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筹：中国古典文明的一个根本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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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筹：中国古典文明的一个根本问题所在

中国人的重要信仰在于家庭。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本位，西方文化则以个人为本位。 　　孔子的“仁”，源于家庭。当然不错，在家庭里而言。“孝悌，仁之本也。”爱之极就是亲人之爱，父母对于子女之爱，是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的，这是爱的顶点；最极致的男女情爱也是如此；爱的极致就是可以用生命去换对方的生命。这种亲亲之爱是人的本能，是不需要证明何以这样的。 　　但是孔子和儒家还要把“仁”推广到社会上，推广到政治里。这是儒家的一个根本特点。“父母官”和“天下一家”、“仁政”、“家天下”都是要把政治和国家变成家庭。但这也许就是儒家的大错所在。因为这是把个人（信仰）领域的价值观强加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去，要知道这三个领域是当各有其价值去支配的。 　　人类社会的内在组成必有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不同级别的社会组织，想把这些内在系统都打通，以“仁”贯通，这是一种理想。在人类可以想见的社会未来里，是注定实现不了的。现实的与合理的追求是对于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应该各自恪守其规则、价值：个人追求信仰；家庭追求伦理；社会追求道德；国家追求法律。而不是以“仁”贯通这三者全部。仁（至善）只是在于家庭之中，不仅仅，也在于个人的信仰中。 　　这种贯通近乎一种信仰，似乎宗教的天国。这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信仰是什么？信仰只该停留于个人的心中，是至高，而不该变成规则，如道德，如法律那样去要求人，必让人人遵守。信仰只管束自己，是发自内心，没有外力胁迫；是自我的事，不该被任何外力胁迫。而道德和法律是外力，都可以也必然管束、要求自我。 　　仁是一种信仰，因为它也是至善之意，不该把它强硬去贯彻到道德和法律中。 　　人有善端，但人不能全是善心，无旁心；人可以善，但不是至善（极端的善，如父母对子女，甚至可以换命）。这种至善的追求是抑郁人欲（人欲是外求的，是自由的出发点）的，造成人的弱化和软化，中国人的文弱是这种文化造成的。人欲的衰落，而不是强劲，是个性的软弱。 　　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必有下述几个小的结构来组成：家庭、社会、国家。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社会总要存在的，也许国家终究会消亡，如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但看来还很遥远；而家庭是更难消亡的，虽然曾经的“共产主义”对家庭大力破坏。 　　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没有宗教（佛教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所谓宗教当然讲教义，还有现世的拯救和来世的出路。中国文化不讲来世，注重今世；也没有如西方基督教那样信一个神，唯一的，上帝。不求天上的上帝，不求来世的出路，就注重今生今世了，今生今世的核心是家庭（团体主义）。家庭必言子女。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传下去）和扩展（更大了），这是对死的抗拒，颇有效的。所有宗教都是建立在死亡基础上的，或是对死亡的面对，为面对死亡而发生的。宗教信仰不是建立在死亡的基础上的吗？中国文化以家庭来抗对死亡。父母因为有子女，更多的子女，而减轻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子女，父母虽死，他的生命似乎传下去了。 　　中国人的信仰还包括中国本身，她的历史和文明；这是中国人祖先崇拜（信仰）的一种总括。 　　总结上述：中国古典文明的一个根本问题及其改造 　　在中国古典文明中，家庭、社会和国家三者不分，混同一体；本只归于个人信仰、归限于家庭中的“仁”被追求、贯穿于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之中。这也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模式，其灾难性？应各就其位：家庭仁爱、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仁爱，这种极致的“至善”只在于家庭，在于个人信仰中，不可去于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中。（社会道德只该要求人有一般的善意，而不是要“至善”。） 　　改造儒家——仁爱只归在于个人信仰中。信仰--仁爱--只在于个人内心和家庭中，不该用信仰的高标准强加于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否则社会和国家会如何？信仰的价值观似乎都高于道德和法律，法律和道德都不能干涉信仰；但信仰是理想化的、崇高的标准，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要求道德和法律（的人），世俗的就该世俗，否则社会扭曲和虚伪，中世纪基督教对世俗的强加造成了怎样的结果？人不能都是圣人、雷锋，对有人欲的一般的人要求太高了；这也是儒家理想加于中国社会的错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