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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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

肖东发 袁逸
内容提要中国出版史研究自1897年叶昌炽发表《藏书记事诗》至今，刚好有一个世纪的时间，前50年的论著偏重于图书史、印刷史和藏书史，多为考据之作，资料搜集虽丰，理论阐述不足。中间30年虽有所改观，但呈不均衡发展状态，直至80年代以后进入繁荣阶段，高潮迭起，佳作层出，填补了编辑史、翻译史、发行史、版画史等诸多空白，在国际上也出现活跃的研究势头。
关键词 出版史 印刷史 图书史 中国
　　中国出版史是以中国历史上的出版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史。其研究范围主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出版事业内部诸方面的联系；其二是出版事业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与影响。具体地说，其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层面：研究出版事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过程，研究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出版家、出版机构在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方面的业绩，研究历史上重要出版物的内容、类型、品质、数量及其所标志的出版阶段，研究各时期出版事业的不同外部条件、不同特点及不同成果。举凡文字的产生、图书的起源、编辑的萌芽、出版业的形成，著名出版家的业绩，图书的编纂著述、整理校勘、抄写印刷、装帧设计、形式制度、贸易发行，典藏保护、流通利用以及各朝代的编纂刻书机构、组织管理、法规制度、出版业的优良传统、经验教训等都是出版史的研究课题。在史料收集、史实考证的基础上，揭示编辑出版在社会历史文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揭示出版事业发生、发展的机制和规律，是该学科的研究任务。
　　出版史是编辑出版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专史，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史又可划分若干专门史，如按出版物类型分，则有图书史、报刊史、版画史等；按出版程序分，则有编辑史、印刷史、装帧史、发行史等；按出版时代或出版地域分，则分别有出版通史、断代出版史与全国出版史、地域出版史等；此外，翻译史、稿酬史、著作权史等也是出版史研究中不可割裂的有机组成。有的分支学科基础雄厚，成果较多；也有的分支刚刚起步，基础较为薄弱；还有的领域至今仍是未开垦的生荒地。就总体而言，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屈指数来，刚好有一个世纪的时间，在19世纪以前，找不到一部专门论述出版史的著作，既使有一些关于图书印刷、校勘、贸易史料的记载，也是散见于各家笔记、文集的零篇短文之中。19世纪末，研究藏书、刻书的著作开始出现，直到20世纪中叶，才有一本小册子以《中国出版界简史》命名，至于对我国出版史比较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是80年代以后才逐渐开展起来的。
　　从清末至今的100年间，中国出版史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约前50年为初创阶段，中间30年为不均衡发展阶段，最近20年为繁荣阶段。每个阶段又可分为若干历史时期，各有一些重要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下面分述之。�オ�
初创阶段
　　从上世纪末至1949年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初创阶段。50年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两个世纪之交为出版史的滥觞时期。发凡之作有两部：一是叶昌炽的《藏书记事诗》(1897)，二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1911)。《诗》开先河，《话》奠基石。
　　叶昌炽的《藏书记事诗》是一部记述自五代到清末藏书家事迹的著作，收录人物739人，其体例是"领以绝句，缀以事迹，必要时殿以案语"。所引用资料大量采自正史、笔记、方志、文集及官私目录，不仅有藏书，还收录了历代刻书，抄书、校书、读书、编书等方面的资料，对研究我国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及出版印刷史都有很高价值，又因其史料收集的广泛，史论内容的精当、编著体例的适洽，在中国图书史上奠定了开山发凡之地位，被誉为"藏家之诗史，书林之掌故"。此书影响之大还表现在续作不断，先后有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王謇的《续补藏书记事诗》，徐绍棨的《广东藏书记事诗》，吴则虞的《续藏书记事诗》及周退密、宋路霞的《上海近代藏书记事诗》等相继问世，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吴唅的《江浙藏书家考略》等皆为叶著承传之作。��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用笔记体记载了我国古代图书的历史知识和出版印刷史料，包括雕版源流、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及宋、金、元、明、清断代刻书以及古代抄本、藏书、书业、书价、版片名称，古籍辩伪等知识。叶德辉直接引用了60余种740多卷书目题跋，运用分析、综合、分类比较以及逻辑推证等方法，采用主题标举的著述方式，把全书论及的内容细分为126个主题，每一标题即是一篇专论，初步确立了中国书史的学科体系，尽管他本人当时未必有自觉的认识，但后来中国图书史和印刷史的研究者大都遵循了该书的研究范围和基本思路，然后才有突破和创新。由此可见其学术价值之大，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出版史之必备要籍。��
　　两位藏书家的著述各有特点，前者以出版为依附，融合于藏书故实；后者主述版刻源流，旁涉藏书领域。这既表明出版事业与藏书事业关系密切，千丝万缕割不断，出版史研究的初始萌发于藏书史研究中。又可以看出由《诗》发凡，至《话》奠基石，中国出版史研究完成了一个历史性转折--摆脱依附，独立发展。还需说明的是，两部开山之作均非出版专史，或少或多的出版史内容，恰恰反映了作者对出版事业认识的欠缺和不自觉。
　　本世纪20年代前后为出版史研究的萌芽时期。该时期的特点是专项研究初显成果，出现了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1918)、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两浙古刊本考》、《五代两宋监本考》、叶长青的《闽本考》、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向达的《唐代刊书考》(1928)等一批论著，分别对图书出版事业的某一朝代、某一地区、某一形制、或某一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专项或专题考证。这些著述书证详明，立论谨严，重在考据，学术性大为增强。各篇具体而微，小中见大，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方法、思路的借鉴与史料的准备。
　　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用考据的方法论述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是较早系统讲述中国印刷史的研究著作。��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开创我国系统研究报刊文化之先河，从报刊这一侧面，论述从古代邸报、杂报、京报至民国初期报刊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作者着重材料的考证和叙述，史料丰富，颇多新意。本书问世后，即被译成日本，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此后，日本学者编著《中华新闻史》，林语堂用英文著《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所著的《中国报业》等书，均系根据本书材料写成，本书解放前曾四次再版，解放后两次重印，对中国出版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值得述及的著作是192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 1882-1925)撰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该书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出版史的第一部著作，作者不仅精通汉文，还在世界范围内收集了朝鲜、日本、阿拉伯以及欧美图书馆里的史料，全面系统，可信地论证了中国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故乡，对欧洲及亚非各国的造纸印刷业的产生和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30至40年代为中国出版史研究的雏形时期。可以说出版史研究格局框架初步形成。全面概述通贯历代的"通史"式著作开始出现，但仍显粗糙、概略，偏重史料的编集，带有较浓的传统汇编痕迹。商务印书馆作出了突出贡献，30年代前期先后推出四部有影响的著作，其一为郑鹤声、郑鹤春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其二为贺圣鼎、赖于彦的《近代印刷术》(1934)，其三为陈彬和、查猛济的《中国书史》(1935)，其四为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1936)。��
　　《中国文献学概要》除导言外，分结集、审订、讲学、翻译、编纂、刻书等章，分别论述其发展源流，从中可见我国图书出版事业在上述几方面的演进情况。�ァ督�代印刷术》介绍了近代西方印刷术的流入及其在中国应用情况，是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近代印刷史料著作。
　　《中国书史》是第一部以"书史"命名的通史性著作，更加条理化地按朝代、按系统、按书籍制度介绍了中国图书的发展过程。对宋、元、明三代的刻书事业叙述较详，罗列了大量刻本史料，尽管还不很均衡，全面、立论不多，但毕竟构筑了中国图书史的研究框架。��
　　《古今典籍聚散考》"虽专为记戴聚散而著，然于当日典籍之盛，及其所以衰落之故，亦未敢忽。盖前者所以资鉴戒，后者所以动眷恋，必有鉴戒而后知家国文献之可贵，有誊恋而后知文献难征之可悲，竟若相反，而实相成"。该书分政治、兵燹、藏弆、人事四卷，别称"艺林四劫"。史实之编排，以事为经、以时为纬，其所重者，一曰贵因，二曰贵果，三曰贵近，四曰辩证，以立论为重，以史料为主，经纬分明，系统详实，是一部史论结合的图书聚散史专著。��
　　30年代初期出版史研究势头较为稳健，但这一势头很快就被日本侵略打断了，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中国出版史研究陷于冷落停滞状态，直到1946年，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了杨寿清著的《中国出版界简史》。这是第一部以"出版史"命名的著作，可惜份量不足，不到五万字，论述过于简略。��
　　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状况，明显带有"初创"的特点，中国出版史的学科体系尚未形成，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均不明确。从研究成果的内容上分析，多偏重于图书印刷史和收藏史，研究领域十分有限，而且显得零散。从研究方法上看，由于受清代学术遗风的影响，此阶段的论著大多为考据之作，资料收集较为丰富，但在理论上总结提高的不够。刘国钧先生曾针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指出："首先，他们只是搜集了、堆积了许多材料而没有予以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只能说是史料集而不能说是发展史。其次，他们只注意到书籍的形式外表，只注意到书籍的生产技术和艺术，而忽略了书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无视了书籍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面。此外，他们都只着眼于印刷术发明后的书籍，因而使人对图书的发展过程缺乏整个的认识。"这一分析中肯切要，得到学术界不少专家的认同。

不均衡发展阶段
　　从1950年到1979年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不均衡发展阶段。这30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10年成果众多，进展较大，后20年大陆成果寥寥、停滞不前，港台及海外学者填补了这一时期的空白。
　　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中国出版史研究的成长时期，也可以说恢复中有发展和突破。经抗战、解放战争十数年的停顿，出版史研究在建国后逐步恢复，并得益于专门课程的开设及新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论，使该时期出版史研究呈现高起点、大突破局面。这一时期的进步表现在三个方面：
�� ⒈中国图书史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图书史所以能成为一门公认的专门学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被列入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建国初王利器先生于1950年-1951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讲课，编写了一部《中国书史》讲义，此书为新中国建国后最早编写的一部书史。对出版史上的造纸术的发明、古书版式、雕版印刷术的创始、刻版及刻本制度作了考据式的介绍，堪称是一部承前启后之作，可惜只有油印本。��
　　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都给新招收的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书史课，并编出了新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该书撰于1956年，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建国后我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中国书史"大学教材，作者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建立中国图书发展史的学科体系，从图书的思想内容、物质形态和社会作用三个方面全面辩证地阐述我国图书的产生发展。该书曾在1964年和1980年两次被日本学者松见弘道译成日文出版，1982年又由郑如斯补充后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再版，并被图书情报、编辑、出版、发行各界广泛征引。

　　武汉大学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国图书史讲义》油印本，书中提出按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对中国书史进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964年修订增补后铅印，1986年又以《中国图书史纲》为题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发行。��
　　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日本广山秀曾将此书译成日文在京都出版。1978年人民出版社又重印此书。
　　⒉出版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取得喜人的成就��
　　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部专题史料，分别为：��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杂出版社1953年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华书局1956年��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
　　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包括图书期刊、教科书、印刷装订技术、出版法令、图片、年表、书影等。保存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出版史料，有的辑录于当时的图书期刊，有的是未经公开发表的，还有的资料是特约编写和专门调查的，极为难得，对于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⒊有关图书、版本、印刷的知识随爱国主义教育、文物图书展览和考古新发现得到普及。
�ァ〕�上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如刘国钧著的《可爱的中国书》(1952)、《中国书的故事》(1955)、《中国的印刷》(1960)、《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陈国庆著《古书版本浅说》(1957)，阿英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等。��
　　在建国的头十年，中国出版史的研究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进展，一方面得益于当时相对宽松的学术空气，另一方面也与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而组织的大型书籍展览及重大考古发现密切相关，例如1951年的"敦煌文物展览"，1952年"中国印本书展览"，1957年又一次"中国书籍展览"，1957年西安"灞桥纸"的发现，以及50年代殷墟甲骨的恢复发掘和多次西周甲骨的发现，都激起了学术界对图书出版史的关注及专家学者的研究热情，发表探讨争鸣论文数以百计，学术空气十分活跃。遗憾的是，随后到来的十年"文革"很快阻遏冰冻了这一发展势头。值得提及的是，1960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图书馆编辑的《中国版刻图录》，选印了唐代至清代有代表性的刻版书、活字版书和版画共550余种，荟萃了现存版刻之精华。照像影印，线装一函八册。书前赵万里先生撰写的《中国版刻概况》堪称一篇"中国古代印刷史"，该书为出版史研究提供了系统形象的参考资料。��
　　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萧条时期。除刘国钧、张秀民等又编写出几本有关书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册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内部编印几本"中国书史"讲义外，几乎没有出版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内地的出版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东方不亮西方亮"，这20年间港台及海外学者没有停止出版史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集，列目如下：��
　　《中国印刷术起源》李书华著，香港新亚书院，1960年。��
　　《中国印刷发展史》史梅岑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
　　《中国印刷简史和现况》台湾印刷学会编，台北，1968年。��
　　《中国书纲》高越天著，台北，维新书局，1971年。��
　　《中国书籍考论集》蒋复璁等著，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2年。��
　　《中国书籍演变论集》李文琦等著，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2年。��
　　《中国图书史略》昌彼得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
　　《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集》乔衍琯、张锦郎编，台北，文史出版社，1975年。
　　《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集续编》乔衍琯、张锦郎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
　　《中国印刷史话》秀川编写，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7年。��
　　《版本目录学论丛》(1、2辑)昌彼得著，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
　　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名誉教授，兼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titten on Bamboo and 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当初写作这书的动机，主要是由于西方出版有关书籍历史的著作中，在印刷发明前这一段时期，很少提到中国，因为没有西文写作的资料可供参考，许多这一类书中，不是空白，就是误解。"该书的出版填补了两方面的空白：一是研究重点放在印刷术发明以前--这正是出版史和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二是作者身在美国，又是用英文写作发表，对宣传中国古代早期文明，中国对世界文化史的贡献立下了功绩。该书特点是广泛收集考古发掘报告、古代文物的实物或照片，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征引大量中外文献，相互参证，对书写材料的类别，古代文献的传承、各种铭文的年代，中国古籍的起源和发展，书写和复制的技术，中国文字的演化，中国文字书写的顺序和促使图书及文字记录的因素等诸项早期出版史中的问题，都做了阐释，该书1975年以《中国古代书史》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中文本，1980年由东京法政大学出日文本，1988年经郑如斯先生增订后又以《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推出中文简体横排本。��
　　总结这一阶段的出版史研究，即不平稳也不正常，曲折徘徊，较为艰辛，前10年兴旺，成就主要表现在中国书史的研究逐渐成形，出版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以及图书史印刷史知识的普及三个较浅的层次上。后20年冷落，基本陷入低谷，上一阶段存在的几方面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从50年代至70年代这30年间，中国出版史研究呈现显著的非均衡发展状态。50年代大陆研究勃兴，势头旺发，港台地区却惊魂未定，无暇他顾；60年代中至70年代，大陆因"文革"动乱，陷于停滞，港台地区经济起飞，带动了学术研究的活跃，众多的出版史研究成果便是这一现实的反映。但总起来看，这一阶段的出版史研究工作虽有发展，但水平提高不大，存在着研究领域不够完整，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研究目的不够明确，研究层次不够深入等问题，可以说直到70年代末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中国出版史学科体系。��
繁荣阶段
　　从1980年起至今，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但出版史研究进入繁荣阶段，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成就，此阶段可分为三个时期：��
　　1980年至1984年为复甦时期。在复甦中重开新生面，此期与萧条时期相比，进步十分明显，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也预示出版史研究经长期蓄积、准备，盛期将临。
　　第一部是方厚枢先生自1980年9月起在《出版工作》月刊上连载《中国出版简史》，作者以其多年积累的丰富史料和流畅的文笔引起与图书出版相关各界的注意，当连载到唐五代时，作者因主编《中国出版年鉴》无力兼顾而中辍。又经过10余年的积累和研究，作者于1996年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出版史话》一直写到1989年，是迄今所见第一部下限至建国40周年的通史性质的出版史。该书的另一部分是《中国出版大事记》，记载了从公元前770年至1989年的出版大事，附录部分还给研究者提供了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录》。
　　第二部是方汉奇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两册共约57万字，1981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背景说明新闻与报纸的发展源流与规律，重点论述的是自1915年至1919年百余年来中国报刊的发展。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提高。涉及的报纸500家，报人近1500名，广征博引，刊谬补缺，订正前人失误近200处。��
　　第三部是魏隐儒编著的《中国古籍印刷史》，1984年由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作者积30年之经验，在阅读、整理大量古籍资料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雕板印刷发明前的古代图书、古籍雕版印刷发展史、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活字印书的发展三方面内容。对古籍版本的演变规律和刻印特点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见解。该书的显著特点是作者尽量使用自己在北京中国书店工作几十年和70年代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撰工作，到各地访书审定所经眼的第一手资料，书中所附的书影照片为此书增色不少，该书很快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
　　1985年至1989年为出版史研究的壮大时期。学术渐趋繁荣，研究成果丰硕，几乎每年都有几部论著发表，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这一时期的成果可分年叙述，1985年就可举出三部。��
　　第一部是张召奎的《中国出版史概要》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详今略古，特别是在深入图书内容勾画我国出版事业发展梗概，以革命的出版事业为主线，重点记叙我国无产阶级出版事业成长壮大历程等方面，做了可贵的尝试。
　　第二部是北京图书馆李致忠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籍史》，该书详古略今，把近现代略去，重点放到古代。就图书的形成条件、制作材料、装帧技艺、管理方法等方面分别讲述，打破以往常见的编年体写法而采用纪事本末体，以事带时，借时叙事，每一专题较完整，不必从各时代分别查找。
　　第三部是美国学者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 and Printing)。该书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的第一分册。1985年用英文由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经多次修订后，于1990年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刘祖慰译的中文本，1995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繁体中文本。该书从中国古代造纸与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写到十九世纪末两项手工艺逐步为现代技术取代为止。内容涉及全部历史的各个时期以及工艺、美学、用途，对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等各个方面，全书收录参考文献2000种，插图或照片约200帧，是目前在海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造纸史和印刷史专著。��
　　1986年出版的著作有杨光辉等编、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印刷机械研究所编印的《中国印刷机械行业发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李清志著的《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和台北学海出版社出版的曹炯镇著的《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后一部书的作者是韩国人，他在查阅了数以百计的各类文献并收集了活字、印本与印刷工具等实物之后得出结论"古印刷可分为雕板印刷与活字板印刷，皆为中国人所发明，此对人类文化发展有极大的贡献。不久韩国将此印刷术传入，而与中国并行发展，且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智慧，而创始金属活字以印书"。研究的目的，即在探讨关于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演进、交流与互相影响，该书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谨严。代表了韩国绝大多数学者对印刷术发明这一重大问题所持的学术观点。��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故发行量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中国书史》系统阐述了从古至今中国图书史的发展过程及规律，收入较多的新观点和新材料，在最后一章中反映了我国八十年代图书事业的新成果，并专写一节"新技术革命和图书的未来"，这在出版史研究中是仅见的。��
　　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由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7位教师集体编写，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该书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在局部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由于该门课程被国家教委列为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1994年，又由谢灼华教授主持组织各校力量编出新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教学大纲》，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内容、分期和工作范围、管理制度、社会影响作了说明，反映了近十年来教学和科研上新的探讨。��
　　1988年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有关编纂史和编辑史研究的进展。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韩仲民用十年功夫编著的《中国书籍编纂史稿》，该书侧重古代史料，注意把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介绍了一些重要典籍的编纂情况和成书过程，同时也介绍了各种学术流派、思想观点和重大事件，在编纂史研究上有开创之功，故于1989年底首届全国编辑出版理论图书评奖中被评为优秀著作。��
　　中国展望出版社在《编辑与出版丛书》中同时推出伍杰编著的《中国古代编辑家小传》和丁景唐编著的《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前书将我国历史上从事编辑工作卓有成效的名人中精选了100多名，以出生年代为序，编撰其传记，作者通过一部或数部书籍的内容和编辑思想、方法的分析介绍，总结了这些编辑家在编辑工作中的主要成就。后书记录了"五四"以来31位著名编辑家的编辑生涯。学术界尽管后来对古代编辑的理解和孔子是不是编辑家等问题产生较大分歧和争论，但这两部书为研究我国从古至今的编辑出版史，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和资料却是不容置疑的。��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鸿编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1300余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美国印刷史专家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该书在重视学术性的同时，注重传授较系统的专业实用知识，如各朝代版本优劣及特色，均设专节述之，对今人鉴别历代版本有重要参考意义，此前作者还出版了一部《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论文集》，由于他半个世纪以来都致力于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取得了中外瞩目的成就，
所以在此书尚未正式出版之前的1988年，就以初校样荣获了中国印刷技术协会评审颁发的第一届"毕升奖"和"森泽信夫印刷奖"。��
　　1990年至今为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丰收时期。如果说80年代的出版史研究是成长壮大，初具规模，90年代就是在走向成熟，高潮迭起，佳作层出。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研究探讨之深都是空前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⒈研究范围不断开拓，诸多空白得到填补
　　80年代以前可以说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出版史论著，而一进入九十年代，以中国出版史为名的通史性专著就有五部：《中国出版史》宋厚放、李白坚合著，北京，中国出版社，1991年。《中国出版简史》吉少甫主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中国出版史》张煜明编著，武汉出版社，1994年。《中国出版史话》方厚枢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中国编辑出版史》肖东发主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在出版史分支学科中，以往的成果以图书史、印刷史为多，编辑史、出版史、发行史论著几乎是空白。而九十年代这几个空白都得到填补：编辑史研究著作有《中国编辑史》姚福申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靳青万著，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翻译史著述有《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黎难秋著，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发行史研究成果有《中国图书发行简史与发行刍议》吴柏龄著，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中国图书发行的昨天与今天》汪轶千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发行家列传》中宣部出版局组织编写，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4卷)1990-1994年。
　　⒉研究目的日益明确，探讨规律继承传统��
　　断代史研究以前最薄弱的是近现代，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出版工作者协会连续召开三次学术讨论会，结成三部论文集：《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新民主主主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科研办公室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共收录论文178篇。主题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研讨继承近现代出版的优良传统，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这期间，还出版了一部巨著，就是《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王子野主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⒊研究层次逐步加深，纠正不少谬误成说
　　地区性出版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在各地组织力量编写出版史志，形成系列成果，如北京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开始编辑出版《北京出版史志》，至1998年1月已出版了11辑。天津百花出版社也出版了由孙五川等主编的《天津出版社史料》辑刊。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组织编辑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中国共产党晋察边区出版史资料选编》、《明清两朝直隶书籍梓行录》、《河北古今编著人物小传》、《河北古今书目》、《河北编著出版记事(春秋--民国)》及《河北省出版大事记(1949-1990)》。江苏省在编纂江苏出版志的基础上，又出版了一套包括十余分册的《出版史志丛书》，山东、湖南、四川、云南等省在省志中也出版了出版志。��
　　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代发明说"，该书从造纸史、制笔史、制墨史、藏书史、目录学史、题壁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佛教史、外交史、石刻史、赐书史、拓印史、装订史、货币史、文字演变史等方面加以论述，分析了过去学术界的成绩和不足，指出其中某些论证不周和材料不实之处，纠正不少似是而非的观点，使"唐代说"建立在科学的、无可辩驳的基础之上。��
　　关于造纸术发明的年代，目前学术界也有不同见解，许多著作教材都根据近年来西汉古纸的发现否定了东汉"蔡伦造纸"成说。李致忠在《中国古代书籍史》中特别纠正了以往把经折装混同于梵夹装的谬误。��
　　⒋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海外学者投身其中��
　　取得上述进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队伍的不断成长壮大是一个重要原因：��
　　新闻出版署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全国26个省市新闻出版局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业已形成了一个出版史料征集工作网络，20多个省制订了《征集规划》，拟订了征集选题，征集和整理了一批资料，完成了一批编写任务。��
　　多年来，有一批热心的老同志长期辛勤劳动，刻苦奉献，积极参与出版史料征集和研究工作，如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从80年代以来编印了《印刷职工运动资料》1-3辑，《中国革命印刷史资料》和《中国印刷史资料汇编》，最近又编印出《雕版印刷源流》、《活字印刷源流》、《历代刻书概况》、《装订源流和补遗》四本中国印刷史料选辑，部头更为庞大。前后共选辑史料近500篇，约350万字，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印刷史及其研究概况。
　　高等院校集中了一批出版史研究力量，不仅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两校有研究书史、印刷史的传统，1985年以来，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等相继办起了编辑出版专业及图书发行专业，许多出版印刷史成果都是在为这些院校专业教学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成形的。此外还有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化新闻单位、历史研究部门的史学工作者，也积极投身这一事业，象卓有成就的张秀民、李致忠二位都是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再有就是港台和外籍学者的积极参与，我国台湾省学者在出版印刷史研究方面几十年从未间断，涌现了一批知名学者和成果，如李书华、屈万里、昌彼得、吴哲夫、潘美月等。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图书馆学研究院名誉教授兼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是研究中国书史、出版史的专家，他们还培养了一批不同国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专门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出版史，如美国的艾思仁，新西兰的邓肯、韩国的曹炯镇等。��
　　1988年8月在美国圣迭哥召开的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议上，专门设一分会，以"纸和印刷"为主题。1996年以来，围绕雕版印刷术的发明问题，也召开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由此可见，中国出版史的研究不仅在国内得到学者重视，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热心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们的关注，已经形成活跃的研究势头。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1-10) 肖东发 载《编辑之友》1990.1-1992.3��
　　中国图书文化导论 程焕文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中国出版史话 方厚枢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