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民刊:当代华文诗坛的半壁江山 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诗歌民刊 当代诗坛正在打破过去那种单一平面的格局,逐渐走向更为立体多维的发展空间。而新潮旧浪的碰撞、传统现代的交锋、民间先锋的杂陈,可谓诗群四起、新人辈出。毫无疑问,当代诗歌正处于一个时代转型期,即诗歌赖以生存的大背景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激烈的社会变革与历史演进,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多元语境的互动,并没有使诗歌下滑,并没有一些人所谓的“回落”,相反的,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进程中,华文诗歌写作储备着令人亢奋而丰富的文化资源;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潮日趋多元、多样、多层面的当下,诗歌写作的个性化追求则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风貌,尤其是当下民间诗歌刊物(包括网络诗歌)的不断涌现、崛起和介入,更为许多爱诗写诗族们提供了更为自由、广阔和坚实的平台。从生态学的视角看,诗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对世界、对社会、对自然、对自我有一个相对清醒的认识,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平和旷远的存在。可以毫无夸张地说,诗歌民刊——已成为当代华文诗坛的半壁江山。 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和探研者,从20世纪80年代即大学时代开始,本人便与缪斯之神结下不解之缘,尽管在这段痛苦而美丽的寻求过程中,本人也曾“轰轰烈烈”过,但更多的是“平平淡淡”,然而对华文诗坛的热切关注和静观默想却依然不改初衷。当跨世纪之交从海外重新归来时,尤其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本人为当下众多民间诗歌刊物如此顽强的生存能力、并坚守诗歌的神圣阵地所带来的声音或书写状态而深感莫名的振奋和感动。或许正因如此,中国才无愧于诗国的美称。不管它们是红花还是绿叶,在当代世界诗苑中,能有众多千奇百样的诗歌刊物或自发或自觉的诞生、成长和蔓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西方文化强国美、英、法、意等国度,包括笔者旅居的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恐怕也大为逊色。难怪乎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我们将进入一个什么时代》一文中特别强调:“让计算机与诗人同在”。① 当我确定这个论题并想为诗歌民刊的涌动说几句该说的话时,一时激动得竟让我忘记了先来一番“点将式”的列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中国大陆运作和交流的各类民间诗歌刊物(包括校园诗刊),林林总总起码在400家以上(含约占近1/4的旧体诗词报刊在内。这里不包括诗歌网站)。这个庞大的数字,如果连同港台海外等地区的华文诗刊算在一起,应不少于500家。反观主流即官办公开发行的仅有20种左右的大陆诗歌刊物,这个比例不能不令人惊叹:民间潜在的诗歌资源是多么丰富和巨大啊!然而,长期以来,诗歌理论与批评界往往只把视野放置于主流诗刊,忽略甚至遮蔽了对民间诗歌的梳理、挖掘和公正评介。于是,人们感叹:诗歌批评缺度了。当然外在的纷繁和表象的瑰丽,是否能真正满足人们的期待和阅读视野?是否能满足智者的视听需求?是否能为当代华文诗坛塑造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崭新形象?如此等等的诘问,固然重要也引人深思。然而,我们是否可以理解成这是一个闪烁着诗性光芒和张扬诗意精神的诗歌时代即将到来的必要前奏。 当我面对着案头上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诸多风格迥异、面貌不一、样式多姿的诗歌民刊,扑面而来的盎然诗意犹如“乱花渐欲迷人眼”。如:东北的《香稻诗报》、《空房子诗报》、《雪国诗歌报》,山东的《大风筝》(又名《齐鲁文学》)、《影响》、《极光》,西南的《大开发》、《哎呀》、《大十字》、《太阳风》、《国际汉语诗坛》,广东的《剑麻》、《五月诗笺》,浙江的《诗家园》、《九龙》,湘楚的《隐匿者》、《回归》,西北的《敦煌》、《阵地》,安徽的《诗歌参考》、《诗家》,上海的《新城市》,八闽的《丑石诗报》、《厦门诗歌》……当然还有众多颇具影响力的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或在新世纪刚刚登场的民刊,如《东北亚》、《诗参考》、《偏移》、《独立》、《自行车》、《诗丛刊》、《新诗界》、《诗前沿》、《观念》、《下半身》、《诗歌与人》、《零点》、《诗江湖》、《扬子锷》、《21世纪诗刊》、《存在》、《中间》、《大民间》……恕我无法一一数来。这是不能忽视的“在场”和事实。鉴于民刊在推进和繁荣当代华文诗歌的发展中,往往起到主流(官办)刊物所不能肩负的重大作用,本文想从另种维度对诗歌民刊所扮演的角色谈点粗浅看法,即诗歌民刊究竟以怎样的姿态和形象自立于诗坛?又能为诗坛带来了什么?也许,这乃是目下华文诗歌界值得关注的一大热门话题。 二、诗歌民刊给当代诗坛带来了什么? 1.开放性:潜藏着巨大资源和价值意义 诗歌民刊的主要倡导者和创办者大多是青年一族,他们是思想最为活跃、最富激情,即富有创造精神,又勇于向权威挑战的一个群体。这一特征决定了“民刊”的巨大包容性和开放性。当不同的观念、思想通过这个交流平台加以碰撞,擦出火花,从而增强对诗歌本体的认识。而作为艺术群体的出现,它们同时展现了各自不尽相同的诗歌追求和诗学趣味,从自发的价值系统、自身的文化姿态和自觉的语言意识观察,都是对当代新诗富有建设性的努力。开放性的另一大表现在于其办刊的倾向性,它不受制于某种权力话语的束缚,这直接影响到刊物的特点和导向,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各自的诗学观点和诗歌趣味上的同仁倾向,原先许多约定俗成或已不成问题的问题可以在这里展开新的探索和思考。因而,只有正确地看待民刊的大胆探索和开放意识(即使这种探索并不完全成熟但却富有启发性),才能真正地认识到诗歌民刊所潜藏的巨大资源和价值意义。 2.自由性:尽情展示各自的美学趣味 如何让不同的形式,让南北东西不同的风格进行对话或激荡,自由自在地展示诗人们各自的美学趣味,这是大多数民刊创办时的初衷或动机。民刊的自由松散或汇合,无疑的能给更多的诗人、诗歌流派、诗学主张等得以浮出历史的水面,通过民间的渠道进行交流和对话,能使更多普通的、关心和热爱诗歌的读者与作者加强沟通,共同了解当代诗歌写作的现在进行状态,让诗人个体的艺术创造力获得更自由而充分的发挥。诚如诗人哑默所言:“无论诗歌民刊有多少瑕疵、多大的不足,它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维护自身存在、奋力进取的自由精神,并肩负着儒家精要的文化传承,在层层封锁、重重挤压的大困顿中,透出了思想与艺术的辉光和锋芒。”②因此,对各种流派、各种个体、各种风格、各种形式的大胆尝试和吸纳乃是民刊所鼓荡的一种自由风气。同时的,“诗歌民刊渐渐回复了它的自在;国策的张开度愈大,民刊愈面临自生自灭——天然的存在。”③如果说,先锋就是自由,那么,这不正是一种真正的“先锋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自由体现吗? 3.个人性:为当代诗学提供文本依据 从民刊的纷纷亮相或登场,我们发现,对于个人生活史或心灵史的倾心描述,对于个人体验的不断张扬,让诗歌真正成为从人类的主体意识的觉醒逐渐转化为个体性的确立,似乎成为一种自觉的诗歌行动。在以往的谱系学词典里,对诗歌的具体指认令人难以清晰地加以辨认,也无法找到一个最直接的真正属于灵魂出口的表达方式。以往过于沉重的文化负荷终于使封闭的个人解体,因为诗歌的个体精神不在于外在的标签,而在于内在的稳秘经验的传达,并依赖于诗人的经验与超验的双重想象力。 就民刊发表的诗作而言,如果尊重了艺术发展的规律,尊重了人的自身发展需求,其个人性则具有人文意味、开放特点和个体品质,并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审美愉悦。此外,在许多诗人的作品中,让人看到了语言修辞基础个人化的进程,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长期以来诗人可能曾经为某种写作范式或认识理念所捆绑或困扰过,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诗歌的语言、形式和个性终于能借助民刊的阵地,以自由飞翔的姿态释放出来。 应该说,诗歌民刊的可喜之处,往往对处于散兵游勇状态下的“个人写作”进行集合和检阅,从而为当代诗学评论和研究提供一种充分的具有说服力的文本依据。 4.本土性:建构中国本土特色的话语文本 强调本土性,实际上就是针对新诗过分“西化”的偏瘫症。华文新诗应如何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的模式,在世界经验繁复的诸多文学现象中力求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建构属于中国本土特色的话语文本,这是诗坛历经百年风云变幻之后引发我们加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我们舍本求末,可能陷入泥沼而不可自拔。 本土性实际上是深具民间意味的。但不同于所谓的“民间写作”,因“民间写作”本身有些暧昧,且尚未能于理论上形成自身独立的诗学体系。“民间写作”的命名并非科学,虽然所指的是与诗学相关的个人立场,更恰切地说,它是不久前诗坛出现的有悖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艺术主张。这里所说的诗歌民刊所带来的本土性深具民间意味,指的是本土性大多从民间生发而来,牵引着诗歌的历史源流,或根植于悠远深厚的民间沃土,或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等或对话的关系,具有民间化或民族性的内质,或者说与地域性或“草根性”密切相关。如是,将有利于创造出富有中国特性的诗歌话语文本来。 5.革命性:为当代诗歌发展脉络注入新活力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诗歌民刊的纷纷崛起和介入当代诗坛,是方兴未艾的一场诗歌革命性运动,也是走向新世纪华文诗坛的一种独特现象。如果我们从它发生的契机、性质、意义乃至局限作一番辨析,我们发觉,作为一种诗歌文化现象,民刊是一种最本能的本在形式。哪怕很久以来诗歌民刊处于难以自在的“冒险”中烙上创伤的印记。曾记否,1978年底,《今天》的诞生和突围,无疑的体现出一种革命性的创造,引发了一场诗歌民刊的巨澜大潮,此起彼伏,香火不断,为当代华文诗歌的发展脉络注入了新的活力,一些具有独立品质的民刊不仅得以延续下来,而且逐渐发生了一系列明显而重要的变化。可以说,如今诗歌广阔的田野终于从民间的季候风中被唤醒了。呼唤本真,拓展创新,繁荣诗歌,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已经降临。况且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学艺术新潮的涌动,似乎都不是通过讨论或争吵而崛起的,而更多的是通过实现革命性的转型和解放而掀起的。 6.独立性:为创造新风格新样式提供可能 诗歌的写作是高度个性化的创造,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更具有独立的品质,有更强的个体性和自立性。作为个体精神劳动的诗歌,长期以来,在主流意识支配下,我们的诗人往往只习惯于单向度的视角,即更多的是以政治学视角或社会学视角书写诗歌,民刊却能在执着和坚守中逐步获得审美视角、生命视角和文化视角等全方位多角度切入的过程,视点不断深入,视野更为开阔,这是与活跃在民间的诗人群体的自觉同步的价值自觉过程,从而使诗歌在传播过程中既有了众多的价值取向,又具有独立言说的可能。譬如,有的民刊重在关注“70年代”出生的从事诗歌写作的作者,如《哎呀》;有的着力显示“学院式写作”或“知识分子写作”的诗学趣味,如《敦煌》、《阵地》;有的倡导“口语写作”或“民间写作”的艺术立场,如《诗参考》、《葵》;有的则集中展示“女性写作”的另种景观……从整体价值观看,勇于追求自主、平等、求新、求异;从整体审美观看,注重自我体验,表现鲜明个性,大胆探寻不同色彩、格调和形式。这种独立品格自然的为更多的诗爱者创造新的风格和新的样式提供了可能。 7.多样性:展现多元共生和自我综合创造的格局 作为一种新的当代诗歌现象,诗歌民刊为当代华文诗界坚树起一道缤纷亮丽的风景线,同时,梦想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高蹈起飞翔的姿态,多层面、多视角、多声部地汇合成诗歌民刊的大合唱,无论在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审美特征诸方面都趋向多元化,呈现了当代华文诗史上从未有过的纷杂局面。 综观当下诗坛,与其说喧嚣与浮华,不如说狂热与跃动。诗歌民刊的不断涌现和登场,仿如走向新世纪华文诗界掀起了无数的狂欢节。一批批诗人从四面八方、从民间沃土上以空前的热情、坚韧的姿态和顽强的精神参与新诗的运动和发展,尽管真正能为历史留下来的诗作并不多,尽管这可能是一种表象的喧腾,尽管诗歌面临着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资源贫乏,但在难以产生经典的时代,它的存在却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诗歌自90年代以来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局面的同时,出现了诗歌写作走向自我的多样性创作与综合创造的审美追求,既开启当下诗歌写作的全方位探险、展示复杂的审美态势,又促成了当今华文诗歌艺术的多元化格局。诚如著名学者谢冕教授所言:“现阶段中国诗人所拥有的创作自由可说是空前的。”④这种局势的形成,诗歌民刊自然是功不可没的。 8.不定性:处于流动性的不确定状态 面对着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和消费主义时代的冲击和影响,当许多人沉湎于物质生活时,同样有愈来愈多的人选择诗歌并为自己寻找精神追求的台阶,诗歌民刊作为传播诗歌的重要阵地,既团结和产生了来自各行各业的诗歌爱好者,又成为激荡文坛的活跃音符。“在当下,办一本民间诗刊是冲动、愚昧和冒险的,不会有百分之百的人支持你。但我们还是干了,还是扛着石头和火种上路了。因为冲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激情;愚昧为我们保持了一份坚持;冒险为我们增添了一份勇气。有了这些,就够了。至少,不会有百分之百的人反对我们。”⑤多么耐人寻味的宣言。 是否可以说,当代华文诗歌的跃动和喧腾,多数与诗歌民刊的活跃和“冒险”紧密相关。纵观当下诗歌民刊,或正式注册出版发行,或半公费半自费,或完全自办自费作为交流赠阅。不论是一期紧接一期,或办了又停了,停了又办了,抑或是腾挪跌宕式地诞生等,民刊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各种艰难困境,尽力地高竖起诗的桅杆,航行于波浪起伏的诗歌海洋,最困惑和尴尬的莫过于资金问题,因此,许多民刊只能以不定期的方式出版,处于一种流动性的不确定状态。据说已坚持创办近20期的《深圳诗人》,每次办报皆因资金短缺只好不定期出版,每次办报的成本由同仁们分摊(类似港台海外华文刊物的创办)。尽管如此,由于对诗歌的热爱,由于认定这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让他们觉得这是值得的、有意义的。 在一个不可能或不再以诗谋生的转型期时代,即使偶尔能从公开诗刊中多少得到一点聊胜于无的稿酬,却无碍于诗歌民刊的诗写者以此作为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和爱好。面对现状,他们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平和而自由的写作心境,虽然“不确定性”状态依然在困挠着诗歌民刊的成长和壮大;虽然一首诗的价值可能趋于零,甚至无法产生任何带功利性的效应。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中所潜藏的力量却是难以言喻的。 三、该正确地认识诗歌民刊的时候了 在这个充满前行活力和变革生机的年代,或许,很多人不读诗了;同样,却有很多人在读诗。读者或社会期待于诗歌的,无非是期待诗歌(文学)能为这个时代的完善或进步提供些许养份,能为人类精神家园的营造有所裨益,能为充实和丰富人们的心灵世界展示更多色彩。诗歌民刊为我们带来的开放性、自由性、个人性、本土性、革命性、独立性、多样性包括不定性,既充分展现了诗歌民刊所潜藏的强劲亲和力和震撼力,同样也为我们提供了当代文化背景下的诗歌民刊固有的价值意义和潜伏的危机。 应该说,现在是该正确地认识诗歌民刊的时候了。 倘若诗歌民刊果真已成为广大诗歌爱好者的大熔炉,既能反映当代诗歌发生深刻变化的趋势,又能充当呈现这种变化的诗歌文本,那么必然要遵循诗歌艺术本体的发展规律,同样要尊重作为创作主体的广大诗歌作者的创造性和个性的发展规律。而对于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则必须充分注意到“青年”这一特定的民间创作群体的心态,既不能盲目地不切实际地对他们或捧或杀,更不应去赋予其更多的非艺术内涵。其实,大多数民刊都力倡贴近复杂而多元的现实生活,主张或注重相对感性化、具有当代水准、具有先锋性和探索性的诗歌作品,甚至提出了自己的办刊原则:“亲近坚守诗歌的读者立场,而不会降低审美标准去讨好读者”。⑥等等。如是,依我浅见,诗歌民刊也就可以避免了以下四种阻碍诗歌艺术发展和诗人自由生长情形:1、视野局限,画地为牢,缺乏大气和诗性穿透力;2、恣意卖弄,标榜“先锋”,堕成哗众取宠的野孤蝉;3、四平八稳,风格单一,缺乏创造活力和诗歌原创性;4、碍于情面,小圈子式作坊,导致产品低劣且缺乏批判意识。 是的,“真正的诗人历来是顽强的,真正的诗歌更加顽强,不论他们身在何方,总是挂念着诞生于斯、快乐于斯、思索于斯的一方纯净的诗歌家园。”⑦ 诗歌民刊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艺术策略和规划水平完全可以与公开(官办)诗歌刊物媲美,只要充分挖掘其潜在的资源和价值,作为诗歌文本的载体,民刊所保存、铸造和张扬的母语之光成为华文诗坛的亮色将成为可能,其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将更加彰显。或许,真正的好诗和经典作品将在诗歌民刊中诞生。 2004年夏日匆就 注释: ①(美)约翰·奈斯比特:《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和世界中?》之一篇,原载《新华文摘》2003年第10期。 ②③哑默:《冲出死亡胡同——中国诗歌民刊的不朽功勋》,见民刊《诗家园》2003年第1期。 ④谢冕:《谢冕论诗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⑤《卷首语·一个春天的诞生》,参见民刊《九龙诗刊》2004年第一期(创刊号)。 ⑥《〈哎呀〉告读者》,参见民刊《哎呀》2004年上卷·创刊号。 ⑦《诗人的顽强与顽强的诗歌·编后记》,参见民刊《诗家园》2003年第1期。 (原载《敦煌》诗刊2004年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