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件]：中国知青民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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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民间记忆     
第一集回首历史 众说纷纭
重庆沙坪坝公园里的红卫兵公墓是中国至今保存规模最完整的文革墓群。百位在文革武斗中丧生的红卫兵埋葬在这里，他们当中，绝大都数人的年龄在十六岁到二十岁出头。
一九六八年，七十五岁的***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由此，一场与文化大革命相伴相随、同样是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最高潮。
在无谓的“战场”上做了无谓牺牲的年轻人葬身于此，或者死无葬身之地。在另一个“战场”、在偏僻的远方，上山下乡运动成为另一群年轻人在劫难逃的命运。
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特殊的名词，叫知青。这个名词的背后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罕见的一场大迁徙，是一场名为上山下乡的浩荡运动。它历时十年，耗资三百亿人民币，牵动上亿的城市人口，牵动了几千万家庭。如今，当年的知青们已经齐齐整整地进入了知天命之年，他们的孩子也到了当年他们上山下乡的年龄，而这一段历史，仍然是众说纷纭。
如此宏大的这一段历史，同时也是着落在具体个人身上的私人的体验和一些个体的命运。所以我想或许我们能够通过我们所捡拾到的云贵高原那一片红土地上，历经三十年风雨剥蚀的一些来自民间的记忆，来忠实地做一些记录，记录那些最个人、也是最集体的原生状态和灵魂处境，记录被这段历史所改变的种种的命运，被那片土地所赋予的种种的性情，以及被那场运动所割裂的一代人的青春。
云南，从一九五八年便开始接收支边的知识青年。一九七零年三月一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后，共有十万名知识青年被陆续送到这里，成为兵团战士，他们来自上海、北京、成都、重庆和昆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设四个师，三十二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一九七四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撤销，改为国营农场。二OO四年年末，我们来到云南几个国营农场，以及上海、成都、重庆等几座城市，寻访当年的知青，搜寻他们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遗留的生命痕迹，捡拾他们从这里带走的青春记忆。
晓楠：这么多年以后你再踏上那一片土地，是什么感觉？张：首先想亲近它，就想像的是我到了那块土地，我想亲吻那块土地，但一旦到了那块土地，我就真的躬不下身亲吻那块土地了。我想逃离那块土地，我们一万多知青消失得无影无踪，听不到歌声，听不到胡琴，二胡，笛子，口琴，小提琴，手风琴，听不到这种声音。
晓楠：所以你再去，觉得静得可怕。
张：静得可怕。
成都市区一间废弃的厂房，被知青们改造成一个名为“歌友会”的俱乐部。每周三这里有一次知青聚会，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当年的云南兵团知青。
晓楠：现在再跳原来那些舞蹈，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愉快，高兴。
晓楠：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重新发育。小的时候没有发育，这一下一跳就发育了，就会感觉长大了，又有一个感觉长小了，大小只要幸福，人就是快乐。我们从前经历很多悲惨的事情，但不谈这些问题，没有谈头。如果我们永远往后头看的话，这个人就悲哀了，我们朝前头看。
拖拉机手比画家光荣
一九六零年，中国政府开始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已经形成制度。到农村去，是当时无数城市青年无可逃避的命运。
虎豆：当时国家政策，成都的政策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我们家六个就要抽三个。
晓楠：你下去之前，你们家是什么情况？
我们家是六个弟兄，六个都是儿子，那么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候实行粮票，六个儿子吃饭都是处于半饱状态，为了吃饱，就是吃稀饭，一天三顿稀饭。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每节课下课都要去解手，因为喝的是稀饭，晚上都要尿炕，身体差嘛。那个时候都很困难，是这么一个情况。父母工作相当累，我是我们家最调皮的一个，特别我能吃，我走了就不占家里的口粮了。
许世辅，成都下岗职工，现在在做房屋租赁中介。和许世辅一样，张青聪也是1971年初中毕业的成都知青，现在是成都市小有名气的艺术家。
晓楠：当年你是什么动机下得乡？
当时还没想到当画家，当时已经在喜欢画画，当时想的是能到农场吧当一个开拖拉机的，就很了不起这么一个工作了。
晓楠：画家那时候在你印象里比拖拉机手差远了?
因为拖拉机手是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工作，画家那个时候感觉到是一个个人的理想，它只是一个人的爱好，当时感觉到拖拉机手好像是更实实在在的一个工作。
晓楠：也更光荣。
目前在四川某学院教授中文的著名知青作家邓贤，也是一九七一年初中毕业的成都知青，对他来说，上山下乡是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唯一一条路。
邓贤：没有理由不下，你没有任何理由不下。何况我妈当时，我妈是解放后才高中毕业的，但是那个时候把我妈弄成黑五类之类的，老是在街道上还要学习，如果是我不下去的话，那就是她的灾难，那绝对要弄来批判什么的。实际上是没有前途的前途，只给了这一条路。
在激情中被裹挟
一九七零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同年成昆铁路通车。从那一年开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到各地中学招收兵团知青。
虎豆：好男儿志在四方嘛，就是有一种男儿的神圣的使命在里面。还有一个诱人的就是每个月发工资。
邓贤：工资是二十六块，然后在边疆，就是国境线边上，那特别神秘，那里是热带地区，物产特别丰富。
虎豆：主要就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一跤抓把花生米。
邓贤：然后我们去了以后是穿军装，发枪，但是没有领章帽徽。
虎豆：发军装，发枪，发锄头，一手扛枪一手扛锄，又建设边疆又保卫边疆。
邓贤：觉得挺光荣的，一想到的就是康拜因，是不是？当时苏联的农场，康拜因，觉得麦浪滚滚，然后英姿飒爽，还有这么多年轻同学，朝气蓬勃，对不对？当时我们小的才十五岁嘛，大的十七岁，简直觉得本身人人都是火种，不用点就会着。再加上他一煸动了以后，肯定人人都，简直燃烧得不得了，其实很多人都是被这种激情给裹挟着去的。
当时的大多数人已不再将上山下乡当作理想，而是视为畏途。此时来临的建设兵团的神话给即将毕业插队到农村的中学生带来一线希望。
邓贤：我们班上一报名，报了多半，能不能回得来不考虑，有多远不考虑，有多苦，其实完全没底。但是吧，这么多人都去，这么多同学都去，咱们想把那个困难是不是踩也给踩平了，感觉像什么，像出去学农劳动。
虎豆：于是呢，我们就纷纷写决心书，有的还写血书，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回去就跟家长汇报。我们父母坚决不同意，因为下农村呢，也可以几个月一年半载回来一趟，你到那里去，天远地荒的，我说你再阻挠，我就告工宣队了，你就是阻碍毛主席革命路线了，你就是，说大点你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这个罪名你就担不起。她说你要把我憋死气死，我说那么多人都去了，要发工资的嘛，发工资了我就寄钱回来。
许世辅软硬兼施仍然没有说服他的父母，母亲为阻止他报名，将家里的户口本藏了起来。
虎豆：我在家里面找了一天没找到，第二天又找又找，终于翻出来了，全部箱子搞烂，敲开，到处找，把它找到了。找到了，自己到派出所拿着学校的介绍报名，去把户口销了，一毛七，就把它销了，一毛七就把我的终生买断了。
误生的一代
晓楠：我听到有的知青感慨说，他们是误生的一群人，他们恰好降生在了一个不应该的时间，不应该的地点，恰好降生在了那样一段不应该的岁月。自降生之日起，他们就因着家庭的背景不同被划分出了不同的阶级，虽然实际上最终无论是出自哪里，上山下乡仍旧成为他们共同的宿命。而那遥远的边疆，那无限荣耀的兵团，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那些红色家庭出来的子女们要骄傲地证明自己，而黑色家庭出来的子女们要奋力洗刷自己，他们所寻找到了一片共同的精神圣地。
一九八六年从工厂辞职后，张清聪一直从事个人现代艺术创作，多年创作的数百件作品摆放在他的家里。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是这件由三个蛋组成的作品。
张：这个题目是龙生龙，凤生凤，想表达一个以前对血统论的那种反思，龙的蛋和其他蛋都不一样，生来就带有鳞甲的，这是凤蛋，你看凤生下来它就带有羽毛的蛋，当然这是一种很浪漫的想像。我们那个说法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耗子这个蛋就算，用一个鸡蛋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吧，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
三个台阶，一种阶级成份论那种感觉。
在上山下乡的两条路——插队和去兵团中，张清聪选择了后者，由于父亲是右派，他曾经担心自己的报名不会被批准。
张：我父亲是右派，这种右派的话，如果在农村里的话，就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会把我划入到黑五类当中去，我想到兵团的话，他批准我去，他就承认了我有资格继续改造，就是有改造好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兵团对我是最适合。
晓楠：改造自己去了。
改造自己，当时说出生不能选择，但是道路可以选择，我就决定选这么一条道路。
摆脱出生阴影
一九七一年，上海知青诸炳兴也报名参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时诸炳兴因为会画画已经被工厂召去搞宣传，每月有四十二块钱工资，这在当年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中间是令人羡慕的。他选择去兵团，是希望摆脱家庭出身在他心底投下的阴影。
诸：当兵永远当不成的，像我这种提干当兵是不可能的事，不现实的。两代黑啊，五类分子两代都是你家里，我就是这样的，然后他说你要表示一下决心，我的档案里面还有我的血书。
诸炳兴写了一封与反革命父亲断绝关系的血书。
诸：我是划清界线，跟父亲政治上划清界线，分道扬镳。我虽然是你儿子，但政治上我们不是父子关系，父子关系从今以后我们脱离了，我也不要再受政治上的压迫。
经过兵团的审察，诸炳兴终于收到了这张被录取的喜报。
诸：到现在，他把我的通知书买个了镜框挂在我们家最醒目的地方，我家里一个大的客堂中间，儿子，这是我们家最大的荣誉，我们全家没有人当团员，没有人当兵，没有人提干，没人读大学，最大的荣誉，我儿子在兵团。
许世辅也如愿以偿地收到了喜报。
虎豆：喜报贴上墙了，然后有些邻居街坊们就来贺喜嘛，你们这个儿子有出息，当兵去了，我听到高兴得很。
晓楠：你妈妈接到这个喜报是什么反应？
我妈妈接到这个喜报，我晚上就看到她在给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嘛，边收拾东西，她边就在流泪。我说妈你做啥子嘛，有啥子嘛。她说没什么，她说我眼睛里掉个渣渣，我没什么。
走之前你妈妈给你嘱咐什么吗?
那个时候我妈说些什么我都忘了，但我姐夫说了句话，他说你要好好工作，争取到北京见毛主席，当时说这话他是由衷的。
诸炳兴的父亲当时正在接受革委会的监督审查，他是没有资格给儿子送行的。
诸：他不能出来送我，他很矛盾，为了我，儿子走了。我找半天，我说父亲去哪里了？我知道他在门后头哭。后来我去了以后，坐了火车以后，一直想这个，我去了要争气，这个镜头一直在我心里面。
送别
晓楠：我想我已经很难准确地说出究竟有多少文学作品书写过，有多少影视剧集再现过，多年前在中国各个城市的火车站上曾经无数次重复上演过的那一幕离别景象了。当火车刚刚开动车身摇晃的第一个瞬间，送行的父母们，车上的孩子们就像是同时被扳动了情感的筏门，此起彼伏地哭成一片。
那时候，喇叭里仍旧放着激昂的送行歌曲，周围仍旧是红旗招展。虽然这一幕已经无数次的被艺术作品呈现，可是我相信，没有亲自置身于那悲情和豪情的海洋当中，对那一切，仍然很难真正体会。
虎豆：我们自己走到火车站去的，戴上大红花，戴上支边青年的胸章，就跟当年的志愿军，八路军戴的那个胸章一样。
晓楠：戴那胸章觉得特自豪?
嗯，你光荣了嘛，送的时候，走出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唱着革命歌曲，背着背包，手里面提着个网兜，有的是穿着军装，就是唱着革命歌曲，就一二一，一二三四，很豪迈，很豪壮的，甩开大步，唱着歌曲就在那儿走，爸爸妈妈就在后面拉，那种场景就是，烦得很，我们就走了，我们就要走了，别拉别拉。
诸：去的时候跟你讲，我们坐的当时的像现在的公交车一样的，敲锣打鼓，有乐队，浩浩荡荡从南京路，我们现在国际饭店下面一直到北站。
虎豆：火车站里面闹得，又是锣鼓宣天，又是奏的乐队，反正很复杂，我们当时也很兴奋，处在极度兴奋当中。
诸：下面一片人，母亲父亲爷爷奶奶都有，送子女的，送自己的孙子孙女的。
虎豆：我的老母亲也来送我，千叮咛万嘱咐，听不进去，总觉得婆婆妈妈的，就不晓得儿走千里娘担忧。
张：反正反复叮嘱就是多来信，一定要听党支部的话，一定要好好工作，要争取入团入党，我母亲还专门写过一封信，如果你入党的话，好像是光宗耀祖的一件事情。
诸：我捧着个毛主席像去的，自己画的，油画，我从上车就一直在捧着它，像我祖宗一样捧着它。
晓楠：你是想告诉大家，自己是(积极的)。
诸：是，我很忠啊，这毛主席像是我亲手画的，我一直想证实我是积极的，我要上进的，你看毛主席像我都画了，我要把它抱在手里，带到下面去。
张：汽笛一拉响，"呜"，火车马上要开了，然后下面的红小兵敲锣打鼓，有的呼口号，欢送大哥哥大姐姐到边疆去，很热闹，我也看过几次，送其他学校的同学，这个场面也知道，但是轮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眼泪要掉下来。
诸：火车一叫，那个心就揪了，看到我母亲在嚎啕大哭。
张：看到我母亲，我姐姐她们眼泪都流出来。
张：那个时候车子上的人也在哭，下面的人也在哭。
诸：一片哭声，军乐队在奏乐。
被集体放逐
邓贤：开车没多久，我觉得就变成欢乐的海洋，大家觉得挺好玩，真是挺好玩的，觉得一起出去旅游，这么多同学。
张：我觉得好像突然痛苦之外，好像有一种快乐，好像飞向一个远方的快乐。
邓贤：因为太年轻了，那么越是年轻的人，他就觉得希望越多。
虎豆：然后就唱革命歌曲，一路上就振奋，革命青年志在四方。
知青们坐了两到三天的火车，到达昆明后他们还要转乘汽车，在云南境内他们就要花费近一周的时间，边疆比他们想象得更加遥远。
诸：火车换卡车，我记得我们是六十多辆卡车，前面坐人，后面装行李，上海人跟四川知青完全不一样，特别是上海郊区那批人去，他很多很多东西，甚至还有家具。那么他的行李后面过去都有拖车，云南的很多，前面是一个解放牌汽车，一个篷布，后面拖着行李就一车行李，排得整整齐齐的，六十多辆大卡车，浩浩荡荡的，那个时候青年热血沸腾，就要当兵去了。
邓贤：边滇西方向走，走着走着就见到大片大片的森林，荒山，没有人迹，然后过了怒江那就更是死(荒凉)了。第五天过那个怒江大桥，那个地方已经是边境了，桥上站着当兵的，而且两边是悬崖峭壁，看着特别荒凉。然后所有的人全部下来，空车过去，然后人排着队检查证件过去。当时就有很多女生就坚决不过桥，就开始大哭，要回去了，就是不愿意再往前面走，说要回成都。当时护送我们还有很多老师，学校老师就出来做工作，就告诉他们，以后两年一次探亲假，还有什么什么，就交待政策，然后连哄带拖，带拉，怎么也全部给拖过去了，只要过去了以后，再上汽车就由不得你了。
诸：我们那个车是卡车装到营部，营部然后用柴油车送到连队，我听我那个驾驶员讲，这个车是抗美援朝的时候烧煤的，后来改装成柴油车，那个车"轰轰"送下去。然后有的是马车，就坐着马车，晚上，路是越走越小，车是越走越差。从火车汽车到马车，上连队，一到连队，一看，我心里全部凉了，我想像当中的兵团是个部队，是个青年人的地方，是个像样的营房，什么都没有，有些老工人就光着脚穿着花短裤，打了个赤膊拿着毛主席语录在欢迎我们。
张：我是最后到农场的，因为我们是货车，我坐驾驶室，跟那个司机在一起，然后我到农场以后，所有的欢迎场面我没见到，我见到的是知青欢迎我个人的场面，刚刚到我们下面，孟定一营，正好是大概下午五六点钟吧，下班了，下工了，看到知青在公路两边扛着锄头，然后就对着我在说，你上当咯，你上当咯，你上当咯。
诸：那时候天晚上一片漆黑，一盏小小的煤油灯，还有些房间没有床，拿竹板搭起来的，里面外面都看得见，床是哪里来的呢，四个毛竹搭起来，自己去砍，砍了搭起来，好，那天嚎啕大哭，然后我们上海知青就开始唱沪剧，《星星之火》，最悲惨的那段沪剧。
张：我看都在哭，我也悲从中来，大家哭，我也跟着哭起来，第一天到了，当时大家都哭起来了。
晓楠：可是你们不也想到广阔天地里来吃苦，来改造自己吗？
张：是啊，那种吃苦好像是种抽象的苦，真正的苦摆在面前的时候，你就傻眼了。
晓楠：在当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当中，选择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那些知青们，大多是除了饱含这一腔革命激情之外，还饱含着一腔对边疆这一幅幅的很有神秘感的旖旎风光，对我身后这一幅幅绿色的画面的一种热望。当他们到来的时候，边疆并没有让他们失望，边疆的确是以着诗情画意的一幅幅画面迎接了他们，但随后迎接他们的就是颇为严峻的生存现实了。于是，诗情画意以最快的速度消失着，当年那些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上山下乡汪洋大海当中去的知青们，迅速的感受到了沧海一粟的孤独，而当年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们，也是在一刹那之间发现，他们在这个时代，被集体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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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大视野]滚滚红尘 中国知青民间记忆

      主持人： 陈晓楠

      个人的命运承载着宏大的历史，历史巨轮深刻地记录在微小的个人生命中。

      在文化大革命的火红年代，1968年12月22日，75岁的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近2千万城镇青年学生中断学业，被陆续送到中国的贫穷乡村和偏远边疆，从事纯粹的体力劳动，成为农民、农场工人或所谓兵团战士，政府美其名要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却是借着农村来解决社会秩序混乱和城市人口膨胀所造成的就业问题。

      2004年年底，凤凰卫视摄制组来到云南、四川、重庆和上海，采访了当年的云南兵团知青。这群拥有共同历史共同记忆的人、今天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相同的是，他们的命运和性格烙下了那个年代的印记、染上那片土地的颜色。

      凤凰大视野于2005年年首推出「滚滚红尘—中国知青民间记忆之红土地篇」，以民间记忆的方式和回忆片段，记录那段被历史改变的命运，那片土地曾赋予他们的灵魂，以及被那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所割裂的灿亮青春。

      当这场匪夷所思的运动即将落幕时，改革旗手邓小平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主持人陈晓楠将一连五集带你探讨这批被喻为「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知青上山下乡期间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这场绵延了20年的运动，使中国数千年的农民流民历史第一次演化成壮观的市民流民历史。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迁徙运动中，10多万城市知青从四面八方来到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那年代，个体精神被集体意志所掩盖、个人选择几被剥夺，个人命运如草芥、如尘埃。10多万知青如同10多万微尘被狂风席卷在红色土地上。历经了8年的屯垦戍边，有人留在那里，有人重新回到城市。如今，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们已经昂首迈步进入知天命之年。

      青年时代原是一生中最光辉的岁月，吸收新知、最有干劲，前途无限、不尽的憧憬和无数梦想。上千万的城市知青经年下放到农村，使其原本不完整的教育更支离破碎、既耽误恋爱、婚姻，工作也没前景、经济拮据，缺乏竞争能力，即使最后回到城市也只有走向社会底层，困窘从此追随一生。凤凰大视野无力展示历史全貌，更无意评说历史功过，只盼与观众一起审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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