿人看了之后居然都心情平静，这样惊人的事实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文化现象了。
　　再说得远一点，国共争斗，其实又是悠久的中国文化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因迫于外力而试图走向激进的自我突破的结果，因此今天这个仪式的文化意义，更不可小看。
　　那天夜晚，正是连战先生一行还在黄浦江上游览的时候，几位台湾友人约我和妻子在江边的一个楼顶喝咖啡。天下过雨，有点凉，我当时已看了几天来台湾媒体上一些习惯性的政治褒贬，便说：“多么想告诉我众多的台湾朋友，不管眼前这个事件的起因如何，它实际上已经触动了多数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文化心理。把它再打回到政治权谋的小格局里是轻而易举的，因为这种集体文化心理还比较脆弱，但我希望不是这样。”
　　我所说的这种集体文化心理，在内容上，是指那么多大陆民众不约而同地获得了有关昨天和明天，有关仇恨和和解，有关民族和世界的某种共识；在形式上，是指大家不再敏感于陈旧的概念、界线和防范，反而关注起彼此交往时最寻常的一切，包括表情、声调和仪态。这种改变，似小实大，已属於文化。
　　因此，说实话，听到有些台湾朋友在媒体上反复评论连战先生在北大演讲时讲到了什么主义是多么重要，没讲到什么概念是多么遗憾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这实在是有点小看北大了。今天人们注意的，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学者风度，以及超乎预期的轻松和幽默。大家本来就是因为不再敏感于陈旧的概念才会有这次仪式的，那么又怎能回到概念堆里来解读呢？
　　由概念回归寻常，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从政治回归文化。生态文化的归结性标志在于：先不问理由，只问大家是不是对一种突然来到眼前的“宿怨信号”竟然听顺耳了，看顺眼了。在这方面，感性是理性的归巢。
　　连战先生这次最大的成功，是让为数众多的中国人听顺耳了，看顺眼了。这很难，历来很少有人做到。而且我想，这也是化解政治问题或别的问题的感性基础。
　　另一个被大家看顺眼了的，就是站在他身边的方瑀女士。尽管她一再自称“不懂政治”，大家远远看去也愿意相信她确实不怎么懂。由此进一步证明，顺耳顺眼，与政治标记关系不大。对绝大多数今天的大陆观众来说，突然觉得听不顺耳的，反倒是西安后宰门小学那些可爱孩子的朗诵表演，因为编排得矫情，离开了寻常态。由此可见，今天生态文化的着眼点，已普遍转移。
　　方瑀女士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置身政治仪式中心而又不太懂政治的妻子的独特目光。书中写得有趣的部位，是那些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寻常生活细节，例如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准备服装的苦恼，每次餐饮的具体状况，远远看见一个酷似母亲的白髮长者便上前抱住叫“舅舅”的场面，尤其是几处写到在北京与吴仪女士交谈、吃饭，联想到自己年轻时的婆婆的情景，都相当生动。
　　方瑀女士读过很多书，也能写散文。她常常能从寻常态的旅途叙述中拔身而出，联想到与眼前景物有关的历史和诗文。本书最后一篇文章写到某个夜晚由儿子指引去上海一家餐厅用餐，得知那里原是白先勇先生家的住宅，而白先勇先生的父亲又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她走神了：
　　 看着窗外的梧桐树，摇曳的荫影下，我似乎看到了永远的尹雪艳，穿着月白色的丝缎旗袍，梳着髮髻，袅袅婷婷在四周徘徊。
　　 这又由政治跳入了文化，而且是由生态文化跳入了文本文化，让人一喜。
　　政治纷争间当然也有是非曲直，最终裁判和消解的，是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即生态文化。是的，几十年的剑戟铿锵早已变成了梧桐树下的杯盘叮当，啜饮一口后扭头看窗，永远袅袅婷婷徘徊在人们四周的，总是文化。
　　 也许，这也正是那些“高人”建议由一个文化人来为这本书写序的理由？
　　 那就写这些吧，方瑀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