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质：以退为进，不断扩展我们生活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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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质：以退为进，不断扩展我们生活的边界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生命化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草根”便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最主要的精神和行动方式。从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地提出要有一种民间的、草根的情怀，用一种田野行动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力，来改变我们在教育活动中创造的可能性。我们关注的首先不是“坐而论道”，也不是在几乎难有作为的巨大教育困境中的消极退隐。 　　今天，我们所有的学校都有“课题”，几乎每一个老师都在参与课题，且这些课题——无论大小——大都是经过政府或者学术机构认证过的。但我们做生命化教育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向任何机构申请课题，我们也不期许得到任何一个机构资金的支持。我们做了十多年的研究，从来没有申报过任何一个评奖的项目，我们也不期许得到任何官方或者某一些所谓学术机构的评价。我们就是做自己的。我们就是为改变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改变自己的教育生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行动。可以说，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比较有生命感、喜感、甚至还有点“性感”的教育研究与行动方式。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和哈维尔相通的“存在的革命”。 　　从我十多年来出版的书的书名也可以看出我这十多年的行走轨迹。我的第一本教育随笔是1997年开始动笔写的，2000年写完，2001年出版，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的。当时，出版社很害怕这本书被人发现，几乎没做什么宣传，因为里面充满了那种绝望，这本书名叫《唇舌的授权》，就是“自我授权”的“授权”。我1999年的时候曾经口述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教育写作的自我授权》，即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教育，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口去书写、讲述教育。如果从中国教育写作的发展形态来看，可能我的这种写作方式、写作立场对不少老师有过触动。 　　写《唇舌的授权》时，我对中国教育有一种切肤之痛，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刚上小学，我有了真正的观察小学和小学老师的机会，今天许丽芬所讲的，昨天梁卫星所描述的，我在学校都看到了。我当时感觉非常恐怖。我心里想，我把孩子交给你了，你将会对我的孩子怎么样啊？想想就不安。 　　《唇舌授权》是流着眼泪写出来的，它是不连贯的，开合自由的，我称之为个人的教育史。我开篇就写到：“1997年的一个夜晚，我决定要写一本书，这本书是正在进行中的个人的教育史。”它有几个视角：一是写我的孩子生活与成长，同时我也在思考，是谁把我自己教育成这个样子，也就是同时在回顾我自己个人的成长史，我的成长史跟我孩子正在受的教育，交汇起来，就是中国教育的现实。这是一本捂着一团火的书。 　　我一直在想，就我自己而言，我内心是否真正渴望、也一直就相信这世界会变得更好？比如说，最近，在网络上大家都在围观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到底有多少只表，他的眼镜值多少钱，他的西装值多少钱。网民们为所有新的发现欢呼。这个围观是有力量的，但是在围观的背后，我们的心态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是不是因为发现坏人更坏而感到很欣慰？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坏人押上最后的审判台才能感到快乐？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真的是在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我们真的就没有罪吗？ 　　2002年的一天，我们在一个小镇的一个朋友家里，决定成立一个生命化教育研究小组，——钱理群老师给我们的书写的序中也提到了，这些老师基本是农家子弟——由此，我们开始了对生命化教育在学校的探索。我们探索出的最重要一种方法就是“去改变”。我信从契诃夫说的一句话，“我们要一点一滴地挤掉我们身上的奴性”，其实挤掉奴性的同时还要挤掉我们身上的戾气，挤掉我们身上的粗鲁、野蛮和血腥气。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被教育成为比较嗜血的动物，所以我们甚至经常会希望这个社会更坏，希望坏人更坏，然后，他得到最终的惩罚。 　　但是，做教育，当我们面对着远比我们纯洁的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要一点一滴地去除掉我们身上这些可怕的东西。——就像许丽芬说的，我是见证了她这么多年来怎么自我挣扎出来，一步一步使自己更为明朗、更为慈祥、更为安静。就像我做了若干年生命化教育研究之后，有一次碰到一个朋友，他说，“看了你就知道你家里有个女儿！”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长了一张生有女儿的脸”。当然，他不是说我长这样就应该生女儿，而是我因为有女儿，所以才有了这样一张脸。我有一本书就叫《我们这一代教师的精神面相》，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应该看看镜子，看看我们是不是变得更温和、更慈祥，我们的脸上是不是有更多的书卷气，我们是不是更像父亲、更像母亲、更像兄长。有一些老师喜欢称我为“表”哥，就是经常表扬、鼓励他们的大哥。后来，我们生命化教育研究把“表”哥变成一种理念，校长要当老师的“表”哥，老师要当孩子的“表”哥。 　　但是，我发现，在中国具体的教育实践过程中，任何改变都是非常艰难的，所以，2007年我又出了一本书，——这本书被钱老师多次肯定过，书名叫《教育是慢的艺术》。我在思考教育的时候，开始有了“三退”的理解，“三退”不是某个团体的“三退”，而是我自己的“三退”，即：一，退到家庭，我已经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父母改变 孩子改变》，一本是《孩子是父母最大的事业》，我认为从家庭“存在的革命”开始，也许我们的孩子能够进入更明朗的未来。二、退到个人，也就是退到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个人，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我提出“个人大于学校，个人大于教育”，个人更有力量，个人更有可能变的好，个人更有可能推动教育。三、退到生活，我一直强调，我们这样的研究或行动方式不以成功为自己的目标，研究方式就是我们生活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断扩展我们生活的边界。 　　今天早上，我还跟钱理群老师说，我们组织的活动，都尽可能不设主席台，开幕式的时候就让孩子先来唱歌，或者拉小提琴，一般都没有领导致词，非要致词的话，我们规定，只给领导3~5分钟的讲话时间。开幕式上，不能让领导占据整个舞台，而应该让孩子占据着舞台。我们一定会在活动中穿插诗歌朗诵，如果活动时间长一点，我们还会另外安排一个晚上的教育叙事作品朗诵。 　　我在福州一群朋友，一些是教师，还有一些是其他领域的，我们经常聚在一块，做诗歌活动。前不久的“七夕”，我们就在鼓山上做过一场小型的诗歌朗诵会，中秋节我们一般也有诗歌朗诵。我们还有个更夸张的事情——跨年诗歌朗诵，也就是，从12月31日中午12点开始，不间断地诗歌朗诵到元旦中午12点。我们已经在福州做了一次，在哈尔滨做了一次，有朋友问我今年在哪里？今年可能会在苏州第十中学，因为那里的校长也是一个诗人，学校里还有很多爱好诗歌的老师。 　　我们需要不断地在“三退”中扩大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使我们的教养、学识、对艺术的理解不断丰富起来，这也是以退为进。我从研究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退到研究中学，退到小学，退到家庭，现在我最关注的是儿童教育。我觉得中国应该建立真正的儿童学、儿童教育学。同时，我还想到今天教育的变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重心不应该放在对改革的呼唤上，更不应该放在因为改革的不可能而产生的沮丧和绝望上，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超越能力的正能量，我们应该以教育成其可能的立场去看教育，应该以教育如何被创造的样子去思考教育。人具有形成教育的能力，所谓的教育其实就是我们所创造的东西。除了我们共同面对的限制外，什么样的人就会带来什么样的世界。 　　我最后再说一点，我们以“1+1教育网”（www.edu11.net）为聚集的阵地和平台，它本身是开放的，是志愿者的，是进退自由的。在1+1教育网上，聚集了很多可能从未谋面，但可以相互温暖的朋友，他们通过网络的交际，把美好带给了更多的人。这个网站现在有四万多注册用户，粘连度非常高。这些年来，生命化教育团队成员不断推出个人专著，我有两个目标，一个是，通过我的手能为100位老师出书，另一个是，我希望自己能叫出全国各地2000位教师的名字。从去年开始，我发现后一个目标已经很难实现了，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记忆正在衰退。但是，我依旧会继续努力，慢慢地做，慢慢地活着，活得越久越好，我活得久不是为了让别人难受，而是让别人觉得，这个人比较美好，这个人比较可爱！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