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究竟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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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写作究竟为了什么？（创作漫笔之四十七）作者：魏心宏

  

   上两周去浙江富阳，参加郁达夫小说奖的颁奖典礼，我也是因为编辑了蒋韵的小说《行走的年代》和苏童的小说《香草营》获得了这个奖，所以，应邀前往，躬逢其盛。
   参加活动之中，见到了温州作家东君。东君这个作家我在十多年前去温州讲课时就认识，知道他是温州较有实力的作家，只是当时没有太具体的印象。这次去，感觉东君已经成了一个中年人，算年纪，他也只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可是，按照现在很多娱乐界的算法，不要说七十年代出生的，即便是八十年代出生的，都算成老人了。
   岁月的更迭，给作家带了些什么呢？我在颁奖会期间，把东君这次得奖的小说《听洪素手弹琴》找来读了。我惊喜地发现，东君的小说写的好，文笔老道，叙事从容，有一种技艺上身之后的松弛。东君是温州人，江浙一带的作家写作，语言上有点吃亏。当年鲁迅先生住到北京之后，就感到了江浙一带的语言似乎表现力有问题。浙江有好几位现代文学的大作家，茅盾、郁达夫、丰子恺等等，都是把江浙语言精粹化的大师，但是，中国文学总还是以北方文学和语言为基调，所有的南方作家在语言这个问题上无形间都不是那么上算，难度较大。但是，东君的语言一点也看不出有温州地域的局限，是一种经过陶冶后的纯正的文学语言，非常好。我对作家在这些年里取得的飞速进步感到高兴。我找东君谈谈，觉得他现在愈发沉稳起来，讲话的时候似乎都带着思考，有一种如果不经过自己大脑想过的问题绝不轻易表态的劲头。
   颁奖典礼上，浙江方面花了大劲，请来了中央电视台的董倩来主持。董倩也是我北大的小学妹，尽管只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但是，说起话来，却丝毫也不外行。颁奖到东君的时候，董倩问东君，你这样写作，写这样的题材，有没有考虑过是为谁写小说的呢？很显然，董倩是看过东君的这个小说的，她这么问，抓得很准。
   东君回答，说，我写小说，没怎么考虑读者的问题，有很多时候，就是为了三两知己写作而已。董倩和东君的这番对话，使我想起了一些问题。
   董倩问得没错。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作家写作，如果失去了对读者心态的琢磨，失去了对现实或者由现实导致的虚幻感受的严格把握，那么你写出来的作品，是不会有人要读的。文化的特性就是传播，再好的作品，失去了传播的响应，那么也只能束之高阁，尘封土埋。也许过去的很多历史给人留下错觉，总觉得，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好作品，都是必定会经过一段惨痛的经历，好作家，如同诸葛亮一般仙居在乡间，闲云野鹤，冷眼看花。而那些刚一写出来就被来回炒作的，几乎都是些短命的无聊之作，不足为训。我发现，这是中国历史传统留给后人的一种极大的误导。因为遍寻文学史，这样的例子简直多得不得了，只要是认真看过一些书的人，多少都会受此误导，不那么急功近利本身对文学修养来说是对的，但是，完全无视现实，把自己的艺术创作行为与现实完全割开，对立起来，对所谓的大众情怀置若罔闻，对三两知己的那点狭小内心感悟深刻，这几乎就成为优秀文人的一种品格。我要说的是，其实这是错的，起码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正确的做法。我们的时代已经十分昌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在探讨着经济上如何走向强盛，同时更在研究着这个社会应当如何科学协调地发展，其中就包含着我们应当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文学观。
   而东君的回答也使我一时找不出什么不好来。一个作家，总有一些贴心的朋友，谈得来是他们之间建立友谊的基本要求，从这些朋友的身上可以找到很多创作的灵感，事实上，古今中外，凡是有成就的作家，都有着从自己的好友身上攫取创作题材和创意的例子。东君的意思是，那么多读者，或许我把握不住，但是，就我的那几位好友我还是看得清楚的，我写的东西只要他们能认可，就说明我的写作还是有奔头的。事实上，东君的小说不仅得到了他的那几位三两知己的好评，同时也得到了那么多眼界开阔，经过见广的批评家们的激赏。我注意到了几位评委对东君小说的赞语，都称赞他有一种他这个年纪少有的老成和安静。

说了半天，我究竟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作家从大局上应当清楚，作家身上所肩负的重任。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十多亿人口，社会生活瞬息万变，我们的读者当中隐藏着巨大和难以填满的艺术欣赏的需求。可是，我们向社会，向读者提供出来的艺术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严重不足的。中国人一年当中花在读书上的钱是八百亿，花在看电影上的是一百三十个亿，花在看电视剧上的是六十个亿，而我们生活中随便干点什么，都要远大于这个数字。这个短缺，我们每个从事文化事业的人都有责任。

刘谦在变魔术的时候有一句术语，叫做“见证奇迹的时刻”，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其实每日每时都处在这样一个魔术变现实的“见证奇迹的时刻”，可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趣味、我们的追求，有很多还停留在非常遥远的时代，或者处于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状态。多少现实生活当中的精彩被白白流失了，多少惨烈的教训都在无声无息地被忽视了，我们的生命与社会所付出的那么多而沉重的代价就这样被轻易起丢弃了，没有作家去为之书写为之高歌为之流泪为之疾呼，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就像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那么少言寡语，默默无声地眼看着历史和激情的错过；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学又像是一个不够精明的企业家，那么多好的原料，那么多市场的需求都不放在眼里，厂子里到处都是浪费材料、不看市场需求盲目生产的现象，可是这些企业家们也不去理会，任由他自由发展，无节制地区生产，这是非常不对的。

我去韩国多次，感觉韩国的艺术家在这一点上要比我们中国作家清醒。韩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激烈的社会变革，发达强盛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顽强的韩国文化传统民间文化之间的矛盾到处都是，作家们对社会的瞬息万变，对各种社会层阶的表现都能快速地抓住，非常多样地表现在自己的作品里。韩国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只有中国百分之一的大小，但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各种艺术样式，数量和质量上都领先于中国，甚至领先于世界，这一点真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三年前我在南京大学举行的一次韩国文学研讨会上见到了韩国久负盛名的老作家朴圭旭，这位一生经验过韩国近代各个历史周期的热爱自己民族文化的老太太，在会上说起自己从小就生活在韩国的乡村，无比地热爱着那里的生活。尽管韩国已经变为工业化国家，但是，她始终认为乡村生活中有很多隐藏着深不可测的韩国民族的文化底蕴。我非常敬重这位已经九十高龄的老作家。中国的老作家要是都能活到那么老，还那么健康真实地活着，那该多好啊。只是会后，我听说老太太回到韩国后，就一病不起，去世了。我感到非常惋惜。这样的老人一走，我们亚洲文化的一个世界就垮塌了，当今的时代，再难建构起这样的文化老人了。在优酷上看到韩国现在的漂亮女孩子，都是很像欧美国家的那些不懂得羞涩掩饰的烈女，挺拔健美的身材，热辣的表演，我们的时代转移正在文化中悄悄进行，这个世界今后还有那么多样的优美文化吗？

我可能想得太宽了。不过我还是建议东君还是抓住今天的现实，好好书写那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不必在意是否永留，只要把握住他们今天所经验的变化就可以了。写处于变化中的民族，是文学最大也最吸引人的魅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