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变局下的媒体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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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变局下的媒体人角色

第1期“北大安平沙龙”议程

时间：2013年11月8日
地点：北京泛利大厦19层
主办机构：北大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财经》杂志、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
媒体支持：搜狐传媒

议题一：自律还是制度？——从陈永洲事件看时下的新闻职业操守

论坛主持：何雪峰

主讲人：胡泳

评议人：王瑛、王四新、靳丽萍

胡泳：今天是第一个安平沙龙，在这个时机举办非常有意思。我和大家一样基本上是生活在北京的，在北京生活，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查空气污染指数，我就发现今天是有霾的，想起前两天就陈永洲事件，展江老师说笼罩在中国新闻界头上的雾霾在第十四个记者节来临的时候特别浓郁。

早起第二件事打开微信，我的一个朋友是上海著名的律师，他今天早晨，很早的时候发了一条微信，他说11月8日是第十四个记者节，这是愁云笼罩的记者节，就不问好了。我看到陈鸣微信群当中一个中山大学新闻系大三的学生写了一段话，说去年这个时候逐一发短信给记者老师，今天就算了，根本说不清是怎样一个群体过这个节，好像不能用群体这个词来形容他们。

这段话最好地说明陈永洲事件之后，外界面临的环境如此险恶的时候，新闻界不能形成共同体。我们都看到《新快报》斗大的“请放人”“再请放人”的字眼，当这样的诉求激起巨大舆论风暴的时候，英国金融时报徐达内10月24号媒体杂札记专栏文章的名字叫《命运共同体》，仅仅过了不到两周的时间，他的新文章叫《决裂的时机》。由此可见新闻从业者心里的波荡。当初在大家都声援陈永洲的时候，有一个《新快报》记者写了一句话，叫今天所有媒体人都是兄弟姐妹。这句话今天听上去像是一个笑话。徐达内说的决裂是财新的总编辑胡舒立写了一篇文章《新闻寻租不可恕》引发争议，新闻界欲发呈现道不同不相与谋之势。

胡舒立写道，记者监督权的权钱交易以足以使人痛心疾首，新闻界令亲者痛，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受损，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胡舒立虽然也对司法的程序等等提出批评，但更多讨伐新闻寻租，意思是说中国新闻寻租并非偶尔发作，而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媒体人当中的顽疾，这样的行业行为业已损失中国媒体的公信力，我们需要行业自律，我们最终也需要健康的法律和竞争环境，政府应当给予媒体更多的空间，对于记者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使新闻人能够自尊自持，我觉得这句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弹。但是反过来讲，胡舒立自己认为她是在言说常识，没有想到她认为自己言说常识的同时引来新闻界的一场争议。

宋志标批评胡舒立说，自律只有在自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否则叫奉旨自律，魏海田说，这个时候选择新闻寻租作为讨伐对象有问题，是媒体被强暴后可怜无耻的自虐行为，甚至说这是为虎作伥的行为。

我们看到这样的争议凸现了中国新闻界面对的重大问题，先自由还是先自律，倡道德还是凭制度。新闻界发现所有问题无可回避，必须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回顾2013年，发现这一年的一头一尾，新闻界有两件大事发生在广州，凸显了一个事实：作为核心的自由，新闻自由在中国遭遇金钱与权力双重的羞辱。

年初的这个事我指是的南周事件，是中国媒体在空间越缩越紧的环境下，零星的抗争、郁结的悲情一次汇总式的爆发，我个人认为南周事件不管结果是什么样的，最大的好处让审查成为全社会可见的东西。它不简单是一个新年献词被主管负责人改得面目全非的事情，更令人震惊的是，南周编辑部自己披露说2012年一年内强行撤稿1034篇。有网友评论说我们是网络时代，报纸都要消亡了，报禁还没有解除。这是南方的媒体对“自律”这个词高度反感的底层原因所在，新闻人丧失了自尊和自持。

什么叫让审查变为可见呢？你在网上看到大量的敏感词，因为发贴被警察半夜敲你的门，所有的传统媒体宣传部门审稿撤稿强制通稿，你怎么还说审查是不可见的？中国的审查真的是不可见，它的不可见在于审查是不可言说的，这种不可言说首先表现在官方不承认。我曾经说过中国有三大戈培尔式谎言，第一叫做中国的网民实际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第二是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环境是充分开放的，第三个谎言叫做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制度。这都是堂而皇之在正式场合被政府说出来的。其次，审查的不可见还表现在，私下里往往会把所有的谎言编成段子来进行嘲讽，公开的场合下我们不敢或者不能言说这个谎言之谎。

我可以举一个别的地方的例子。张维迎在国企改革争论的时候说，我没有做没有穿衣的皇帝旁边的弄臣，我也没有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我顶多敢说皇上的衣服的透明度有点高。有关皇帝有没有穿衣服这回事，梁文道有个更加精彩的判断，道尽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传统的版本皇帝不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但是我们现在是知道他没有穿衣服，而且他照样还走出来，他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衣服，但是他就出来，他就在那满街晃，我们也看着他满街晃，我们还照样装着他穿着衣服。”换言之，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这就是中国有关审查的可见与不可见的的现实。

南周事件将中国媒体长期遭遇的管制撕开了一角，将暗箱操作、可怕的愚弄、肆意的侮辱大白于天下，表达了媒体的不满和抗拒，这是很大的意义。更大的意义在于，普通公民到现场诉求争取说话的权利，以公开和理性的方式推动言论管制的退后。南方这个事件不是报纸或者一个行业的问题，更不是所谓党办媒体的范畴，而是所有公民被剥夺了言论自由的事情。

年底，我们看到新快报事件，陈永洲承认收钱写稿，它发生在一个环境当中，发生在网络打谣的运动当中，你听到的都是亮剑、抢占、强化、确保、阵地、制高点，所有的说法都意味深长。我们还要注意网络的打谣和媒体的打假，构成了污名化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漫长的污名化过程，让社会的守望者、批评者、监督者和被批评和监督的对象变成50步和100步的关系，让社会通行的逻辑变成比烂的逻辑。

两起事件虽然起因和结局是不同的，也有一些很大的共性。比如说除了审查的主线始终一以贯之，可以辨析的共性有两点：一是媒体人主体的缺失，我们很容易把让新闻人自尊自持的说法联想到“善待善用善管媒体”，这种善的姿态实际上并不是把媒体当作主体；但在另外一方面，说现有环境下新闻界的自律等于是自取捆绑，我觉得同样是把媒体人当做缺乏主体性的一群的另外一种表现。

二是，在这两起事件当中都存在利用民众对媒体应有的道义担当期待来确保舆论优势，随后又把民众撂到一边的情形。民众依然是媒体社会转型期最大的依靠，媒体人有道德担当，不等于有你有傲慢的权利，更何况道德担当已被打了折扣，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民众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领先于媒体人。

媒体人应该秉持的立场是外争自由，内省自身，没有孰先孰后，必须双管齐下。我们读一下储安平对国民党所下的结论，在国民党政府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道德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奉公自好的人容易生存下去。除了少数坚贞的人物保持他们的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趋于取巧投机不负责任，不讲公道为劣作恶，大家已经失去了工作的目标，失去了一切理想，社会风气越来越坏。

所以我讲到新闻界一定要反省自身，讲道德讲人格，保持坚贞，恢复生活的目标，恢复崇高的理想，这是每个媒体人现在都应该着手做的。与此同时，新闻界应该借陈永洲事件引发全社会讨论的契机，呼吁政府放松对媒体的控制，在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国策的情况下，呼吁出台新闻法，禁止行政部门对媒体实施控制和干预，在法律上赋予媒体监督权利，同时我们也呼吁中国建立独立的专业机构保护新闻自由不受政府干扰，维护记者基本权益。以上纯粹是我的个人观点，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胡老师对怎么看待陈永洲事件以及陈永洲事件事后讨论的评论，胡老师讲了八个字，“外争自由、内省自身”，下面我们把评议的时间交给评议嘉宾，王瑛老师请做评议。

王瑛：接到这样的一个邀请，随后才知道就是有搜狐今天的转播，我就想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讲陈永洲这件事情现在形成的这种风波，要经历三个审查了。要经历三个主体的自我审查，首先我说话的人要自我审查，今天的主办单位要自我审查，搜狐作为媒体还要经历一次自我审查，这样三次自我审查以后的东西是不是还有意思？这是我大概今天来包括坐在这儿想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审查无处不在，使得每一个到这来并且承诺要自己说话的人一定要先自己自我审查一番。前几天我在腾讯的一个会上，题目是先来了，题目到了以后我看了看，这样的题目，因为我当时想象起码不会比今天的人更少，我说面对这么多人，这么多媒体，这些问题怎么回答。等我进了房间，我释然了，发现不到十个人，我后来跟腾讯朋友讲，这好办，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的自我审查我放弃了，可是我同时告诉请我去的主办单位，我说我不要求把我说的话给送出去。因为他们是说你来了又一个字不给你报，是会很不好意思的，我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你一个字不报我也没有意见，但是你全报出去我没有意见。就这种无处不在的审查制度，在陈永洲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我还想接着胡泳老师刚才给我们的一个场景说个想法。

刚才讲皇帝不穿衣服也在满遛达，我们看到陈永洲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应该说是今年以来，我们越来越看到的是，你要想说他没穿衣服，本身已经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很多的动作实际上是在制造恐惧。陈永洲这件事情说起来很不好说的原因，我大概曾经想过，这件事情能说什么呢？因为它实际上好几个界面，主要的界面能有三个。一个是在陈永洲身上看到的跟这个行业有关的事情，无论是他最初还是到他在中央电视台说那番话之后；其实还有一个界面导致了这件事情很难评论，就这是两个企业之间的一场恶斗，而在恶斗当中我们的公权力、媒体在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说出来恐怕很难，我们是基于是事实在说话，可是能不能基于事实说话，能把话说到什么程度，这就到第三个界面——我们的国家、政府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方面是说我们的公权力的状态，其实更重要的也是更深的东西，是污点治理，污点治理不仅仅是说我们的公权力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而是它到底要干什么？所以像污点治理下这样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包括我们大概在今年以来，一波又一波恐惧的制造，我觉得才是我们最最要警惕的事情。
   

昨天还有一个记者问我，原来从来不说话的人，人也不好找，话也不好找，为什么现在变得要这样讲话？我说没什么，因为就是这些年我看到了两个关键词，碰到这两个关键词一定要讲话，第一个就是叫倒行逆施，第二个叫制造恐惧，这是要说话的。也就是说你讲他不穿衣服你得要付出代价，你得要进监狱，但即使这样恐怕也得要说话，我的发言完毕。

王四新：谢谢主办方，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刚才听了胡泳老师的演讲，首先第一非常同意他对当下中国新闻界现状尤其是中国记者目前还有记者所隶属的新闻机构所处的状况的判断，我是表示认同的，另外一个对于胡泳老师在后面提出的我们目前的要外争自由，内省自身这个方向，我觉得也比较赞同。但是感觉到胡泳老师在介绍这些现象的时候，可能是时间原因，中间我觉得还应该加一大段，因为现在《新快报》这个事件，它实际上比较集中反映了目前我们国家在新闻制度建设方面的重大缺陷以及我们在制度问题上所处的这种先天不足的这种地位，得出这个结论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研究新闻自由、历史和制度建设的一点感受。

我们知道现代记者还有媒介它能够成为一种职业，而且好多的制度围绕它而设，那么这里边我认为在西方国家它经历了这么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对于新出现的职业，我是让它干什么的。那么这个我认为在西方的一些法律文献里面它是有明确的概述的，你比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是明确规定个人有言论自由以外，媒体有出版或者说我们说的新闻自由，有了这个宪法性地位的承认和定位以后，我们要媒体干什么？要记者干什么？第一个就是要它来监督政府的官员，第二个是要它来充分发挥公共讨论的这种职能，为大家就范围广泛的公共问题进行讨论，提供一个平台。下面的制度建设，那就要围绕怎么样能够使它的这种功能更好的发挥，所以说我们才会有促进和保障记者合法权利和利益一系列新闻规定，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西方国家围绕这个方面进行了一些制度方面的建设和设定。这个过程在我们国家我认为是没有经历这么样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的媒体在建国以后，我们的媒体在定位上，还有我们记者的功能，究竟拿来它做什么，我认为目前在认识上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大家的认识。

第二个，我研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人说中国有言论自由，有人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有人说中国有新闻自由，有人说没有新闻自由，这个各说都有道理，主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衡量。从制度建设这个方面来衡量，我们国家现在的新闻自由还有其它方面自由确实有制度上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我们《宪法》规定有这些权利，但是这些权利没有办法通过一个法律机制让它落下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让我们检验政府的立法或者政府的具体做法到底符合不符合保障人们言论自由的问题。陈永洲这个案件大家集中讨论也比较多的是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我们还没有解决，所以说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还需要一个机制使我们目前记者拥有的权利、媒体拥有的权利变得可诉，目前由于不可诉，掌握在有些人的脑子里面，它肯定就会随着气侯随着大环境大形势的变化出现反复，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说大家都没有规则可循，包括我们央视，包括记者协会，在这一次活动里面我们感觉到，它也是感觉到很慌乱，一看公安部出了这个马上就慌乱地表态，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缺失导致这些机构在行为方面发生错乱，所以说这些可能是大家对问题感觉到总体上比较乱的原因，我们的制度可能还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和改造，谢谢！

主持人：感谢四新教授，从立法的角度给我们做这样一个点评，下一位点评是财经杂志的主编靳丽萍。
   
靳丽萍：谢谢大家，我们评议人各领域一位，我的角色是媒体人。陈永洲事件在很多圈里，今天记者节讨论也很多，刚才胡泳老师提出那些问题其实在之前的讨论中都多多少少看到了，有一些也部分参与。其实我没有那么觉得现代媒体界到了观念那么决裂的程度，我理解要自律也要制度，这个是一个基本共识，不过引起轩然大波的这几篇文章包括舒立的文章，每一个写作者他所强调的角度不一样，因为各种原因，也可能因为现在环境原因，自身所要强调那一点的原因，他突出了一点，把大家更关心的系统性、全局性、制度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凸显出来，但是其他人，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恰恰其他在争议过程中就补充了那些点，很多人对舒立文章不满的时候，在她的文章里面没有体现出来的问题通过这个争议就全部体现出来，这一点反而新闻界的思考经过几次争议之后，我觉得其实都相对现在是比较完整的。在争议过程中恰恰有基本共识在，新闻界的人自己要做事，同时新闻界的人通过呼吁也好各种办法也好要拓展自己的空间，就像胡泳老师所说的，内外的事情都要去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共识。

从从业人员角度来说，提自律这个根本没什么可争议的，所从事的职业，不管是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也好，新闻媒体基本不变的规律是，你生存的基础就是公信力，如果你没有公信力，你的文章、版面是可以用金钱交换，你就失去了生存基础，不论你是用什么形式体现。我不针对陈永洲事件这个个案去说什么，我是记者我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对真相还不完全掌握，我只是说我们作为从业人员知道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确实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而且可能还挺普遍的，如果这个现象大家都知道存在，我们当然应该去警醒，我们自己要警醒，同业同行要警醒，这个自律不论自己作为一家媒体还是说行业有一个公约也好，什么形式也好这个意识一定要存在，因为这东西跟生存基础相关。公信力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新闻立场，关于新闻法的问题讨论很多年，我们宪法写了言论自由，为什么还要新闻法，而且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没有审查这个程序启动，我们还是需要新闻立法。通过立法去说清楚把我们这个制度建设这部分说清楚，采访权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将来行使以法为依据，陈永洲这个事件上程序正义和法律的诉求还是不足够，比如说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去程序去进行，我觉得新闻界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因为时间所限，我就先说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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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变局下的媒体人角色

第1期“北大安平沙龙”议程

时间：2013年11月8日
地点：北京泛利大厦19层
主办机构：北大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财经》杂志、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
媒体支持：搜狐传媒

议题二：责任：媒体人当下的困局与出路

主持人：舒泰峰

主讲人：左志坚、王壮

评议人：阳淼、王辉、赵勇力

主持人：我们进行第二个阶段的沙龙讨论。这个阶段的题目叫“媒体人当下的困局与出路”，其实很宏大的一个题目，但是作为每个媒体人对这个话题都有非常切身的体会，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觉得现在对媒体人的压力可能来自于几个方面，我自己的感觉。
   

一个，天气不好。自己也经历过一个小故事，我是《财经》杂志的记者，去年在《财经》出走过一段时间去办报，当我们把内容做好，当天晚上要付印的时候，被无限期推迟，我们广告都已经订出去了，我们创刊的日期信息都发布了，所以要跟读者要有个解释，后来怎么解释？总编辑出了一个好主意，就在官方微博上说，因为天气原因，推迟出刊。另外一方面是商业的原因，以前媒体人比较简单，记者做好调查，编辑改定稿子，现在不是这样，一个主编必须也是一个很好的产品经理，一个媒体也是一个产品，很多媒体已经变成平台，不是传统那种去爆料的媒体。还有一个，新媒体的冲击尤其之大，新媒体出现之后，我觉得它对媒体环境带来的变化是，把受众都分散化，大家不用依托于大众媒体去阅读，我们提供方也是很分众，微信公众平台都是一个媒体了，所以当大众不在的时候，我们大众媒体还有什么作用？这些都是需要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今天几位嘉宾，有好几个运行新媒体的人士原来都做的是传统媒体，听听他们跨界的感悟，我觉得会对理解这个问题有所启发，下面我们把话筒先交给左志坚。
   
左志坚：先谢谢主持人，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2002年进入《21世纪经济报道》然后一直做到2012年的11月，就是传统媒体的经验十年，践行记者，第一板块的新闻总监，在那边留下两个部门一个是上海特稿部一个是国际部，然后到了2012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出来了，来做互联网产品叫拇指阅读，也是一个刚刚上线的东西，我来北京主要是做运营工作。这是我的一个简单职业履历，我就今天的话题讲一讲困局，然后讲出路。

困局，我自己为什么会离职？困局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做媒体的物质回报太少了，我十年前做记者待遇水平和十年后做总监的待遇水平是一样的，大家想想十年通胀是多少，你的名义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工资贬值多少，房地产膨胀率，你可以算一下，最大的问题是物质的匮乏。因为我的情况相对还好一点，比如说我要在上海买房，我家里是可以付首付，那后来80到90后的小朋友，如果是普通家庭出身，在上海做记者能买房吗？结婚怎么办？如果在北京，北京的房价租金比上海贵，首先是物质回报的匮乏，像财经记者，每天打交道的人都是高官、巨商蛮多的，有时候会发现这些人赚钱怎么会那么容易，心里会有一个落差，而且也确实，像我们从《21世纪经济报道》出去的人，出去工资不翻番的话，都不好意思回来跟我们讲。外面的诱惑也是非常多，尤其在纸媒裂变下边，他如果不赶紧转型的话，会丧失掉更多的机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困局。

第二个，精神上的。这十年，从《21世纪》刚问世到去年十八大召开，新闻环境是越来越紧张，我相信在座所有人都深有体会。我们《21世纪》主编也说，每年都说情况很复杂，这个不能报那个不能报，后来发现不能报的东西越来越多，传统媒体越收越紧。我原来做调查特稿，记者稿子总是被毙，被毙的理由五花八门，我觉得这一行是没法干。财经报道刚面市的时候，干涉比较少，5、6年之后，他们非常懂这个游戏规则。商业力量的干涉主要是通过广告或者中间人说情购买，宣传部门的招呼则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密，我相信《财经》杂志遇到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到了去年十八大前夕，我的版三条稿子，基本上一天毙一条，你还得马上找一条不能太差的稿子，最多的时候一天把三条全毙掉。

从传播的渠道看，大家通过微博和微信，渠道的权威越来越重，这也是跟十年前不一样。十年前买《南方周末》去看，现在读者不看你内容是谁生成的，传统媒体的内容和平台的影响力都在越来越小，平台的影响力往新媒体迁移，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困局。

我出来也一年了，跟互联网行业打交道比较多，确实最近身边也有非常多的传统媒体人在筹划创业，或者加入创业团队，或者进入BAT这种大公司。我看到出路大概有这么几种。我理解传媒人的专业能力来自传播能力和制造能力，有这样的能力，如果出来的话还是有非常好的出路。大家知道PR和品牌策划这一块，这一块有许多不错的记者现在也在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像原来《东方早报》的简光洲。这块市场有很大的需求，大家通过重大案例可以发现，这个市场尤其是企业家对企业传播这块是非常非常的不专业，这个市场非常大而且赚钱非常快，因为媒体人出身，懂传播又有人脉资源，所以做这个转型成功率比较高，这是一块。

第二块是做网站的运营，这块也比较多，我招的运营是原来南都的记者，这一块相当多的创业团队或者是新型的公司，它们的运营总监往往都是一些南方报业的人出来非常多。

第三块还是做内容，跟形态不一样，做新媒体内容，网易、腾讯、搜狐、新浪，四大门户的高管都有蛮多南方报业的人转过去，还有一些做新媒体的像虎嗅这种做得不错，影响力还不错。

第四种提供专业服务，做智库或者咨询，我最近也遇到好几个，像原《南方周末》的编委邓科，做了一个关于媒体的智库，方三文做雪球财经。

还有特殊一点就是做产品来创业，像我自己也是选择做产品这个方向。

媒体人总的出路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问题在哪儿？独立的专业的媒体会越来越少，需求越来越多，优秀的媒体人，如果不考虑精神回报不考虑理想道义这些东西，只把自己作为市场人，他的出路是蛮广阔的，所有的互联网产品都是媒体，需求非常大，大家也可以看到，以我们传统媒体人的眼光和标准来看，那些新兴的互联网公司运营做得不怎么样，这有一个人才需求落差在里边。所以我整体的观点就是，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悲观，从个体来讲，你的机会一定是会比你现在状况好很多，把自己当成市场人来看待，不要把自己当成做公益或者纯粹理想主义者来看待。我们做媒体人出身的往往都会有一些价值观和抱负，难免的一些情怀，这些东西在商业力量里面，在自由的互联网里面发挥更大的价值，反而比在封闭的报纸里自恋或者自我欣赏要好。我对个体是乐观的，当然对媒体的高管总经理来讲形势是比较严峻的，我大概就讲这么多。
   
主持人：谢谢志坚，跳出旧世界拥抱一个美丽的新世界，王壮也是从传统媒体出来，现在做新媒体，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网站。
   
王壮：大家好，我叫王壮，我们现在做的网站叫36氪，包含了媒体和服务。其实我不是传统媒体出身，我们刚刚毕业出来做这个网站，我今天一进这个会场就很紧张，因为大家今天讨论的话题太严肃了，我们更多关注一些科技方面创业方面的内容，对于比较严肃的事情关注得并不多，有点紧张。另外感觉在座的各位真正是媒体前辈，我们还特别特别年轻，所以感觉我们来讨论一些媒体人的困局与出路也不是很有经验。我只想跟大家说说我们自己这么去做这个事情，在大家眼中我们是新媒体，我跟大家介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坚持什么样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这一群人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人，我自己不是学新闻出身，我们后来招的人，大部分对一些比较新必须酷的科技东西感兴趣。最早做网站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经常读国外的科技博客，会看到很多新模式，一些新的设备，新的东西，反正很酷的东西，我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当时是2010年底的时候，国内基本上看不到这方面内容，我们去把国外内容拿过来，我们把它们翻译出来给国内的读者们看，因为这个东西当时没有。其实国内外当时是有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有很多很多人愿意去看这个东西，就慢慢发展起来了。最开始我们是叫科技博客，我们并不是媒体，我们这一群人就属于，并不懂太多的新闻理想主义，我觉得真正的媒体人比较关注这类事情，而我们关注得并不多。

我们在文章里面随意提我怎么看一件事情，把我加到文章里面，听说很多媒体是不允许加这个“我”字的。我们没有什么新闻理想主义，不是没有，我们并没有太去研究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做事有我们自己专业的地方，我们认为我们的专业跟其他媒体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我们写的内容其实是跟传统的媒体不大一样，比如说新浪微博、苹果客户端出了比较大的升级，传统媒体不会去关注这个事情，我们的人就会很关注，我们觉得它这个设计或者说功能上的变化其实是代表了整个新浪微博的发展方向，也可以对这个行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把新闻写出去了，发现没有任何人去跟进，只有我们一家人在写这个东西。
   

我们做媒体，我自己感觉是经历了大概三个阶段。最早第一阶段就是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懂，因为我们自己对这东西特别感兴趣，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更多是一种什么心态呢？我看到一个好东西，一个好的事件，一个好的内容，我想把它分享给我的读者，我看到这东西我很喜欢它，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时候我们会有成就感，类似于知识或者分享很酷的东西，这时候有点像初生之犊不畏虎。

当你做到一定程度，你接触这个行业越来越多，我们一个科技博客也开始叫科技媒体，各种活动会议也都请你参加，我们感觉有一点点进化，不像以前那样不是那么小众，有点向科技主流里面进了，这时候去学习一些媒体的东西。我最开始从来没有学过媒体的任何东西，写东西完全凭我们大学语文学的基础知识或者个人兴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学习一些媒体的内容，比如说可能大家如果学媒体，在大学看《华尔街日报》如何讲故事，我们做了一两年之后才发现有这样的东西，教你怎么报道事情，我们开始学习。

到第三阶段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最开始做的时候没有竞争对手，这个行业很新，当时新浪科技或者腾讯科技上面，我们觉得它那些内容太正式了，没有人情味在里边，你读不到个人的东西，我们愿意去写这样的东西。到现在，在这个行业，门户开始改版，也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博客、垂直媒体、自媒体起来，你发现同质化又像四大门户竞争的时候，其实挺厉害，这个时候你已经入了这行，你想怎么把这个事情深入做下去。我们像以前报道新的创业公司、产品升级还有一些投融资是不是不够了，我们是不是要去写深度的文章。以前我们这些人在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写5、6篇，从早写到晚还很闲，你发现杂志一周或者一个月写一篇文章，它那个文章就很深度，我们当时觉得这种深度文章是没有人看。

最早从博客时代人们写长文，那个时候看腻了，出来一个微博，信息爆炸过了之后，人们又疲劳又想回去看深度内容，未来你要长短内容互相结合到一起才行。我们这个时候也自己在探索，有专门人甚至去学习或者请外边人做深度内容，我们现在属于第三个探索阶段。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有一点最关键，传统媒体可能需要变得跟我们不一样，不是说大家谁写得好谁写得坏，而是报道方向不同。读者的需求是想知道一个事，这个行业现在到了一个阶段，我就想知道这个事，但是很多比较传统的媒体不去做这个事，只有我们来做。

另外一点，我觉得我们的人虽然做媒体经历时间并不长，可能一两年，但是我们兴趣都在这上面，我们会看很多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传统媒体人不是很具备的东西，对新鲜事物不是那么敏感。比如说苹果上面假设一个应用，最早的时候可能它从出来第一天我们就开始报道，三天十万用户，十天一百万用户，我们在用这个东西，从我在一年前或者半年前跟大家接触的时候，跟一些媒体聊，我发现他们是不用的，他们也不关注这个东西，但像阳淼这些记者比较先进，他们是会用的。人们对现代用户有需求的东西不理解，还是停留在深度报道或者大公司新闻上边，这是我觉得我们跟传统媒体不大一样的地方。

我想说关于媒体的理想还有价值观，或者说我们公司的理想，其实也经历几个阶段。最早我们做科技博客，科技博客比较少，我特别喜欢这些网站，觉得这些网站的人都是比较有情怀比较有节操，做的事是比较有气质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一拨人感觉这个行业特别阳春白雪。做了一段时间，在这个行业比较有影响力的时候，会有其他同行开始进入，有一段时间我们老被别人攻击，老有人挑事说我们怎么怎么样，那时候不止一家，就那段时间经历特别多，我就觉得科技圈不像以前那么干净，有比较脏比较恶心的东西，我觉得太乱。我今天一来这儿，发现这个行业还算是比较好的。在座各位讨论的东西，我不关注但是往好的方向去做。科技圈这么乱，比如现在水军到处攻击别人，包括大家可能看到在很多媒体上，我给你付点钱，你帮我去黑谁、骂谁很常见，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还一直坚持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整个公司我们想做的事情，不是新闻专业，是帮助创业者，这是我们核心的理念。我们做媒体，我会有很多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出去做任何发布会不拿车马费，任何人给我们钱去写报道我们都不会写，所有东西都由我们编辑控制，会有主观不能说完全客观，但我们有一定的理想情怀，每个人都如此。这一点，我觉得挺难做到，我知道《财经》、《一财》出去不拿车马费，我一直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挺孤单的，并没有人有这个坚持。很多媒体是销售导向，销售部更有话语权，在我们公司不是，我们任何销售拿出去卖广告，文案是由编辑审，某个广告称某某独一无二，这样的广告语在我们这是不会出现的，销售跟我们说，能不能发一篇文章，不行，销售去卖你的广告，编辑部门就编辑我们的内容，完全独立分开，这一点也是我们的坚持。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我也会从门户或者其他媒体挖人，有人来面试，我说我们不收别人钱，不拿车马费，当我提到不拿车马费，大家紧接着就愣住了，接下来这个谈话不会太自然，他问工资是多少？工资也不是很高，不拿车马费，大家就会有退缩的心理，这样的人我们也不会要，我们需要真正写好报道满足需求的人。

主持人：阳淼的新媒体也很酷，叫“山寨发布会”，那你来评议一下。
   
阳淼：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媒体行业打了个圈，2006年的时候我们办了个杂志《凤凰周刊》，是国际政治为主，当时算最新的媒体。2007年我进入《新京报》做了五年，后来去了《商业价值》杂志，在传统媒体做新媒体的活。说说我的想法，我特别同意胡泳老师的话，每个媒体都有原罪的，你必须依附于你的权力。现场你所在的媒体有刊号的请举手，《财经》有刊号。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消灭这几个举手的。传统媒体的困境，很多人谈运作流程有问题或者经营体制有问题，最根本的是，你跟权力体制绑得太紧了，不要拿市场化媒体骗自己。传统媒体从体制里面获得优势已经造成大家的依赖感，所以一旦要去变革，你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跟体制隔开，但是你可能隔开吗？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媒体朋克兴起的时代，自媒体是传统媒体的解构和反动。大家对没有人味的报道完全不感兴趣了。所谓客观性，是通过更有欺骗力的做法，好像我没出现，实际还是你的视角讲故事，你更深刻地表达了“我”，你又不敢说这是“我”写的。很多群众未必想得这么深远，但是他们的反感是天生的。这种新闻专业体是一种过时体的感觉，事实上我个人对新闻专业体非常推崇，但在中国环境下没有纯粹的新闻专业体，最后是脏水和孩子一起被抛掉，这是媒体为体制陪葬的真正理由。36氪现在是新媒体行业估值最高的一个，这几个创始人身家几百万已经有了，就是说他们的估值应该是超过了在座媒体的估值。所以这个市场，资本和读者都选择了一种新的模式，在座比较年轻的同学，赶紧做好转换身份的准备。

我做的“山寨发布会”，把所有专业记者聚合在一起，形成俱乐部形式的自治体，大家一起去探索，我们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报道，应该怎么样去加深我们的专业学习。办这个组织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我特别想不通一点，记者们哪来的优越感？好像面对你们所报道的行业，我天然有揭发你的义务有审判你的权利，居高临下去审视，无论是编辑还是记者在布置选题的时候特别有优越感，我特别奇怪，优越感哪来的？现在社会是高度分化的、一个细化的社会，记者总是站在外边看这个行业，我是记录者是个描述者，你那个审判感、优越感谁加给你的，我想不通。

你们真的是旁观者，中国人实际上把记者强加给社会道义承担的时代是从民国时代开始的，我们的传统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多数没有自己的宗教，中国人的宗教是历史，你要对历史负责，记者是一个历史的记录者就可以了，没有谁给你审视的权利、居高临下的地位，你的观点是通过历史观来反映的，李鸿章过去被骂成汉奸或者卖国贼，对这些人要采取同情和理解。我做“山寨发布会”，努力要求记者解构你的优越感。

王辉：我来自腾讯网。我是学新闻的，我觉得门户是中国特色，在国外没有这种做法的网站。中国的媒体不能有自己非常好的独立网站，一直在期待一直在等待，等了很多年也没有看到。这里边是有很多问题的，我知道最突出的例子，比如南方报业集团，同一时期有三个网站归属于集团。养一头狼一定得有肉吃，传统媒体的尝试初步判断是失败的。这里边我的感受就是，对于传统媒体包括我们这种形态不能迷信，我们不是万能的，能不能真正彻底脱离传统思维，真正从互联网思维来看待这个事情，传统媒体做网站或者新媒体不是很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所有的人员都是由传统媒体人直接过来，有很多东西他抛不掉，从体制从个人的各个角度都抛不掉，这是我说的第一点不能迷信。

我们也要有理想，像王壮，我很荣幸把他介绍进来。一年半以前，我们那个时候认识，是因为微信上面开了公众平台，他们第一批进入公众平台，而且把这个公众号、把这个工具运用得非常好，我当时就对他们很感兴趣，我们做媒体沙龙也邀请，各种原因没有来，但是一直关注他们，一直到后面对他们了解更多。这个团队是三个85后，里边没有学新闻的没有传统媒体的，今天和他们同行里边做同样事情的，有两个以上是完全传统媒体人做总编辑，他们的估值比咱们传统媒体人超了有十倍，得到市场认可。到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遇到的困局实际上是媒体的困局，它不好掉头，但这个困局并不是媒体人的困局，反而是媒体人的机遇，能不能跳出来，找到你个人最突出的特点。我想拿腾讯微博和微信的口号来举例子，先有新浪微博，看看我们的大V，看看我们的偶像，腾讯微博则提出，“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到这里并肩”，微信说，“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还有，在过去十年，我过去的稿件流程是报纸稿件到了门户，由门户发布以后再进入微博被讨论，最近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很多新闻线索先从微博起来，一种是爆发性的，还有传统媒体发不出来的，通过微博回到门户，通过门户再被传统媒体转载。现在我们在微信时代更突出品牌，每一个人在微信里面成为品牌，这个时候我们感受理想主义在互联网上被发扬。

第三点，不要畏惧，对于我们所有人，网络、新媒体是很新的东西，需要学习成本，大家会觉得有距离感，但实际上腾讯网成立十年，我们积累的各种流量、很多工作，在过去一年里边被移动互联网打破。有几个简单数据：在过去一年我们有一半流量来自于移动端，用了十年积累的传统PC端被移动端打破；还在一年时间里面，我们有对编辑考核有一半以上是针对他在移动端工作的业绩来考核，他在传统PC上面工作量一点没有减少，但是考核已经变了，对于网络工作者的评估已经变了。其实像腾讯网是互联网企业，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拳头产品从PC端转移到移动端发现不灵，逼着我们来转型。我想讲的是，即使一个干了15年的互联网企业，流量最大的一个网站，同样在面对移动互联网的时候是新手，大家不用有畏惧，在移动互联网面前，个人能力机会得到发挥，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我就说这些。

赵勇力：刚才我听几位老师谈到媒体人的困局，不管总体还是个体，我在这里边是唯一一个来自传统媒体的人。听到一个对我们还很有感情的前同事要把我们灭了，我们压力更大。在目前不光是传统媒体，门户媒体同样面临盈利模式的转移，怎么从市场上得到钱，如果说转型其实还是要考虑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压力就是天气不好，的确是天气不大好，我们不过多探讨这个问题。

不久前在《新快报》事件出来之后，我在微信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是我们《新京报》潘采夫用他善用的文风，在提到中国当下记者的族群时，做了一个分析。他分析有四种族群：第一类是搞宣传的，就是党报党刊包括电视台等等。第二类就是弄行业的，行业媒体，更多比如说搞一些行业内部的活动。第三类做劫匪的，比如到山西矿难地方敲诈一笔钱或者怎么样。第四类就是干调查的，其实第四类是最苦逼的。说到这儿，说到自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几个群体其实自律性最强的应该是搞调查的这一类，但是从制度上来讲前三类怎么去约束他们，这个是专家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建构。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媒体人从自身来讲还是要有一定的职业新闻理想在其中，要清楚我们应该怎样去把真相更多公布出来，《新京报》有一句话，你可以不去说真话，但是你一定不要说假话，这是我们的一个底线。

说到出路的话，其实现在作为我们来讲，留在传统媒体的人，一个就是刚才提到坚持自己的专业，让自己更加专业，尤其在这样一个冬天，天气不好的冬天，我们更需要专业、更需要坚持。第二点，我觉得这个出路在于盈利模式，这个需要在座每一位媒体人都去摸索探讨，这是我想说的，谢谢。
   

提问：我是来自于一个民间的小团队，也是这一次安平奖的获得者，在我们看来传统媒体对于灾难报道的指向性和导向性并不明确，并且在灾难的某一个节点，灾难真实描述和灾民的反映没有很专业地呈现，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存在的一个意义。

赵勇力：灾难报道，其实是这样的，在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其实自媒体或者新媒体的参与度还不是特别高，但是随着新浪微博、微信出现之后，到雅安地震，这时候传统媒体在某些方面觉得之前的方式不行了。08汶川地震我们有很多一线记者挖掘了很多新闻；在雅安地震时，当时我关注微博，当时正好做汶川五周刊的特刊，我们记者在附近，大家听到消息，四五个记者全部往雅安赶，一边赶一边刷微博，就在看哪里有消息，这时候关注更多的是自媒体发布的信息。在后方，雅安地震报道总策划、我们的副总编辑提到一个问题，我们后方反而成了最主要的策源地，我们收集大量的数据，整合好之后再告诉记者，哪里哪里你需要去，哪里哪里你去挖掘这个故事，这个方式和侧重点不一样。汶川时，我们都不知道当时孤岛在哪里，就通过记者一步步走出来，而现在通过网络数据汇总，然后再告诉记者怎么操作。未来灾难报道形式是雅安这种形式。
   
提问：据我了解，在灾区的很多的记者同仁没有专业灾难报道的常识、知识，甚至来说为了抢一条新闻去耽误一个人的生命，这是在灾区屡屡出现。我们在这个行业里有没有一个评定标准，一个培训机制，使记者有灾难报道能力？我看到很多记者在营地里面吃饭休息，自己穿着单衣需要占用灾民的补给。是否大家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自律或者说有一个储备，从灾害的知识普及，甚至可以推动一个标准，遇到灾害以后，怎么样向大众去呼救，使用怎么样一个信息标准，让我们在互联网上抓取得到，然后实行更加有效的求救方式。

左志坚：汶川之后的五年，我又重新回过三次，包括玉树，雅安这一次我是做志愿者在成都，我对你说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第一，媒体扎堆，官员也扎堆，这个东西是由媒体商业属性决定的，是中国政治决定的，这个改变不了，只有广大的自媒体和你这种NGO才可以说。还有一个地震的特殊性，它事发突然，你没有办法做特别好的准备，比如说像汶川，大家没有心理准备，而且覆盖面又大，交通和天气环境都非常恶劣，到玉树是海拔4000，这种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你要预先去做一些培训，我觉得不是特别现实。包括像日本地震，我们也派记者去日本，前面有了经验，但日本又不一样，日本是核辐射的东西，你很难说像我们这种国内的水准可以同日本或者其他国家一样专业。我在汶川遇到记者，不要说中国记者没有带任何东西，你所知道的所有外媒都没有带东西，到玉树地震，南方日报带了发电机上去。

第三次灾难，我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志愿者也是临时的组织，成都一些公司或者企业的老板他们组织，我们特意绕开官方讲的明星灾区做一些服务，大家的观念也在变。大家在五年前很难理解你说的话，现在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资源一定是跟信息来流动的，我觉得这种信息的流动一定是靠NGO或者自媒体这种普及来完成的。至于说官方媒体和商业媒体，它们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它们做的这种宏观报道，不可能解决灾区功能性的缺乏，哪里缺粮、缺水。

王辉：自媒体已经成为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信息渠道，自媒体经过你认定这个人、过滤这个人进行选择。我们从腾讯这边，我这个部门也在做一些实际工作，就是对于自媒体的扶助和支持，第一拨申请一百万的费用是针对报业摄影师为主，扶持他们的拍摄计划，用视觉的手段表达出来。我们筛选的全都是传统媒体，支持摄影师利用新媒体的手段，把学业背景还有他的资历经验最好地使用起来。第二拨，我们现在在视觉之外，针对传统媒体人，也有上百万的费用在具体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