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弢：上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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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弢：上学记 　　

我家的祖屋位于四川邛崃（古称临邛）县城的铁屎坝。说起来这也算得上一个古迹了。临邛以盐铁著称于世，相传“铁屎”即两汉冶铁遗弃的废渣。可别小看遗留在泥土内这些小铁疙瘩，此处出产的嫩豌豆可是软绵可口，远近闻名呢。 　　好像才三岁多，家长就把我送到附近的一家私塾去“发蒙”。学习内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而对私塾先生时不时用手指敲打我的脑袋则记忆犹新。父母都是穷教书匠，终日忙于生计，干脆让我背个空书包跟着去学校，先是丢在传达室“放羊”。没想到后来弄假成真，我居然混入小学，成了一年级新生。 　　小学的音乐老师叫聂瑞奇，幽默风趣，他教我们唱针砭时弊的《古怪歌》，那歌词是：“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板凳爬上了墙，灯草砸坏了锅，灯草砸坏了锅。月亮西边出，太阳东边落啊，河里的石头滚呀滚上坡，滚上坡。”多年之后才知道他是个地下党员。 　　每日离校前有夕会。照例是教导主任训话。此乃私立学校。经费拮据，需靠“尊师米”勉强维持。教导主任王仲槐先生三令五申，反复叮咛：“回去喊家长拿米来，记倒没有？拿米来！”连五线谱也用上了：“就是拉米来，拉米来，6—3—2。”（四川话“拿”“拉”同音，无鼻音非鼻音之分）催尽管催，交不起还是交不起，似未听说因此勒令退学之事发生。夕会结束前，众顽童手舞足蹈，欢快地唱道：“明朝[读zhāo]会，好朋友，明朝会，好朋友，愿明朝起早无先后。”好一个少年不知愁滋味。 　　国民党时代也有“天天读”。上初中时，每日均有朝[读zhāo]会，众顽童齐集学校礼堂唱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音调低而平缓。复诵读总理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和尚念经，不知所云。 　　当时我们都特爱上英语课。因为每到课讲得差不多了，穿长衫的王慎言老师就袖起手来，给我们讲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印象最深的是：爱迪生发明电灯那天，全城的人跑出来看热闹，煤油大王把帽子都挤落了。我们连国际音标也没有学过，发音很不标准，甚至还带有地方方言的腔调。当时有句搞笑的顺口溜在小顽童中广为流传：“来是come去是go（[误读作guò]），你们father就是我。” 　　1950年初，邛崃解放。原本死气沉沉的县城，倏地响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样欢快活泼、节奏感强的歌曲，太有诱惑力了。那时我刚满11岁，活泼、好奇而且敏感，跟着了魔似的成天往县学联跑，扭秧歌，学唱革命歌曲，只觉得挺好玩儿的（四川话叫“好耍”）。跟姓马的解放军同志学唱“走，跟着毛泽东走，走，跟着毛泽东走……”，跟满口京腔的南下干部、姓白的女同志学唱“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跟随着毛泽东前进……”观看五十四师文工团演出的歌剧《刘胡兰》，对剧中胡兰子少小年纪投身革命羡慕不已。观看话剧《血泪仇》，又与剧中人同仇敌忾，誓报血泪深仇。 　　渐渐地，我对于所谓“革命”的向往，简直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我看到 　　西干校的男女学员三三两两、手捧野花到遇难烈士的临时坟地来祭奠，也着实羡慕。我觉得他们的装束、做派、甚至情调都很革命，很浪漫。西干校即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解放初期一批热血青年在成都经过短期培训后，即奔赴西康新解放区开展工作。不料在从成都步行前往邛崃的途中遭土匪伏击，有人员伤亡。遇难者就临时安葬在我家附近的一个空场上。 　　学联要组织大家到附近的乡场去搞宣传。我认为这是参加“革命”的大好机会，岂能错过，便跑到县委去找负责青年工作的饶同志和梁同志（均系女性）死磨硬泡，总算得到她们的首肯。我兴高采烈地回家打起背包，随队去距县城约30华里的乡镇搞宣传。局势不是很稳，夜间还能听到土匪打枪。谁知临到大家摆开阵势对老乡做宣传时，我却卡了壳：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乳臭未干，会说什么呢？尽管如此，我仍然为能“投身革命”而感到兴奋和自豪。多年之后返乡探亲，有人提起这段经历，称我是“老革命”，我唯有苦笑。 　　1951年年初，县城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52年我初中毕业，又离开县城去省城读书，远离斗争的漩涡。加之功课压力大，暂时没有机会为革命冲锋陷阵，这才消停了一段时间。 　　高中三年，成绩平平。1954年秋季侥幸考入名校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千千万万热血青年无比向往之革命圣地接受高等教育，且一切免费，衣食无忧，自然是如登天堂，幸福无比。入学当天，校车把我们从前门车站送入位于和平门外南新华街的师大校园，扑面而来的是一条“欢迎你，新同学！”的红底白字大标语。从此开始了幸福的大学生活。当时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从俄语字母开始学起。仗着自己年纪轻，记忆力好，总算闯过了俄语学习的第一关。后来则渐入佳境。终日手不释卷，如醉如痴。甚至走在大街上，手里也拿着一本原文小说，口中念念有词地默诵书中的语句。 　　1955年夏天，校方突然宣布学生一律不放假，留在学校搞肃反。本来，经过1950—1953年全国范围内的剿匪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反革命势力已经受到沉重打击。领袖却危言耸听地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仅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这就是肃反运动即肃清反革命运动的由来。 　　当时我们都是一帮年幼无知的娃娃，入学时又曾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怎么会有漏网之鱼呢？偏偏我们这个小班就挖出一个来。许君是部队转业来上大学的，年龄偏大，平日表现与大家并无不同，将他定为肃反对象，是因为“历史可疑”。他本是孤儿，为生活所迫，进了国民党青年军的军校，后因思想进步，于解放前夕投奔解放军。现在怀疑他是打进来的特务，却又无任何真凭实据。唯一的材料是他在国民党军校时的私人日记。只有进行轮番批斗。当时我正在申请入团，运动自然是对我的考验。于是，我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对许君的斗争和监视、盯梢（以防他有别的活动或者自杀）。会上发言力求尖锐有力，内心里尽量把他当成敌人来恨。我当时很希望他最终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也不枉斗争一场。冷静下来时，却免不了担心：会不会白斗一场啊？万一他不是反革命呢？ 　　1956年我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团总支干事。年初，我有幸作为俄语系的学生代表到新落成的新侨饭店参加新年茶话会。茶话会在大厅里举行。与会者围桌而坐，桌上摆着茶水、花生和橘子。北京市市长彭真、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等人和我们这些年轻娃娃欢聚一堂，殷切期待和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与中央首长接触。当时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彭真满面红光，气色很好。他笑容可掬地同大家亲切交谈，一起观看节目，记得当时还很年轻的于是之也作了 　　即兴表演。杨述来到我们这一桌，我们向他请教如何争取三好等问题。 　　1957年，在桃红柳绿、草长莺飞的浓浓春意里，我来到距新华门咫尺之遥的一所中学实习。我面对的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年龄与我相仿，有的个头比我还高，见了我一律九十度鞠躬：“先生！”弄得我怪不好意思。北京毕竟是名人荟萃之地，就这一个班的学生里，便有京剧演员李少春的女儿，话剧演员于是之的弟弟。我同学生的关系不错，毕竟是同龄人，大家一起开会，一起出游，还一起到天安门踢球。临别前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实习结束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年5月，最高领袖一声号令，全国上下开展了整风运动。上面反复动员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给党提意见。师大校园里开始出现大字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我早已深信不疑。想不到竟有这么多阴暗面！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党整风。因平时一心念书，孤陋寡闻，正愁提不出什么意见来呢，这时我班许君出来鸣冤叫屈了。原来他的历史问题有了结论：政治态度属中间偏左，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他本人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言词激烈，表示自己对此事的愤怒和抗议。作为一个曾积极参与其事、说得难听点是充当“打手”的我，感到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很为他抱不平。正是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肃反的若干副作用，如伤害被斗者的感情、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造成新的隔阂等。一时冲动之下，便写了题为《肃反“收获”剖析》的大字报，结尾的一句话是：“可见，肃反运动的最大‘收获’是：后患无穷。”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自此形势急转直下。6月19 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通篇的调子和我们二三月份所听到的关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传达的精神相去甚远。从虚怀若谷、广开言路到舆论一律、实施反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中正式提出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那第三条是，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于是，凡在肃反中无辜受害并甄别平反、整风鸣放时又出来鸣冤叫屈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反右斗争中以“攻击肃反罪”划为右派分子。许君自然难逃厄运。那些在整风鸣放期间为肃反中无辜受害者鸣不平的人，也以“攻击肃反罪”划为右派分子。我就不幸地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1958年元月底，召开了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斗争大会。几位同学作了“愤怒声讨”的发言，与会者又喊了几句“坚决打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类的口号，便草草收场。从这一刻起，人人都和我“划清界限”。平日相濡以沫，情同手足，如今则形同陌路，敬而远之。 　　这年的春节，寒风凛冽，校园里冷冷清清，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楼前席棚上，赫然贴着我的“罪状”，红底黑字，标题为《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我独自一人，枯坐在教室里，咀嚼着“入另册”的滋味。当时尚未意识到，此生已注定充当俎上肉，任人宰割。 　　1958年是个狂热的年代。各行各业都在搞大跃进。师大校园里，“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教授和专家！”之类的口号不绝于耳。所谓的教育革命正如火如荼。 　　大轰大嗡之中，已到了8月份，临近毕业分配。以我当时的身份，能分到外地干个普通工作就谢天谢地了。果不其然，我的最后去向是边远地区——宁夏。于是我孤身一人，灰溜溜地乘坐校车离开师大前往前门车站，登上西去的列车，奔赴千里之外的塞上古城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