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峰：中国文化思潮的百年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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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峰：中国文化思潮的百年嬗变

百年来的中国，时时刻刻处于中西交汇、新旧冲突之中，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图景浓缩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之中，对百年来的社会思想造成颠覆性猛烈冲击，持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 　　中西之争、古今之争 　　作为有着5000多年历史、地域辽阔的古国，中国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以先秦的诸子百家学术为源头，其间不断融合了各历史时期、中华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以儒、道、佛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 　　由于1840年、1860年连败于来自欧洲的入侵者英军、英法联军，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再败于同属于东方的日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积极地为中国寻找富国强兵出路的同时，一部分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 　　一种意见是晚清张之洞为代表的著名的“中体西用”，即在保留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技术，这被证明走不通；而另外一种激进的思想则是全盘西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甚至是吃人的、是落后的，应该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来改造中国文化。 　　1919年前后，《新青年》以共同的理想和志趣聚拢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等一大批文化新锐，他们向社会大众宣扬一种“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的新文化，希望唤起沉睡的人们，去打破沉闷黑暗的“铁屋子”。文化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从来没有像这时发挥得这么充分。 　　新文化运动，如其旗号所示，是以传播新文化为志业的。但这些以“新”为标识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元素上又深深烙着一个“西”字。实际上，在民国初年的“趋新尊西”人士看来，“新”与“西”之间并没有太实质的文化区别。他们认为：“所谓新者无他，则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这无异于认为人类文化发展是一元的。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谓文明国家的互相厮杀，使一些欧洲学者、也包括一些中国学者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感到失望，转而到东方文化里寻找人类问题解决方案。 　　于是关于东西方文化论战在20年代又演变成了“科玄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是东方文化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是西方文化派。 　　20世纪30年代，玄学派主将、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张君劢再次揭起民族文化的大旗，与当时的学界名宿联名发表文章提出对中国固有文化应“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一时间，建设本位文化的呼声占据了思想舆论主流。后来被视为“全盘西化论”代表人物的陈序经和胡适则分别撰文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无非是中体西用的翻版而已，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仍在西化。于是，一场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论争由此展开，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又一次文化讨论热潮。 　　时光转入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贺麟等汇通中西文化大师在艰苦的物质环境中认真思考着民族文化的前途，运用西方理论武器整理中国固有文化，把中国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同样是在20世纪40年代，远在“中国西北角”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按照自己意识形态的学理逻辑思考着同样的文化命题。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表明了共产党人的文化立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既要吸取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又要吸取外国的进步文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大举除旧布新，知识分子被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各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体无完肤的批判。随着意识形态一律局面的达成，争论多年的“古今中西”的文化难题似乎以一种非文化的方式宣告终结。但没过多久，一场以“文化”为名的所谓“革命”狂飙而来，家长制、血统论、山呼万岁等早已在辛亥时期就已经被人们唾弃的专制主义文化，穿上时兴的“革命”外衣，再次粉墨登场，反过头来“革”现代文明的“命”，带来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正因为如此，“拨乱反正”后的人们深刻认识到启蒙并未完成，新文化运动诸贤们面临的难题依然拷问着当下的思考者，中国走向现代所面临的文化难题还需重新求解。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在中西文化之争过程中，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与此同时，作为西方文化思潮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红色文化”，并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中国人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但马克思主义真正传入中国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是作为救国的思想武器引进的，并一度空前兴盛起来。1927—1937年的10年，被史学家称为“红色的30年代”。而上海与延安，则是红色文化的两大发源地。 　　随着1930年3月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红色文化悄然兴起于上海。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化艺术领域都有倾向左翼的青年人，音乐、电影、教育、新闻等也都存在过一些左翼的小组。同时，各种红色作品也大量涌现。 　　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运动时期，江西等地的革命根据地中一派俄国风情。留苏学生对苏俄照猫画虎、亦步亦趋，使红色文化以一种滑稽的形式在苏区铺天盖地存在着。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则痛定思痛，从中国古文献中独具匠心地拈出“实事求是”四字，向全党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民族形式、科学内容、为大众服务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青年人心目中的圣地，上海等地的左翼青年汹涌奔赴西北。据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统计，仅1938年就有1万余人从这里获准去延安。他们的到来，壮大了“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也加速了上海和延安的红色文化的合流。 　　新中国成立之后，延安知识分子们成为全国宣传文教领域的领导者，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向红色文化自觉“投降”。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先生生前曾回忆过这一段心路历程：当时，知识分子认识到过去的一套没用了。“我们是文化投降的，我们代表这个知识分子阶层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意识，也是真心诚意的。” 　　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直至进入新世纪，政治舞台风云变幻，红色文化潮起潮落，从90年代的毛泽东热，到今天的“唱红歌”，但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显然，在百年的文化嬗变中，红色文化已演变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而且是一种最具活力和大众性的传统，融入当代中国人潜意识深处。 　　文化日渐走向多元 　　辛亥革命不仅是把满洲统治者赶下龙庭、在政治上终结了延续千年的皇权统治，而且在文化上颠覆了皇权的基础，把人们的思想从帝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与文化嬗变相表里的，是自由精神的大解放。辛亥革命，唤起了作为个体的中国公民和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普遍意识觉醒。从此，各种主义、各种思潮都有机会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供国人思考和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原有状态被打破，开放、多元化成为这30多年来文化格局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门打开，“萨特热”、“弗洛伊德现象”、“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尼采现象”、“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纷纷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讨论最热烈的问题。 　　进入80年代，港台流行歌曲和港台言情、武侠小说一起进入内地，在大众层面产生了巨大影响。邓丽君的歌声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台湾的校园民谣、香港的四大天王，都成了通俗文化的热点。 　　进入90年代，人们被新一轮改革大潮及取得的成就所鼓舞，因而再一次把关注的视线从乌托邦式的政治梦幻转向了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于是，知识分子所关注的文化哲学思潮逐渐远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管理、公共关系、外贸商务。但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潮也开始在中国弥漫。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更多地参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后，中国与西方利益发生了越来越直接的冲突，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再次对西方大失所望。于是，民族主义感情开始升腾，国家利益、民族共同体的命运成为人们关注的目标。这种民族主义思潮，主流是爱国主义，与狭隘的西方所谓的“民族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 　　伴随民族主义感情升腾的是“国学热”的兴起。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以后，“经商热”一下就吹遍了全国，就是思想文化领域也不例外。但是，人们很快发现，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准普遍出现了滑坡的局面，甚至还滑得非常严重。因此，社会上很快就出现了“寻找道德”的思潮或“国学热”，大家希望从中国人自己的国学中去寻找解决市场经济下道德滑坡的良方。北大一批老教授，如张岱年和季羡林，他们觉得光靠马列主义教育学生是不行的，应该与国学结合起来。到2003年，中国已经有500万个家庭在提倡少儿读经，有50个大城市在进行少儿读经的经验交流。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国学院。 　　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文化的飞速发展，使得大众文化特别是老百姓消费的文化，为普通群众所钟爱的文化，不符合高雅的价值评判标准，是一种俗文化。近年来，“超女”、街舞、网络歌曲、DV短片等在社会上占有很大的市场。虽然大众文化对丰富国人文化生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导致整个社会底蕴较单薄，内涵不够丰富。 　　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将更加明显，文艺形式也将更加丰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文化变迁表明，只要保持开放的心理，中国文化就能迎来更光明的未来。        原文发于2011年第10期《今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