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件]：中华口述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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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口述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笔谈

作者：左玉河

2005年08月20日

2004年7月8日，由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研究会主办的“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研究》杂志社、扬州大学等60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口述历史的研究现状、规范与特点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史研究会负责人庄建平报告了口述史研究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以及今后的工作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党委书记、常务副所长张昌东，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程中原对口述历史研究会表示祝贺和支持，并对口述历史研究会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希望。与会专家认为，口述历史是非常值得做的工作，应该尽快投入更多的精力、人员，落实口述历史课题的构想。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名誉会长丁守和研究员、会长耿云志研究员、常务副会长车前研究员、扬州大学副校长周新国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朱汉国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梁景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所副所长林乾教授、江苏人民出版社一编室主任金长发编审、《近代史研究》主编曾业英、《历史研究》主编徐思彦、《光明日报》理论部《历史周刊》主编危兆盖、《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吴思先生、《中国青年报》总编潘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虞和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姜 涛、王建朗、闵 杰、雷颐、闻黎明、汪朝光、马勇、王奇生、李学通、左玉河、金以林、李细珠、刘萍、卞修跃等60多人与会。因发言时间有限，有的与会者未能充分展开。为此，特组织此次笔谈，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提纲及全文刊登出来，供大家讨论。     这次发表出来的是第一批11位专家的意见。随后刊登第二批专家的意见。     庄建平（口述历史研究会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口述历史学可被简要定义为，经努力搜集和运用口述史料而探求历史真相的一门学科。人类在未发明文字之前，便世世代代以口传诵者自己的历史。大约公元前九世纪诞生于中国的《诗经》、《尚书》，即凭藉珍贵的口述史料撰写而成，人们可以从中窥见部分古史的原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作是口述历史的雏形。其后如司马迁的传世之作《史记》，更是集口述史学和民间文献资料之大成的巨著。     近世以来，尽管记录社会变迁的文书档案日积月累，浩如烟海，但海内外学术界仍不遗余力地推进口述历史的工作，以弥补文献记载之种种不足。海外的口述历史学已有相当的发展，比较成功的例子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皆长期致力于有关近现代中国口述历史工作，并且多方筹集资金，搜集相关的民间所藏公私档案文书。其资料的丰富和学术价值，受到世界各国学术界的重视。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计划，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政治家、外交家、学者如李宗仁、顾维钧、胡适、张学良等，均在其帮助下完成了他们口述计划，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产生了广泛影响。     中国原本拥有源远流长的口述史学传统和无比丰富的口述史料资源，民间所藏公私档案文书数量巨大，更难以估量。中国台湾学术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在胡适、郭廷以倡导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率先垂范，口述史工作成就斐然。其刊行的口述历史丛书，已达六十余部。中国大陆学术界，五十年代以来，历史回忆录的编辑出版，虽然取得了相当成绩，然而，尚未有组织地用科学方法推进口述历史的采集、编辑和研究工作，尚未结合口述史工作，对民间个人所藏的公私文书等宝贵资料进行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     有感于此，成立中华口述历史研究团体，事在必行。最早提出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会的是车前同志，时间是2000年，并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者的响应。此后，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政协、全国妇联、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社会科学院、共青团中央等部分历史学者牵头，发起组建民间团体——口述历史研究会，并制定长、中、短各种计划，争取在若干年后成为近现代中国民间文献和口述史料的收藏、研究的重要学术团体。在此后的四年间，组织工作仍旧继续进行，与四川、湖南、湖北、广东、江苏等社科院、文史资料机构联系，落实了研究会会刊《当代史资料》（已出5期）的出版工作，出版了《文强口述自传》，在学术界及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前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拟从两种途径开展采访工作，一是以人物为对象的访录工作，二是以事件为对象的访录工作。内容涵盖民国沧桑，抗战风云，解放战争，民营工商业的坎坷道路，乡土风俗变迁，知识分子的心路，知青岁月、现代化改革诸方面，主要采访我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科技等各个领域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或重要历史过程的当事人、亲历者，请其忆述其亲身经历、所见所闻，通过现代化技术录音、录像、光盘等手段，记录、整理、恢复和再现历史的真实，为人们提供真实的历史资料。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新兴的手段，会带来历史学领域新的活力。在未来将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广泛搜集民间个人或团体所藏之珍贵文献资料，建成民间历史文献史料中心，以供世人深入了解和研究历史之用。近期进行的项目有：《文怀沙口述自传》、《欧阳慧口述自传》、《马金凤口述自传》、《谭云鹤口述自传》、《刘敬坤口述自传》、《江海的碰撞——丁守和口述自传》，及《抗战保育院史》、《50年代的华北土改》、《见证历史——日寇细菌战受害者口述》等。计划每年出版3-5种，五年间力争完成20部。     口述历史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工作。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必须遵照本会宗旨，制定严谨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全部访问记录和经整理的定稿，均由本中心资料室应制定严密的保存制度。凡暂时不宜公开发表或不宜查阅的资料，或不宜公开的个人资料，本中心将与受访者协商保存年限。必要时以法律手续规定之。凡能公开出版的口述史料，著作权属访问者，书名或篇名应标明受访者姓名，作者应包括访问、记录、整理者。凡各种历史文献如日记、书信、电稿、笔记、家谱、著作、传记等，愿意捐赠或见示者，其捐赠部分，由本会资料室设专柜保存；其见示部分，本中心可代为制成副本，予以妥善收藏。凡所捐赠或见示之物件，可否供公开阅读，或依何种条件开放给公众，也由双方商定。     程中原（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工作。历史的信息，最重要的载体一是档案，二是记忆。所谓文献，就是书面的记载和口头的流传。与历史的各分支一样，口述史有三个层次：史料、史著、史学。搞口述的人，必须具备史学研究者的基本素质，所谓才、学、识、德的要求。我们做口述史的目标，是建设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口述史学。为此，一要重视我们自己已经做过的工作，肯定成绩，总结经验，发现规律，上升到理论，形成学科体系。二要借鉴国外有用的的经验和理论成果，但不要照抄照搬，拿来套，不合甚至就不承认其为口述史。为了搞好口述史工作，我认为应该解决好几个认识问题：（一）回忆录与口述史，实质上是一样的，只是方式、工具不同而已，现在说的口述史应该包容回忆录。（二）对象与题材，突出主角兼顾多方面。至少从我们搞国史研究的实际需要，从我们的实践来看，采访重要人物，请他们讲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经过，以及其间重要人物的功过、人民群众的作用（包括创造）等等；或者请各种亲历者回忆、讲述重要人物的言行、思想，待人、处事，即要人大事，这些是主要的对象和题材，有些带有抢救性质。当然，采集普通群众的口述史料也是有意义的。历史从上层看和从下层看，都需要，而且只有这样才全面。但人力有限，我们单位做，还是先抓住决策者。可以按各自的意愿、需求和条件去做。不能说搞普通群众的东西才叫口述史，甚至对老一辈革命家、对领导干部加以排斥。（三）零碎片断的史料和系统全面的叙述（可以成为史著）都是需要的，各有各的用处，看你是解决什么问题。当然重点要放在后者。两点论又是重点论。（四）脱口而出与深思熟虑，那个更真实？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有一个辨伪的问题，要下去伪存真的功夫。一般来说，我认为后者更好一些。现在国内出版的一些重要的口述史著作，都是口述与查证档案（甚至与研究）相结合的，解决了回忆的差错、遗漏的问题，更为可靠，我以为应该提倡。（五）发表和保密，不以发表为目的，但要以能够公开发表为质量要求。尊重当事人，遵守规定，注意保密，需要报批后发表的报批。（六）队伍、机构，专业的与非专业的，以专业为主。专门机构、专业队伍，除个别人在一段时间里专搞之外，也不可能都专搞口述史，兼职、兼业还是主要方式。从史学工作者的主要业务之一的要求和史学工作者需要具有的才能（必备的本事）来讲，搞口述史应该是一项基本功。应该培养历史专业的学生具备这项基本功。通过学会、研究会组织史学工作者来搞口述史，这是建设队伍、开展这项重要工作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搞口述史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做不好的。     姜 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首先祝贺口述史研究会的成立。今天的会，应该说就是一个“挂牌”亮相的会。口述史现在很热。三个月前，我们政治史研究室刚刚召开了《中国知青与口述历史》的报告会，由刘小萌主讲，在座的有些同志也来了。可见口述史的研究确已成了气候。研究会的成立，“此其时也”。口述史热了起来，这是好事，各行各业都感兴趣。但中国人做事容易“一哄而上”，表面上很热闹，弄得不好就有可能“一哄而下”。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踏踏实实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是史学工作者作口述史，应发挥我们的长处，也就是有历史感。什么叫有历史感，无非就是对事物发展的过程流有较好的把握，开始怎样，后来怎样，最后怎样。口述者中也有历史感很强的，比如程老师提到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但其他人就不一定，尤其是一些普通劳动者，很可能就没有什么时序的概念。这就需要我们史学工作者发挥作用。要加强口述史的研究，加强理论方面的探讨。比如牛大勇提到的所谓“有选择性的记忆”的问题，就很值得探讨，既有社会的原因，也可能有人的生理上的原因。记忆的功能也许就是“扬善抑恶”，只记住一些美好的、对自己有利的，回避或忘却一些不好的、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希望能在年底出席在扬大召开的口述史研讨会，届时能有更多的高水平的研究论文。     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秘书长)：口述史在大陆是刚刚新兴的学科，但在海外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因此应该高度重视口述史工作。这次大家聚集一堂，共商推动口述历史研究，说明大家都有共同的心愿。我愿意为推动口述史做一点铺路工作。这次会议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以后这样的会议还会召开，但方式就不同了，不是务虚的，而应该是互相介绍经验，介绍做口述历史的心得、体会及成绩，到那时，方真正能够称得上“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仅仅能算是学术座谈会。     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条件有二：一是人员，二是经费。先说人员，必须有人真正将其作为事业来搞，这是需要投入很大精力、时间的工作，并且这种工作是替他人作嫁裳的工作，是一种类似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是为学术界提供宝贵的口述资料，是抢救资料工作。没有一点献身、风险精神，是做不好这项工作的。二是经费，目前主要靠募集，经费拮据。一方面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加以推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口述史的价值，愿意投资，愿意赞助这项事业，另一方面需要从事口述研究者拿出一流的成果来，让赞助者看到成绩。     我接触这项工作已有两三年了，感想颇多。一是必须抓紧时间赶快投入实际工作中。一个老人的经历及国见所闻，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办法讲出事件的真相，现在条件成熟了，愿意讲了，也能讲了，我们应赶快让他讲，记录下这些宝贵的资料，否则，说不定哪天这位老人就走了，带来巨大的遗憾。走掉一位老人，就等于带走了一部历史，或许一些历史内幕，人们再也无从知晓。这是历史学界的损失。二是不能搞短期效应，对于那些具有历史价值而不一定有社会经济效益的口述资料，不一定能够立即出版，即使出版了也不一定能赚钱，但我们仍然要搞。我们的目标是保存第一手口述资料。争取让受访者没有任何顾虑地讲出他所见、所闻的事情，即便涉及他人及当事人也不要怕，这些东西在发表时可以保留下来，不便于发表者暂且不发表；待日后条件成熟时再发表；但必须首先无顾虑——口述史研究无禁区，受访者无顾虑，把自己知道的毫无保留地讲出来，但发表有策略，有纪律——目前不宜发表者不发表，暂时先保留下来，待条件成熟后再来发表。     口述史工作对采访者的要求很高，需要你选定受访目标，受访内容，大量的准备工作。在采访时时要注意引导受访者讲出史料价值高的东西，而不在个别枝节上纠缠，需要对受访者的情况、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等十分了解，在采访时不断纠正受访者，使其回忆更加准确——这实际上是双方共同会议和再写那段历史，重现历史的场景，再现历史的真实，采访者要让受访者充分信任自己，愿意讲真实的东西讲出来，但采访者要时刻保持理性，有判断力，这样才能将工作做好。为此，必须制定采访者的工作章程，严格执行。     口述史的规范问题，口述历史研究会有章程，口述历史研究会与采访者、与受访者均有协议，出版权、版权所有全权等，采访者与受访者间的协议，研究会与出版社的协议，采访程序及工作规程等等，现在正在制定中，必须严格执行。这些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基础和保障。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史语所已经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美国一些学者的做法也值得借鉴。目前口述历史研究会的这些章程、规则、工作手册正在制定中，并且已经有了初稿，在征得有关专家的意见后，可付诸实施。     为保护口述资料的知识产权，保障口述者的权益，并规范口述历史记录整理者的运作，访谈人与受访人特签订如下协议：一、本会委派专业研究人员与受访人共同拟定口述计划，受访人根据计划口述自己所亲历的往事或所见所闻；访谈人或记录整理者则本着忠实原则记录和整理受访人的口述资料；二、所有口述资均由本会负责保管；本会将建立口述历史档案室，具体负责受访人口述资料的保藏管理工作；三、受访人口述完毕后，由参与该口述计划的访谈人和记录人负责记录整理，并做必要的注释和核对史料工作。记录整理稿完成后，将首先请受访人过目。受访人认可、签字后归档；四、口述资料可分为可以公开发表、暂缓公开发表与按议定时间发表（如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或当事人去世以后等）等不同档次，但发表时均需要得到受访人的授权。未经受访人的授权，绝不公开受访人口述的史料或随便征引受访人口述的史料。如果需要，受访人将优先享有该口述史料的查阅权和使用权。     口述史料的搜集，是一项学术性和社会性都很强的工作，不仅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更要有深入细致的作风。为使工作顺利展开，并确保史料的质量，特制订如下工作规范。     （一）前期准备：1、比较清晰地了解被访者的主要经历，尤其是与采访计划有关的部分，其它背景资料，及其与采访计划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工作的针对性。2、对将要执行的采访计划与将来可能进行的学术研究（无论自己或他人的研究）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以保证史料具有较大的可利用性。3、尽可能比较充分地掌握与采访计划、被访者经历相关的专业知识，或至少应具备与此相关的主要知识，包括重要的专业词汇、重要的人物、事件等，以保证采访工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4、学习并掌握采访工作的基本技巧，并通过正当的途径（如礼节性拜访、组织或熟人介绍等）基本了解被访者的性格脾气，谈话特点等，以保证史料的真实性。5、根据总计划所确定的局部性采访计划，均应相应设若干小组，小组由组长、组员构成，人数视采访对象多少而定。采访小组须就各自的采访对象制订相应的工作计划；如采访对象为群体，应针对不同对象制订多个计划。6、阶段性计划以合理、有效为原则，也可在与被访者进行初步接触后共同商定。每次采访的时间与内容安排要适当，一般以两三个小时、一两个话题为宜（特殊情况除外），但根据话题设计的问题可多一些。7、每次采访前须拟定提纲，在小组内统一布置。采访工作开展初期，所设计的提纲、问题尤须充分、谨慎，可能的话，应在小组内进行必要的讨论，以求完备。待工作熟练以后，可适当采取灵活方式，但基本形式仍按计划—提纲—预设问题这三部分进行。8、对于群体被访者，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准备外，还应了解并基本掌握群体中不同个体的差异，特别是可能会给采访质量带来重要影响的某些差异，以保证史料内容的正确性、完整性、科学性。     （二）采访过程：1、在被访者完全自愿的前提下，向被访者说明口述历史的一般目的和实施程序，以及将要进行的特定计划、目标，以及预期用途，并与其共同签订具有法律效应的合作协议。2、采访中应随时请被访者提示年代、月份、日期，人名、地名，以及其它专用名词，采访者应根据提示随时笔录，并经核对无误后留待整理文稿时参考。如有特别重要的人名、地名或其它专用名词，可在每次采访后所填写的记录中标出。3、无论被访者采取何种方式接受采访，当其在谈话时，采访者尽量不要发出其他声响，更不要随便在被访者谈话时插入“喔”、“啊”、“对”、“是的”之类，以免破坏录音文本的制作。如果采访者为了表示已经理解，可以通过动作或表情来表达，但动作或表情也不宜过分。4、在采访中如有不明之处，采访者应将问题即时笔录，一般不要打断被访者的话，等被访者讲完后再行提问。5、当采访者意识到被访者讲述的情况可能有误，或根本错误时，一般也不要轻易打断对方的话。如有常识性错误，可待其讲完时适当提示，让对方自己纠正；如涉及的是某些与众不同的意见，则不应视其为错误。因为这可能正是对方的独特之处，而这种意见对于“历史”来说，也许正是其价值所在。特别注意：不要为获得某种独特的意见而误导被访者。6、在实施采访的全过程中，或在与被访者相处的其它场合，应尽量避免就访谈内容的出版、媒体制作、科研利用乃至商业价值等问题，向被访者作出采访者无法实现的任何形式的承诺，以及其它可能或已经违反采访协议的承诺。7、当采访计划的预期目标与被访者的合作程度发生冲突时，应在两者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并尽可能鼓励被访者按照自己的风格习惯接受采访，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8、自始自终尊重被访者，包括人格和隐私等方面，并与其建立正当的相互信任的密切合作关系；当被访者出于某种原因拒绝讨论某些话题时，应尊重某个人意愿。如因此而严重影响采访计划的实施，可在协议许可的范围内采用适当的办法解决。9、尽可能利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以及对被访者的熟悉程度，可就计划内的某些深入探查可能的话题或细节，充分展开询问，切忌满足于泛泛非一问一答。对被访者一时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某些问题，如年、月、日，人名、地名等等，可以有适当的提示，但切忌对连采访者自己也不了解的情况作诱导式的提示。10、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超越采访计划范围的尝试，扩大话题，增添其它可能有各种价值的内容。11、每次采访均应有完整的采访记录。采访记录由“采访记录表”和“采访记录”两部分组成，“记录表”将存档备案。如采用录音或录音、录像相结合的方式，采访前应对采访器材进行必要的检查，以防止采访途中器材出现故障，影响工作；此外，应对采访的全过程，以及谈话内容作一纲要式的文字记录，以利于采访内容的后期整理、制作工作（“采访记录表”另拟）。     （三）采访记录整理：1、采访记录包括：记录局部计划的采访实施情况。内容包括：采访时间、地点、采访对象（包括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为群体、另附如人数、年龄、职业、住址等其它必要情况）、采访人员（包括主访、参访人员）、采访问题、谈话方式、采访结果（指是否达到预期目的，如没有达到，简要分析原因）。2、同时记录：记录每次采访计划的实施情况。记录内容除与“局部计划采访实施情况表”相同外，每次采访结束，由采访人填写，请被访者审阅后签字；如当次采访中因故无法填写，可由采访人于近期内补填，再交被访者审阅、签字。3填写后的采访计划实施情况表、录音磁带均交课题组指定的专人存档保管。4、课题组指定的保管人在收到表格和录音磁带时应作出必要的检查，登记在册，必要时可就表格和录音磁带中所存在的问题向主访者询问，并将答复简要记录在册。5、十分谨慎地注意个人形象，包括行为、举止、言谈，乃至仪表衣着等等，尽量避免既无益于采访计划主旨的实现，又可能引起被访者不快的任何失误。6、采访记录整理后，务必打印2份，并交口述人审核后签字盖章。然后交本会保管，商议出版或发表事宜。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教授）：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大陆史学界所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无疑意义重大。为了规范口述史的方法，严肃口述史的研究，在此着重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1、口述历史是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如果是学科，其学科特点是什么，与相关学科是什么关系。在美国口述史学不是被作为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来研究的，它是人皆用之的方法，并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文学、民族学、灾难学、人类学、新闻学、种族学、艺术和医学等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严格区分访谈录和口述史。访谈录和口述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要严格区分两者的异同。访谈录是对被访者采访的一个记录：它可以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几个主题进行采访；它可以是围绕被访者经历的历史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现实问题对被访者进行采访。可见访谈录不同于口述史。因为口述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规律的揭示。这不是访谈录所能解决的，而要靠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来完成。口述历史是要有历史研究的过程，一般的采访而形成的采访录只能是采访录，绝不是口述历史。采访录只能是口述历史的研究资料而已。     3、研究口述史也应当有自己的专长领域。史学工作者一般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是学有所长。在进行口述史的研究时，也不能漫无边际，不要自己的特定领域。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研究特长划定自己研究口述史的领地。     4、口述史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不是任何历史领域都能运用口述史的方法。进行口述史需要很多条件，首先要有一定量的被访者存在，提供被访者的基本人群；被访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公诸于世，起码可以与来访者进行沟通交流。从这些条件看，在国内，中国近现代史进行口述史研究优于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中国现当代史优于中国近代史。社会文化史或 “人民史”更适合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     5、抓紧对新中国三十年的社会文化史进行口述史研究。很多人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记忆犹新，然而这一时期的社会学资料遗留很少，“文革”时期的报刊多有停刊。所以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对新中国三十年的社会文化史进行口述史研究很有必要。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衷心祝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专业会委员的正式成立，期待该会能够在口述史方面为中国现当代研究提供更多鲜活的资料，为中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及科学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口述历史在中国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三代时期的所谓“采风”仅仅是选录民间的诗歌，而实际上也是进行社会史的口述。中国自古以来许多民间故事和许多重大事件的不同说法，其实也都是口述史所造成的结果。不过，在中国这一传统并没有很好的继承下来，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口述历史基本上没有发挥功能，所以现在呈现出来的近代中国历史书写就格外的枯燥，许多参与过重大历史活动，创造了极为丰富历史的重要人物都没有留下相应的口述历史记录甚至其他相关文献，于是留下了许多历史之谜有待于专家去破解。时至今日，甚至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公开发誓坚决不写回忆录，更不会进行什么口述历史。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政治人物的心态，我们也会发现许多格外有意思的现象。口述历史对于社会来说当然是提供了许多有益至少是无害的阅读选择，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提供了另一种角度看问题的可能，但是我们过去没有过多地注意到，口述历史对于传主而言实际上又是一个宣泄过程，历史进程中处于政治弱势即曾被误解或担心被历史永远误解的政治人物一般比较愿意为历史留下点什么。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近代中国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些意外，像张荫桓留下的《驿舍探幽录》、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虽然不是现代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但其意思大致上差不多。前者是张荫桓向两个押送他前往流放地的官员所作的口述，后者则是由袁世凯的文秘人员根据袁氏的意思整理而成。这两份口述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可能有许多问题，至少在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方面不可避免地有许多辩解。不过，从历史学的立场去思考，正是这种辩解为我们重新理解戊戌年间所发生的中国故事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提供了解释的多种可能性。比如在过去许多年，我们格外排斥张荫桓的这份回忆，更排斥袁世凯的这份日记，结果使我们的许多研究过于听信康梁系的编造，许多问题始终搞不清楚。后来由于新史料的出现，比如毕永年的《诡谋直记》的发现，使我们很容易看到袁氏日记虽然可能有问题，但至少印证了袁世凯确实有密可告，康梁系确曾谋围颐和园劫制慈禧太后。至于张荫桓的陈述，问题更多，但如果仔细考辨张氏的一些说法，我们至少可以打破先前戊戌年间新旧两大阵营不可调合的陈说，就可以发现从戊戌新政到戊戌政变实际上是清廷内部各派比较一致面对危机的共同选择，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帝党与后党。这是从这些政治人物有话要说的角度进行分析。     至于许多政治人物公开发誓不愿做口述历史或回忆，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心理分析，一则是因为往事不堪回首，或则因为自己所经历过的重大关节点上自己可能确实有不易辩解的言行举止，而这些言行举止可能又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而且在后来又被证明确实是错误的，甚或是有罪的。由此视点反观近现代的中国历史，我们确实为那些曾经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而未能留下历史纪录的人物感到惋惜，比如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等等，他们如果能够具有近代意识，在其晚年有意识地留下一笔记录，那么许多的历史谜底将比较容易公开，也必将为历史陈述的多样性提供可能。可惜的是，逝者已逝，他们的丰功伟绩及其罪过都随着他们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不过，现在应该像当年胡适到处鼓吹请名人作自传那样鼓励现在的政治家及各界名人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尽可能地留下自己独特的历史纪录。     应该承认，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发展，退职政治家及各界人物口述历史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像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薄一波的系列回忆录、胡乔木的回忆毛泽东以及最近几年出版的汪东兴、吴德等人回忆录，都对口述历史风气的形成起到了相当的启迪和示范作用，口述历史正处在方兴未艾的起步阶段，大有前途。口述历史的意义为历史解释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不过也应该承认对于绝大多数口述者来说，他们不可能具有李维汉、薄一波、胡乔木等人那样的工作条件，不可能有很好的档案基础，所以许多回忆录、口述史虽然为历史解释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但也极有可能使原本复杂的历史陈述更加复杂，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使用口述史提供的资料就需要格外的小心。     根据已有的经验，口述史的局限第一个方面是口述者总是依据后来的感受编造先前的经验与经历，即便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的学者也不能例外，比如章太炎，作为乾嘉汉学的殿军，他的学术训练毋庸怀疑，但他在晚年向弟子们描述自己的早年历史时，也不能免俗地编造自己的早期“革命史”。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章氏的早年潜心于汉学，对于政治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走出书斋，但此时的政治诉求根本不是反对清朝的异族统治，而且怎样帮助大清王朝也就是帮助自己的国家度过难关，实行维新。章氏民族意识的觉醒应该在庚子国变前后，具体地说应该在1900年上海举行的中国议会前后。然而到了晚年，由于章氏坚守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所以他在几次的回忆中，都不断渲染自己自孩童时期就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这显然是以后来的意识回溯早期的历史。像这样的情况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回来的陈述中都有类似的现象。依据后来的感受回溯先前的活动与想法应该承认还是可以理解的现象，而根据后来的形势编造或者隐瞒先前的历史就有点很难理解了。仍以章太炎为例，我们知道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快就与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闹翻，他像当时许多有独立思考的政治家、思想家一样，相信当时的中国只有袁世凯有能力重整河山，所以他很快就与袁世凯有了蜜月式的合作，而其出任东三省筹边使就是二人合作的最好证明。可是后来，随着袁世凯政治独裁的急剧发展，二人闹翻也是事实，不过，章太炎在晚年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看穿了袁世凯的阴谋以及不可合作，故意避开袁氏才出任东三省筹边使，这就将历史的因果关系和真实几乎全部隐瞒。当然，章氏在作这段回忆的时候，袁世凯已经臭不可闻，故意回避似乎也是当事人的必然选择，只是对于历史的真实来说总有点遗憾。     总之，口述历史的兴起必将为历史解释的多样性提供可能，为公众的阅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但是作为严肃的历史学者，我们在欢呼、鼓励和积极投身于这一方兴未艾的学术活动时，更要保持清醒的意识，保持适度的怀疑。     闻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研究会秘书长）：我发言的题目是《走出“口述历史”的怪圈》。历史学发展到今天，“口述历史”的作用与意义已得到史学工作者的承认与重视。所谓“口述历史”，大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前者指凡是经过采访记录而获得的一切口头叙述的历史素材，后者是对于某个人物或某个事件完整且符合一定规范与规模的回忆记录。前者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实际上我国古代早已有之，五经之首的《诗经》即是口述记载，而司马迁的《史记》更是汇集了大量通过采访而得到的史实。今天，史学家们著书立说中的许多观点和立论，同样得到亲身调查采访的支撑。我本人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之所以能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被评选为向研究生推荐的六十种古今中外必读选读书目之一，之所以能被何柄棣教授称为“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这实在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今天提倡的“口述历史”，严格地说还不是指那些一般的、个别的、零散的口头采访记录，而是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是要使其成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科。如果这样，那就首先要对“口述历史”进行“立法”，如制定标准、规范等等。这项工作很必要，需要专家专门讨论，但显然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因为即使是开展“口述历史”多年且积累了很多经验的美国，这件事至今也未有统一的成文条例。“口述历史”是否需要从史料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型学科，它究竟需要什么样标准与规范，对于其成长发展固然重要，但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必须树立正确的认识，尤其是纠正它被市场经济环境所“实用化”了的态度。     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口述历史”工作，大多数都是为了预先就确定或为了争取达到的目的而进行的，其中最显著的目的就是印成文本。换句话说，作为“口述历史”的采访记录者，第一项工作不是制定采访提纲，而是判断它能否出版；作为出版者，考虑的则是能否获得利润。结果，“口述历史”的地位显得非常尴尬，无论承认它怎么重要，怎么迫不及待，最终都陷入难以摆脱的怪圈。“口述历史”面临的这一困境，原因在于把它物质化、市场化了。似乎“口述历史”的参与者是在做一桩生意，其成果是一种商品，带着商人的思维和短视的眼光，“口述历史”岂能发展成一个真正的学科。     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不仅是要将“口述历史”当作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而且更要当作不再抢救就会从人类文明中永远灭亡的精神遗产。正是由于它瞬间即逝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以抢救的态度承担这一神圣使命。站在这个立场上，“口述历史”工作的方针首先应当是“抢救为主”，其次才是“合理利用”。试想，如果没有抢救和保存，利用岂不是天方夜谭。     因此，“口述历史”最紧迫的任务，是抢救具有各种不同价值的口头历史，即使目前甚至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能出版的口头历史，也应列入抢救的范围。这项工作需要先期投入，故而相当程度上应该是政府与部门行为。国家在抢救历史文物和申报“世界遗产”中，便投入了大量资金，“口述历史”是一项系统工程，也应该这样，使从事这项工作有所靠山，有所后盾。这当然只是一种期望。     如果讲实际点，我本人极其希望承担史学研究的部门，特别是具有决策权的学术委员会，能够带着保存人类文化血脉的自觉，站在抢救与前人沟通渠道的境界，在对待申报口述历史专题的成果形式时，不要仅仅像通常课题那样以能否出版专著为尺度，而应以是否保存下来以便后人利用的素材为衡量标准。我的这一建议，希望能从近代史研究所开始做起，因为我们自称是这一领域的“国家队”。     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今天口述史学会的成立，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据我所知，在座的车前、庄建平早在十年前就为此奔波，迟迟难以奏效，这正如周新国先生所说，口述史在史学界处于弱势。这不仅有主管部门的问题，同仁中也有将口述史视为另类的，这种偏见并不在于学者本身，而是以文本资料为主体的治学观念导致对文本资料的绝对化，从而产生轻视非文本资料的倾向。所以要提升口述史的价值，不仅要强调抢救资料的作用，还要走出局限在现代史范围的眼界，进一步认识口述史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意义。     口述史本是史学的源头，传说就是口述史的最初形式，这在中外都一样。西方史学史是从《荷马史诗》开始，其中的人物是半人半神，故事也属半真半假，但却毫无疑义地被尊为西方史学的滥觞，在没有发明文字以前，口耳相传的历史是人类唯一的记忆形式，因此口述的《荷马史诗》被认为是一个英雄时代的反映。在中国有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炎黄二帝的诸多传说，也被后人尊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开始，因为钻木取火，驯养家畜，播种农作物等重大发明和氏族会盟，黄帝被推为共主，如实地反映了华夏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从有文字记载以后，就有了信史。作为信史，起初并不排斥传说、口述的史料，《史记.五帝本纪》就把五帝的传说正式载入史册，这可视为中国第一部口述史。《项羽本纪》生动地描绘了鸿门宴中人物的声容笑貌，各种人物的言谈举止，栩栩如生，可是鸿门宴并未留下现场记录，这是司马迁根据传闻和历史记载写下的历史，两千多年来谁也不怀疑这件事的存在，因为他描述的人物风貌、事件的发展，入情入理，符合历史的逻辑，并非妄自猜测。不言而喻，口述史不仅被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所确认，而且在正史中作出吸收传说的表率。唐代设立国史馆，确立当朝为前代修史的任务，史书成为官书，有严格的程式，引用口述的情况大为减少，史官只是记录员和保管员，一切都以前朝的文本为依据，非此很难进入史册。治史的人才讲究的是义理、词章和考据的功夫，无需调查访问，纵有史家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但也作为个人的修养，从来没有作为研究的方法，进入史学的领地。     这种情况从新史学兴起后有了很大的改变。王国维运用地下文物，验证文字记载，证实了商代纪年的可靠性。陈寅恪以诗证史，将佛经典籍、变文故事与民俗小说相互参照，发掘敦煌佚文《韦庄秦妇吟校笺》的价值，写出了“当日人民避难之惨状”，是反映民众疾苦的重要资料。顾颉刚提出以民俗求证历史的见解，运用古代文献、诗词歌赋、乐府变文、地理学、音韵学和现代民俗学对孟姜女传说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地梳理，写出《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书，指出:“ 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这部著作也成为民俗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建国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图像与文献记载互证，纠正了文献中的多种错讹。不论是以物证史，以诗证史，以图证史还是以民俗证史，都超越传统的历史文献，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虽然不论是图、是诗都是文本，却是非经非史的资料，这在以经史为本的传统治史者看来，这是不入流的，试想连笔记、野史都视为稗史，这一“稗”字，就被打入另册，不言而喻，史书也因此丢失许多资料。这充分证明非文本资料的发掘和运用，有助于求得历史的真相和理解，这是求真、求实的历史精神的体现。     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两大趋势: 一是田野调查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一是口述史的兴起。这两者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来说，无异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运用民俗传说对照文献记载，在史学研究上取得成效，已卓然可观。例如对南方宗族的研究，有的以古籍文献和现场调查、老人的口述相互印证，写出有分量的文章，这是古人难以做到的。有一篇《姑嫂坟》的文章，从口头传说、民间祭祀和家谱记载中的矛盾，以文献、民风、传说相互训诂，证实古代广东地区妇女不同于中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明代由于理学的影响，才用男尊女卑的思想重修族谱，将主坟改为男性家长，姑嫂坟降为辅坟，但在民俗中仍然认同姑嫂坟，而作为主坟的男性墓却早已湮没无闻了，这是以民俗和口述史纠正文字记载不实之词的有力例证。所以口述史不仅是现代史用以抢救资料的措施，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不仅对断代史研究有好处，对民俗史和社会文化史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应该得到史学界的充分重视。     还要赘言一句的是，最近我参加第十届社会史年会，听到与会的同仁议论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边缘化了，什么是边缘化? 我的理解是，作为最高学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本应对学科问题和学科建设方面处于前沿阵地，可实际情况是，对一些新兴学科已失去应有的敏感性，有的已远远落后于学术界。我作为近代史所的一名成员，至少对本所深有体会。例如作为新兴的口述史，在本所就不缺乏人才和课题，刘小萌的知青史研究已有相当的知名度，多年来他奔走南北，访问知青，作出口述笔录，可这一课题却不能在本所获得资助，而在北大申请了课题资金，当然这一成果也只能算在北大的帐上；当前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的知识系统正在引起国人的注意，这在国外又称大文化史，在国际上与性别史同为两大热门学科。对于社会文化史，我们的起步并不晚，早在14年前我们就策划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的课题研究，8 年前曾就在近代史所成立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的倡议，打了报告，可所领导，不批、不管、不问，就像是朝廷对奏疏一样被“留中‘了。多少年过去了，获得国家图书奖的《中国社会史论》第一篇就提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问题，日本《中国21》全文翻译了这篇文章，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动向；湖北大学正在筹建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这次社会史年会，举办青年沙龙，中心议题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回顾本所对这新兴领域的态度，不能不痛惜失去了发展自己的最佳时机。     王续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当代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博士）：我想重点谈一下口述历史的环境、取向和功能问题。这里的环境，是指口述历史形成过程中具体的国度和社会时空。尤其是一定国家和社会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对口述历史的形成，构成直接的外在条件。这些环境的不同，对口述历史形成过程及内容会发生这样和那样的影响。仅就现当代中国历史问题的口述历史来看，从空间和时间及其结合上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海外（外国）形成的；（二）台湾形成的；（三）港澳形成的；（四）民国时期形成的；（五）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六）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形成的。这里的取向，是指口述历史的主体（口述者和直接参与口述的人）对历史问题的态度选择。作为历史当事人和亲历者（口述者）和直接参与口述的人，毫无疑问会受到自身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口述历史又不完全是环境的产物。主体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等都会影响到其对口历史问题的态度选择。这里的功能，主要是指口述历史形成及其产品的价值和作用。首先，是还原和再现历史的功能；其次，是解释历史的功能；再次，是提供学术研究的功能；最后，对社会和政治的资鉴功能。     荣维木（《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我也想谈谈“口述史学的特点和方法”，与钟少华先生商榷。1999年5月19日《中华读书报》第13版刊登了钟少华先生的《口述史学的特点和方法》。在该文中，钟先生扼要地概括出“口述史”的“五个特点”并且对“口述史学的方法”做了比较具体的说明。钟先生的见解给人启示，却也值得商榷。     首先，我想有必要对几个概念做一个界定。在钟先生的文章里，有“口述史学”、“口述历史”、“口述史料”几个概念。关于“口述史学”，钟先生没有明确它的含义。关于“口述历史”和“口述史料”，钟先生的解释是：“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程度与文字史料相同，可以归入档案类别。”这样的表述，让人感到疑惑。第一，不知这里解释的是“口述历史”还是“口述史料”，或者是钟先生认为这两者并无区别。第二，双方合作谈话，当然要“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而文字史料所利用的文字语言难道就不是“人类特有的”吗？因此，单凭语言的利用并不能说明“口述史料”的特性，况且，多数“口述史料”最终都是以文字的形式而留存下来的。也许，钟先生要强调的是“谈话”和“录音”，可是按照我的观点，“谈话”仅是口述史料的一个种类，“录音”也只是搜集“口述史料”的一个辅助手段。除“谈话”之外，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所例举的“口头传说”，不仅应归类于“口述史料”，且更是“口述史料”的一个大宗。又如公元前九世纪荷马所作《伊利亚特》和《奥德塞》，口舌相传数百年始形成文字，至今仍被认为是研究古希腊“英雄时代”的重要史料，它的形成当然没有依赖录音。第三，口述史料“可信度与文字史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亦有不妥。史料的可信度是由它的内容决定而不是形式决定的，此其一；史料可分类为文字史料、口述史料（也被称作口碑史料）和实物史料，尽管“口述史料”最终多以文字的形式留存，“录音”也可以按特殊档案保存，但它们在史料分类上仍然是独立的门类，此其二。综以上所说，钟先生没有清楚地表达出他所提出的几个概念。而我以为，口述史料、口述历史和口述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其中，口述史料包含了口传史料、回忆录史料、访问记史料和专用口语史料。而口述历史，我则赞成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的唐德刚先生所说：“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如何界定“口述历史”，至今并无统一的概念，我的观点则是：口述历史即收集和运用口碑史料，再现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它的功用不仅仅限于提供种种素材以充实研究历史的史料，而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至于“口述史学”，则是在史学方法范畴内，与“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等并列的概念，是关于表述历史的方法的讲求，说得简单一点，它的研究对象是如何利用口述史料去撰写口述历史，而不是研究口述史料或口述历史本身。     其次，来看钟先生总结的“特点”。钟先生说的第一个特点，大概是就“口述历史”而言。口述历史主要是通过源于某个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的口碑来反映某一史事的，这与主要运用文献史料来表述的历史相比，它确实如钟先生所说：“特别能够形成生动形象，特别适用于表述人类生活中各种基本联系”。同时，我也赞成钟先生对口述历史“心理效果”的肯定。不过，“口述”是否如钟先生所说“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我却有些疑惑。主要依赖文献史料撰写的历史，如人们常说的“正史”或“官史”，由于撰史者的主观意志，在史料的取舍以及对史事的解释方面，确实普遍存在着“偏见”问题。这样的“偏见”，可以用实物史料去纠正，如遗迹、遗址、文物的发掘，经常能够纠正历史解释中的谬误。同样，口述史料有时也能发挥这种作用。但是，口碑作为撰写口述历史的基本素材，它更容易受到诸如感情倾向、记忆力以及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以至于主要依赖它而形成的口述历史，同样会出现，或者会更多地出现“偏见”问题。我赞成钟先生关于口述史和“文字史”保有其适用度、互相补充和纠正的观点，但口碑更容易产生偏见，也是应该特别提出来加以说明的。钟先生说的第二个“特点”，强调的是口述历史的功用。对于“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这样的观点，我有不同意见。任何史著，都应该具备重现历史和解释历史的双重功能。无论是近现代中国史学还是近现代西方史学，都有人提出历史研究的功用不在于解释历史而在于重现历史，但实际上，哪怕是最纯粹的实证性研究，在它利用史料重现历史的过程中，总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历史评判的痕迹。这正如前述，口述历史的功用不仅仅限于提供种种素材以充实研究历史的史料，而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举例说，60年代一度风行的源于口碑史料的家史、村史、社史、厂史，不管它是否可以真实全面地重现历史，却真实地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对历史的一种解释。又比如，更直接地由口碑史料组成的，反映“文化大革命”主题的《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书，同样反映了人们对历史的一种解释。钟先生说的第三个“特点”，是从史学方法上表明口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不同。我认为，两种方法确有不同，但不赞成把这个“不同”说成是口述史学“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仅在书房里翻旧书就可以研究了”。我不知道这里的“传统史学”是否包括了除口述史学以外的其他一切史学方法，不过我想，除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小学”之类，那种扎进故纸堆的方法，显然已经为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不取。事实上，我们见到的比较好的史著，多数是综合利用了图书、报刊、档案、口碑等史料。即使最能代表传统史学的《史记》，其中的“五帝本记”恐怕也离不开口碑史料的利用。钟先生说的第四个“特点”，我想不能称为“特点”，这是因为，无论以什么方法去撰写历史，都存在着“事前设计安排”的问题，并且“设计安排”也“可以多样化”。钟先生说的第五个“特点”，亦不成为“特点”。口述历史能否“对某些学术上层垄断提出挑战”，并不是由“学术方式”来决定的，而是由史著的内容来决定的。至于“普通的受访者和访问者都可以成为历史角色”，我想也不是什么“特点”，因为所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运用其他研究方法，也未尝不能体现出来。况且，撰写口述历史所利用的口碑，完全可以出自不同社会层次的个体和群体。按照我的观点，回忆录当为“口述史料”的一个大类，如《彭德怀自述》、《李宗仁回忆录》，以及最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学人自述丛书》6种，似应视作源于当事人口碑的口述历史。在台湾，显然也有涉及重要人物的口述历史。另外，如德国共产主义活动家贝克尔的《我的生活的片断回忆》，恩格斯称其对了解德国革命运动史和党的历史，都是极端重要的。所有这些，与“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似无密切关联。     再次，来看“方法”。钟先生把搜集“口述史料”和撰写“口述历史”的方法一并论述，具体地介绍了搜集口碑史料和撰写口述历史的操作流程和各种规范。我认为从钟先生的论述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启示，但同时又以为他的一些提法还有商榷余地。第一，我赞成钟先生关于“口述史学方法是一种生动的综合方法”，但我不同意把它说成是“一种艺术性的工作”。历史研究是一种非常严谨的工作，这与文学创作要求的艺术性有本质的不同。如现在比较流行的口述图书，为人们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图书中的多数并不能被当作历史专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显露了太多的艺术创作的痕迹。吴文光先生对作家和记者准备进入口述史学领域的担忧，大概也是出于这个道理。第二，钟先生比较重视口述历史作者的主观能动因素，认为“尤其是在与受访者进行录音谈话时，文化修养和聪明的头脑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得到惊人的效果”。他的话适用于同等条件下口述史料搜集者之间的比较，而我想补充说明的则是，仅从史料收集的方面而言，受访者才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单凭访问者“聪明的头脑”，是得不到“惊人的效果”的。另外，钟先生还总结了“搞口述史学的人”要具备的“五大条件”，即“基本的史学素质”、“足够的近代史知识”、“写真传神的大手笔”、“绣花针的细密功夫”和“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我认为口述历史必须由历史研究者来做，而对于史学工作者，无论他做不做口述历史，似也应该具备钟先生说的这些条件，只不过对“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我没有弄清其中的含义。如果这是指对历史的宏观认识能力，我赞成一切史学工作者都应该提高这种能力。第三，钟先生详细介绍了利用访问录音撰写口述历史的各个操作环节，仅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他说的这些规范是有道理的。但如仍回到前面的问题，在口述史料和口述历史的概念没有界定清楚的情况下，我以为他说的这些还未脱离搜集、整理口述史料的范围。顺便再说一下，前面我讲的不能把现在流行的“口述”图书当作历史专著，还不仅是因为它们显露了太多的艺术创作的痕迹，也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口述史料的一个门类，并无严谨地阐释历史的功能。如果说“口述史学”研究比“口述”图书的出版相对滞后，而要改变这种状况，我想应该去做的事情首先就是从史料学的角度去分析这类“口述”图书的价值，以及在历史研究中如何使它们被很好的利用。无视这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又怎能不被学界议论边缘化哩?     张小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博士后）：前几日在网上见到定宜庄、徐新建、彭兆荣、刘小萌几位先生对于口述史的讨论（地点：定宜庄家客厅，时间：5月24日，文章来源：光明网2002-07-18，发布时间：2003-5-25 7:28:08，）虽然事过两年，读后仍感觉有很多启发，因为其中涉及了口述史及其研究方法中的很多重要问题。     这里首先需要解释的是,在赵世瑜先生的《传说、历史、历史记忆》（2003年第2期）一文中，他把口述史严格定义为亲身经历的人的讲述，而那些非亲身经历的传闻与故事，他则定义为传说。同时，他也指出传说与口述史资料有其共性，即同为口头叙事，因此可与文献相对应。我认为对于这种共性的认识还可以再进一步，因为从资料传承的方式来讲，讲述（神话、故事、歌谣、曲艺）本身即是一种不同于文献的历史的载体。所以我对口述史的定义要宽泛一些，不仅包括亲身经历的人的讲述，也包括从先人那里继承并加以发展的讲述。     在访谈中，定先生说：“历史学的口述史与人类学的口述是两个分支，它们有很多地方不一样。我和小萌是搞史学的，长期接受的是很严格的传统史学研究的教育和训练。我们一直想借鉴人类学口述的经验。”“对人类学的口述我有过一些接触。我在做满族妇女的口述时也尝试过使用人类学的方法，但很难与我习惯的史学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人类学家观察一个地方时，往往不太关注它的文献。这与我们的口述有很大不同，我们做口述，只要是有文字记载的人群、时代，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文字与文献。”应该说，定先生非常直观地给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对待口述资料的不同态度。我想，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二者的学科传统。人类学者接触的多是无文字的文化，所以培养出一套解读语言、仪式等现象的技巧，通过描述和分析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他们建立起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的认识。历史学则有大量的文献可以依靠，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相对于西方来讲，中国虽然也属于异文化，却是有发达的典章制度和丰富的历史文献的国家，多次考古挖掘也证明这些历史文献是基本可靠的，因此，我们也自然地要利用它们。然而在另一方面，对人类学有基本了解的历史学者大多感受到了它的理论与方法的魅力，与历史学研究中的一般套路——或细小琐碎或宏大叙事相比，人类学的深描（厚描述）方法和理论概括力既是富有挑战性的，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那么我们能够从人类学对口述资料的研究方法中借鉴什么呢？我想首先是对于历史记忆的关注。在前面提到的访谈中，可以看到定先生敏锐地注意到，“国内史学界做口述史的人很少，而且关注的往往是现实性很强的话题，比如土改啊、大跃进等问题”。我认为，与其说史学家关注的往往是现实性很强的话题，不如说他们往往认为只有亲身经历的人的口述才是有意义的，当然，这个所谓意义就是揭示历史事实的意思。其潜台词是，口述史是史料的组成部分，所以，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它可以弥补资料的不足和死板。而在古代史研究中，口述资料均非亲身经历，因此史料的意义不大，最好依靠明确的文字记载。     这种观点在中西史学不同的语境下都有着长期的建构过程，此处不做深入分析。然而，20世纪初期以来，中西方史学亦都经历了一个口述史的复归过程。在中国，疑古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把研究传说也当做一种学问，也开始探索传说与历史的关系”。在这样的研究中，传说虽然不一定是历史事实，但是传说的制造与传播的社会背景是历史事实。西方口述史学家托什指出:“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证明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因为人们的历史意识决定着“当时作用于个人生活的更深刻的结构和过程”。（庞玉洁《从往事的简单再现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西方口述史学方法述评》，《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对于历史学有着他山之石的作用，其原因正如徐新建先生所说的：“人类学特别关注叙述，它要研究什么东西进入我们叙述的范围，什么人成为我们的叙述对象，什么样的文体成为叙述的形式。这些问题关系到社会记忆，涉及到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问题”。具体到方法，可以发现人类学者会反复听研究对象叙述同一件事，从中找出不同叙述者的联系与差别，从而构建一种关系。历史学者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但他们更需要对比的，就是定宜庄先生所说的，文献与口述的差别。（定：我做口述时会不断地将受访者的讲述与文献对照。一个事件文献上是怎么记载的，受访者又是怎么说的，如果二者出现差异，我会分析为什么会有样的差异，是文献的错，还是受访者的错。）与她的看法不同的是，我认为我们虽然要寻找差异和分析原因，但目的不完全在于明确是文献的错，还是受访者的错，而是要从差别中深化对历史记忆的认识。     历史记忆是历史研究中的大问题，我们总是说，社会史研究研究要眼光向下，要将普罗大众纳入研究范围，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老百姓的历史与文献中的历史有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有意义的。一、它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历史，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如社会运行机制与观念。二、如果加入了历史记忆这一因素，那么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是真正的历史，或者说什么是对某一人群具有意义的历史？ 如果我们的视野扩展到历史记忆的层面，那么口述史就不仅仅作用于近现代史研究，而且同样作用于古代史研究。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可以说近代史从口述资料中得到的是更多事实、更多事件与人物的细节，并主要是在史料的意义上重视口述史。而古代史则从口述资料中得到更多与文献不同的东西，并主要是在历史记忆、社会意识、文化观念上重视口述史。     其次是找到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并可能由此建立起新的认识和理论。在访谈中彭先生提到：“传统的史学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文字是高的，比如我们说文盲。什么是文盲，不懂得文字就是瞎子。人类学对口述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这种价值判断的颠覆。今天人类学对于任何一个族群都不用文明和野蛮去做区分。每一个族群、人群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东西。在正统的历史观念和价值准则产生以前，民间的原生形态的口述早就存在了。”他还进一步指出，“我做过瑶族的口述研究，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叙述不是我们的学科范围和学习价值体系想要做的”。“他们没有文字，不能在文本上向源头方向追溯，……但通过叙述，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族群历史的创造者，叙述成了他们最根本的认知世界的方式。这是一种历史制造。在这种情形之下，口述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方法，而是建构历史、建构族群认同的不可缺少的要件。它应该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被认识、理解。     不同民族的人都有口述传统，虽然与文献相比，口述资料在保存方面有其弱势：一、它的保存比较艰难，容易中断或消失。二、它是不固定的，是一个族群的长期建构的结果。但是，也正由于这些原因，口述史有独特的叙事方式，如便于记忆，易于上口，等等。比如说麻歌，讲一年间种麻的各个环节，中间穿插故事，又比如说木鱼书，内容是把鱼分成几段，每吃一段讲一件事，这些其实就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对历史的记录。历史的传承有文字传统和口述传统两种，我们今天看不到过去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文字的束缚，而在口述传统中过去的面貌有时会显示出来。因为有多种表达传统并存，我们常常不能分辨其中的历史过程。因此，我们对口述传统的变化要保持敏感度，以此增强历史感。     总之，人类学者在与自己或现代资本主义不同的异文化中，努力站在他者的位置上，通过他者的眼睛进行观察，寻找他者生存的意义网络。所以，他们对口述史的研究是置于情境当中的。而历史学自19世纪开始，希图跻身于社会科学行列，承担科学地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任务，人文精神几乎丧失殆尽，其后果是把历史事实强行塞进某些模式中，以便符合某些规律。因此，向人类学学习，真正理解口述史的内容和形成过程，对于历史学是很有必要的。     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向被访谈者提出问题时，要注意只能问“这是什么”、“您刚才做什么”，即使不懂对方的回答，也可以先将其记录下来。一定不要设定概念，不要解释问题，不要纠正答案。如果被访谈者不明白问题，就说明他不能为我所了解。在乡下，一些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只有所谓精英才知道，也就是说，口述史的讲述往往还与人群中的特殊人物有关，能够讲史的人，往往也掌握某种权力。这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分析其原因。

文章出处：近代中国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