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命的多情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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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生命的多情歌者 ——郭文斌小说、散文艺术论[李兴阳]

20世纪90年代，郭文斌以自己歌吟西部生命的优美小说和散文，与石舒清、陈继明、金甄、漠月、张学东等宁夏青年作家一起走进众声喧哗的当下文坛，成为中国文学界一道风格特异的西部风景。或许与相同的地缘文化有关，这群宁夏作家的美学风格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他们的创作都在西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写出生命的悲凉，追求精神的洁净。即使如此，不论是写乡土小说、都市小说，还是写抒情散文与乡土散文，郭文斌都能在群体风貌中显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独到的文学理念与诗性的叙事追求。     一     在最有成就的乡土小说创作中，郭文斌善以清新细腻、空灵飘逸而又略带感伤的笔调叙写记忆中的多情乡土，写成长中的童年趣事，写“老家”那片土地上清纯、蒙陇而又多错位的爱情。《大年》中，明明和亮亮在西部春节的民间文化习俗中，解悟亲情与人情，明了长幼尊卑的礼仪，西部乡土的传统文化就是以这样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乡村孩子童稚的心田，生根发芽，长成难以置换的精神结构。《学习》中，满屯和满年为了摘下树梢上的一个酸梨，费尽心机，屡受挫折，终未成功。这样的早期挫折体验，不仅是那个年代苦难生活的必修课，而且也为他们应对未来的艰难人生，准备了必要的经验。这类小说，突出了成长中的童年生活的趣味，冲淡了那个岁月生活的窘困，使西部乡土人间充满了醉人的温情。     醉人的温情也体现在两小无猜的性意识的萌动中。《门》中的如意，在冬天的早晨，看见炕上的父亲将手放在母亲的胸口上，小男孩微妙的心理使他把父亲的手从母亲衣襟底下拽出来，说要暖在炕上暖。如意从家里出来去找杏花玩，在充满童稚的对话中，两人隔着门说着对各自父亲的发现。最后，如意在寒冷中打着颤一字一句地宣布:我想到你的奶上暖一下手。生命就是这样成长的，生命也就是这样意识到自己在成长的，以性意识萌动为标示的生命意识的自觉，总是如此美丽动人。《雨水》对扣扣、地生和双晴等少年男女性意识的萌动作了最富情趣的叙写，“伤春”与“惜春”的主旨也同时被牵引了出来。生活的贫困与青春的羞涩，使女孩扣扣一再错过了爱与被爱的机会，就连最古老的婚姻方式也未能给她帮上什么忙。无奈中的扣扣虽然最后用 “糜子跟不上了，荞麦还来得及呢”。这样的话宽解自己，表明一种追赶生命脚步的态度，但生活的艰涩与青春不再，依然使人无限感伤。     《我们心中的雪》则将 “文革”时代特有的政治话语，以戏谑的方式引入到男女孩童的两情相悦中，譬如:“一天，我拉着杏花的衣襟说，杏花杏花你做我媳妇吧。杏花红了脸说，那要看你的心肠好不好。我就把上衣扣子解开，把肚子挺给杏花，让杏花看。杏花像侦察员一样左瞧瞧，右看看，然后拿出铅笔，无比庄严地在我的肚皮上写道: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经革命委员会检查:合格!接着，我又在杏花的肚皮上写道: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就在我快要写到肚脐眼那)L时，杏花说，好了，把我的肚皮当本子写啊。我说，吃亏了你也写嘛。说着，随的一下躺在炕上，双手把衣襟揭开，看着房顶，等待着杏花在上面书写最新最美的画卷。杏花拿起笔，却不知写什么好，自言自语地说，写个什么呢?我说你就写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吧。杏花就写。可是她只写到 ‘入’就把笔停下了。只见她的鼻子抽了抽，说，不对，差点上了阶级敌人的当，本大人要重新检查你的心肠问题。我呼的从炕上翻起来，盯着杏花问，为什么?杏花说，你闻，你的肚脐眼那儿有股嫂味，像是什么东西坏了。听我爷爷说，每个人都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变坏的，看来你也要变坏了。然后一脸的严肃。”显然，这是一段有关“印年代人”特有记忆的书写。自然天成的性意识，童稚惜懂的求爱表白，天真无邪的性爱举动，却意外地与特定时代的政治用语、政治运作的心机交混在一起，令人心惊。一个时代的人的心灵就是这样被毒化的。《我们心中的雪》立意在爱的不能忘记与爱的忏悔，相爱而不能相守的两个人的心中落满了雪，“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刘亮程《寒风吹彻》、《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77页。)凄美的乡土爱情挽歌，却在戏谑的趣味追求中，意外地展露了一代人心灵的伤痕，从而获得了一种表意的深刻，也显露出了掩饰不住的批判锋芒。     生命不仅只是性与爱，还有宿命的生与死。《呼吸》《开花的牙》是郭文斌在爱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生命及其生与死的佳构。在《呼吸》里，“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中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已由情节结构的中心退居边缘;寂寥而神秘的西部自然景观虽然还时不时地露一下狰狞的面孔，但已然以具有灵性的人格化的形貌进驻小说叙事结构的中心地带，与透着生命尊严的乡村人一起构成自足自在的西部乡土世界。小说中，郭富水和他的老牛大黄结伴出现在小说的叙事空间，他们所结成的关系当然不再是文明与愚昧的对立，而是生命与自然、生命与生命的关联。郭富水真诚地忏悔对大黄生命的漠视并放弃对它的役使，大黄也以自己的灵异和生命拯救了郭水水的生命。就这样，一个生命陪伴着另一个生命，一个生命关照着另一个生命，一种虽很苍凉但自由自在的生命图景便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中展开。     《开花的牙》则笔涉血缘亲情，指向对生命及其生与死的诗性诊释。小说中，孙子牧牧是个惜懂未开的碎小子，对长牙、父母的性爱、爷爷抽烟、死亡及丧葬习俗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好奇与困惑。爷爷是一个达观、幽默的八十高龄的老人，是牧牧人生的启蒙者。同一血缘的两个生命，就像生命的两端被置于同一叙事空间，在生与死之间碰撞，在阴阳两界之间交流。 “杀鸡带路”、“出迎，，、 “孝子磕头”、 “金银斗”、 “童男女”、 “白龙马”、  “往生船”、“白仙鹤”、“献瓜瓜”等特定丧葬习俗的寓意，也在这样的碰撞交流中，藉着牧牧童稚的追问，逐渐显露出来: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下一个轮回的开始，所以需要送行、引路、骑马、坐船，还需要必不可少的费用。生者在每一个环节上的特别讲究，就是要让死者在下一个轮回中有一个完满的生的过程。生者对死者的哭泣，也不是绝望的悲伤，而是对已开始另一种远行的亲人的留恋。而在丧葬的另一边，牧牧和孩子们忙着唱童谣，玩游戏，凑热闹。生与死就这样在丧葬的文化习俗上被关联起来。即如作者所言，生是美丽的，而死虽然不是喜庆，却也不是悲凉。生命的诞生与死亡的真谛，就在这样一种达观的境界里，逐渐变得澄明起来。在这里，繁复的民俗文化，其实成了血缘亲情的另一种表达，血缘亲情也由此被置入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中，获得智性的提升与诗性的审美呈现。     从对童年趣事的温馨回忆，到对性意识萌动的微妙捕捉，从歌吟爱之美丽到感p}生之艰难，最后指向对生与死的思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这大致就是郭文斌乡土小说内在精神向度的基本理路。郭文斌乡土小说的主角多是乡村的男女孩童，“童年视角”就成了他最常用的方式，而叙述者则常是一个成熟而幽默的多情智者，二者之间的错落与叠合使郭文斌的乡土小说获得了一种特别的审美韵致，有类于现代名家废名早期的叙事风貌。     二         郭文斌的都市小说《小城故事》(系列小说)、《忧伤的钥匙》等与他的乡土小说一样好看。郭文斌善以清新细腻、空灵飘逸而又略带感伤的笔调写乡土小说，当他以同样的笔调写都市故事时，喧嚣的城市及其被欲望所驱使的都市人就仿佛被圣水沐浴而突然醒过来一样，以清新别致的姿态，穿行在郭文斌特有的幽默机巧而又温情脉脉的叙事空间，生命的自由、爱与美也就成了这些都市故事的叙事主题。     在真情日渐消隐于欲望都市的时代，郭文斌的都市小说却固执地讲述着生命的自由、爱与美的故事，“他让我们透过一个个美丽的心灵断桥和爱情伤口走进或失之交臂或尘封已久或习焉不察的生命秘密和感情隐私之中，于一种神意的欢欣和诗意的忧伤中把味生命的花开花落。”②《忧伤的钥匙》就是这样一部令人感动的作品。老师荻与女孩莉的师生恋，非关金钱、权力和鄙俗的欲望，而是两个生命之间的灵犀相通。获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莉也将爱情看得非常重要，以致影响了学业。为了保证让莉考上大学，荻以与女护士快速结婚的方式来断莉的念头，却给了莉深深的感情伤害。由此，获后来给莉所有的关爱都遭到莉的误解。面对无法沟通的“心灵断桥”和难以缝合的“爱情伤口”，荻绝望地断发出走。这个极为纯粹的恋情故事，在乡村、县城和省城三个不同的地方和几种不同的背景上展开。他们建立于乡村中学，发展于县城中学的爱情，却在省城大学结束。这时的荻已是最耀人眼目的省城合资公司白领职员，莉是省城大学的漂亮女生，在他们最有可能和解的时刻，却双双怀着对恋人的深爱，痛苦地走向分离。导致分离的原因不是双方身份地位的改变，也不是金钱权势、鄙俗欲望、道德堕落等“新都市小说”所感兴味的因素，而恰恰是经典的“误解”，是真情对真情的 “误解”。在这宿命般的 “误解”里，两个相互真爱的生命走向分离，这是一种浪漫凄美的忧伤，而打开忧伤的钥匙就藏在难以逾越的“误解”的真爱里，爱情的悖谬就这样将某种生命的秘密显露出来。显然，郭文斌无意像 “新都市小说”那样在爱情与都市、爱情、婚姻与都市无限膨胀的各种欲望之间建立某种关联。他如此讲述现代都市爱情故事，表明他依旧相信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真爱是唯一且永恒的，商品经济时代也不例外，真的爱情可以穿行在唯利是图的现代都市中。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向度和价值选择，他所给出的爱而不嫁，嫁而不爱这种爱情与婚姻错位的原因才是最为古典而又神秘的真情“误解”。     真情“误解”在《小城故事》里依然是人物命运与故事情节的关节点，但已与偶然的“意外”这种更具现实性的因缘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小城故事》越出《忧伤的钥匙》的纯情讲述，有了更现实的都市生活和更复杂一些的精神意蕴。《小城故事》由九个系列短篇组成，郭文斌以幽默、机智的语言，轻松的心情，讲述了都市转型时期充满“喜剧色彩”的“情感故事”。有友情故事，有爱情故事，有友情与爱情纠结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有些 “反常”:或极正经(《深红色》《春首》)，或一点正经也没有(《触雪的感觉》《大枣》《证据》《理由》)，或友善而暖昧(《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忧伤的风衣》《邻居》)。所有这些“反常”都与他们的  “痞”、“蛮”甚至 “野”等性格有关，而更深的原动力是生命的自由“嬉戏”。他们由此惹出的一系列具有“社会性”的偶然事件，使城市平民下岗、商业欺骗、卖淫缥娟、官场腐败、抢劫凶杀等现代都市的“负面”有所显露，并已触及转型期都市人心中无由发泄而极具破坏力的“骚动情绪”，而这正是陈继明、唐达天、叶舟、史生荣、季栋梁等西部作家倾力揭示、抵抗、批判和深入解析的地方。     郭文斌的注意力不在这里。郭文斌出于善良的天性和独特的价值选择，无意展露 “负面”，对 “骚动情绪”也不多置词，其艺术审视的目光锁定在都市年轻生命在自由 “嬉戏”中呈现出来的感情之 “真”、人性之 “善”及其 “美”的表现上，而这些正是欲望化都市所最匿乏的。郭文斌对欲望化都市中年轻生命的自由、爱与美的浪漫抒写，改变了人们对90年代都市小说 “欲望化叙事”的一般印象。郭文斌的都市小说因此有了不可替代的叙事意义。     三     在小说之外，郭文斌也写“纯粹”的抒情散文和富有乡土气息的 “乡土散文”，有散文集《空信封》行世。郭文斌散文善以“情”字为文，他以诗化的语言、精短的篇章和精巧的结构，叙写爱情、友情、亲情和乡情，抒发成长过程中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这使他的散文具有柔婉凄美的抒情风格特征。     在《爱情没有药》等叙写青春期爱情的抒情散文中，郭文斌总是让抒情主人公 “我”处在爱情的错位、隐秘的渴望、无法沟通的隔膜和难以抵达的单相思中，为爱情独自流血、流泪和心伤。在《生命之河》等叙写生命体验、成长心迹和人生感悟的系列散文中，抒情主人公 “我”对生命的时间、处世经验、怀旧情绪、朋友分别的感伤、活着的意义等的独特感悟和机巧、智慧的理解，都能藉一闪而过的念头、巴绪，稍纵即逝的感觉、体验，细腻而丰满地呈现出来，使人重新留意起生命中、生活中极易被忽略的一些细致感人的风景。     在郭文斌散文中，篇幅最长、分量也最重的是《永远的堡子》《一片荞地》《老大》等写亲情的篇章。《永远的堡子》中的母亲对兄嫂的尊重，对丈夫的顺从，对儿女的慈爱，真说得上是感天动地，荡气回肠。这样的母亲是伟大的，她把所有她亲近的人都视为至爱，把人伦视为至尊;这样的母亲也是悲哀的，她是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好弟媳，可她唯独忘记了自己还要做一个仅属于自己的 “女人”和“人”。不论是《永远的堡子》《一片荞地》还是《老大》，郭文斌都在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日常生活细节里，写出父母兄妹夫妻间感天动地的血缘亲情，生命的至性至情与大伤痛和大欢欣，就在这斩不断的血缘锁链中。在与生命有关而又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点灯时分》等散文中，叙述者 “我”饶有兴趣地讲述元宵夜点荞麦灯、大年三十晚上贴窗花、清明节烧冥钱、中秋节吃西瓜、给祖先烧“寒衣”、让小孩“燎干”等乡土文化习俗，从中品味出生命的苦涩和欢欣。譬如，“我”就在“燎干”中品出了这样的意味:“从火上跳过时，只觉得身上的晦气如骚葱臭蒜一样被刺火燎干燎净了。着红的刺如一根根火针疗治着乡亲们的身心疾患和苦难潮湿的日子。而留在我记忆中的却是一种与火相融的美好。现在想来，那就是一种动态的短暂涅桑吧。或者说是一种生命永恒境界的提示和预告。”(《燎干》)     概言之，不论是写爱情、友情、亲情还是乡情，郭文斌散文都能 “让我们透过一个个美丽的心灵断桥和爱情伤口走进或失之交臂或尘封已久或习焉不察的生命秘密和感情隐私之中，于一种神意的欢欣和诗意的忧伤中把味生命的花开花落。”③与重生命之 “情”的精神主旨相应，郭文斌散文善于从细处着笔，追随情绪的瞬息变化，捕捉瞬间的生命感觉，用新奇大胆、富有诗意的语言传达出来，因而在 “写法上显得随意、跳荡、不连贯，不刻意经营结构，仿佛文章就在那里等着，在月夜、在床上、在车站、在校园、在教室、在随手可及的地方，他只是信手拈来，稍作连缀而已。突破了传统散文的章法结构，有艺术探险和文本实验的味道。”④     钟正平认为:“郭文斌是西海固作家中自觉追求先锋意识的执著者之一，在小说、散文和诗歌创作中，都渗透着对青春生命，对黄土地上的生存图景，对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命意义的现代思考。在他的笔下，先锋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对生命的拷问。”③这可视为对郭文斌文学创作的确评。不论是乡土小说还是都市小说，不论是纯粹的抒情散文还是乡土散文，郭文斌都指向对西部生命的歌吟，在生死歌哭中谛听西部生命的脉动，在亲情、友情与爱情的变奏中体察生命的秘密。郭文斌重抒情，轻叙事，总是在淡淡的故事里灌注浓浓的情，正与这样的精神取向有关。郭文斌的文体边界由此变得模糊，他的多数小说像散文，而他的很多散文又像小说，这样的美学风貌与现代文学名家废名、汪曾棋颇为接近，这正是另一篇论郭文斌文章的拟题。郭文斌还在路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不断地惊大我们期盼的目光。     (原载 《中国现代西部文学史》和 《文艺报》2005年2月1日) [作者简介]     李兴阳((1962一)，男，湖北省麻城市人，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西部文学。 注： ①本文为国家 “十五”社科项目《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文章，项目编号:02BZW044。 ②单永珍 刘立平: 《邹文斌散文何以走红》，转引自苏启运: 《空信封序》，见郭文斌:《空信封》，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页。 ③单永珍 刘立平: 《郭文斌散文何以走红》，转引自苏启运: 《空信封序》，见郭文斌:《空信封》，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页。 ④钟正平: 《情爱精灵与生命烛照》，转引自苏启运: 《空信封序》，见郭文斌: 《空信封》，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页. ⑤钟正平:《苦难生存中的灵魂救赎》，《当代文坛》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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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我的文字[郭文斌]

越来越贪恋于那段最初的时光，那段比蜜还甜的最初的时光。属于我的文字常常在那里降落。徜徉其中，沉浸其中，心中就被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填满，在那个没有灰尘，没有噪音，没有污染的世界里，我们像鱼一样无比快乐地穿梭，像花朵一样在阳光中绽放。遗憾的是它实在过于短暂了。不久，我们就把自己弄丢了。我们开始骑着幸福的驴拼命寻找幸福，目光飘在高处，随风而荡。当有一天，我的文字不由自主地返回故乡，我才发现生命的黄金就在而且一直就在最初的地方。那么，我们这么多年的赛跑究竟是为了什么?在回家的路上，宁静而又狂欢地盛开，这便是我的文字，以及随我而行的文字的全部意义。     在所有的艺术中，恐怕只有音乐最尊重欣赏者了。一天深夜，正在听一首名曲，突然停电了。我的脑海里出现了那么一个空白。空白之中，一种特别的声音从心里响起。一种无法描述的声音。一种一下定义就失去定义的声音。一下子觉得以前听过的那些所谓的名曲都太浅俗了。我才知道真正的音乐是一片 “原始”的空白。我想写作也同样。     一直在想，诗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诗是一口打向生命最深处的井，那里有我们的当初和曾经;是花朵对阳光的感激和表达;是梦中惊醒四顾茫然时蓦然想起的一个女孩;是子夜的心跳和心痛;是心灵浪子风雪中取暖的唯一方式;是回头人归途中的一串叩门声;是我们埋在黑夜里的另一双眼晴，等等。但我仍然认为自己压根就没有 “碰”到诗。因此，我只能说:没有诗人，只有诗。     弟子问师父，什么是禅。师父说，早餐。这不是一句废话嘛。从我们日常的逻辑上说，它是一句废话。但是它一点也不“废”。它是将思维链条中许多中间的环节一刀砍掉了。它告诉你生活就是禅。更多的时候，禅在制造矛盾，难道这是一个错误吗?恰恰相反，这正是禅家的伟大之处。他就是要通过矛盾来摧毁人们前生今世习惯并板结的意识沉积岩，让人的意识永远保持在 “鲜”的程度，保持在一种激越状态，最终回到意识的原初形态。     我们不能一味地去学先锋，但也大可不必视先锋如猛兽。当大街上出现一个留长头发的小伙子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他非常先锋。事实上先锋吗?恰恰是 “后锋”。中国男人的长辫子是什么时候剪掉的呢?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没有多长时间。再如，外国的荒诞派一出来，中国人都觉得很新奇，事实上呢，不就是中国的 《聊斋志异》吗?     燕过潭不留影，风过林不留声。乍一看，这句话是在说燕，在说风。直到今天，面对我心中的燕和风，我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它明明是在说潭和林啊。燕子飞过，风刮过，对于潭和林有什么意义呢?潭和林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们什么都不留。故而燕才能飞过，风才能吹过。多少年来，它们一直是燕的路，是风的路，而燕和风却全然不知。     对于西海固，大多数人只抓住了她 “尖锐”的一面， “苦”和 “烈”的一面，却没有认识到西海固的“寓言性”，没有看到它深藏不露的 “微笑”。当然也就不能表达她的博大、神秘、宁静和安详。培育了西海固连同西海固文学的，不是 “尖锐”，也不是 “苦”和 “烈”，而是一种动态的宁静和安详。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认识其实就是生活。花的成长只有花自己有权利表达。西海固人生活得并不比都市人痛苦，尽管这是一片被联合国官员认为 “缺少人类基本生活条件的地方”。西海固人活得十分安恬，这种安恬正来源于这种 “非常”的生存环境。我想，这正是西海固文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倘若西海固有一天变成北京或上海，那么同时代出生的孩子已经与原始意义上的西海固文学无缘。如果我们一定要给西海固寻找一个注脚的话，恐怕没有哪一宗比庄子更适合。我不同意将西海固文学定调为 “苦难”文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西海固文学的悲哀。对此，毛润之比蒋中正认识得更清楚。因此，他选延安作为根据地。他能够认识到积重难返，能够认识到贫穷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一种富有和力量，甚至是一种轻松和安详。当然，这种贫穷首先应该是有质量的贫穷。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最懂得 “破”，一个是庄子，一个就是毛泽东。他们都能够在 “破”中寻找生机和诗意。国民党军队之所以不能够打败共产党，正是因为他们太富有。富有不是罪过，但它是负担。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像风一样从中国大地上刮过，正因为他拥有风的轻。但我这样说，并不是希望西海固永远贫穷下去，恰恰相反，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我的父老乡亲早日过上小康生活。对此，我不得不承认，我是矛盾的。     一个父亲从七岁开始就教儿子如何勾引人家女孩子，一天，父亲又给儿子 “上课”，儿子说，爸爸，够了，现在你得教给我如何将上手的女孩子甩掉。一个徒弟问师父如何才能见到佛，师父说，给佛磕头，徒弟磕头时，师父向徒弟屁股上踢了一脚，徒弟恍然大悟。第一个故事给我的启发是，写作到了一定时候，摆脱要比进入重要得多，事实上你的成功正取决于你在多大的程度上取得摆脱的成功。第二个故事说明，真正的佛事恰恰与佛无关，事情的关键正在于那 “一脚”，而之前所有的工作都只不过是铺垫。确切地说，能否保持一种放松的警觉，决定了写作的水色和质量。如果我们把写作仅仅看作一个观照过程，事情马上会有变化。观照，只是观照，无选择地观照，永远不要试图指向客体。那么写作将是一种提升;否则，将会有带害产生。以此而论，写作实在是一个危险的行当，这种危险和一个作家的成就成正比。能否在现实和非现实、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找一个点行笔，能否充分地运用 “闲笔”并使之 “生活”化，如何在写作中保持沉默，或者说让写作变成静默，显示着一个作家的成熟程度。吃得太饱是容易的，斋戒是容易的，不容易的是将饭量减到一半。如果写作不能让我们指向本来，那么写作将有什么意义?我写，只因为我尚未 “知道”。我的观点是，让写作成为一个介质，一个通向纯粹的介质;免于投射和指挥，让它发生;宁可失败，也决不重复，包括对自己。     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在于你在一个怎样的层面和维度上理解了“一”。事实上这和一个人的成长一样，如果有过多的  “二分性”介入，那么，你就会失去力量。消耗就是在这个空隙产生的，自我就是在这个空隙产生的，而自我是生命最大的负向力。柔道的美在于它“化负为正” “以敌为友”的品质。能否给  “分享”赋予意义，是一个作家的全部价值。只有花朵能够看见花朵，在刺眼里，什么都是刺。一个作家可以没有理论，但是决不能没有洞见力。让天真带着他的笔旅行，避开知识。写作在一定意义上是一次翻译，如果写作不再是一个目标的话。只有写作，没有作家。如果你一旦以一个作家自居，那么你已经失败。因此，写作的道路是一条勇气的道路，如同心灵一样。如果我的写作不能带我进入 “一”的“中心”，那么，写作就是谋杀。     (原载《文艺报》2004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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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人心的镜像——读郭文斌的《吉祥如意》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07月08日14:20   谢有顺

郭文斌是一个写短篇的行家。他的小说，有乡土般的淳朴质地，也有短文学特有的纯粹和干净。他写了忧伤，但不绝望；他写了苦难，但不自苦；他写了小地方人的情怀，但不狭窄；他写了美好的真情，但不做作。他的短篇，真的是一刀切下去，一切就清晰地显示出来了。
     我喜欢读这样的小说，文字不冷，带着温暖的色调，同时会让你和作者一起去怀想天真的童年、烂漫的往事。这是一个有根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大地中来，有故土的气息，同时又对生命饱含正直的理解。他以自己那通达而智慧的心，打量世界，所发现的，往往是别人所难以发现的自得和优美。在苦难叙事成了主流的时代，对苦难有一种超然的理解，更能显出作家的宽广和坚韧——这正是郭文斌的写作个性。
    《吉祥如意》（载《人民文学》2006年10期）并非郭文斌最好的小说，却依然洋溢着一种清新、温暖的力量。它的第一句说，“五月是被香醒来的。”五月是姐姐，她的弟弟叫六月。小说写了这两个人，也写了两个词，一个是“香”，一个是“美”。香是“艾叶香，香满堂”，是那种能把“鼻子香炸”的那种香，“胸前没有了香包的五月一下子暗淡下来，就像是一个被人摘掉了花的花杆儿”。美呢，“那个美啊，简直能把人美死”，是“快要把人心撑破了的美”。《吉祥如意》写的这种香和美，是从生活中长出来的，它不是观念，而是藏在一株草、一滴露珠、一条花绳、一个眼神，甚至一声叹息里。人的心里存着念想，怀着希望，就能从世界里闻到香，看到美，因为世界就是人心的镜像。从心里发出的香，是真香；从心底长出来的美，是至美。所谓“吉祥如意”，就是对香和美的期许，是一种生活的冀望。
    《吉祥如意》里的一家子，心里存着感恩和欣喜，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富足，而是他们最大限度地享受了生活的馈赠。五月和六月是天真的，蒙眬的，对世界充满善意，在他们眼中，成人世界也是诗意的、甜蜜的。这两个孩子，在民间端午节的采艾和供奉的仪式中，发现着生活的惊奇和美好，他们在一种单纯中，被香和美所溶解。就这样，郭文斌为我们写出了一种值得珍重的人世：“六月说，我看地生对我姐有意思呢。娘说，是吗，让地生做你姐夫你愿意吗？六月说，不愿意，他又不是干部。娘说，那你长大了好好读书，给咱们考个干部。六月说，那当然。等我考上干部后，就让我姐嫁给我。五月一下子就用被子蒙了头。娘哈哈哈地大笑。六月说，就是嘛，我爹常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姐姐为啥要嫁给别人家？娘说，这世上的事啊，你还不懂。有些东西啊，恰恰自家人占不着，也不能占。给了别人家，就吉祥，就如意。所以你奶奶常说，舍得舍得，只有舍了才能得。越是舍不得的东西越要舍。这老天爷啊，就树了这么一个理儿。六月说，这老天爷是不是老糊涂了。娘说，他才不糊涂呢。”
    ——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这种值得珍重的人世。胡兰成说，“可珍重的人世是，在拥挤的公车里男人的下巴接触了一位少女的额发，也会觉得是他生之缘。可惜现在都觉得漠然了。”漠然，或许正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病。多数的人，不仅在苦难面前麻木，在美好生活面前也变得淡漠了，因为他的心已向这个世界关闭。生活成了苦熬，成了无休止的自我折磨——文学也成了苦熬和自我折磨的写照。这个时候，读郭文斌的小说，心里好像透进了一束亮，原来心一旦打开，这个世界也是有美好事物，也是值得珍重的。
    这个美，我把它称为人情之美。以优美的人情书写天道人心，这是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的伟大传统，正因为如此，王国维才说《红楼梦》写的是“通常之人情”，鲁迅也把《红楼梦》称之为“清代之人情小说的顶峰”。《红楼梦》最动人的，写的正是一种人情，一种优美的人情，即便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所追求的心心相印的知己生活，也藏在一种值得珍重、留恋的人情之中。《红楼梦》或许没有对存在意义的直接追索，但这种“通常之人情”，接通的何尝不是天地清明的大道？中国古代的小说，不重在观念和思想的传达，而重在解析人世中的情和理。在中国人看来，人情就在世俗之中，天道也隐于日常生活里面，一个作家，若把人情和世俗生活写透彻了，他也就把世界了悟了。这是中国独有的小说写法。张爱玲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谈起西洋文学，总是说它的好处“到底有限制”，读起来觉得隔，远不如读《红楼梦》、《金瓶梅》亲切——我想，她是对中国式的人情之美情有独钟吧。
     不懂中国的人情，就读不出中国小说的特质，这也是我近年深有所感的一点。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写了人情之美和人心中那些纤细、单纯的感受，承继的其实正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写作底子，同时他的语言和叙事，又有一种现代感。他的短篇小说，是对中国民间生活的深切回应。（黄河文学）
    （谢有顺，著名评论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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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真意与人间真情——郭文斌《水随天去》论析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1月18日14:00   李兴阳
   《水随天去》是宁夏青年作家郭文斌写得极有深意的又一篇小说。同他的很多作品一样，这篇小说在流溢着戏谑趣味的同时，又充满内在的紧张。这种紧张，与小说情节的悬念无关，尽管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在开门并不见山的开头中用上了对比闪回的叙事技巧，在结尾处用上了“抖包袱”式的大翻转，但情节的奇巧并不是郭文斌的真正用心所在；这种紧张，也并非源自人物间的冲突，尽管“父亲”与“母亲”、“我”及其周边的人都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中，有各种矛盾不断发生、累积，直至“父亲”从无以开解的纠结中“逸出”亦即出走，但这种“看得见”的冲突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小说的内在紧张，主要地来自两个层面，首先是“父亲”内在精神探求的紧张及其试图有所超越而显露出来的外在行为的怪异与乖张，其次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叙事者“我”试图认同“父亲”而又始终处在一种无法越过的“隔”的境地中。“父亲”之“谜”与“我”的“猜谜”之间所形成的智慧对抗，其精神向度在于探析生命真意与人间真情这一不能终结也无法厘定的永恒话题。在消费时代，在欲望化叙事过于喧嚣的当下文坛，郭文斌重提似乎已被人们冷淡乃至遗忘的这一话题，在焦虑不安中固执地进行讲述，显然有他的深远用心。
    在“我”的记忆与讲述中，成名前与成名后的“父亲”其内在精神状态与外在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成名后的“父亲”开始淡泊名利，执意追问生命的真意，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但又无法断然割舍与生命之他者的现实关联和情感羁绊，这使“父亲”的内在精神处于极度的紧张之中。因为“我”与“父亲”之间存在无法越过的“隔”，“父亲”内在的精神活动不能以直接呈现的方式自由展开，“父亲”对生命真意的追问及对个体生命自由实现途径的探求，只能借助于“我”所看到的外在行为，像“谜”一样曲折隐晦地传达出来。“父亲”最典型的外在行为方式，可以概括为两种，即“心斋”与“坐忘”。
    “父亲”的“坐”，几乎可以视为是这篇小说的一个中心意象。就如“我”记忆中的那样，“印象中的父亲永远是一个坐姿”，“每天放学回来，老是看见父亲坐在阳台上，像是想心事，又像是什么都没有想，就那么坐着。一直那么坐着，直到暮色重重地落下来。” 父亲的“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休息，更不是懒散，而是“坐”而至“忘”，对自己所面对的世界，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譬如，“母亲”对“父亲”的“坐”，极为不满，常表现为叫骂，但“父亲对母亲的话竟然没有丝毫反应，好像他压根就没有听见。”不论母亲怎么恼怒，“父亲依然没有丝毫反应，一副神游八极志在千里的样子。” 再譬如，与一个乞丐畅谈并留饭、留宿之后，“父亲就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从单位一回来就往竹椅里一坐，目光或者盯在虚处，或者盯在一只正在偷果子吃的老鼠上，那是范增仿八大山人的一幅画。”“父亲”的“坐忘”，在“母亲”的眼中是懒散，在“我”的眼中则已失去了作为鲜活生命所应有的特点，“我的心里常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念头，比如坐在那里的不是父亲，而是父亲的衣服；比如父亲的体温正在从36度迅速地下降，最终停在零度上。”对“父亲”“坐忘”的外在特征，“母亲”和“我”的感受与把握是准确的，但对其内在的精神活动则缺乏理解，这就是最亲近的生命之间最痛苦的“隔”。父亲的“坐忘”，是静止中的心性工夫，它是脱离现实活动的精神沉潜，在寂思中去知去欲，最终达到物我两忘，这正是道家祖师之一的庄子所设计的悟道法门。在庄子的哲学概念中，“坐忘”是致虚静的途径之一，一旦由“坐忘”进入“虚静”，便能通达生命自由之境。在这个意义上，“父亲”的“坐忘”也正是他试图逼近生命真意，实现生命自由的重要途径。
    在“坐忘”之外，“父亲”致虚静以通达生命自由之境的另一途径就是“心斋”，“心斋”是庄子所设计的又一悟道法门。如果说“坐忘”是在静止中的心性工夫的话，那么，“心斋”就可以理解为是在行动中的心性工夫，它总是和感性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并在这些活动中达到逍遥自适之境。“父亲”的一系列被“我”讲述为怪异与乖张的行为，其实质就是其“心斋”的外显形式。譬如，“父亲”的午睡嗜好，就显得颇为特别，任谁来也不破午睡的规矩，那种不管不顾的做派，在平常人看来不近情理，在“父亲”自己却是一种心灵的逍遥与生命体验的自适。再譬如，“父亲”对异性间的情爱也颇为淡然，不仅与“母亲”过着极为节制的情爱生活，而且就是对那些青春如火的年轻姑娘的献媚，也视而不见，生命的欲望似乎处在一种寂灭的状态。又譬如，“父亲”的行装也很异常，一时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一时土衣土裤，形容放达；一时又背上收藏的旧书包，招摇过市，全然不在意他人惊诧的目光与攻击性的流言，这同样是一种心灵的逍遥与生命体验的自适。“父亲”“心斋”的最超常的表现，就是在行动中忘其所为，就如“我”所发现的那样，“父亲”干家务、参加社会活动，其“神情终究在事外，像是专注在内心的一个很深的地方。……和人跳舞，其实没有跳；在讲台上讲课，其实没有上；吃饭，其实没有吃。像是有另一个他躲在暗处正在盯着吃饭的他，跳舞的他，讲课的他，看。”与这种形神分离的状况不同，处于“心斋”佳境而又形神合一的“父亲”就如自然的赤子，面对一天的大雪，“在阳台上嗬嗬地叫着，兴奋像花一样在他身上怒放，口里不停地说，这才是音乐，这才是真正的音乐。”与自然融为一体，谛听天籁之声，“父亲”的生命就在这种无功利的审美境界中提升为自由的精灵。
    概言之，成名后的“父亲”开始关注被名利等“外物”牵累和遮蔽的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执意追问生命的真意，他在一段时间反复追问“你知道你在做……吗？”这一问题，已用言说的方式明白无误地表露出试图弄清生命真意的精神探求意向。“父亲”关于生命自由的理想，是在古哲人庄子设计的“心斋”与“坐忘”这样的悟道法门中通过主体意识在精神中的超越来完成的，他竭力摆脱人间世俗的束缚，力图为个体生命在宇宙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在纷乱的人世中为人找到一个生命自由、精神逍遥的场所。在追名逐利的时代喧嚣中，“父亲”这一与悟道、通道相统一的生命理念与精神探求的向度，显然是高蹈的。
    “父亲”内在精神的高蹈，并不能总是如其所愿。生命的自由与精神的逍遥，需要主体凭借“心斋”、“坐忘”的悟道法门化解主观与客观、自我与非我的矛盾，抛却人间情缘，超越世俗社会，达到无功、无名乃至无己的“至乐”状态。而实际情形却是，在做出最后的“弃世”选择之前，“父亲”无法断然割舍与生命之他者的现实关联和人间真情的羁绊，这使“父亲”陷入无以开解的焦虑与癫狂之中，做出许多在“我”和“母亲”看来不可理喻的反常之举。
    “父亲”首先无法割舍的是乡土恋情。对生养自己的故土，“父亲”有着根深蒂固的眷恋。这种眷恋甚至在吃、穿这样的日常生活细节上，也有近乎顽固的显露。譬如，“六味地黄丸”这一细节就在颇有戏谑性的趣味中表现出“父亲”对故土挥之不去的记忆与爱。老家带来的咸萝卜即所谓“六味地黄丸”，在“我”和“母亲”眼里是味道怪异难以下咽的近乎垃圾的东西，“父亲”却视若至宝，不仅自己吃得决绝而夸张，而且强人所难地逼着妻儿同吃。并非咸萝卜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仅因为是故乡的，它就同“父亲”的生命建立起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关联，一种无法忘却的情感记忆，老家记挂“父亲”与“父亲”守望心灵中的故土，都以它作为凭借。刻骨铭心的眷恋使“ 父亲”孕生出巨大的责任感，这主要表现在常年将自己的全部工资用在对老家人的接济上，“父亲”不仅负责了老家一家八口的口粮，供四个侄子上学，而且给村里所有的人都接济过钱，这使安贫乐道的“父亲”却也不无矛盾地把钱看得很重要。显然，如此感天动地的人间真情，正是儒家所倡言的世俗伦理情怀，而非道家的高蹈与超迈。
    “父亲”无法断然割舍的还有亲子之爱。“父亲”对“我”的爱也极为复杂，“父亲”生命观念的变化与内在精神探求的紧张，也都在对“我”的爱的方式上显露出来。“父亲”眷恋故土，似乎也想把这种感情移植到“我”身上来，逼“我”吃老家带来的咸萝卜，大有叫“我”不忘本的意思。在“我”读书求学的事情上，“父亲”的态度也前后不一，先是把他所推崇的道家的那套顺其自然、不求功名的思想观念用在对“我”的教育上，“从不问我的考试成绩，对时下家长比较关心的考了班里第几名的问题似乎一点兴趣都没有。”不仅如此，而且对“我”能否考上大学也毫不在意。“父亲”后来似乎不再把他所持有的道家的生命观念用在对“我”所应走的人生道路的抉择上，转而支持“我”参加高考，像常人那样去博取功名。为此，“父亲”竟也亲理家务，也时不时用默默无声的注视给“我”以温暖和力量。在精神探求的紧张与无以开解的焦虑中，“父亲”的亲子之情最后依旧让位于对生命自由与精神逍遥的追求，这就有了送“我”上大学之后离家出走的大结局。这一结局总令人记起《红楼梦》中贾宝玉金榜题名后离家出走的故事，只不过在这篇小说中，由贾宝玉一人完成的故事分摊在“我”与“父亲”两个人身上。简言之，在亲子之情上，“父亲”虽然也表现出了全部的复杂，但不论怎么复杂，在其做出“弃世”的最终选择之前，“父亲”对“我”的爱，是其难以割舍的世俗伦理情怀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由此言之，在“父亲”的生命哲学与人生观念中，以道家思想为底蕴的对生命真意的执意追问和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对人间真情的珍重与眷恋，显然是其基本构架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有时是可以互补的，但在更多的时候充满了无法弥合的抵牾。生命本质的两面即“独立”与“间性”，被儒道两家分别予以注意和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体生命是命定的独立体，追求或维护其存在的独立性和由此而来的自由，是生命自然本性的要求，道家的生命哲学发现或曰顺应了这一要求。但不能忽略的是，生命要在与生命的联系中，要在相互映照中，要在相互陪伴中实现自己，找到自己，确认自己，这就是“生命间性”，儒家所倡言的世俗人间伦理情怀充分注意到了生命的这一特性。生命的绝对自由的获得，不论是在感性实践活动中还是在内在精神的超越中，都必得斩断与生命之间的关联，斩断与社会的种种联系，亦即消除“间性”，不受羁绊，但同时也因此无以映照和确证自己，也就不能不堕入孤独与沉寂之中。反之，充分关注“生命间性”，确也能建构起整饬的世俗伦理秩序，让人际间充满生命所需要的温情，但过分强调“间性”，也会漠视甚至扼杀个体生命的独立与自由，温情也会变成虚伪。儒道两家的先哲们未能弥合的生命本质两面的抵牾，“父亲”同样未能解开这一抵牾与纠结，这迫使人格特异的“父亲”做出决绝的选择。“灵龟扫尾，扫其行迹，行迹虽扫，又落扫迹。”这样的“劳动配乐”，不仅是对老庄生命哲学所隐含的内在矛盾与焦虑的形象诠释，而且也流露出了“父亲”要做出决绝选择的心态。当“父亲”把生命自由与精神逍遥当作最高追求的时候，“弃世”亦即离家出走，就成了必然的也是最后的选择。
    最后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和评价“父亲”的生命观念、人生态度与价值选择。作为作者的代言人，叙述者“我”的理解和评价，是应该受到注意的。小说中，“我”的身份是双重的，一是故事的参与者，一是故事的叙述者，两个“我”对“父亲”的理解和评价并不一致。作为故事的参与者亦即上大学前的“我”，更多地站在“母亲”的角度，在对“父亲”显露人间真情的常态表现予以肯定的同时，将“父亲”的“心斋”、“坐忘”和“弃世”等行为视为怪异和乖张，对之加以否定。作为故事的叙述者亦即上大学后讲述“父亲”故事时的“我”，对“父亲”的高蹈与超迈，则更多同情和理解。譬如，当故事的参与者“我”对“父亲”反复追问“你知道你在做……吗？”这一问题感到不耐烦甚至反感的时候，故事的叙述者“我”却对“父亲”的追问表示赞同，“发现父亲问得还是有点道理”，并在“父亲”的启示下，注意到人们只在意生命的外在行为而忽略这些行为之于生命的意义，认为“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在高度物化的时代，当人们日益喧闹着追名逐利而对生命的异化浑然不觉的时候，当人们忘却如此作为之于生命的本来意义的时候，“我”有这样的认识并有意强调这一认识，显然是极有意义的，这可以理解为是在温婉的时代批判上的终极关怀。或许，这正是作者之所以要不合时宜地讲述“父亲”水上行出走故事的深远用心。
    毫无疑问，两个“我”之间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作者面临的矛盾。同作者其它的小说作品相较，《水随天去》显露出了作者试图超越自己进行新的精神探索及其相应的艺术探索的意向。问题是，当作者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放逐了自己的“父亲”之后，何以才能弥合生命真意与人间真情之间的抵牾，其最佳途径在哪里？这是作者没有最终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也是每一个生命的清醒者应当继续追问而不可能有唯一答案的问题。单是提醒在尘世中熙来攘往的人们不要忘却这一永恒话题，《水随天去》就有行世的意义。
   
    作者：李兴阳（1962——），男，湖北省麻城市人，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西部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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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海原县一小教师柳元：郭文斌小说中的儿童视角

郭文斌小说中的儿童视角 ◎ 柳　元 　　 2009-3-29 11:59:12 　　 　　宁夏青年作家郭文斌的优秀短篇小说精选《大年》自行世以来，一时间在国内主流文学界引发热烈的讨论。在这部把苦难写得具有美学意义的纯粹作品中，一种生命的悲凉，一种醉人的温情随着作家清新细腻的笔触徜徉其上，正如作家所言：“在那个没有灰尘、没有噪音、没有污染的世界里……我们开始骑着幸福的驴拼命寻找幸福，目光飘在高处，随风而荡。”①在这里，除了作家对善良天性和独特的价值选择外，还有对童年趣事的温馨回忆，并以儿童的另一种视角去观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空间，展现不易为成人所体察的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种面貌。 　　一 　　中国现代小说中儿童视角的出现和之后长足发展，是以五四时期人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作为理论依托的。于是，作家们便试图以纯洁的童心来净化“早已失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②的成人们已变得粗糙的心灵，对不可复返的童年的追忆构成了成人作家们寻找精神家园的基本内容之一，“郭文斌乡土小说的主角多是乡村的男女孩童，‘童年视角’就成了他最常用的方式”①。《大年》中的明明和亮亮对“年”的童稚认识。《开花的牙》中牧牧从羡慕爷爷的死到和同伴玩死人的游戏。《三年》中明明和阳阳给爷爷烧完纸后就盼着死，还想着让他媳妇生一万个娃，一天死一个，天天让人来烧纸。作家使自己重新回到童年，以儿童的感受形式，思维方式，叙述方式和语言句式，游离在成人世界的边缘，以避免覆盖在现实生活上的谎言和虚伪，呈现出生活本身的原生态情境，这显然与成人视角成人感受建构的文学世界之间形成了某种疏离，一种儿童式的鲜明和不经意的深刻，从对这复杂现实的稚气把握中透视出来。 　　以儿童视角建构的叙事文本，叙述者常由儿童来承担，以儿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入叙事系统。在这里，叙述者常常是一个活泼天真、好奇顽皮的儿童，《门》中如意发现父亲的秘密后就想在杏花的奶上暖一下手，一个童稚的小儿形象显现了出来。与儿童形象伴随而来的是文本呈现出浓厚的儿童色彩。《快乐的指头与幸福的纸》中昕昕的手指伸到小药瓶里取不出来时被改改用斧头砸破后流血，听到改改说她娘每月流血的事就天真地认为那也是改改爹用斧头砸的。儿童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得富有童趣和创造力。当然，由于儿童对叙述者身份承担所带来的叙述上的变化是多方面的，文本呈现的是儿童眼里的成人世界，他们感受的直觉性所形成的文本自然趋于碎片化。 　　如果说儿童视角的选择塑造了活泼天真的儿童叙述者，建构了文本内容上的儿童色彩，那么，儿童心灵的稚嫩与视角的晶莹纯净，则使文本的叙事口吻体现出单纯稚嫩活泼清新的气质。《开花的牙》中“牧牧就想到死了人的好处来。要是有几百个爷爷就好了，一天死一个，那就会天天吃上献瓜瓜。或者爷爷一天死一次也可以。”《玉米》中小红让红红和东东耍领新媳妇，把红领巾当作挂红，用唾沫抹在脸上当眼泪。做出打头、圆房、撒核桃枣儿、宣誓、吹灯等一系列活动。无论是场景的设计还是人物关系的安排，都流露出一个小孩的童真与稚拙。于是，小说中就只留下了生活的本来面貌，没有任何的品评，叙述者在此保持平淡中立的态度。 　　二 　　一旦儿童视角成为了建构文本的叙事策略，那么与视角相一致的感觉也必将是属于儿童的，文本中遍地都是儿童的感受、印象和直觉。因此在儿童主客体不分、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观照之下，围绕在儿童身边的动物和植物都勃发一种本能的亲切，散发着人性人情的光辉，使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心灵交感自然显露。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人与物的界限朦胧了。《大年》里有“前面的红木香炉里已经燃了木香，木香挑着米粒那么大的一星暗红，暗红上面浮着一缕青烟，袅袅娜娜的，宛若从天上挂下来的一条小溪”。《雨水》里扣扣意识到太阳已经像一只倦鸟似的归窝了。这种新奇的想象与比喻打破了人与物的天然界限。事实上，比喻本身也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和写作的技巧，而是儿童视角和儿童感觉的直接呈现。或者说，这样的比喻是建立在儿童物我不分的感觉方式基础上的。在成人们高喊“回归自然”的激烈姿态中，在人类试图从自然中寻找平衡内心的精神家园的自觉努力中，儿童却凭借稚嫩的思维表达着与自然本能的亲近，并在与世界万物无意的精神与心灵交流中获得了生命的丰富，《学习》中，在满屯和满年看来，太阳从酸梨子树上照过来，非常非常的美，这种美的快乐同样是儿童对自然亲近后的结果。成人在尘世的生活中逐渐磨钝了对自然的感觉，尽管也试图努力建构人与自然交融一体的环境和精神体系，但这种有意识的自觉追求本身已经使人凌驾在了自然之上，表达的恰是人与自然的分离状态。而儿童对自然的亲近是出于一种本能驱使，是主客体不分的思维模式，好奇的探究眼光，使他们对自然和社会有了一种迥异于成人的解读，呈现出了丰富的姿态和盎然的趣味，这种质朴无华的童心和感性直觉的思维形式，使儿童更善于忠实地记录生活的原生态内容，而当他们“用清澈的目光看这个世界时，他必然要省略掉复杂、丑陋、仇恨、恶毒、心术、计谋、倾轧的，而在目光里剩下的只是一个蓝晶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清明，充满温馨”①。于是，儿童视角里的人生就有了更多的诗意、美和快乐。 　　三 　　小说中儿童视角展现的成人和成人的世界，是有着孩子眼光洞彻下的单纯深刻和明快的，也有着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相互不理解和对立中构成的对成人世界的反衬。这些都将形成陌生化的审美效果。郭文斌采取儿童视角作为观察世界的方式，必然要以一种曾经拥有但已经陌生了的感受去重新审视熟悉的世界，并以儿童感受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这种新视角的观照之下，已经熟悉的世界呈现了陌生的一面。而且作家虽然完成了从成人到儿童的角色置换，但作家本身并不能真正从小说中剥离，于是，作家与叙述者形成了一种间离，这种间离造成了另一个潜在的审视视角，从而在儿童视角提供的文本中蕴含了理性思考的线索。 　　儿童的思维是感性直觉的，知识积累的缺乏和阅历打磨的不足，使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与成年人存在明显的距离和差别，当他们把自己的认识在成人世界单纯、诗化地表现出来时，当然与成人认识的世界构成了极大的反差，读者也就从儿童视角的审视下获得了惯常的成人思维中不容易获取的新鲜体验和领悟。就像在《快乐的指头与幸福的纸》中昕昕和改改对地球的认识，等等，孩子稚嫩的思维对裸露在视野里的成人生活只能做一种表层的把握，而表象背后的深层因素却是无法体悟与掌握的，但就是这些单纯、诗化的表述，却激起了习惯于追寻意义、理念和深层内涵的成人读者，进一步解读小说的欲望，也构成了他们对生活的全新感受，这种新鲜感自然是陌生化效果的审美呈现。 　　但儿童视角文本展示的空间显然与成人读者的期待视野构成了一定的偏差，之间的距离构成了一种陌生化，儿童视角特有的单纯、诗化和对成人世界的理解超越了成人读者期待视野的理性的想象空间，使他们的视野再度受挫，但儿童的独特感受同时也给了成人读者一种对曾经经验的强烈召唤，并使他们在这种召唤中获得心灵的慰藉，从而建构起了儿童视角小说的丰富的含义空间和艺术魅力。 　　因此，儿童视角虽然是以儿童作为叙述者，有着欢快基调和单纯的讲述方式，表述的是儿童的感觉和直觉，但郭文斌关注的焦点依然是成人的沧桑苦难和破败的现实，建构的依然是有着严肃主题的社会小说，只是借用了儿童的思维方式和纯净心灵，为复杂的现实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和观察角度，为宁夏新文学的创作找到了一个全新的阐释视角和艺术手段。而且，郭文斌小说中对儿童视角策略的选择，也使熟悉的生活在儿童单纯诗化的展现方式中呈现了陌生的新鲜面孔，从而也将生活与主题引向了深层和深入。 　　柳　元　宁夏海原县一小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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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人间俗世温暖——我读郭文斌小说集《大年》

源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40d4201000ben.html 大生产》/郭文斌   选自《小说选刊》2007年7期。让我更加明白小说的滋味。 动态的描写。好像是录像，不是摄影。录象是动态，摄影是静态。录象是现在进行式，摄影是过去式。                《大生产》/郭文斌 腊月和正月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睁眼，地上站着哥。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娘，快，我媳妇要生了。娘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你小子还真行，数着天数当爹，恭喜啊。哥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夜凉，娘你穿暖和。娘说没事，惯了。爹也穿了衣服，坐起来抽烟，一脸的开心。爹把烟盒放在哥面前，意思是允许哥抽烟。自从哥娶媳妇后，腊月和正月就发现，爹不在阻止哥抽烟，另家后更进一步。每次哥来家里，爹就先自己装上一烟锅，然后把旱烟盒往哥面前一放，只不过不像对外人那样出口。哥说他不想抽。正月说，抽吧，平时逼着我们从爹这里给你抽烟呢，这时倒做起人来了。哥瞪了正月一眼，但很快又换了大肚在脸上，真象一个要做爸爸的人了。娘一边系扣子，一边说，真快，这小子也要当爹了。 哥弯腰把娘的鞋带摆顺。好让娘快点出发。。。。。。。。 太多的人间俗世温暖——我读郭文斌小说集《大年》/刘新锁 雷达曾说，读完郭文斌的小说让人大吃一惊。没想到还有这么美的短篇小说。没想到还有这么美、这么纯粹、这么含蓄、这么隽永、这么润物无声的小说。他的小说你要做理论上的概括可能不容易，但是感动得我掉泪。郭文斌给我们提供了罕见的审美体验。他的作品提供的美学价值，那种罕见的美，尤其是值得我们珍视的。而白烨则称：《大年》是２００４年乡土写作最重要的收获。郭文斌可以被看作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异数。他的乡土小说呈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地域色彩，在阅读过程中会感觉到浓郁的地域风情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但是他并不借这种“地方特色”来炫耀自己和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是用清新峻逸、舒卷自如的语言饱蘸着深情书写着自己生活的那一方水土，书写着其中的温情与诗意、困乏与富足、从容与酷烈、自由与扭曲，给那片干涸、贫瘠的土地涂抹上一层诗性的美丽光泽。他看到了西海固地区“最不适宜人生存”的环境给人带来的困苦与折磨，但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应和捕捉着生存于其中的生命身上具有的真、善和美，将其发而为文对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顽强繁衍生息的生命不断进行吟咏和歌唱。 　　我一直相信“文如其人”这种说法，读郭文斌的小说可以看出，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朴素善良而又敏感多情的西部汉子。他的乡土小说中充盈着太多的人间俗世温暖，流淌着太多民间人伦情谊。作品中洋溢着的温情毫无功利目的和利害算计，只是生活在西部那片土地上的人一种天性中生来具有的恻隐之心和朴素善良与诚挚，是没有被生存的困境所泯灭的一点善念和对每一个生命出自天然的尊重与呵护。而这些离我们身边的世界已经有些遥远了，正因为这样才弥足可贵更加令人痛惜。在引发了很多争议的中篇小说《大年》中，郭文斌写到了一个民间的“知识分子”——父亲。父亲是一个一直生活在农村但有些文化的普通人，在他身上却保留着来自中国人文传统优秀精神的深厚积淀，而且这种积淀已经被内化成为他做人与处世的固化的精神构架。儿子提出把写坏的对联送给村里的一个傻子，父亲对此大为生气。他教训儿子说“只有小人才欺负瓜子（傻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中那种“仁者爱人”传统精神的影子。父亲数年来一直坚持义务先给全村人写好对联才动手写自己家的，在村里有人因为日子过得没有盼头丧失心劲时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用动情而严厉的语言和行动促使他感愧从而在精神上振作起来。在父亲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熏染出来的美好人性和动人的脉脉温情。在这种重情重义的传统浇灌下，在温情流淌的氛围中，村人才在过这个物质极为贫乏的“年”时，在精神上感受到了充盈、和谐与美好，这一切都是那么令人神往和感动。用笔极为精炼传神的短篇《剪刀》中，生活上已经陷入绝境的夫妻相互的调笑和谑骂中漫溢出来的是相濡以沫的至爱与挚情。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是小说中在深情和绝望之间经历着撕裂般痛苦的男人和女人并没有因为无望而陷入无边的哀戚沉溺下去。即使妻子最后对自己的毁灭和牺牲也闪耀出了美好人性和生命尊严的璀璨光芒。他们身上那种对生命的坚忍和顽强，因为物质贫乏而手足无措的无奈抉择和绝望的放弃足以让读者潸然泪下。再如短篇《呼吸》，在西海固令人几乎彻底无望的巨大贫乏中，作者并没有大肆渲染生活的苦难，没有让主人公们怨天尤人愤恨天道不公，而是浓墨重彩描述了懂事的女儿、朴实憨厚的父亲和似乎已经具有了人的灵性与情义的老黄牛之间相依为命与天灾残酷斗争中活下去的意志与恒心。在这种达到极至因而足以直接威胁人肉体生存的可怕贫乏中，人与人、人与动物构成了一幅在苦难的生命之路上相互支撑跋涉前行的动人画面。而作为生命之源的水之贫乏与小说中人物的名字“郭富水”、“川川”、“水水”之间的巨大反差也能令人心酸使之欲哭无泪。 　　除了温情的笼罩，在郭文斌的小说世界里，西部贫乏的生活环境中还四处盛开着繁密动人的诗意之花。对西部生活的场景、天真未凿的儿童视角、对生死的达观态度、少不更事的心灵中萌动的朦胧性意识这些的描写都使得他的小说焕发出了动人的诗性光泽。丁帆教授将中国西部文学的外部审美形态概括为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并认为这“三画”使西部文学具有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和风俗画面，同时也构成了西部文学赖以存在的底色；在郭文斌小说中，西部生活场景描绘同样具有相当浓厚的地方风情和地域特色。《大年》中描绘了家家户户门上贴的对联和挂上的新糊的灯笼、供奉的香案和“献饭”、家长给每个家庭成员分的有限的几粒水果糖和几颗核桃；《开花的牙》和《三年》中写到了给老人办丧事和祭祀去世亲人时的搭帐篷、上香、供奉、纸糊的童男童女和金银斗以及各种风俗传统各种程序等，所有这些都能够让人体会到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息产生的诗意和温暖。正因为这样，我们在郭文斌和一些西部作家作品中才能够看到，“从新生命的出世到老人的葬礼，从邻里共处的嘘寒问暖到家人远离时的关切和思念，贯注于其中的仅仅只是人类那种最基本也最直接的爱，但就是这种简单明了到了极处的爱却包含了人性的最为复杂深刻的内容。”郭文斌的西部乡土小说多采取一种儿童视角来展开叙事，从天真未凿的儿童眼里看到的世界没有经过成人化的世俗色彩染指和种种程式化思维的规范，因而完全是纯真而明净的，澄澈清新而显露出一片赤诚之气。在《我们心中的雪》《门》《快乐的指头与幸福的纸》等直接写儿童心理世界的作品中，郭文斌写了处于性初步觉醒期的孩子那种源自本能的懵懂性意识和性幻想，写了少男少女成长过程中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中一个个小小的秘密，活画出了少男少女内心隐秘的深处风景特有的诗意朦胧美。正是这个原因，张晓峰博士才认为郭文斌对性的书写达到了一种理想状态，是中国作家中在性描写方面有着出色表现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郭文斌似乎对将西海固文学定调为“苦难”文学有一种近乎固执的抵触，他认为这将是西海固文学的悲哀。他说“对于西海固，大多数人只是抓住了她‘尖锐’的一面，‘苦’和‘烈’的一面，却没有认识到西海固的‘寓言性’，没有看到她深藏不露的‘微笑’。当然也就不能表达她的博大、神秘、宁静和安详。培育了西海固连同西海固文学的，不是‘尖锐’，也不是‘苦’和‘烈’。而是一种动态的宁静和安详。”因此，他在自己的西部乡土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地用手中的笔去发掘西部人困乏、艰难和酷烈的生存状态中蕴涵的生命诗意与日常生活中的温情和美好。生活环境和气候条件的恶劣给郭文斌的主人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物质生活磨难与困苦，但是这些在生存路上艰难行走着的人却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存欲望、顽强的生命意志和乐观的精神状态。他们活得安详、从容，不乏美好的情致与俗世生活的情趣。当然，郭文斌的乡土小说也没有回避物质困乏给人的生存带来的灾难性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他的《剪刀》《呼吸》都涉及到了天灾或人祸。所有这些对于只能满足最低生存需求挣扎在最低生命保障线上的西海固人无疑是巨大的挑战甚至会对他们构成灭顶之灾。《剪刀》中的妻子善良朴实而又坚忍刚烈，但是灾难选中了这个不幸的人，她患上了重症需要五千元来动手术。这个数目对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来说微不足道，但是对生活在西海固的这个家庭来说却犹如空中楼阁那样遥不可及。她和对此一筹莫展的丈夫在命运的挑战面前、在精神上没有低头，依旧相互戏谑和相互扶持努力延续自己已经非常微弱的生命之火。但是物质上的困乏并不是完全靠精神上的乐观与从容就可以战胜，本来就风雨飘摇的日子已经不起任何风雨的侵袭，为了不给丈夫和儿子日后的生活造成沉重的负担，这样一个美好而又坚强的生命勇敢地选择了主动向黑暗的死亡迎头而去。在作品中可以看出郭文斌的本意更在于对这种生存环境中的生命个体身上表现出的乐观、坚强和牺牲精神发出赞叹，但是其中物质的极度匮乏导致的生命毁灭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呼吸》更是一篇直面生存苦难的小说。不管是大人孩子，还是和他们相依为命几乎有了人的感情的老黄牛，都在旱灾面前经受着生命意志和毅力的严峻考验。也正是这种近乎生命绝境的考验下，人和动物身上体现出了生命精神的尊严。也许是因为郭文斌太过善良，他并不是看不到西部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现实之恶对自己心中守护的温情诗意的打击和对生命存在尊严的危险与剥夺，但他总是在触及到这些时转而将用笔的着力点放在对美、善和温暖的歌咏之上。从郭文斌的小说可以看出，他同样是在西部人困乏的物质生活中执著地寻找和描绘着温暖和诗意，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如同民谣或者挽歌那样一种非常朴素的感染和打动人的力量 另附专访问：记者注意到，你一向注意语言，你的语言很有特点，评论家对此也有较高评价。曾和冯敏先生谈起《大年》，他说，《大年》把土字用奇，把常字用新，把汉语的妙处用到了极致。他说，你对汉字的表意空间有独特理解，请谈谈你的体会 郭文斌：在《大年》的自序中，我谈到了自己对文字的理解。现在，我谈几点其中没有写到的。我一直对文字有一种敬畏感。我非常喜欢古人讲的“敬惜字纸”这句话。我从来不用书，包括报纸垫屁股坐。我觉得文字是有灵性的。我们先人把关于文字的智慧叫文字般若。今天，胡平老师说我的小说用词量不多，却达到了丰富表意的结果。事实上我仍然觉得我滥用了大量的词，什么时候我能够把词汇量减少到零，却能够表达我要表达的，那才是我的成功。 作为一个作家，在使用文字时，的确要有使命感。秦万里老师说，郭文斌的小说里没有暴力。崔艾真老师说，读了郭文斌的小说，才知道郭文斌是一个不忍心把世界弄脏的人。这让我惭愧。事实上，我没有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不但应该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保护自然，更应该保护心灵。 电影《英雄》里有个情节，音乐可以杀人，我觉得不是演绎。音乐的确可以杀人。文字也可以杀人。当我们每天看着安详的文字，就心平，而只有心平才能气和。而气，在中国就是原始生命力。恶劣的文字通过眼睛，种在心田，无异于毒药。在我看来，文字就是大米，大米养身，文字养心。古人说，量彼来处，计功多少，忖已功德，全缺应供。这几年，每当我喝一口水，吃一粒米的时候，都要在心里默诵这句古训。它的意思是：想想我们用的这些东西，其中包含着多少造化的慈悲和人的辛苦。再想想我们的德行，配用这些慈悲和辛苦吗？对于文字，我想也同样。 　　问：你为什么总是喜欢用童年视角？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作家不可能永远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去描述成人世界。你今后的创作会改变这个视角吗？ 　　郭文斌：说起来这是个方法论问题，其实是一个对生命的理解问题。在我看来，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被污染的过程，只不过有些人能够通过污染超越污染，有些人则不能。而童年是反污染的，是最接近生命本意的，也是最能体现天性的。中国汉语有一个词叫天性。它是和人性对应的一个词。这些年，人们过于强调了人性，却忽略了天性。而我觉得，作家的使命可能就是传达、传承这个“天性”。只要我们回头去看看那些流传下来的文字，那些像火种一样流传下来的文字，能够让人百读不厌的文字，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生命力。目前，我还没有碰到哪部文学作品是因为人们出于喜悦，出于生命本质渴求而读一百遍（至少对我是这样），但是确有一些文字，是我们愿意每天都诵读的，而且每读一次都有大欢喜，都有新收获，可谓法悦为食。这些文字肯定是传承“天性”的文字，而不是现代人所谓的“人性”的。当然，当天人合一时，人性即天性。但当天人严重的不和谐时，那么人性就不是天性，可能就是别的什么性。 　　至于今后是否改变，我觉得并不重要。当我需要童年视角时，我还会用，不需要时，就自然不用了。就像迎春属于春天，腊梅属于冬天。我不准备刻意地去改变什么。就像阳光，你不能说我今天晒了太阳，明天就要换个别的什么去晒晒。 　　我喜欢一句话：一个不依附形式的人不必改变形式。 　　问：《大年》这部小说集是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本市场运作的纯文学作品集。你对宁夏以至乡村以外的普遍读者接受你的作品有信心吗？ 　　郭文斌：当然。我想读者是不愿意错过《大年》的。哈若蕙老师不是在编后中说，错过有罪嘛。至于“宁夏和乡村以外”这个因素，有趣的是《大年》恰恰不是从宁夏热起来的，恰恰是从都市、从宁夏外面热进宁夏，被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哈若蕙老师他们捕捉到，并经过市场和读者调查后，社里才决定不惜用最好的材质和工艺出版的。今天发言的各位评论家老师都是“宁夏和乡村”以外的，但他们的认可是出乎我意外的，感觉得出来，各位老师，特别是雷达老师，贺绍俊老师，胡平老师，张水舟老师，白烨老师都像谈自己的孩子似的对《大年》津津乐道，从他们对其中细节的熟悉，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真诚的欢喜。而阎晶明、张陵、吴秉杰和牛玉秋老师说他们喜欢排在集子最后面的小说，也出乎我的意外。还有没有来得及发言的李平老师，找到我房间把他对《大年》的详细批注给了我。作为中国文学界的巨腕，他们的鼓励当然给我以莫大的信心。但我还是要借用敬泽老师的话说，《大年》确实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但郭文斌应该把《大年》作为一个总结，然后寻找新的力量和勇气。 　　问：有评论家认为，你的作品缺乏西部作家惯有的那种力量感，对生活的残酷性表达得不够，你怎样把握你的创作基调？ 　　郭文斌：这存在着一个人对力量的理解问题。一个东西，当它看上去非常有力量时，恰恰说明他没有力量。对于圣雄甘地来说，当时的英帝国是有力量的，但是最终，胜利者是圣雄。在我看来，主张非暴力的甘地是有力量的。我一直认为，文字是存在着教课书三种功能之外的第四种功能的。就拿一个方面来说，今天，牛玉秋老师说，郭文斌的小说和欲望无关。为欲望写作的人肯定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不懂得读者内在的需求是什么。不懂得生命最需要的那眼泉水是什么。欲望肯定不是人的天然渴求。就像一个孩子，在外面玩了一天，很尽兴，但是天黑下来了，一个必须的问题横在眼前。是什么呢？回家啊。这才是最根本的（恐怕没有比这个问题更残酷的问题了）。但是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这时，道路是需要的，月光是需要的，包括星光，包括母亲唤归的声音。 　　问：苦难对你个人生活和创作的影响是什么？ 　　郭文斌：这还是牵扯到一个人对苦难的理解。在印度，有一个无比灿烂的生命。他是一个王子，父亲让他继承王位，他不快乐。父亲把全国最美的女子召来陪他，他也不快乐。父亲把倾国的富有给他，他也不快乐。他仍然要在严密的监视中翻墙逃跑，到外面过我们现代人看来无法忍受的苦日子，宁可“饿死”在菩提树下。可见有一个比权力、比金钱、比美女更大的快乐在。所以，在《大年》的后记中，我写到了我对西海固文学的理解，事实上就是我对苦难的理解。 　　胡殷红（中国作家网主编，《文艺报》记者） 附；吉祥如意宁夏作家郭文斌作品                       《吉祥如意》 五月是被香醒来的。娘一把揭过捂在炕角瓦盆上的草锅盖，一股香气就向五月的鼻子里钻去。五月就醒了。五月一醒，六月也就醒了。五月和六月睁开眼睛，面前是一盆热气腾腾的甜醅子。娘的左手里是一个蓝花瓷碗，右手里是一把木铲锅。娘说，你看今年这甜醅发的，就像是好日子一样。六月看看五月，五月看看六月。用目光传递着这一喜讯。五月把舌头伸给娘，说，让我尝一下，看是真发还是假发。娘说，还没供呢，端午吃东西可是要供的。五月和六月就呼地一下子从被筒里翻出来。     到院里，天还没有大亮。爹正在往上房门框上枝。五月和六月就后悔自己起得迟了。出大门一看，家家的大门上都插上了柳枝，让人觉得整个巷子是活的。五月和六月检阅队伍似的跑到巷道尽头，又飞快地跑回。长长的巷道里，散发着柳枝的清香味，还散发着一种让他们说不清的东西。雾很大，站在巷子的这头，可以勉强看到那头。但正是这种效果，让五月和六月觉得这端午有了神秘的味道。来回跑的时候，六月觉得有无数的秘密和自己擦肩而过，嚓嚓响。等他们停下来，他又分明看到那秘密就在交错的柳枝间大摇大摆。再次跑到巷道的尽头时，六月问，姐你觉到啥了吗？五月说，觉到啥？六月说，说不明白，但我觉到了。五月说，你是说雾？六月失望地摇了摇头，觉得姐姐和他感觉到的东西离得太远了。五月说，那就是柳枝嘛，再能有啥？六月还是摇了摇头。突然，五月说，我知道了，你是说美？这次轮到六月吃惊了，他没有想到姐姐说出了这么一个词，平时常挂在嘴上，但姐把它配在这个用场上时还是让他很意外，又十分的佩服。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它呢？随之，他又觉得自己没有想到这个词是对的。因为它不能完全代表他感觉到的东西。或者说，这美，只是他感觉到的东西中的一小点儿。      等他们从大门上回来。爹和娘已经在院子里摆好了供桌。等他们洗完脸，娘已经把甜醅子和花馍馍端到桌子上了。还有新下来的梨、大枣。在蒙蒙夜色里，有一种神秘的味道。仿佛真有无数的神仙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等着享用这眼前的美味呢。      爹向天点了一炷香，往地上奠了米酒。无比庄严地说：                                   艾叶香                                   香满堂                               桃枝插在大门上                               出门一望麦儿黄                                  这儿端阳                                  那儿端阳                                 处处都端阳                                   艾叶香                                   香满堂                               桃枝插在大门上                               出门一望麦儿黄                                  这儿吉祥                                  那儿吉祥                                 处处都吉祥                                    ……      接着说了些什么，五月和六月听不懂，也没有记住。爹念叨完，带领他们磕头。六月不知道这头是磕给谁的。想问爹，但看爹那虔诚的样子，又觉得现在打扰有些不妥。但六月觉得跪在地上磕头的这种感觉特别的美好。下过雨的地皮湿漉漉的，膝盖和额头挨到上面凉津津的，有种让人骨头过电的爽。     供完，娘一边往上房收供品，一边说，先垫点底，赶快上山采艾。说着给他们每人取了一碗底儿。然后拿过来花馍馍，先从中间的绿线上掰开，再从掰开的那半牙中间的红线上掰开，再从掰开的那牙上的黄线上掰开，给五月和六月每人一牙儿。他们拿在手上，却舍不得吃。这么好看的花馍馍，让人怎么忍心下口啊。可是娘说这是有讲究的，上山时必须吃一点供品，不能让胃空着。五月问为什么。娘说，讲究嘛，一定要问个子丑寅卯来。六月说，我就是想知道嘛。娘说，这供品是神度过的，已成仙了，能抵挡邪门歪道呢。六月说真的？娘说当然是真的。六月说，那我们每天吃饭都供啊。娘说，好啊，你奶奶活着时每天吃饭就是要先供的。     甜醅子是莜麦酵的，不用吃，光闻着就能让人醉。花馍馍当然不同于平常的馍馍了，是娘用干面打成的，里面放了鸡蛋和清油，父亲用面杖压了一百次，娘用手团了一百次，又在盆里行了一夜，才放到锅里慢火烙的。一年才能吃一次，嚼在口里面津津的，柔筋筋的，有些甜，又有些淡淡的咸。让人不忍心一下子咽到肚里去。     接着，娘给他们绑花绳，说这样蛇就绕着他们走了。六月问为什么。娘说蛇怕花绳。六月就觉得绑了花绳的胳膊腕上像是布下了百万雄兵，任你蛇多么厉害老子都不怕了。绑好花绳后，娘又给他们每人的口袋里插了一根柳枝。有点全面武装的味道。让六月心里生出一种使命感。     五月和六月在端午的雾里走着。六月不停地把手腕上的花绳亮出来看。六月手腕上是一根三色花绳，在蒙蒙夜色里，若隐若现，让人觉得那手腕不再是一个手腕。是什么呢，他又一时想不清楚。六月想请教姐姐五月。可当他看见姐姐时，就把要问的问题给忘了。因为姐姐在把弄手里的香包。六月一下子就崩溃了。他把香包给忘在枕头下面了。六月看着姐姐五月手里的香包，眼里直放光。六月的手就出去了。五月发现手里的香包不见了，一看，在六月手上。六月看见姐姐的脸上起了烟。忙把香包举在鼻子上，狠命地闻。     五月看见，香气成群结队地往六月的鼻孔里钻，心疼得要死，伸手去夺，不想就在她的手还没有变成一个“夺”时，六月把香包送到她手上。五月盯着六月的鼻孔，看见香气像蜜蜂一样在六月的鼻孔里嗡嗡嗡地飞。五月把香包举在鼻子前面闻，果然不像刚才那么香。再看六月，六月的鼻孔一张一张，蜂阵只剩下一个尾巴在外面了。五月想骂一句什么话，但看着弟弟可怜的样子，又忍住了。就在这时，香包再次到了六月手里。六月一边往后跳，一边把香包举在鼻子前面使劲地闻，鼻孔一下一下张得更大了，窑洞一样。五月被激怒了，一跃到了六月的面前，不想就在她的手刚刚触到六月的手时，香包又回到她手里。     嗨嗨。五月被六月惹笑了。这时的六月整个儿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鼻子，贪在那里，一张一合。五月的心里又生起怜悯来。反正肥水没流外人田，要不就让他再闻闻吧。就把香包伸给弟弟。不想弟弟却摇头。五月说，生姐姐气了?六月说，没有，香气已经到我肚子里了。五月说，真的?六月说真的。五月说，到了肚子里多浪费。六月想想，也是，一个装屎的地方，怎么能够让香委屈在那儿呢。要不呵出来?五月说，呵出来也浪费了。      我可以呵到你鼻子里啊。六月为这一发明兴奋不已。五月也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把嘴大张了，蹲在六月的面前。六月就肚皮用力，把香气一下一下往姐姐鼻孔里挤。 但六月却突然停了下来。六月看见，姐姐闭着眼睛往肚里咽气的样子迷人极了。那香气就变成一个舌头，在五月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妈哟，蛇。姐姐跳起来。六月向四周看了看，说，没有啊。姐姐说，刚才明明有个蛇信子在我头上舔了一下。六月说，大概是蛇仙。五月说，你看见是蛇仙?六月点了点头。五月问，蛇仙长什么样儿?六月说，就像香包。五月看了看手里的香包，说，难怪你这么喜欢它，原来它成仙了。 做香包讲究用香料。五月和六月专门到集上去买香料。五月说她要选最香最香的那种。要把六月的鼻子香炸。六月说把我的鼻子香炸有啥用，我又不是你女婿。五月说，反正香炸再说。二人乐颠颠地向集上走去。 集上的香料可多了。五月到一个摊上拿起一种闻闻，到一个摊上拿起一种闻闻，从东头闻到西头，又从西头闻到东头。把整个街都闻遍了，还是确定不下来到底哪一个最香。五月犯愁了。这时，过来了一个比五月大的女子选香料，五月的眼睛就跟在她的手上。     五月问六月，你看这个人像不像是新媳妇?六月看了看，屁股圆圆的，辫子长长的，像。五月说，那她买的，肯定是最香的。五月就按刚才那个新媳妇买的买了。     然后他们去挑花绳儿。街上到处都是花绳儿，这儿一绺那儿一绺的，让人觉得这街是谁的一个大手腕。六月和五月每人手里攥着两角钱，蜜蜂一样在这儿嗅嗅，在那儿闻闻，还是舍不得花。直到集快散了，他们才不得不把那两角钱花出去。他们的手里各拿着五根花绳儿。那个美啊，简直能把人美死。     山上有了人声，却看不见人。五月和六月被罩在雾里，就像还没有出生。六月觉得今天的雾是香的。不知为何，六月想起了娘。你说娘现在干啥着呢?六月问。五月想了想说，大概做甜糕呢。六月说，我咋看见娘在睡觉呢。五月说你还日能，还千里眼不成，怎么就看见娘在睡觉呢。六月说，真的，我就看见娘在睡觉呢。五月说那你说爹在干啥呢?六月说，爹也在睡觉呢。五月说，我们走时他们明明起来了，怎么又睡觉呢。六月说，爹像是正在给娘呵香气呢。五月说，难道爹也把娘的香包给叼去了?六月说，大概是吧。     突然，六月说，那是我的香包。说着往回跑。五月一跃，像老鹰抓鸡似的把六月抓在手里，说，你走了，我怎么办?六月说，我拿了香包就回来。五月看了看六月，解下脖子上的香包给六月，说，我把我的给你。六月犹豫着，没有动手。五月就亲自给六月戴上。六月看见，胸前没有了香包的五月一下子暗淡下来，就像是一个被人摘掉了花的花杆儿。但他又没有力量把它还给五月。六月想，人怎么就这么喜欢香呢?是鼻子喜欢还是人喜欢呢?     雾仍然像影子一样随着他们。六月的目光使劲用力，把雾往开顶。雾的罩子就像气球一样被撑开。在罩子的边儿上，六月看见了星星点点的人。六月给姐说，你看，他们早已经上山了。五月说，这些扫店猴，还扇得早得很。说着，二人加快了脚步，几乎跑起来。     到了一个地埂下，六月说，这不是艾吗?五月上前一看，果然是艾。一株株艾上沾着露水豆儿，如同一个个悄悄睁着的眼睛。五月看了看山头，说，他们怎么就没有看见?六月说，他们是没有往脚下看。五月说，他们为什么就不往脚下看?六月说，他们没有想起往脚下看。五月觉得六月说得对，欣赏地看着六月说，你就怎么想起往脚下看?六月说，我本来也想着山顶呢，我也不知道咋就往脚下看了一下。五月说，山上那些人多冤枉。六月说，但我还是想上山。五月说为啥，这里不是有艾嘛。六月说，我想着大家采艾，我也想和大家一起采。五月说，那姐采你看不就行了?六月说，你一个人采，有啥看头。五月说，可是万一路上碰上一个蛇呢?六月说，我们不是绑了花绳儿吗?我们不是吃过供了的花馍馍了吗?五月说，那就到山顶吧。五月想，其实她也想到山顶呢。人怎么就那么喜欢到山顶上去呢?脚下明明是有艾的，却非要上到山顶去。     五月缝香包时，六月就欺负她。噢噢，给她女婿缝香包着呢。噢噢，给她女婿缝香包着呢。五月追着打六月。六月一边跑一边说，养个母鸡能下蛋，找个干部能上县。但五月总是追不上六月。这连她自己都奇怪。平时，她可是几步就一把把六月压到地上了。后来，她发现自己其实是有私心的。她就是不想追上。她只是喜欢那个追。说穿了，是喜欢六月一边跑一边这么喊。羞死了。羞死了。六月跑一跑，停下来，把屁股撅给五月，用手拍拍。跑一跑，停下来，把屁股撅给五月，用手拍拍。五月就真羞了。就装作生气的样子回到屋里，把门关上。任六月怎么敲也不开。六月就在外面给她一遍又一遍地下话，一遍又一遍地保证不再欺负她。五月就好开心。她喜欢六月这样哄她。之前，每当六月欺负她，她总是像猫扑老鼠一样抓住六月，拧他耳朵，听他告饶。但现在她不喜欢那样了。她觉得这样躲在门后听六月下话，感觉真是美极了。     上到半山腰，六月就跟不上了。六月说，姐慢点行吗，我走不动了。五月回头一看，笑笑。这时，五月发现雾的罩子破了一条口子，从口子里看去，村子像个香包一样躺在那里。五月的舌头上就泛起一种味道，那是娘捂在盆里的甜醅子。五月想回家了。但艾还没有采上呢。这是一年的吉祥如意呢。五月就叫六月快走。不想六月索性蹲下了。      哎哟蛇。五月突然叫了一声，跑起来。六月在后面拼命追。不一会儿就超过姐姐，跑在前面，并且一再回头催姐快跑啊。跑了一会儿，五月的腿就不听话了。就索性一屁股坐在路上，出着粗气大笑。六月回头，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你真看见蛇了?五月说真看见了。六月说，蛇是啥样的?五月说，就像个你。六月说，才像你呢，你就是一个美女蛇。五月说，你不是说一点都走不动了吗，怎么跑起来还比姐快。六月就看见他的心被姐的话划开了一条缝儿。是啊，当时明明走不动了嘛，怎么姐一声蛇，自己反而就跑到姐前面去了呢?     五月说，娘说了，蛇是灵物，只要你不伤它，它是不会咬人的。娘说，真正的毒蛇在人的心里。六月说，娘胡说呢，人的心里怎么能有毒蛇呢。五月说，娘还说，人的心里有无数的毒蛇呢，他们一个个都懂障眼法，连自己都发现不了呢。六月就信了，就在心里找。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最后，他发现问题不是有没有蛇，而是他压根就不知道心在哪里。问五月。五月也说不上来。六月的心里就有了一个问题。     娘说香包要缝成心形，心肩上吊三色穗子，心尖上吊五色穗子。一般情况下，每年的香包都是没有过门的新媳妇做好了让人送给婆家的。六月家没有没过门的新媳妇，就只能是娘和姐姐自己做了。这让五月六月心里多少有些遗憾。但五月比六月看得远，五月说，其实没关系，娘年轻的时候不也是咱们家的新媳妇嘛。六月一下子对五月佩服得了不得。六月说是啊，可是她是谁的新媳妇呢?五月都笑死了。五月说，你说是谁的?六月想了想，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五月说，爹啊，你这个笨蛋，明明是爹的新媳妇啊，还能是别人的不成?六月恍然大悟。经五月这么一说，六月突然觉得娘和爹之间一下子有意思起来。还有五月，今年已经试手做了两个香包了。娘说，早学早惹媒，不学没人来。五月就红着脸打娘。娘说，男靠一个好，女靠一个巧，巧是练出来的。五月就练。一些小花布就在五月的手里东拼拼西凑凑。     但六月很快就忘了这个问题。因为五月真的看见了蛇。六月从五月的脸色上看到，这次姐不是骗他。五月既迅速又从容地移到六月身边，把六月抱在怀里，使劲抓着六月的手。然后用嘴指给六月看身边的草丛。六月就看见了一个圆。姐弟二人用手商量着如何办。六月说，我们的手腕上不是绑了花绳儿了吗，我们不是吃过供过的花馍馍了吗?五月说，娘不是说只要你不伤它它就不会伤你吗?六月说，娘不是说真正的蛇在人的心里吗?难道草丛就是人的心?五月说，人心里的那是毒蛇，说不定眼前的这条不是毒蛇呢。这样说着时，六月的身子激凌了一下，接着，他的小肚那儿就热起来。五月瞥了一眼六月。六月的脸上全是蛇。     就在这时，那圆开始转了，很慢，又很快。当他们终于断定，它是越转越远时，五月和六月从对方身上，闻到了一种香味，一种要比香包上的那种香味还要香一百倍的香味。直到那圆转到他们认为的安全地带，五月和六月的目光相碰，然后变成了水，在两个地方流淌，一处是手心，一处是六月的裤管。     娘教五月如何用针，如何戴顶针。五月第一次体会到了用顶针往布里顶针的快乐，把针穿过布的快乐，把两片布连成一片的快乐。五月缝时，六月趴在炕上看。真是奇怪，这么细的一个针，屁股上还有一个眼儿，能够穿过去线，那线在针的带领下，能够穿过去布，那布经线那么一绕一绕，就连了起来，最后成了娘说的“心”。有意思。手就痒了。就向姐要针线。拿我也试    。 （原载《人民文学》2006年第10期/第四届人民文学奖最佳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