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件]：<<大饥荒口述实录>>（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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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口述实录>>（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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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被遏制的声音

一

    一九六○年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年份，尤其对那些亲历者来说。当然，一九六○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年份，它和之前的一九五九年、之后的一九六一年紧密相连，并被官方定义成“三年自然灾害”。
    但我之所以截取一九六○年来做文章，是因为社员（现称村民）在这一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超出历史上的任何一年。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九六○年具有典型性。
    由于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限制，我不得不把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小范围内聚焦，于是，我索性把镜头投放到牛寨大队——一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事实上，我的这种就近选择并不全是出于私人感情或者说贪图行事便利，因为在目前官方公布的文献中，我们可以一眼就看出，安徽省受灾最重，如果仅从死亡率来看。安徽省的死亡率是68.48‰，高居全国首位（全国的死亡率是25.43‰），而阜阳县的死亡率更是高达118.3‰。至于牛寨大队的死亡率是多少，至今还没有人统计过，好在当年负责死亡人口统计的马春秀依然健在，且记忆力颇佳。他说：一九六○年年初，牛寨大队总人口4062，到一九六○年年底，牛寨大队还剩下3132人，死亡930人。于是，我轻而易举地计算出牛寨大队的死亡率：（930 ÷4062）×1000 ‰= 228.9‰。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牛寨大队同样具有典型性。
    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我先对牛寨大队作一个大致的交待：牛寨大队属于安徽省阜阳专区（下辖阜阳县、阜南县、临泉县、界首县、亳县、涡阳县、利辛县、蒙城县、颍上县、太和县、凤台县）阜阳县行流公社。大队设党总支，下设牛寨、马营、腰庄、大郭、冯杨五个支部。作为当时行流公社的十个大队之一，牛寨大队下辖闫小庄、徐老营、马营、牛小寨、牛寨、李大庄、齐庙、徐年庄、潘小庄、腰庄、姜湖庄、宁新庄、冯杨庄、郭小庄、任西营、杨小洼、大郭庄、孙井十八个庄。位置在现在的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境内，版图相当于现在的牛寨行政村加上冯杨行政村。

二

    早在一九五九年年底，牛寨大队就有社员因饥饿而死亡，等过完春节，也就是时间到了一九六○年，死亡人数迅速飙升。“最狠的时候一夜能抬出去六七个”。用时任大郭生产队队长潘文体的话说。
    不过，我深信，当饿殍遍野的惨象出现时，任何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管，即使它再没有良知，因为单从统治的角度来看，也需要它向社员伸出援手。
    事实上，早在一九六○年一月十八日，阜阳县人民委员会就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动群众采集家生野生植物加工淀粉的通告》（办字第0031号）：

一，立即成立采挖家生、野生植物领导机构。县、乡、社要设立指挥部，生产大队成立指挥所，生产队成立战斗专业队。明确责任，分级包干负责，作出规划全面安排，使运动迅速开展。
二， 开展大宣传，大动员，大突击，使广大群众懂得采挖家生、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的重要意义，迅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但即便如此，牛寨大队的社员仍在持续地死亡。如社员牛付田的父亲，社员牛付中的父亲。因为仅凭采挖家生、野生植物制造的淀粉已远远不能够填补社员所需粮食的巨大缺口。更何况到了后来，家生、野生植物已经濒临灭绝，“一些瓜、菜被摘，挖得绝种”。时任马营食堂的司务长马春彩如是说。
    为了活命，个别社员开始饥不择食，吃死孩子肉。如：郭小庄生产队的麻胖，孙井生产队的鹿少致。
    那么，社员的粮食都去了哪里呢？
    时任牛寨大队党总支书记的张效林给出了答案：都给上边的收走了，有多少收多少。
    不给社员留余粮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严防社员私自开伙。“你社员都开伙那食堂还怎么办下去”？张效林说。
    据了解，当时的牛寨大队共有食堂二十二个，全大队七百七十二户，四千零六十二口人全部都在食堂吃饭。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行流公社向牛寨大队派出了一个检查组。在《检查牛寨大队工作情况汇报》中，我们可以看到：

每天每人均吃到主粮6两以上，野菜2至3斤，每天两餐比较经常，均执行了一人定量，标准对人，从小孩到大人共分为5个等差，1至4岁的7成碗，5至8岁的1碗3，9至12岁的1碗半，13至16岁的2碗3，17岁以上的3碗。

    而实际上上面的这些白纸黑字跟社员的说法却大有出入。据社员闫玉生讲，那时候社员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甚至在一九六○年大年三十那天，社员几乎没有吃到东西，原因是食堂因无粮而开不了伙。
    食堂为什么都穷得揭不开锅，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让我们继续从《检查牛寨大队工作情况汇报》中寻找蛛丝马迹：

从这个队里拖（脱）产干部来说，坐不“下去”，同时还偷吃偷喝，如周大队长（周培云，时任牛寨大队大队长）在晚黑不断回去做私饭吃……又如大队张书记（张效林，时任牛寨大队党总支书记），其他的干部都下去了，他和潘书记（潘桂师，时任腰庄支部支部书记）还有一会计吃白面莫（馍，馒头）和牛肉，并且还弄的酒喝。
   
    不仅这些公社派驻的脱产干部，就是大队从社员中间选拔的非脱产干部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个队里各个支部、生产队也有个别的干部也有偷吃的现向（象），如腰庄西头干部李九青，是个事（司）务长，在17号大队给他食堂小豆30斤，总共吃了一顿（10多斤），下余的叫干部和做饭的都吃完了，其他队也有这种情况，姜湖庄、马营也有偷吃的现向（象）发生。   

    这些脱产、非脱产干部的劣行虽然不是导致粮荒的主因，但它在客观上加重了粮荒。
   

三

    一九六○年年底，随着国家开始下拨调配粮，在牛寨大队持续将近一年多的饥荒有所缓解，虽然饿死人的事件偶尔还会发生，但大多数人都不再因饥饿而毙命。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牛寨大队的食堂陆续解散，伴随着社员的重起炉灶，吃饭的问题逐步地得到好转。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
    掩人耳目的说法有两种：
一．天灾。
    真是天灾吗？事实上早有研究者通过对当年的气象资料分析，指出中国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并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也就是所谓的常年。而在我的走访中，社员也确认三年中根本没灾（至少牛寨大队是如此），尤其是一九六○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谓是不折不扣的风调雨顺。
    所以说，天灾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苏修逼债。
    “我们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这是我们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六四年说的。既然能够拿出“比这个时期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别人，这就充分说明偿还债务不是造成饥荒的真正原因。
    所以说，苏修逼债的说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费正清可谓一语中的。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我们伟大的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事实上，他也是。但我们却忽略了另外一点：他在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在缔造自己的独裁者地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才是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原动力。
    更为不幸的是，我们这位独裁者本质上又是位诗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出自他的手笔）。说的好听一点，他有一个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头脑；说的难听一点，他喜欢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扫除一切障碍坐稳江山后，这位独裁者便开始跟着感觉走，甚至是为所欲为。
    只要稍有点社会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共产主义纯粹是个乌托邦，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却一心想把它实现。并且是越快越好。于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开始迎风飘扬。
    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指标纷纷出笼，浮夸风开始盛行，
    一九五六年，苏联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国自然也跟着高兴，高兴之余，便在农业上东施效颦——大放高产卫星：虚报各种粮食的亩产量。由于国家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粮食产量高，征购指标必然就高，因此，吹牛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社员生产的粮食几乎都流入了国库。
    就在社员几近断炊的同时，受粮多假象的蒙蔽，决策者却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工作重心应当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上来，于是开始在全国大炼钢铁。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中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确立了年产1070万顿钢铁的计划。显而易见，这样宏伟的计划仅靠正规的钢铁生产企业根本无法做到，所以，一些非正规军也被卷入大炼钢铁的洪流，这其中就包括世代男耕女织的社员。
    大量的青壮劳力被抽走，农村中只剩下的少量的青壮劳力以及老弱病残。但即便如此，这些人也很难一心一意地进行生产。“到收庄稼的时候找不到劳力了。结果小麦就活活地烂在地里”。时任牛寨大队文统会计的吴元仲说。那么劳力呢？劳力都去做工去了，也就是挖沟开河，因为有人想把平原变成水乡。结果在此思路下的“改麦换稻”也以失败告终。吴元仲说：“实际上我们这地不适合栽稻，因为啥呢？它漏水，存不住水，你想稻离开水还怎么活？”   
    而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的广泛推开，各地的食堂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广大社员集体劳动，共同吃饭。但大锅饭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一张当年的大字报对此作了形象地说明：

吃饭不要钱，实际把人钳；社员劲不大，下地像拉纤；干活不干活，一天三顿饭；劳多闹吃亏，劳少也不上算；全年饭费几十万，秋后想分红难上难。继续这样办，那就太危险；大家提建议，砸掉铁饭碗。

    但就在大家试着砸铁饭碗的同时，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次具有拨正反乱性质的会议在风景秀美的庐山召开了。
    在中央委员会的分组会议上，生性耿直的彭德怀直抒胸臆：“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那么多嘛”。
    尽管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的失误：“因为在建设方面基本上不在行，我对工作计划一无所知……主要责任在我身上”。但无论如何，毛泽东都不允许自己的部下（彭德怀时任国防部长）跟自己唱反调，于是他很快就对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了手，并最终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名将其清洗。
    正如特里尔所说：假如错误的源头与他（毛泽东）相关，他就会阻塞通向真理之路。
    庐山会议之后，新一轮大建公共食堂的高潮迅速席卷全国。
   “其实一九六○年年前灾难还不算严重，还没饿死多少人，等到了年后，也就是一九六○年的正月、二月、三月那才叫严重，这三个月死的人最多。”社员闫玉生回忆说。而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在成千上万的死难者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庐山会议以后饿死的。
    一个不容我们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按照毛泽东一时兴起涂抹的蓝图前进，尽管不远处就是坟墓？
    费正清给出这样的解释：人民信任毛主席，仅这一点就立刻为乌托邦主义和幻想打开了门户，因为大部分从农民积极分子中抽调上来的党的干部，狂热地紧跟领袖前进，并带动群众一起走。这样，地方上对国家和党的当局的服从心，加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产生了群众性的歇斯底里。

四

    有段时间，我们在一些人的组织下大搞忆苦思甜活动，但我坚信，组织者绝不是仅仅停留在活动的表面：忆忆苦，思思甜。他还有更深的动机潜藏其后：苦是谁酿成的？甜又是谁挣来的？接下来你们该知道怎么做了吧？感恩进而臣服！说的再深刻一点，他是在为自己的统治寻求合理性（我之所以没说合法性是因为法是统治者自己制定的，所以他根本没有必要劳神费心地去寻求）。
    但如今，好像没有人再让我们去忆苦了（当然，思甜偶尔还是会有的），尤其是去忆一九六○年的苦，因为他们和我们心里都一本清帐，这苦是谁制造的。
    遍览一九六○年的《阜阳日报》，我居然找不到有关饥荒的只言片语，有的只是《我区（阜阳专区）各地掀起收红芋新高潮》、《全区（阜阳专区）昨天粮食入库近六千万斤》。
    我在这里绝没有指责记者失职的意思，尽管失职的记者数不胜数，要怪就怪统治者对新闻的管制，尽管表面上你看不出它对新闻有任何管制。
    转眼，五十年过去了，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些从一九六○年挣扎过来的人就要被岁月掩埋（事实上岁月已经掩埋了大部分），失去发出声音的机会。
    有鉴于此，我备上录音机，开始在牛寨大队走村串庄，一是满足这些受害者的倾诉欲望，二是还历史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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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口述实录》（跋）


    在动笔写本书之前，就体裁的处理让我颇费周折，把它弄成报告文学？在我看来，报告文学只有报告，没有文学，这样的活我是不屑于干的；把它弄成诗或者散文？由于题材自身的性质所决定，操作起来简直比登天还难；那就干脆把它弄成小说吧？但随后我就意识到，一旦把它加工成小说，这里面就不可避免地搀杂着我个人的情感倾向甚至偏见，而这又是我不愿看到的，我写本书的动机很简单，那就是通过众多不同的口，来反映一九六○年的那段历史。
    我无意写历史，尽管历史意味着纪实。
    我有意写小说，尽管小说意味着虚构。
    但我又不得不同时指出：纪实和虚构本身就是两个靠不住的概念，它们之间的界限你是没办法厘清的。更何况：
    历史貌似纪实，其实不然。
    小说貌似虚构，其实亦不然。
    结果，它就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一本不伦不类的书。
    事实上，它完全可以被当作一本汇编起来的访谈来读，但我还是要在这里郑重声明：它是小说，我说它是它就是！因为我创造了它，我就有权给它命名，尽管我这种行为看上去多少有点无理甚至专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