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件]：论独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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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独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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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表扬与自我表扬成为流行病的时代，我们很难听到对中国当代作家批评的真声音。批评家和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作家正在形成一种共谋，批评家越来越表现出唱诗班的浓重色彩，他们对当代文学史写作和作家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弱，这实际上造成了批评在当代文学中的缺席。在那些所谓的批评家们蜕变为“赞扬家”的时候，在批评家放弃发自内心批评的真声音以后，千疮百孔泥沙俱下的当代文学就被披上了华美亮丽的外衣，当代文学和作家们就被装扮出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虚假盛世景象。基于此，笔者以为无论是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还是对当代作家的批评，都需要以重新审视的目光，正视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批评的牵制，重视作家作品的真批评声音的稀缺。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相比，我们现在更加需要能够发出独立声音的独立批评，只有批评者发出自己的真声音，才能唤醒沉醉在文学泡沫虚假繁荣里面的人们。

独立批评的缺席、“赞扬家”在当代文学的泛滥有两个表现，一个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味迁就，大唱文学反映时代的赞歌，致使当代文学史写作难以出现更多的经典著作；另外一个表现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品评，赞扬太多而批评太少，“赞扬家”们顾及到各方面的利益而不能够（或者不敢）秉笔直书，乐呵呵当个批评的老好人，结果只能是在皆大欢喜中大家一起大踏步倒退。

独立批评声音在中国大陆批评界的特别稀缺，表现于大陆当代文学史写作充满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能见到的几乎所有的现当代文学史读本都是一个腔调、一个模式。当然，近几年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也出现了一些转机，以上海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领衔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北京大学洪子成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代表的新文学史著作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批评界在摆脱意识形态牵制方面的努力。但大陆仍然没有出现如海外学者夏志清那样优秀的文学批评者，仍然没有出现如《中国现代小说史》和《新文学的传统》那样的经典著作。尽管我们注意到国内一些优秀学者如陈思和、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王晓明、李新宇等在这方面的努力，但这种不能完全抛却意识形态牵制的努力姿态还是不能够满足写出真正文学史的需要。当然，我们必须正视国内学者与海外学者所面对的具体环境不同这一客观事实，不是国内学者没有对批评的觉悟，也不是他们缺乏夏志清那样的学识和能力，主要是这种相差很大的学术环境，不能够催生夏志清那样的相对独立批评的学者。请注意，我在这里使用的是相对独立这个词语，因为我无法判断夏志清的文学史写作在海外语境中所产生的影响，我不能保证夏志清就没有他的“意识形态”，所以只能说是相对独立。

我们注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曾经出现过反思文学史写作的声音，北京大学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陈思和、王晓明等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等，其本意都是在于尝试“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现当代文学史）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4]）遗憾的是，这种“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写作至今依然还是难觅踪影。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这次讨论在独立批评方面的重大意义，在笔者看来，这次讨论的出现是中国大陆自觉到独立评论的第一次尝试，这是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具体环境使然。1980年代中期，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文知识分子主体部分从既有的体制化政治中分离出来，在更加学院化、专业化、学术化、科层化的同时，成为相对于这个“体制”的多余人。其身份也相应从国家知识分子向民间知识分子、个体知识分子转化，也有的向公共知识分子靠拢。学统、道统、政统合一的格局由此被彻底颠覆。此时，一批不愿意继续把文学史写作充当“国史”写作的独立知识分子开始浮出水面，并得到学界和民间的欢迎。独立批评者的涌现有利于打破国史叙述者那种“真理在手”的妄自尊大，也有利于打破以“科学”自居的国家文学史写作单一格局。有独立批评的参照，我们很容易看到国家文学史写作为论证其历史的合法性，以貌似最客观的方式实施着极端的主观的局限；看到国家叙史者之还原历史是以不损害、不牺牲并最终以贯彻国家意志为前提和鹄的的写作本质。

独立批评的出现，为文学史写作发掘出更多的“潜在作家”提供了必要前提。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沉浸在盲目的乐观中，必须看到，由于国家权力资本的诱惑，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并未完全放弃的制约与争夺，由于学院和学术机制、教育机制的牵制，由于个人史观的疲困和胆识的缺乏，我们现在不少批评者还处于暧昧、游离、漂浮、摇摆的状态中。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批评还难以出现。

独立批评对于文学史写作的意义自不待言，其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意义更是重大。在当今文学批评界，除了那些为主流意识形态所限制无法进行真正独立批评以外，还有一些局限于小圈子利益，或者为了顾及批评对象面子问题而不能够做到批评的独立。这些关系批评、圈子批评、金钱批评导致我们现在的“赞扬家”过剩，而“批评家”太少。这和当代文学学科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很不相符。评论家贺绍俊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上谈到，当代文学学科是一个创造经典的学科，它的特殊性表现在研究者首先是鉴定者，并参与着创造经典的过程。上升到如此高度来看待当代文学批评，我们就不得不努力保持批评的纯粹和独立，清除当代文坛文学批评的偏向。目前，当代文学批评的偏向可以归结为三种：一是穿靴戴帽恣意拔高的吹捧式批评；二是借批评对象浇心中块垒的自诩式批评；三是攻其一点否定其余的酷评式批评。这三种偏向有害于读者，也有害于作家，更有害于批评本身。文学批评必须有开阔的阅读视野，有公正无私的独立批评态度，在对于作品的评说中，真正道出批评家的独到的见解，既引导读者阅读，也有助于作家在创作中不断得到提高，如此才能达到批评的公正、公允。

综上，笔者以为独立的批评是站在不官、不党、不私、不商的批评立场上的“人”的批评，那些打着批评的幌子来为主流意识形态、为小集团小圈子的利益、为了朋友私下里的友情、为了攫取商业的利润的行为，不是一个独立批评家的行为。那些挂着评论家的羊头干着结党营私狗肉的所谓批评家是可耻的，那些不言说内心的真实和不能恣意批评的评论家是可悲的。独立批评家有自己独立的批评立场，有独立的话语体系，有独立的思维和方法。这几年，在批评界出现一些敢于服从内心的需要、审美的需要而发出真声音的批评家，遗憾的是这部分批评家大多集中于高等院校，集中于学术研究范围内，从事的多是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工作（这方面的学者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名字，除上文提到的陈思和、钱理群、王晓明等，还有李新宇、谢泳等相对较年轻的研究者）。而在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方面，一时间我们还难以见到更多的敢于批评敢于言说内心真实的独立批评者。

需要指出的是，倡导独立批评并不就是要迎合近几年曾经流行开来的酷评，虽然笔者一贯态度是鼓励和允许批评的多元化、尖锐化。在缺乏批评精神的现在，在批评家们难以发出批评的时候，我们似乎应该给与酷评一席之地。但我们还是期盼那种理性批评的出现，期盼有独立立场能够发出独立声音的批评出现。我们知道，现当代文学史写作需要独立批评，当代作家作品评论更需要独立批评。

2006-8-27、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