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聲：中国文化缘何与现代科学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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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聲：中国文化缘何与现代科学无缘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为什么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无缘，这个问题在学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悬案，笔者不揣冒昧，想对此谈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我以为，根本原因恐怕要到哲学中的认识论上去找。说得明白点，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知识分子在认识世界的路径上有着本质的历史差距。 　　我们知道，所谓自然科学，就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真理的把握。那么，人类怎样认识客观世界的真理呢？我认为，这种认识过程的第一步，就是人能够清醒地把人的主体和自然客体完全分开进行思考，就是说，我是我，自然界是自然界，人类尽管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自然和自然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人事是人事，物事是物事，人类社会中的事和自然界内部发生的事完全是两回事，不相干的。比如一颗流星从天上陨落，那是流星和自然界自己的事情，和人事无关。如果你认为天上陨落一颗星，地上就要死一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就是天上那颗星的化身，那么，你又如何去认识宇宙和星球的运行规律呢？可见，人类掌握自然科学必须跨过的第一道坎，就是把人事和物事完全分开，如果这道坎跨不过去，你就永远无法进入到自然界的内部整体性地掌握它的规律和真理，或者只能掌握它的皮毛、表象和部分浅表的知识。 　　我以为，中国文化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但为什么和现代科学无缘，其根本原因，就是就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而言，在数千年的中国专制统治时期，始终没有跨过在认识过程中将人事和物事分开的坎。而西方知识分子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能够漂亮地跨过这道坎了。 　　比如，中国古代的“天学”不仅“发达”，而且被皇帝所垄断。朝廷有专门的官员观察天象，国家也有专门的“观天台”，即天文台。所谓天学当然是天文学，中国天学的发展固然积累了不少天文知识和历法知识，但由于中国的皇帝是“君权天授”，他对天下的统治是奉天意而为，皇帝本身又是天的儿子，所以天文现象从来都是和皇朝的命运社会的盛衰搅在一起的。因此每逢改朝换代之际，都被认为必有天命的转移，而天命又是由天象来显示的，天象由天文学家来阐释，而天文学家又是朝廷的官员，他必须向皇帝负责。试想，一个事事处处都要如履薄冰地把各种天象和宫廷内外的人事搅在一起的天文学家，还能进行真正科学的天文学研究吗？他还能像哥白尼那样发现太阳系的运行规律，创造“日心说”吗？ 　　这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几乎垄断着中国皇权时代知识分子全部精神生活空间的儒家哲学，其核心内容就是把人事和物事搅和在一起。在孔子看来，支配着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基本法则和最高主宰，是共同的，即只有一个，而不是两回事。这个法则和主宰就是所谓“天”或“天道”。人是自然发展的最高产物，人是万物之灵。对于这一点，孔子恐怕是最早的发现者之一。然而孔子的荒谬就在于：支配着自然界万事万物生生灭灭的那个神秘意志和最高主宰，同时也在支配着人类社会。那么，“天”或“天道”在人类社会发展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法则秩序、所体现出来的意志和价值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孔子哲学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在孔子看来，西周礼乐制度所代表的社会政治组织、宗法等级关系和伦理道德信条，无疑是“天”的意志和价值在人类社会中最完美的呈现，是“天道”支配人类社会运行变化的必然结果，是“天”在人类社会中所维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和法则。既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如此紧密的对应和感应关系，既然物事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孔子那里如此“拎不清”，那么至少用儒家哲学作为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武器，只能是南辕北辙了。可怕的是，正因为儒家学说中的“天”和“天道”和中国皇权社会的“君权天授”一拍即合，儒学才得以被奉为国家学说，而偏偏中国皇权时代的知识分子整体上是被朝廷“雇佣”的，他们和皇权之间只存在主子和奴才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敢不信奉儒学吗？他们敢向儒学挑战、并创立一种对立的哲学吗？这就造就了一个恶果，即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原则和认知方式始终跨不过将人事和物事彻底分开这个坎，并延续了两千多年，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两千多年来一直无法冲破既定的思想框架，从而和现代自然科学、现代社会科学的创造无缘。 　　而古希腊则不同。正因为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赋予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权利，使他们在探索自然界时能把人事和物事清醒地分开。如公元前六世纪，东方伊奥尼亚地方的一些哲学家开始提出世界的本原问题，他们反对过去流传的种种神话创世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如水、气、火等，他们最早用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的生成等等。可以这样说，古希腊时代原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所提供的认识方法，是人类千年以后向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探索、进军的密钥。