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件]：民间修史 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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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修史  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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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写法有两种，一是当政者修史，即为官方历史，这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往往具有自觉性，当然免不了带上强烈的主观色彩。另一种历史来自民间，即民间修史，这种历史往往带有自发性，所以也免不了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和官方修史比较起来，民间修史毕竟少了一些功利，读起来也较为亲切。

去年，市面上出现了两本书：章立凡主编的《记忆：往事未付红尘》和章诒和著的《往事并不如烟》，严格的说，这两本书都可归于文学书，但在我，却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历史来读的，我把它们看作民间写的历史。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两本书的写作者是民间学者，都是当年大右派的子女；二是这两本书的写法没有浓烈的官方色彩，去官方化是这两本书的共同特色。当然，可归于民间修史范畴的图书还有很多，但能够达到这两本书境界的并不多。这才有了我现在要谈论的话题，民间修史的重重艰难和深远意义。

《往事并不如烟》甫一面世，即有评论者将此书归于回忆散文，著者章诒和对此好像也不否认，但我也注意到，在此书的序言中，章诒和一再强调此书的真实：“曾经，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没有经历那场运动的人，对这句话可能不会有刻骨铭心的认同感。1957年那场运动的残酷，非一般常人所能想象，被打成阶下囚和下放的人的数量是如此之多，所使用的各种谋略和卑鄙手段在生活在太平盛世中的普通百姓看来，简直是荒唐透顶。但在当时，这些无法想象的手段却都是被看作光明正大的行为。在那个年代，在整人者看来，被整者是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的，就连具有很大私密性质的书信和日记都可以随意公布于众。最突出的典型就是整胡风，书信和日记成为对付胡风的最有力的武器。

和《往事并不如烟》一样，《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也从民间的眼光出发，强调历史的真实还原，强调真实地反映当年的那些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的悲惨遭遇。

也许有人仅仅把这些看作文学，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记忆散文，往往比历史还真实。在我看来，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有时候是可以互相印证的，真实的文学作品比官方的某些历史要可信，反过来讲，主观色彩过于强烈的官方历史有时候可能只相当于文学的一种虚构。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出民间修史的原因，只有以一种客观的目光去回望历史，以那些最基本的人性去重温历史，以普通的具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手去触摸历史，我们才能真正地回到历史的真实现场。

1957年，这个绝大多数的整人者失去良知和正义的年份，这个让被整者无所适从走向悲惨之路的年份，我们今天如何来还愿它的真实？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两本书所提供给我们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吧。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他们“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他们有才、有德、有能。他们是储安平、章伯钧、梁漱溟、章乃器、罗隆基……这些现当代思想史无法绕过的人物，却都不同程度地在特定的历史情境里受到了冲击。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讲，这个冲击是致命的，至少是改变了他们的“正常”人生道路。

说这些断语的我们已经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年代，如果回到那个特定的年代来看，这些人所遭受的命运也是一种必然。如果历史不给他们开这样残酷的玩笑，那就不能成其为真正的中国史了：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统治的中国臣民，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摆脱历史的惯性。况且，历史还常常开玩笑似的喜欢重演悲剧。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那些在这场运动着受到冲击的牛鬼蛇神们，是一定要发生的，这才符合中国的历史秉性。

如今，我们从民间修史的角度，来观察那些人和事，有的只是叹息、无奈、悲凉、愤怒……

被章伯钧请来主持《光明日报》的储安平，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和知识分子的血性，提出了民主党派办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往事并不如烟》42页）这个办报方针无疑是响应了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号召的。就是这个办报方针和储安平在 1957年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的这个发言就是后来石破天惊、震撼朝野的“党天下”之谏），被当作一株巨大的毒草，彻底铲除了。

被毛泽东亲自圈定的章（章伯钧）罗（罗隆基）同盟，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反动”小集团。实际情形是，自打民盟成立的第一天起，章伯钧和罗隆基就是冤家对头，何来联盟？这些，都只不过是整人者为了发动反右派运动的一个巨大的托词而已。为什么要整章伯钧？我们现在也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啊，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准他们？

在《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中，章诒和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章伯钧想不出毛泽东整他的理由，请来好友翦伯赞来做自己的“思想工作”。翦伯赞质问章伯钧“你能做个老百姓吗？或者像个老百姓，称他为毛主席吗？”的反问让我们振聋发聩。章伯钧不明白这里面的潜台词，翦伯赞无奈之下一语道破天机：一切都是因为关系的转换。翦伯赞这里说的关系的转变，指的是章伯钧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转变。这个转变给身居要职的章伯钧（章时任两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而且担任着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带来了灭顶之灾。

以集团获罪的典型案例还有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整人者对其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胡风这场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此时，胡风已经失去了长达24年的自由（梅志《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

在这两本书中，我们还重温了大知者无畏的章乃器和秉笔直言的梁漱溟等智者大家风范。哲学家梁漱溟和经济学家章乃器，虽怀经世致用之志，皆因言而废弃人，又因人而废其言。这两位书生用自己的人生实践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崇高操行。

这些，在民间修史风格浓厚的《记忆：往事未付红尘》和《往事并不如烟》中处处可见。我们欣喜地看到，这样的书已经破冰而出，而且大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我们呼唤更多的人来从事民间修史的工作，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原貌，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真声音。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也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工作。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真实的历史文字，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愚蠢地把历史常识当作天方夜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