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蔡显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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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绪升对话蔡显良博士


宗绪升：显良兄好！请问表演艺术家张铁林作为你们艺术学院的院长，对你们学院各艺术专业的建设具体有怎样的影响？对你们书法专业呢?

蔡显良：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张铁林先生是被我们学校正式聘任的院长，而不是挂名的，这和一些名人挂名某协会某单位并非一回事。因此，张院长从2005年创建艺术学院到2006年首批招生专业的确定，从各专业老师的招聘到专业课程的设置，都亲自落实，亲力亲为，为我们艺术学院的发展倾注了很大的精力。艺术学院在筹建之初，便有了建设艺术学科大平台的构想与规划，即电影导演+新媒体动画+书画鉴赏+音乐表演。这将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的优势，解决传统艺术学院单一学科领域营养不均衡的状况，将单一艺术学科回归到艺术范畴的大自然形态中，在不同艺术门类的差异中寻求发展与突破。艺术学院的各个专业将相互提供艺术修养与技术、师资、设备的支持。具体到书法领域，在张院长的倡议下，设置了书画鉴赏专业，给学生以全面的传统艺术教育，并在2008年成立了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挂靠在我们学院，张院长还亲自担任顾问，对岭南地区的书法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宗绪升：真巧，兄对康有为书风有所研究，此前采访祝帅博士的时候，其中涉及到了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但没有对书风的讨论。请谈谈你所提到的“康体”指什么？并请简单地介绍一下康体书法的成因。
蔡显良：康有为的书法不拘一格，变化多姿，气雄力健，结构内紧外逸，点划如铜锤铁槊，运笔迟送涩进，体态开张峻拔，这种气势和魄力终身不曾移易，实在让人眼花缭乱，创造出狂放不羁的强烈书风———“康南海体”，即“康体”。但很多人至今没弄明白“康体”指的是康有为的哪种书体，事实上并非康有为能够书写的书体都叫“康体”。比如大家均知道古代书法史上有四大楷书体，赵体即是其中之一，但见过有人把赵孟頫的篆隶书法称为赵体的吗？“康南海体”指的是康有为的楷书与行书，但指向的明显是康有为的那种“重、拙、大”的成熟时期的作品，是具有一种纵逸奇宕之气、碑意浓郁的作品；显然不是指的他个性风格未成熟之前的书法，比如像殿试状那样的干禄体。至于像《大同书》那样颜体面貌较为浓重的手稿行书，我想也应当排除在外。清代碑派书法史的孕育、碑派思想的推动、政治观念的影响、自身的文化性格、笔法传承与取法对象等，是康体书法的主要成因。
宗绪升：你在谈到当代隶书创作观的演变及其隶书创作的帖化倾向时，提出了“帖化倾向”这一概念，有见地，你觉得当代除了隶书这种书体以外的，以碑刻的风格为取法依托而书写的作品是否也有这种倾向？这种倾向会给隶书或其它书体带来什么影响呢？
蔡显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隶书创作观比较传统，九十年代隶书创作观念则有了较为明显的演进与变化，不再满足于扁方横势、逆入平出、雁不双飞等这些传统框框了，而是普遍追求笔法与形式的丰富变化。新世纪初，在帖派书法逐渐回温复苏的时代大背景下，时风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隶书创作的审美取向，隶书作品的抒情性与写意化被提高到应有的地位，隶书创作的帖化倾向便成为当代隶书创作的主流。隶书创作的帖化审美取向与展览评审机制密切相关，这一趋势仍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其它如篆书、魏碑的创作，同样存在这样的创作倾向。
当今的隶书创作在用笔技法上融入行草笔意，笔法更加多变，侧锋偏锋、牵丝连带增多；在结构上更多欹侧险绝，尤其在审美取向上，不再把金石气与静态美当作隶书审美的最高理想，强化动感的表达，强调装饰效果与视觉冲击力，更高级的就是自觉进行书卷气的追求。使用帖化倾向这一词语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无论是侧锋偏锋的运用，还是枯涩浓淡墨色的变化，还是结构的错让对比，抑或章法的丰富多彩，或者书卷气的表述传达，都是帖学书法极为鲜明的特征，是帖学的擅长。在帖学复苏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碑派向帖学靠拢、取法、学习，并非丢人之事，而是大势所趋也。
宗绪升：好，我们再聊聊远一些的，为什么说唐代楷书之源应当还受北派书风的影响？
蔡显良：唐代楷书笔法的渊源，除了通常所说的对唐楷产生深远影响的王羲之体系之外，北方书风的影响其实不容忽视，故唐代楷书笔法来自于南北书风的融合。唐初独享盛名的书家并非虞世南，而是欧阳询，他综合南北之长，无论结体还是用笔上，都自成一家，史称“询……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其时虞世南书名未著，凡王公大臣诸碑志大都出于欧阳询之手，欧阳询书出大令，后掺入章草笔意，敛入规矩，且改用北朝结法，以合唐初铭石之书仍沿袭齐周遗绪的时尚，终于传六代之精华，启三唐之奇峻。欧楷是魏晋六朝北碑南帖在唐时第一次深刻集中的结晶,对南帖的继承即为对二王书体的发扬；对北碑的继承,于笔法方面,我们可以从三国吴《天发神谶碑》、北魏的龙门四品和《张猛龙碑》中获得颇多的启发。清人阮元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欧阳询书法方正劲挺,实是北派,试观今魏齐碑中,格法劲正者,即其派所从出。” 欧阳询笔法除了传于儿子欧阳通之外，其最重要的传承者便是褚遂良。褚遂良笔法除了传授薛曜、薛稷、魏华等人之外，对张旭亦有很大影响。张旭上承初唐楷法，下启徐浩、颜真卿，进而通过徐、颜影响到晚唐书风。因此，唐代楷书之源应当还有北派书风的影响。

宗绪升：徐浩在楷书传承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蔡显良：张旭之后，徐浩是一个唐代楷书笔法传承的关键人物。徐浩笔法既来源于张旭，又传之家学：“浩父峤之善书，以法授浩，益工。”徐浩享年八十岁，生于八世纪初，卒于八世纪晚期，几乎经历整个八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唐代楷书走向了顶峰。徐浩在当时是最高统治者认可的御用书家，自肃宗继位的公元756年始书名独步天下。根据卢携的《临池妙诀》，徐浩是继张旭之后一位重要的笔法传承者：“徐吏部传之皇甫阅。阅以柳宗元员外为入室，刘尚书禹锡为及门者，言柳公常未许为伍。柳传方少卿直温，近代贺拔员外惎、寇司马璋、李中丞戎，与方皆得名者。”在得到张旭的真传之后，徐浩又传于皇甫阅，皇甫阅传柳宗元、刘禹锡，柳宗元传方直温、贺拔惎、寇璋、李戎。《墨池编》卷一《古今传授笔法》云：“欧阳询传张长史，长史传李阳冰，阳冰传徐浩，徐浩传颜真卿。”所谓“徐浩传颜真卿”与米芾所言徐浩教授颜真卿笔法意思相同：“徐浩为颜真卿辟客，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徐浩是否指导过颜真卿，目前还没有更可靠的史实证明，但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在当时的书坛，徐浩声名显然要隆于颜真卿，同时也说明徐浩在唐代楷书笔法传授上的地位，张旭之后一人而已。徐浩将笔法传至柳氏兄弟与刘禹锡侪辈，对唐代楷书笔法的传承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实，即使是在“以人论书”的北宋，当颜真卿声名鹊起之时，苏东坡甚至大奸臣蔡京、蔡卞兄弟等很多人都学过徐浩：“鲁公（蔡京）始同叔父文正公（蔡卞）授笔法于伯父君谟。既登第，调钱塘尉。时东坡公适倅钱塘，因相与学徐季海。当是时，神庙喜浩书，故熙、丰士大夫多尚徐会稽也。”“倾朝学之号曰朝体”的宋绶的书学渊源，亦学的是唐开元时的萧诚和徐季海两家。故徐浩既是唐代楷书笔法的传承者，同时也是唐宋书法过渡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宗绪升：请谈谈唐代楷书笔法传承的意义。
蔡显良：唐代楷书笔法的传承对于唐代楷书笔法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楷书在唐代的定型与成熟、唐代笔法与结构理论的繁盛、以及对于宋代及后世的影响，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唐代楷书笔法的传承在唐代楷书笔法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唐初真正突破陈隋结体，启开李唐门户者，是褚遂良。后笔法传至张旭，经由张旭的广泛传布又得到一次全面提升与发展，在他的两位弟子徐浩、颜真卿的身上结出硕果，徐浩对晚唐、颜真卿对五代两宋均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正是在唐代楷书笔法的传承过程中，唐代楷书由初唐的旷达自由向后来的高度严谨、端整平正逐步地深入发展，并且使唐代在书法笔法与结构理论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再次，在唐代的书法革新中，楷书笔法的传承亦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唐代楷书变革创新的过程中，欧阳询、褚遂良、张旭、徐浩、颜真卿均起到关键作用。
最后，在对后世的影响方面，正因为唐代楷书笔法的一灯不灭，从而为后世楷书的发展积蓄了宝贵的笔法资源。
宗绪升：你对王羲之在中晚唐时期的地位有怎样的认识？
蔡显良：尽管张怀瓘曾有批评王羲之语，但仅仅是指其草书，绝非指称并贬抑王羲之书艺。从初唐开始一直到李嗣真，王羲之一直得到书坛的尊奉，以至于李嗣真将“书圣”的桂冠首次加在王羲之的头上。不过也是从李嗣真开始，王献之的书法在书论家那里凭借对其草书的褒扬而悄悄潜入“崇王论”的内质，即在独尊王羲之的基础上试图增加一个王献之，即“崇二王”。但是纵观中晚唐书法，可知“崇王论”中王羲之的地位始终处于核心。尽管此时并称二王或羲献，但无论张怀瓘还是其余，都还是认为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而于王献之则时有间言。今很多人藉此推论出中晚唐存在所谓的“抑王论”，显为断章取义之举。
宗绪升：拜读了兄的《从宋四家排名论辩看苏黄米蔡对明代书法的影响》一文，宋四家，我比较喜欢蔡襄，对李慧斌博士的访谈涉及到蔡襄的书风，现在请兄介绍一下蔡襄在明代所起的作用？
蔡显良：蔡襄书法在明代初期保守萎靡书风向中期变化革新书风转变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一是他端正严明的儒者风范，书法的古风淋漓，使他成为宋四家当中凭借道德力量而成为受恪守程朱理学影响的明初书坛攻讦最少的一位；二是正因为他的岿然屹立，使得以宋四家为代表的宋人书法与经典笔法一灯不灭，使吴门书家的崛起有了可资依靠的信心与理由。明初很多士人与书家对于蔡襄是相当褒扬的，到了明代中期以后，蔡襄的书法依然具有很高的声誉，甚至杨慎还将之列为宋四家之首：“解大绅学士春雨斋读书评……凡二十八人评皆当。惟评蔡端明为土偶蒙金，殊为失之。蔡之字有晋韵，在苏、黄、米之上。” 尽管明代大多数书家均十分维护蔡襄的历史地位，但是有一个现象却不得不引起重视，就是包括吴门书派在内的明代书家，在明代中期开始书法变革潮流之后，许多书家的言论中经常在谈及苏、黄、米三家时往往详加叙述以至讨论，却置蔡襄于不顾，即使谈及也鲜有详论甚至学其书者。在锐意革新的明代吴门书家那里，蔡襄虽然得到他们的尊敬，但却少人学其书法，原因当然就是其书古法俨然却新意不足。但是总的来看，蔡襄的书法对吴门书派的崛起，应当说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是在思想观念上，蔡襄在宋四家地位中的坚守使得书法传统与观念形态不至于在明代前中期断裂；二是在笔法传承上，作为吴门书派先导人物的李应祯的师法与学习，让传统笔法得以延续和广大，功莫大矣。因此可以这样说，尽管在期冀创新与突破的书法实践上，没有太多的人从师蔡襄，但蔡襄并未被明代书家尤其是吴门书家抛弃不提，甚至还加以维护，原因是他们更多的是把蔡襄充当革新书法的精神领袖，作为一个笔法传承者的身份而加以尊敬。
宗绪升：谈谈“书如其人”说？颜真卿对宋代书风的影响中，宋代书家追慕的是颜体的行书还是楷书？或二者皆有？
蔡显良：“书如其人”是书法史上评价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观念，粗浅的理解就是书法作品的风格气质就像书法作者本人。而作为此说的一种极端化表述——“以人论书”观在北宋中期开始滋长蔓延，离不开儒家思想的强力支撑。从论书诗来看，以人论书在北宋中期已经于书论中形成了普遍的思想倾向，欧阳修又在书论中总结出来，并广而大之。唐代颜真卿的忠臣形象恰恰符合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于是筋骨独具的颜字在宋代书坛很快窜红与流行，“以人论书”观亦得以迅速发展。
宋代书家追慕的既有颜体行书也有楷书。学习颜真卿楷书而有所成的如北宋中期的蔡襄、韩琦，后期的苏轼、黄庭坚则兼习颜真卿真行书，比如黄庭坚就说他的老师苏轼：“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而米芾则专意于颜真卿的行书：“颜鲁公行字可教，而真便入俗品。”
宗绪升：举例说明论书诗在书史书论中的意义？
蔡显良：论书诗就象一座桥梁，连接着书法和诗歌这两座看似遥遥相望的山峰，使两种艺术境界圆融无碍、相通互补。书法家的睿智与审美，为诗人开拓了描写范畴；诗人们又把观赏书法的感受吟而为诗，共同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而有些论书诗的作者本身就是一流的书法家，这就使论书诗中阐释的许多书法理念多来自于书家的切身感受，让人阅读与理解均不会觉得有隔靴搔痒之感。特别是在以文治国的宋代，最能体现宋代书法思想精髓的一些文字均来自于论书诗句，而这些论书诗亦出自像林逋、梅尧臣、欧阳修、陆游这样的一代硕儒与文学巨匠之手。至于耳熟能详的那几句表露和张杨尚意思想的诗句，“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即出自北宋书法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的论书诗。尚意书法得以肸响当时书坛并彪炳书法史册，他们的论书诗该记首功。这些口号式与旗帜式的诗句成为尚意书风飙起于世的宣言，是宋代书家贡献给世人的审美洞见与独到体悟，是他们书法思想中艺术思维与美学观念的集中体现。因此离开了这些论书诗，宋代的书法史很有可能并不是现在的样子。
宗绪升：你会推荐你的硕士研究生读哪些除了有关书法研究以外的书籍？谢谢！
蔡显良：这恐怕不是一个个别问题，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与现实性。现在的专业分得很细，这就使得现在的研究生在专业知识上也许又专又尖，但专业以外的知识大多显得较缺乏。因此，要研究书法这门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相连的艺术，必须储备相应的传统文化知识，阅读相关的文化典籍，比如中国古代史、哲学史、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古典文艺理论等方面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