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事美：封建贪官藏钱的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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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事美：封建贪官藏钱的进化史

贪官历朝历代都有。但细比较发现，做现代贪官易，做古代贪官难。都是贪官，为什么做人的差距就那么大呢？其实这个很简单，在科技落后的封建手工业时代，货币的形式比较单一，银票等纸币并不占主流地位，还是以铜钱、银锭、金条等为主。以上这些都是沉甸甸的笨重家伙，包括古玩玉器，保存起来实在不方便。再者，过去闭关锁国，家属无法移民海外，自己想当裸官也没机会，更没有高大上的瑞士银行供选择。所以说，封建时代的贪官最头疼的不是怕自己贪腐暴露被抓，而是如何藏匿自己的大量赃款，藏钱成为头等大事。 　　与现代贪官不同，封建贪官们的赃款更多表现为金银锭、金银条、金银器皿、古玩玉器、名家字画等实物方面。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多间接的生钱方式，如开设钱庄、商号、当铺等等。有一点则与现代贪官相同，那就是，很多贪官都钟情房地产。封建贪官拥有大量财富后，除了京城、家乡大量置办豪宅别墅外，就是大面积圈地，多者甚至达到百万亩。房产出租也是一块相当可观的财富来源。用赃款做投资，甚至以更隐匿的方式进行财富转化，这便是洗钱。 　　不难发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封建贪官们的大部分赃款只能藏匿在家里，无非是藏地窖还是藏暗墙的区别。因此，当朝廷查处贪官时，首先便会进行抄家并籍没财产。两千多年来，基本都是如此。唯独在清朝末年，西方商业银行进入中国后，大清的权贵与贪官们才得以有机会将赃款存进外国银行。 　　钱多的无处藏，藏钱甚至藏出谋反罪，更是奇葩。梁朝开国皇帝萧衍有个六弟叫萧宏，此人贪婪成性，爱财如命。萧宏在自己的私宅里，大肆建造存钱的库房，这间房放金银、那间房存细软。萧宏家的藏钱库房竟然高达上百间，平日里大门紧闭，牢牢上锁，甚至还有专门的看守巡视人员。如此神秘的行为逐渐引起大臣们的猜疑，有人便向萧衍告发，说萧宏家中藏有大量兵器，有谋反的嫌疑。萧衍大惊，便到萧宏家视察。萧宏无奈只得打开各库房，全部是钱与各种珍贵之物，仅仅铜钱就装满了30间库房。萧衍对此大加点赞，连连称赞六弟是理财专家。 　　明朝大太监刘瑾不仅贪财，还喜欢在家中私藏各种违禁物品，最后被谋反罪处死。明武宗即位后，刘瑾大权独揽，疯狂索贿，导致官怨民怒，在言官冒死进谏下，明武宗下令逮捕刘瑾并抄家。刘瑾家藏匿的金银元宝、宝石玉器同样是分房间码放，甚至连卧室的床下都堆满了金银条。史载，刘瑾藏匿的金子共1205.78万两，银子共25985万两。除此以外，刘瑾居然藏匿了很多违禁品，如有的宝扇在扇柄里藏有匕首，甚至还有玉玺。皇帝一看，这明显是造反的节奏，凌迟处死！ 　　同样是明朝贪官，同样是藏钱，后面的内阁首辅严嵩则精明很多。严嵩与其他贪官不同，一是比较低调，二是贪腐上阵父子兵。先说低调，严嵩尊崇低调奢华有内涵，他认为大批的金银财宝太招眼，便将这些金银锭、金银条熔炉锻造，锻造出各种金银器皿，如杯子、盘子、碗等日用品，还有各种女眷佩戴的首饰，同时，将各种宝石镶嵌在其上，个个精美绝伦。如此，很掩人耳目。 　　贪腐也要有文化，严嵩的内涵还体现在收藏名家字画上，当然这也都是贪腐而来。名家字画不仅是艺术品，更是投资品，易于保值升值，保存也很方便，这可比直接藏钱强多了。严嵩被抄家时，统计发现，他藏匿的字画高达3201幅，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如今北京故宫内珍藏的《清明上河图》原本，就是严嵩留下的。 　　严嵩不仅贪，而且亲儿子、干儿子一起贪，儿子严世蕃的藏钱理念则与老爸不同。年轻人就是简单狂妄，严世蕃就喜欢看金山银山，钱越多感觉越爽。为了藏钱，严世蕃两口子一起动手，在家里挖地窖，大大小小十几个，每个地窖最少都有百余万两。这厮很狂妄，竟然在家中的宝库内大笑：朝廷没我富。严嵩的干儿子鄢懋卿也是一路货色，就连厕所内都用金银装饰，甚至还锻造了一个便盆。 　　不过，与清朝的大贪官和珅比，以上几位贪官的藏钱手段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和珅曾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为世界千年首富之一。史载，和珅贪腐来的财富在2-11亿两之多，相当于今天500亿-2750亿人民币。在当时，则相当于清政府十年财政收入总和。 　　千年首富不是吃素的。和珅藏匿赃款的手段主要几种，一种是普通的库房，家中宅院多，随便一个房间就能装下几百万两。一种是专门建造藏宝楼，几十个房间全部装满赃款。一种是挖地窖，上面的空间不够，就向地下延伸。还有一种机关算尽的方法，就是设立暗墙夹道，普通人不易发现，甚至抄家的官兵都需要搜查半天。 　　和珅还有间接藏匿赃款的手段，说好听的就是投资，说不好听的就是洗钱。一种是搞房地产，买房买地，建房出租。仅在河北保定等地，和珅名下的土地就有1260顷。还有一种是开当铺，仅北京城附近的通州、蓟县等地，大小当铺就有二十余间。和珅将贪腐来的古玩玉器、名家字画利用当铺进行赃款转化，这便是赤裸裸的洗钱。江苏高邮当铺也是和珅留下来的，如今已经成为国家级文物。在洗钱上，后来的李莲英又比和珅更胜一筹，李莲英将大部分赃款都投资到了钱庄、商号上。在京城、老家河北河间等地，遍布李莲英的产业。 　　随着西方现代商业银行的进入，中国贪官藏钱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1843年，上海开埠。外国现代商业银行纷纷进驻中国，尤以汇丰银行实力最强。那时的汇丰银行同今天的瑞士银行一样，号称严格保守客户的秘密。清朝权贵与贪官如同找到了避风港，争相将赃款转移至外国银行。庆亲王奕劻等人便是汇丰银行的大客户。 　　即使有外国银行，做个封建贪官也很不容易。奕劻欲存120万两黄金，但备受刁难，因为汇丰银行知道这是赃款。几次折腾后，被朝廷发现，慈禧下令严查。但汇丰银行以为客户保密为由拒绝提供客户资料。后来，奕劻勾结汇丰银行会计做假账应付检查，方逃过一劫。相比之下，李鸿章就没有那么幸运。李鸿章将赃款20万存入银行后，被两江总督张之洞发现，以公益为名，强行提出给花了。 　　古今对比，贪官藏钱方式差异巨大。明朝魏忠贤为了转移赃款，需要动用千匹好马、近千壮汉，人扛马驮，而现在的贪官只需在电脑前轻按鼠标。纵观古代贪官藏钱进化史，无论从仓库到地窖，从暗墙到夹道，还是从古玩到字画，从商号到银行，其实，不管贪官如何挖空心思，藏匿方式如何变化，但赃款永远是赃款，藏到哪里都会被追缴，同样罪责难逃。因为自古人们相信一个朴素的道理，怎么吃进去的就要怎么吐出来。

来源: 《上海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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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贪官的查处率只有1%
      

胡星斗

我曾经计算出中国的腐败黑数即没有被查出的腐败金额占99%，即实际的查处率只有1%【注1】，当时（2007年）是这样计算的：世界平均的腐败额占GDP的3%，假如中国是世界的平均腐败程度，那么应查出的腐败金额为7000~8000亿元，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2005年查出的腐败金额仅为74亿元，约占应查出的1%，所以说腐败黑数为99%。还有另外一个算法，2006年中国查出的商业贿赂为37亿元，2005年查出的官员腐败74亿，两者有重合之处，因为在中国商业贿赂往往与官员腐败、官商勾结有关；就算两者不重合，官员腐败加商业贿赂总共111亿元，而学者计算，中国2004年权力寻租13800亿元，查出的仍然不到1%。

2009年中国的GDP约为33万5千多亿人民币，按照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额占3%计算，中国的腐败金额约1万亿，实际查处1百余亿，腐败黑数也是99%。

另据测算，我国2004年全部的租金价值包括灰色收入为56952亿，占GDP35.64%【注2】，照这样算，那中国就不是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额占GDP3%，而是其十多倍，中国的腐败（包括灰色收入，在发达国家灰色收入皆视为腐败）黑数就是99.8%。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研究：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注3】，或者，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约4.8万亿元【注4】，由此计算，中国的腐败（包括灰色收入）黑数约为99.77%。

假如中国的腐败黑数真是99%，而且被查处的腐败人数与未查处的腐败人数是按官职正相关的（即按官职大小有同比例的腐败人数被查出），那么可以推算出腐败官员的数量。按照2010年最高检工作报告，2009年共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由此可以计算出实际涉嫌腐败的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总数为26万4千余人，其中厅局级2万余人，省部级792人。而目前官方公布的在职县处级官员50万，厅局级5万，省部级2400，那么县处级官员的腐败比例为48%，厅局级40%，省部级33%。

上述比例数据至少反映了两个情况：第一，目前中国官员的腐败比例为三分之一至一半左右；第二，职位低的官员腐败率比较高，职位高的腐败率比较低。

当然，如果中国的腐败黑数是99.8%，而且如果被查处的腐败人数与未查处的腐败人数是按官职负相关的，即官职越高，被查出腐败的几率越低，那么，前述的两个结论都不成立。可以计算出实际涉嫌腐败的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总数为122万9千余人，其中厅局级10万余人，省部级4000人，比官方公布的各级官员总人数还多。

因此，我们可以重新估算目前中国在职官员的数量：一般的厅级市有处级单位120余个，加上临时机构20余个，保守计算每单位正副书记、处长10个，那么一市共有处级官员至少1400人（报纸上称阜阳市共有处级干部2000多），全国共有地级市282个【注5】，因此仅地级市就有40万处级干部。有报道说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女干部10.4万【注6】，占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的16.8%，由此可知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有近62万人，加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数据，全国共有事业单位125万个，职工3000多万。一般70%的事业单位在县处级以下，加上有些事业单位已经转制，全国处级以上事业单位约10万个，处级干部至少100万人，其中包括上千家大学中的处级干部约20万人。国有企业的数量近年来锐减，目前央企仅有一百多家，其他大中型国企数千家，处级干部约20万人），全国应有处级干部约182万人。由此计算，中国（处级）官员的腐败比率可能超过60%。

注1：胡星斗.中国腐败的治理.http://www.huxingdou.com.cn/graft.htm

注2：高辉清等.2004年我国租金价值5万多亿.改革内参,2006-11-10

注3：王小鲁.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财经.2007.5,总186

注4：王小鲁：4.8万亿元隐性收入探寻者. 第一财经日报，2007-6-18

注5：根据2003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统计。

注6：崔士鑫.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女干部达到10.4万人.人民网,2006-8-24

（作者：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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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今天你腐败了吗？

我写的反腐文章估计不会少于五十篇吧？回头一看，篇篇都是针对体制、批评官员和针砭公权力的，这显然没有错，腐败的源头一定在公权力那里，但如果把所有的腐败罪责都归咎于制度、权力与当官的，我们是不是就能很轻松很理所当然地忽视了自己的责任，原谅甚至给我们自己在腐败中扮演的角色找到了借口？

腐败总体来说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但我们自己完全没有问题吗？今天我想谈的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的腐败问题。我先弱弱地问一句：今天你腐败了吗？你平均多少天就配合那些掌了小权者腐败一次呢？——先别急着回答。

到北京好不容易碰到一位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起吃饭，他刚进门就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孩子的老师打来的，老师说今晚正好有空吃饭了。公知朋友说这可是约了好久才得到的机会，家长约孩子的老师吃饭搞关系可得排很久的队。这位反腐文章写得比我犀利的公知说了声抱歉，打听到路上什么地方可以顺便买礼物送老师，然后兴冲冲头也不回地冲出门去……

记得我儿子唯一一次给老师“送礼”是小学毕业时为了感谢老师（儿子考上了重点中学哦），我们帮他买了一个附有十澳元购物卡（相当于六十元人民币）的精美卡片作礼物，儿子看到后却犹豫了，最后还是决定把十元购物卡从卡片上剥下来，他说，不能行贿老师哦。

一位私交不错的基层副处级干部对我真情表白，家乡的人不停来找他办事，而很多事情根本不用找“关系”也能办成，但家乡人好象习惯了，不找“关系”心里不踏实。这让他很为难，只要拒绝任何一个人就是不给面子，整个家族甚至乡下都会流传他的“坏话”，说他“忘恩负义”。找他办事的人又常常会硬给他送礼，一袋米一筐萝卜白菜什么的，你不收，他们放下就走了。他说级别太低又无法交换到外地去当官，很郁闷，如今他要就是同整个家乡的人翻脸，要就是等到某一天纪委找到他……

我经常收到读者的来信，这种信并不少见：“杨老师，过去多年我一直读您的博文，深受您思想的影响，非常感谢您……我看到你同XXX (或某地)官员比较熟，我的XXX（子女或亲属）正在如何如何，您可以帮我……您是我最尊重的人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您关系比较广，一定可以帮到我，要送礼的钱我们给您准备好……”兄弟，如果我利用自己认识的官员帮你把这么一件很小的事办成了，你还尊重我吗？

在很多亲戚朋友眼中，我肯定不是值得尊重的，因为我努力做到言行如一，绝不开后门、找关系，但在“后门”、“关系”甚至够得上“行贿”罪名的事如此盛行的地方，你想要得到这样的尊重，恐怕得活成孤家寡人、不食人间烟火吧？我坦承，我能做到这点的唯一原因是我的家人并不生活在中国。所以，我从来不会高调地对网友和亲戚朋友说教，我知道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如此多的无法摆脱的“腐败”——

到医院开刀作手术，你不送红包心里就不踏实；路上出了小车祸，中国人下车后不是交换保险号而是各自忙着拨打寻找自己在交警中的“关系”来帮忙——别说大家都有保险，就是没有保险，修车能花多少钱？有必要把你的熟人和中国的司法一起拉进污水里？

吃官司了，人们想到的不是找律师，而是在法院等政法机关中找关系——好在中国人都有七大姑八大姨的，除了真正可怜的几个亿农民外，城里人几乎都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各自的“关系”，然后就靠“关系”来决定自己，也决定中国法律的命运——赢的人知道不是正义获胜，输的人只承认自己的关系不够铁……这样的社会搞下去，还有什么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可以守？

“苍蝇”的蝇营狗苟一定有普通人的配合才能成功，“大老虎”的万贯赃款，除了巨额的行贿者与同谋外，一定有成千上万卑躬屈膝、笑脸奉迎的民众们一半的功劳。

如果不是在海外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是绝对想不到“腐败”原来已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了国情、文化与风俗，甚至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无处不在的腐败转了基因。我当然知道，如果整体环境不变，任何个人都得随波逐流，很难独善其身，但可悲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认为我上面说的这些在文明和法治社会里早就被认定为“腐败”的行为有多么严重，或者他们认定腐败的错全部在人家而不在自己这一边。

这届政府强力反腐，我相信从治标到治本，拍苍蝇打老虎，迟早也会发展到制度反腐，最近就有消息说今后反腐不但要抓那些受贿者，同样要拘那些行贿人，其实，没有行贿人，哪里有受贿者？但长期腐败滋生的深入骨髓“腐败文化”与“风俗习惯”，恐怕不单单是靠“反腐风暴”与一夜之间的制度就能杜绝的，那还得靠国民素质的提高与公民意识的觉醒。

在我们一味抱怨、批评和痛骂体制与官员的贪污腐败时，我们为什么不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不错，我们是无权力者，自然没有权力去腐败，但无权者也有自己的权力，我们有权不去对那些手握公章的人点头哈腰、低声下气，有权对受贿而做出不公判决的法官说不，有权对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死磕到底，举报他、揭露他……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自己身边做起，都能抵制发生在我们身边和我们自己身上的那些“腐败”时，腐败的苍蝇们将会无处藏身，腐败的大老虎也就成了真正的纸老虎。

今天，你腐败了吗？明天你会默许、纵容、配合他们继续腐败吗？你，什么时候准备反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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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大老虎哪去了？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发布署名文章《从“零容忍”看当前“打虎”之新气象》，文章称，当前反腐倡廉呈现出了“中央高度重视”、“百姓高度关注”、“贪官高度紧张”之“三高”态势。充分展示了这届领导的反腐决心。——要知道，在目前制度反腐还没有建立起来，媒体与公众监督远远没有成形的情况下，反腐能否进行下去，主要是靠领导人的“决心”与“高度重视”。

领导人的决心有多大，反腐就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这届领导人反腐力度之大，确实前所未有，但只要反腐还是建立在领导层的“决心”与“高度关注”之上，恐怕就无法消除一些质疑的声音。我的一位朋友就常常在掐指头计算：反腐该结束了吧?——他那纠结的表情令人难受：明明希望反腐能够一直进行下去，可理智与常识又明确告诉他，靠个人“决心”的反腐几乎没有长期进行下去的可能。

中纪委澄清不存在“选择性反腐”，声称治理腐败需要“零容忍”。以我对中国体制的了解，如果中纪委“言必行、行比果”，“高度紧张”的恐怕就不只是贪官，甚至连一般掌握点权力的大小官员也免不了紧张，普通公务员也会为担忧未来工作失去“油水”而心焦。

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腐败几乎弥漫到所有的权力部门，腐败文化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零容忍”的反腐触动的绝对不只是一小部分的贪腐份子。正因为这样，强力反腐的同时，要注重反腐的制度建设，保护公务员的整体利益与他们的积极性，避免靠“决心”与“高度关注”来推动的反腐可能出现的偏差。

一些贪腐家庭的亲属与子女日前在美国隔海喊冤，说他们家被控制起来的某某领导人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个自然不必理会，他们难道连自己家贪腐了多少民脂民膏都不清楚?苍蝇还不叮无缝的蛋呢，你们家老领导屁股上有多厚的屎，难道还不清楚?如果真认为自己不是贪腐份子，不妨像当年刘少奇一样举起一本《宪法》来保护自己，如今又没有当年的毛泽东，只要你敢站出来，身后又没有几十个情妇与贪腐的几百个亿，估计你今后在历史上的地位不会低于刘少奇。

然而，民众对反腐的疑问还是应该引起当局的重视，例如认为选择性反腐，认为只拍苍蝇不打大老虎，甚至认为反腐是“权力斗争”等等，这种反腐不但无法清除腐败的土壤，甚至会滋生另一类腐败。一位网友说：你把一个贪污腐败得脑满肥肠的家伙抓起来，新派一位所谓“两袖清风”的官员接任，反腐机制没有设立，民众照样无权监督的情况下，知道要把这位“两袖清风”官员养得像前任一样“脑满肥肠”，又得拿多少钱财与少女来填他的欲壑吗?

昨天我同一位知情的体制内朋友聊天，问他对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检举后落马的新闻有啥看法，他不屑一顾地说，这也算新闻?他说，你随便去举报一位宋林这个级别的国企老总与部长大人，说他贪污腐败了，怂恿情妇同家人一起捞钱了，一年后他如果还不被中纪委带走，那才是新闻呢。

有那么强大的保护伞，当然得上“新闻”啊。不止一次，当我同普通网友以及周围的邻居讨论刚刚抓到的某位贪官时，他们马上就问：后台是谁?保护伞是谁?会不会继续抓下去?——一位打人的城管“临时工”一定有后台，黑社会头子刘汉上面有人，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也有自己强大的保护伞，申维辰背后是……百姓对你抓到的任何一位贪官污吏都立马失去兴趣——难道还有人不知道他们是贪官吗?这是常识啊。而更多的常识与直觉告诉他们：一定还有更大的大老虎……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在东莞行走时看到夜总会与妓院林立，一副歌舞升平的景象，忍不住有些时空错乱的感觉，想写点什么。陪伴的当地朋友立即提醒说，去玩玩可以，别乱来，更不要乱写，这些老板都是有后台的。我有些惊讶也有些反感，反问道，黑社会后台?朋友笑曰：当然不是，知道你不怕黑社会，但……朋友说，这里连一个村长都能手眼“通天”，惹不起的。所谓“通天”，在红社会里意思是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以上的某个层面有“关系”，有保护伞。东莞这次雷厉风行地扫黄后，我又见到这位朋友，笑问：保护伞哪去了?

保护伞哪去了?大老虎哪去了?飞机哪去了?澳洲海底的飞机还没有找到，韩国沉船里的乘客还没有捞起来，但相比而言，我更关心海里的老虎什么时候露出水面……

民众“高度关注”的大老虎也应该尽早关进笼子里;领导“高度重视”的反腐要想不留下“选择性反腐”与“权斗”的恶名，要想取得最终的胜利，必须得走到制度反腐与公众(媒体)监督这两条行之有效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