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李剑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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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绪升对话李剑锋博士

宗绪升：请讲讲你的学书经历。
李剑锋：我学习书法是地道的半路出家，既无家学渊源，也无幼功，只是凭着兴趣从小瞎写瞎画。大学本科学的是经济管理，直到考研究生的时候才鬼使神差地考到了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跟随郑晓华老师正式学习书法，从2005年到现在，一晃也是八年的时间过去了。
宗绪升：你今年刚从人民大学博士毕业，你觉得综合院校的书法专业和美术院校的书法专业相比较有什么不同？
李剑锋：应该说各有千秋吧。美术院校的书法教育更加系统化一些，对技法训练的要求更高，如果从本科甚至本科以前就一直接受系统专业的训练，基本功应该非常扎实。并且周围的艺术氛围很浓厚，书法专业的学生可能更倾向于把书法也作为一门纯艺术的形式去对待，去思考，去探索。反过来，在许多综合性的院校里，并没有本科层次的书法教育，往往只有硕士或博士，学生也往往像我一样是从别的专业转过来的，这样，这些学生的书法基本功可能就没有美术院校的学生扎实。但是，综合性院校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元的环境，特别是像人民大学这样的文科院校，哲学、文学、史学，包括经济、法律、新闻等等学科都很强，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容易获得多元化的知识结构，他们的眼界可能更加开阔，因此，综合院校的书法专业的学生可能会更倾向于书法的文化属性。
宗绪升：郑晓华老师的教育方法有什么特点？
李剑锋：我觉得郑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我很幸运能成为他的学生，并且跟随他从硕士到博士学习了这么多年。他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比如你原本书法基础好的，他会让你加强文化理论的学习，你原本文化基础好的，他会让你加强技法训练，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熟悉的人，他会建议你看一些西方美学著作，对西方艺术理论熟悉的人，他会建议你补充中国古典美学的知识。因此他提出的主张是“法归正道，学综百家”。另外，在书法上，他不主张或者说反对学生学习和模仿他，这一点很难得，我们看到很多情况是老师很有名，字写得很好，可是学生都照着他的字依样画瓢，失去了个性，这样的老师可能是高明的书家，但并不是高明的老师。郑老师要求我们深入传统学习经典，同时又鼓励创新，创造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他提出的“技术、独创、合理”三个衡量书法艺术的维度我认为很有见地。
宗绪升：你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苏东坡的问题，请谈谈你研究苏东坡的心得。
李剑锋：是的，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成都西楼苏帖〉考》。选择与苏轼相关的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这和我长期的理论兴趣和知识积累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一直以来，宋代的文学艺术就对我有极强的吸引力，我认为，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富于文人气质、最风流蕴藉的一页，因此，我喜欢读宋人的诗文，喜欢欣赏宋人的书画作品，在历史上，也许它们的成就并不是最高的，但其中所散发的浓郁的文化气息却是最令我神往的。苏轼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中又算是特立独行的一位，他以惊人的才华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而这些诗篇却让他真正体会到了“祸从口出”的危险，他有经世治国的理想，也有安邦济民的才干，却因为总是站在当权者的对立面而屡遭排挤甚至是贬谪流放。然而，他却凭藉内心的乐观与自信、豁达与宽容，最终站在了历史的最高点上，接受后世的顶礼膜拜。而我，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这众多膜拜者之中的一员。这次论文的写作，使我有机会能够深入地走进苏轼的世界，随着他的升沉起落，感受他的喜怒哀乐，这无异是一次奇妙的精神之旅。

苏轼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苏轼书法的人也不少，但是人们大都重视他的墨迹，而忽略了刻帖这个部分，其实苏轼书法刻帖包含着非常丰富和精彩的内容，而《成都西楼苏帖》又是苏书刻帖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它刻成于南宋乾道年间，是最早的个人作品刻帖之一，而且镌刻十分精美，让人赏心悦目。《西楼苏帖》中保存了大量的苏轼作品，书信、诗文、临帖等等共计一百一十多帖，这还仅仅是流传下来的部分，据考约占原帖篇幅的三分之一，其余的可惜已化为历史的烟尘了。仅就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残本而言，保存的苏轼书法作品已非常全面，包含了苏轼各个时期、各种书体的作品。从时间上说，帖中最早的作品作于苏轼二十四岁时，最晚的作品作于苏轼去世前三个月，因此是涵盖了他一生书法风格的流变；从样式上说，小楷书、小行书、行草书、大草书均各有篇幅，除大楷外，苏轼所涉及的书体可谓应有尽有，所以，《西楼苏帖》确实是研究和学习苏轼书法的宝藏。除书法价值外，《西楼苏帖》还具有其他多方面的价值。比如帖中众多的尺牍就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虽然这些尺牍都是苏轼写给亲友的私人信件，但由于苏轼本人特殊的历史地位，与他交往的人中也有许多是在历史上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因此，这些信件中本身就包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其中的人物也是历史的亲身参与者，作为第一手的原始材料，这些信件的可信程度明显要高于史书和笔记小说。又如，《西楼苏帖》中所存苏轼诗文均出于苏轼亲笔，这为苏轼作品的版本研究提供了绝好的参照和佐证，从这方面说，《西楼苏帖》又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在我的论文中，对《西楼苏帖》中的每一个单帖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包括创作时间、所涉及的人物事件等等，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单帖进行编年与分期，归纳出苏轼书法风格流变的谱系，另外就是对《西楼苏帖》各方面重要价值的总结。应该说这个论文并没有局限于书法研究，因为我觉得那样很容易言之无物，流于空洞，必须还原作品创作的背景以及对其涉及的内容有充分的了解，才有可能更深入地挖掘其中的价值，所以，我进行了更多历史的研究和文献的比对，我试图挖掘的也并不仅仅是《西楼苏帖》的书法价值，而是其全面的价值，书法只是一个外在表现，当其内容所承载的价值被充分认识之后，其书法价值自然更加凸显，所以并没有必要就书法而论书法，这是我的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现在，对于书法史和书法资料的研究越来越走向深入和细化，我的论文也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探索和努力。

另外，对于苏轼的书学思想，其实人们一直存在一个误解，认为苏轼重在用书法表达性情，而藐视法度。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大家不要被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的豪语所迷惑，其实在苏轼的书学思想中还有很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尚法”。我曾经在《文艺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苏轼评蔡襄书法论到其“尚法”思想》，大家知道在北宋的书家里苏轼最推崇蔡襄，认为是“本朝第一”，有人说这是苏轼附和他的老师欧阳修的观点，其实并不尽然，通过分析苏轼对蔡襄书法的评论，我认为他对蔡襄的推崇是发自内心的，是很诚恳的，而深究其中的原因，最根本的是苏轼对蔡襄书法中所包含的法度的充分肯定。在《东坡题跋》中有一句话很值得重视，那就是：“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这句话和“我书意造本无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把“积学”、“功力”强调到了一个极致。在《西楼苏帖》中有一件苏轼临东晋桓温的《蜀平帖》，在后面的跋语中他写道：“仆喜临此帖，人间当有数百本也”，对一件桓温的尺牍尚且如此勤加临习，更何况那些经典的法书呢？这也印证了他所谓“笔秃千管，墨磨万锭”绝非虚言。在苏轼关于书法的言论中，还有很多强调法度的地方，比如他还说过：“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这也是对于法度的正面强调。“尚法”与“尚意”，在苏轼的书学思想中实际上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尚法”是根基，是必要的技法训练，而“尚意”是书法境界的升华，是由技进道的过程，当学成楷则之后，还需要忘怀楷则，使法度内化为一种为表情达意服务的“习惯无意识”，从而才能真正做到心手双畅，在书写中作逍遥之游。因此，“尚意”要求书家在人格、学问和技法上都要具备很高的修养，然后再在一种率真的状态下去实现自由的书写，“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是将书法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所以，苏轼的书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既有“尚意”的一面，同时也有“尚法”的一面，二者辩证统一，“尚法”是作为“尚意”的基础条件而存在的，如果割裂了二者的关系，就会造成误读。

宗绪升：接下来你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有什么规划？
李剑锋：我认为我对苏轼的研究工作还仅仅是开了一个头，且不说整体的苏轼研究，就单是对苏轼书法的研究就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值得探讨。除了《西楼苏帖》之外，还有许多苏轼书法的刻帖，比如《晚香堂苏帖》、《景苏园帖》等等，还有许多墨迹，以及许多的文献记载，比如我这次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就发现，在各种文献中，还有许多关于苏轼书法和书法作品的记载，但因为时间关系，都被我匆匆略过了，我想这里面一定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留待于今后的研究。此外，苏轼是一个交友广泛的人，他与有的人维持了终生的友谊，比如宝月惟简、吴复古等，也与有的人当初是亲密的朋友，后来却成为了政敌甚至是仇人，比如章惇、张商英、傅尧俞等，还与有的人开始有嫌隙，后来又捐弃前嫌，比如王安石、程之才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其中既折射出了苏轼个人的生命轨迹，有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后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把苏轼从一位文化巨星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我这次的论文中也涉及到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今后也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所以，我的规划是把苏轼研究作为一个中心，然后从这个中心可以发散开来，涉及到整个宋代的书法，特别是与苏轼有密切关系或是受到苏轼很大影响的书家，再进一步还可以辐射到更大范围的书法史论问题。当然说起来似乎是雄心壮志，真正研究起来却是不容易的，哪怕把一个书家、一个问题研究透也是很不容易的，尽力而为吧，有个目标总是好的。
宗绪升：谈谈当代吧，我知道你做过《中国书法》杂志的编辑，你对当代书坛有什么看法？
李剑锋：现在，喜欢书法的人越来越多，有志于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书协、各地方书协和各种机构所举办的书法展览、比赛越来越多，参展人数也越来越多；开设书法专业，培养本科、硕士、博士不同层次书法人才的高校也越来越多；高校里举办各种书法高研班，招收热爱书法的社会人士前来进修，报名也十分踊跃；还有书法名城、书法之乡、书法名山等等名目的不断产生，从这些种种的现象中可以看出来，当代书坛总体来说是很繁荣的。这当然是好事，因为有好的群众基础，书法受到普遍重视和喜爱的大环境，当然更有利于书法的发展，也更有利于杰出书法人才的产生。但是，在热闹和繁荣的背后，又不得不说当代书坛确实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隐忧。我比较想谈谈的是当代展览体制对书法创作的影响。我们知道，现在从事书法创作的人都希望有一个“书协会员”的头衔，这个头衔既是一个对自己书法水平的肯定，同时也能为自己带来一些实际的利益，而取得这个头衔的主要途径就是入选书协所举办的展览。这样，书协展览的品味与好尚就成为了许多书法创作者们的导向，他们在平时练习和准备参展作品时，首先考虑的是展览评委们的口味，从而，从以往的展览中成长起来的评委们又成为了后来的参展者们的标杆，久而久之，在这种模式之下就形成了所谓的“展览体”。对于“展览体”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就是当你随便拿起某一个展览的作品集翻阅时，如果不看入展者、获奖者的姓名，你几乎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这是一个人的作品集，无论行书、草书、隶书、魏碑，都是一个模式，当然，之所以有一、二、三等奖和入展之分，是因为在具体的技术细节上确实有高下之分，但在整体的风格上却是十分相似和雷同的。而仔细分析近年来展览中入选率很高的“二王书风”、“新隶书”、“新魏碑”，实际上也并非是原汁原味的二王、隶书和魏碑，而是某一个或几个当代名家、展览评委他们所理解和书写的二王、隶书和魏碑。当然，我不是反对创新，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所理解的二王、隶书和魏碑来书写，可是，当许多人写出来的字都如此的面目雷同时，这其中当然就出现问题了，这显然是违背了艺术上百花齐放、不拘一格的原则。当这种现象是孤立的、小规模的，只出现在某个地域、某个门派，也不足为奇，古已有之，但当这种现象成为流行全国的普遍现象，更有甚者出现了国展集训班，为了打造一幅参展作品重复书写数百遍等显然违背艺术规律的事情，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下，当下这种展览体制对当代书坛来讲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了。这个问题值得引起书协等执掌当代书坛话语权和游戏规则的机构和人员的深思，同时也值得引起广大的书法创作者们的深思，应该克服掉一些名利思想，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艺术判断力。我想，真正能够被历史选择的，往往并不是那些喧嚣一时、人们竞相追逐的东西，而是那些能够入古出新、风格独特，同时又深具文化内涵和传统底蕴的艺术。
宗绪升：如何看待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创作的关系？
李剑锋：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当今书法界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搞书法理论研究的人看不起单纯从事书法创作的人，认为他们是写字匠，关心的只是用笔如何变化多端、形式如何吸引眼球，作品缺乏文化内涵；而搞书法创作的人同样也看不起研究书法理论的人，认为他们是纸上谈兵，虽然长篇大论说得头头是道，实则自己不会写字，手头功夫很差，他们的理论是故弄玄虚、隔靴搔痒。以我个人的经验，一个人时间精力有限，理论研究和实践创作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因为这两者都是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像我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期间，可以说几个月也难得碰一次毛笔，这是很无奈的事情。我的看法是，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兴趣所在而有所侧重，但切不可把二者完全割裂。如果一个研究书法理论的人完全不会写字，那么他的理论缺乏实践的支撑，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而且他自己缺乏实践中的感性认识，其理论就真的有可能是隔靴搔痒了。我接触过一些搞纯美学研究的人，他们也会来评论艺术，但从他们的评论中，我就很明显地感到这种隔膜。而搞书法创作的人如果完全不学习书法理论，甚至从内心抵触、轻视书法理论，这也是不对的，这会使你的创作缺乏审美高度，缺乏理论的自觉指导，那么你在实践中有可能会陷入盲目探索，或者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主观判断力，有时事倍功半，甚至误入歧途，千万不要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其实在古人那里，理论与实践本来就是不分的，我们看历代书论，那些作者许多就是优秀的书家，像孙过庭、苏轼、黄庭坚、董其昌等等，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米芾等也都留下了书论。在古人那里，书法是文人的雅事，是文人的基本修养，文人既是书法技法、风格的创造者，也是书法品位、雅俗的评判者，所以，书法就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既在进行着书法创作实践，又在思考着书法的美学品位和承载的精神内涵，在他们的思想中没有实践与理论的分割。但现在不同了，书法逐渐脱离了实用领域，而越来越倾向于一门纯艺术的形式，书法的话语权不再被知识精英阶层所垄断，理论研究与实践创作都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起来，才出现了二者的分离。这是一个趋势和现实，也是当代书法界的一个专业分工，但我还是强调那句话，可以侧重，但不可偏废，并且都要认识到对方的重要性，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不可彼此轻视，自筑隔膜。其实，在当代书坛也有很多理论与实践都做得很好的人，如丛文俊、陈振濂，还有我的导师郑晓华等，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人出现，我们的书坛才更有艺术创新力和文化底蕴，这也是我个人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