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地理巡展：四川、成都：几副面孔和诗歌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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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地理巡展：四川、成都：几副面孔和诗歌栖息地

王学东

四川当代新诗的几副面孔

　　“自古诗人皆入蜀”，巴蜀记录了漫长的诗人名单。除了作为诗歌重镇的成都、重庆双城之外，四川其他地区也构筑出了一道道灿烂诗歌风景，蜀、巴、攀西—川西三大文化区，勾勒出了四川当代新诗的基本面貌，孕育出四川丰腴的诗歌气场。
　　1.蜀文化区
　　在50年代，自贡诗人就因与星星诗刊编辑石天河的关系，受“《星星》诗祸”牵连，青年诗人王志杰、李加建被划入“四川文艺界右派反革命集团”。2010年在《汉诗》的基础上创办《诗边界》，显示了自贡诗歌的活力。“古有苏东坡，今有郭沫若”的乐山，曹葆华、陈敬容、梁南、周纲均在当代新诗史上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当下以《沫水》为阵地，团结和培养了一批青年诗人。《乐山文学60年》出版，展示了乐山当代新诗发展的面貌。
　　1985年诗人雨田就创办“净地青年诗社”，主编《净地》诗报。范倍创办民刊《侧面》、《终点》、《70P》，团结了成都、绵阳等地一批诗人。作为绵阳的公开出版物《剑南文学》，为当代新诗的发展积聚了一定的力量。
　　80年代泸州诗人曾涵复主编了《异崛诗人》，而90年代杨雪接手的《龙眼树》诗歌报，见证了泸州当代诗歌的历程。80年代的内江太阳群诗社，90年代陶春、刘泽球的《存在》，到当下的《新时期内江新诗选》，呈现了内江当代新诗的发展。2009年的《宜宾文学作品选》，展示了宜宾诗歌的实绩。遂宁诗人胡亮主编的《元写作》、眉山市的《东坡诗刊》，已有了一定的影响。
　　蜀文化区，以成都为中心，充满了诗性之力。一马平川的平原，浓厚的商业气息，闲散舒适的蜀文化区，诗人们让生命自己说话，让世界自己表达，让命运自己轮回，在意境中聆听生命，孕育出创造的气息和自由的火花。
　　2.巴文化区
　　1984年李亚伟等在南充创立“莽汉诗歌流派”，之后何承亨主编的《曲流》诗刊，罗敏主编的《天下诗歌》，扇尘主编的《私人诗歌》，已在全国渐渐显示出独特的价值。
　　90年代袁勇在阆中主编的《阆苑》、《地铁》、《名城文学》、《诗研究》、《诗歌创作与研究》，具有连续性，有着较大的影响。蓬安黄子毅主编的《汉语诗荐》、《驿站诗报》也有一定的影响。1998年史幼波主编的《诗境》，作为《锋刃》、《诗研究》的合刊在广元出刊，显示出一种激荡的诗歌精神。
　　在巴渠地区，50年代有李冰如，六七十年代有梁上泉，80年代有“新边塞诗”代表杨牧。90年代庞清明主编的《第三条道路》，2011年旨在培育大巴山优秀诗人的《大巴山诗刊》出刊，成为一道独特的诗歌风景线。
　　巴文化区，以重庆为中心，抗战时期大批诗人先后来到重庆，奠定了巴文化区丰富的诗歌基因。因山的性格而演化出了男性化的巴文化，他们在诗坛上展现出高亢昂扬的“生命强音”，映照出叛逆的、积极的生命精神！
　　3.攀西—川西文化区
　　当代四川活跃着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他们集聚在《凉山文学》、《草地》、《贡嘎山》周围，为四川当代新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当然，早在1970年汉族诗人周伦佑就开始在西昌进行诗歌写作，并于1986年创立非非主义。之后《山海潮》、《跋涉者》、《声音》、《女子诗报》、《彝风》、《独立》，更展示了这片土地浓烈的诗性精神。
　　吴琪拉达第一个突破了彝族传统诗歌五言古体的形式，开始了彝族当代新诗的全新面貌。之后的吉狄马加、阿库乌雾、倮伍拉且等成为了彝族现代诗人的代表。川西藏族新诗依靠藏文化，占据独特的川西地域，走出了阿来、列美平措、蓝晓等优秀的川西藏族诗人。川西羌族新诗，在“释比”传承的民间文学基础上进入到当代，羊子等一批诗人逐渐成长起来。
　　少数民族诗歌中充满了对于“神灵”的描写、感受、膜拜与皈依，对于“神灵”的祛魅而造成的精神空虚、价值无根的现代社会来说，“神灵的降临”无疑是有效的精神补偿和价值灌溉。
　　明何宇度曾说，“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有着漫长而深厚的历史滋养的四川当代新诗，在当代新诗走向集大成之时，值得我们期待。

　　

诗歌之栖居地——成都

        虽然地居西部内陆，四川却总能与一系列“开天下风气之先”的事件联系起来。司马相如、李白、苏轼、郭沫若……一从这片土地走出去，便雄踞诗坛，成为霸主。新时期以来成都诗歌的表现，在艺术的创新方面锐意探索甚至无所顾忌，为成都诗歌乃至整个当代诗歌创造了更多的新质。

　　1.《星星》诗刊

　　1957年《星星》诗刊在成都正式创刊，是共和国的第一本纯诗歌刊物。1960年因“精简调整”而停刊。1979年复刊后，持续性地推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诗人和诗歌作品，其价值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星星》诗刊内部，可以说由《星星》编辑部的编辑们构成了当代诗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诗人群——“星星诗人群”。白航、石天河、流沙河、叶延滨、杨牧、张新泉……他们既是编辑，又是非常优秀的诗人，他们的创作为当代新诗的发展贡献出诸多有意义的探索话题。

　　2.“成都归来者”

　　1980年艾青出版诗集《归来者的歌》的同时，成都诗人流沙河写了《归来》，四川诗人梁南也写下了《归来的时刻》。成都的一些老诗人，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反思色彩，加入到了归来者的合唱之中。同时也以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开创了归来者新的诗歌空间。除了集中在《星星》诗刊的一批老诗人之外，以孙静轩、雁翼、木斧、高缨、王尔碑、傅仇、沈重、戴安常、唐大同等为代表，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成都归来者诗群”。他们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写出了重要的诗篇，都在文革失去了自己声音。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呈现出灵敏的现代情绪感受力。

　　3.“第三代诗歌”中心

　　如果说，北京是中国“新诗潮”最主要的大本营，那么成都则可以说是“第三代诗歌”的中心。1983年成都诗人等创办的《第三代人》，刊名就成为新一代诗人的代名词。1984年，“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成立，聚集了成都乃至四川范围内的重要青年诗人，成为成都青年诗人、先锋诗人的大本营。之后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非非》、《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第三代人》等诗刊，都是“诗协”影响之下的产物。“第三代诗歌”中代表性的诗歌流派，莽汉主义（南充—成都）、整体主义（乐山—成都）、非非主义（西昌—成都）、新传统主义等，大都立足于成都，然后辐射到整个四川，以独有的个性屹立在整个第三代诗歌群体之中。他们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4.上世纪90年代诗歌中的“四川五君”

　　“四川五君”，活跃于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诗坛。首先是1986年香港中文大学所办的刊物《译丛》，以介绍欧阳江河等七位四川诗人的作品为主。之后1995年德文本《四川五君诗选》在德国出版，入选了欧阳江河、柏桦、翟永明、孙文波、钟鸣五位诗人的作品，凸显了他们的诗学价值。在上世纪90年代诗歌中，他们告别青春写作，提倡责任意识，展现出繁复、综合的诗歌技艺。

　　5.成都诗歌民刊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一些诗歌民刊，成都的诗歌领土上还活跃着一大群诗歌民刊。早在1963年成都的“野草沙龙”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编辑过多种诗集，预演了一场新的诗歌时代的来临。1982年钟鸣油印编选《次森林》，成为第一本南方诗歌地下杂志。之后的《象罔》、《红旗》、《玉垒诗刊》、《诗家》、《山鹰魂》等民间诗刊都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大潮中显示了自己的特色。1990年的《反对》，明确提出了“中年写作”这一个上世纪90年代诗学的重要概念。新世纪以来，成都诗歌民刊更是全面突围，不断推进当下诗歌的发展。《人行道》、《在成都》、《幸福剧团》、《屏风》、《鱼凫》、《芙蓉·锦江》、《格律体新诗》、《自便诗歌年选》、《零度》、《蜀道》、《或许》等在成都创办，它们扎根于成都，呈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诗歌文本，使成都具有了无比丰腴的诗歌因子。

　　成都诗人们热爱、痴迷、投入于诗歌的激情，与无拘无束的自由姿态，以及充满批判、挑战精神，张扬着涌动不竭的创造力，使诗歌不断地闪耀着生命、自由和创造的火花。成都，实乃当代诗歌理想之栖居地。

　　王学东（1979—  ），男，乐山人，文学博士。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文系副主任。主要研究当代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